程恩富：学习和贯彻新常态下的五大发展理念——解读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

今天我们来学习新常态下的“五大发展理念”和举措，也对政府工作报告作一个解读。

五大发展理念是整个政府工作报告的精髓和核心部分。所以，今天我将从五个方面进行解读，看一下政府报告是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的。

一、创新发展

在党中央文件里，创新是广义的，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但重点还是科技创新。也就是说，广义上的创新包括的内容比较宽泛，涉及各个领域。而当我们说“创意驱动”等内容的时候，实际上讲的就是狭义的创新，就是指科技创新。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15年科技创新领域一批创新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例如，第三代核电技术取得了重大进展。有核电方面的专家认为，在核电方面，尽管我们还没有完全掌握最核心的技术，但通过跟别的国家合作，我们的核电生产能力是非常强的。此外，还有国产C919大型客机总装下线，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些都是2015年的重要成就。在整个“十二五”时期，成果更加多了，量子通信、中微子振荡、铁基高温超导等基础研究取得了一批原创性成果，载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探测等项目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习总书记讲过，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十三五”规划强调，要进一步强化创新引领作用，要“启动一批新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建设一批高水平的国家科学中心和技术创新中心，培育壮大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具体就是强调要由制造强国变成一个质量强国。所以，“十三五”规划明确指出，到2020年，力争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战略前沿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要达到2.5%（现在大概是2.1%），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整体来说，要进入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行列。纲要非常强调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以人才发展为支撑，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在经济学上，有“后发优势”这个说法，也就是原来经济、科技、物质基础相对落后的国家，如果发展战略比较正确，就可以实现一种跨越式的发展、追赶式的发展，这个就叫发挥“后发优势”。“后发优势”往往又是和西方利益、比较优势的理论相联系的，就是指发展中国家应该发挥自己的一种资源禀赋、劳动力的优势。发达国家它是有先发优势的。我们当然并没有抛弃后发优势，只是说我们不能满足于一种静态的、永恒的所谓“比较优势”，而且多数还属于“后发优势”。但是在少数关键领域，在具有战略性的高新技术领域，我们必须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某些在教育、科技方面比较发达的地区应该有这样一个意识，要寻找一两个这样的技术和产品，从而可以在全中国，甚至在世界范围内占有相当大的市场。例如华为、高铁的发展都是带有先发优势的、跨越式的引领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有一种观点极为流行，就是认为发展中国家就是要以市场去换技术。但是，十六大强调自主创新，十八大以后，习总书记关于自主创新、创新驱动也有过一系列的讲话。习总书记直接批评过去的一种观点，叫“造不如买、买不如租”。习近平同志说要把这个观点颠倒过来，并强调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这个可以说是目前的一个总的指导思想。

我们知道，高铁就是自主创新的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是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发展战略。但是我们的轿车行业却并不是这样。我们的三大汽车集团分别和不同国家的跨国公司合作，但最后我们却没有一种拥有世界技术、属于世界名牌的轿车。所以轿车工业发展，可以说是有很多教训的。

除了轿车，我国的大飞机制造也走过一段弯路。上世纪80年代左右，我国的“运十”飞机就已经多次飞到西藏，但是后来麦道提出要和中国合作，这样我们的大飞机制造就停了下来，直到前几年，我们才又开始了自己的商用大飞机生产。所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一些值得吸取的教训。

“十二五”期间，我们在科技领域取得了很多成绩，“十三五”期间，我们将更加强调自主创新，强调自主知识产权。不仅要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只是基础，自主知识产权的创造才是目的。在落实“十三五”规划期间，各个省市、各个部门在工作中都要尤其重视。

        二、协调发展

针对国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不协调”，《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协调，既是五大发展新理念之一，又是我们今后要采取和落实的重要举措。

协调，主要是协调关系。那么要协调哪些重大关系呢？通过梳理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我们在这里罗列出11个重大关系：一是协调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二是协调速度和效益的关系，三是协调区域之间发展的关系，四是协调城乡之间的关系，五是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六是协调公有和私有发展的关系，七是协调先富和共富的关系，八是协调物质和精神发展的关系，九是协调制度和技术的关系，十是协调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十一是协调对内和对外发展的关系。国民经济中的关系非常多，我选择几个关系进行说明。

1．协调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协调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关键是要坚持经济发展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如教育、就业、收入、社保、住房、医疗卫生、食品安全等问题，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更实在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15年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4%，快于经济增速。去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增长8.5%，新增4万多亿元。又解决6434万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扶贫攻坚力度加大，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442万人”，“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基本建成772万套，棚户区住房改造开工601万套，农村危房改造432万户，一大批住房困难家庭圆了安居梦”，“提高低保、优抚、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等标准”，“加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等等。所以，2015年的成绩是显著的。

“十二五”时期，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报告指出，居民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城乡收入差距也有所缩小。在城镇就业、农村贫困人口减少方面，在社会发展成就方面，特别是在教育、医疗、保险、养老等方面，都有重要发展。同时，文化软实力也有显著进步。在我这样专门研究社会问题的学者来看，政府工作报告说得还是非常实在的，也是实事求是的。

那么，“十三五”时期该怎么做？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要坚持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补齐基本民生保障的短板，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尤其是最近五年，要精准扶贫，要突出扶贫，不能让任何人掉队。在教育方面，强调义务教育趋向于标准化，普及高中阶段的教育，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0.23年提高到10.8年。

在本次政协会议上，莫言同志提出，中小学的教育可以从12年缩短为10年。这个建议在两会上，包括在社会上，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讨论也比较多。因为在改革初期，我国曾实行过学制较短的中小学教育，后来考虑到延长就业、缓解失业问题等，就将当时中小学的教育有所延长。事实上，我个人研究认为，延长学制对于缓解就业压力并没有太大的作用。也许从短期来看是有作用的，但是从长期来看，作用不是很大。那么现在，到底要不要缩短教育年限？我认为应该做以下几个方面的思考：第一，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教育年限到底是长了还是短了？第二，曾经有一段时间，一些地区实行的不是12年制的教育，而是11年或更短一点年限的教育，那么，他们的教育效果如何？学生进入大学后在层次上有重大的差别吗？这些问题都需要经过精心调研。比如，将10年的、11年的、12年的三个方案进行比较，包括利弊分析、国内外对比等，通过实践的总结，找到一个最佳方案。这个问题是两会中讨论比较多的突出问题，并且不只是在大会上，在小会上或者会后，议论得也非常多。

报告也指出，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中等收入人口比重”。在“十三五”规划里，住房方面也有明确的指标，在健康中国建设方面明确提出，人均预期寿命提高1岁。俄罗斯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结果人均寿命在改革的前8年就平均下降了2岁，所以寿命也是民生的一个重要指标。中国人均GDP没有像发达国家那么高，但是我们的人均预期寿命在发展中国家里面是名列前茅的。有一个说法叫“未富先老”，这实际上是一个好现象。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人均GDP是8000美元，还不算很高，但我们的寿命已经相对比较高。与印度来相比，他是“未富未老”，就是人均GDP比我们少很多，人均寿命也比我们短很多。

因为寿命延长了，我们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发达国家都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社会的关键是要保障好老年人的生活，如果有可能，还要发挥他们的余热。所以，总体上来说不是一件坏事。印度人很多，但是印度年轻人失业很普遍，犯罪率极高。一些国内外的舆论认为，印度年轻人多，就是经济发展的优势。事实上，印度人口很多，若干年后，总人口还可能会超过中国。这恰恰是他的劣势。因为人口太多，肯定会对教育、人才的培养、科研的投入、环境的治理等产生不利影响。所以，对于“人口红利”这个西方概念，我们要作出中国式的解读。

在民生方面，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施公民道德建设、中华文化传承等工程。总的来说，就像政府工作报告里说的，“我们既要让人民的物质生活更殷实，又要让人民的精神生活更丰富。”我认为还要加上“更健康”。

我们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生态环境的需要。其实，对生态环境的需要，也可以包括在物质生活里面，但把它突出来则更具有意义。

2、协调增长速度与提质增效的关系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7.7万亿元，增长6.9%，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上升到50.5%，首次占据‘半壁江山’。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4%。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快于一般工业。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5.6%。”这是2015年的速度和质量、效益之间的关系。

“十二五”规划确定的主要目标任务已经全面完成。一是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8%，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和主要对外投资大国。二是结构调整取得标志性进展。服务业成为第一大产业，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加深，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增强。节能排放方面也有重要贡献。三是基础设施水平全面跃升。尤其是在交通方面非常明显。我们还建成全球最大的第四代移动通信网络。同时，还有南水北调东、中线工程通水等一些重要成就。

“十三五”时期，必须以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为目标，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比如，现在的国际分工有四个档次，第一档次当然就是美国，第二档次是欧盟的很多国家和日本等，第三档次就是中国、印度等，第四档次就是非洲、拉美的一些国家。我国的产业制造水平要从第三个档次向第二个档次跨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是能够实现的，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整个“十三五”时期保持6.5%的经济增速。全员劳动生产率要从人均8.7万元提高到12万元以上。到那个时候，我国经济总量将超过90万亿元，发展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不同的国家或同一国家在不同的时期，经济增长率各不相同。从长期来看全球经济，1%-3%是低速增长，4%-6%是中速增长，7%-9%是高速增长，10%以上是超高速增长。十二大报告提出“翻两番”的时候，实际上是有一个前提的，叫做“不断提高经济效益”。但是由于我们的人口比较多，经济也相对粗放，所以在经济效益提高、结构优化方面，做得还是不够。所以，十八大以后，强调经济新常态，实际上就是强调体制增效以及环境保护等。现在，我们要实现6.5%以上的增长速度，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经济增长速度就不会太慢。毛泽东时代，我们的增长速度基本上是六点多，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速更快。但是，随着经济体越来越大，增长速度不可能始终保持那么快。所以，在快速增长30多年以后，为了保证增长质量，我们强调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等。这样，我们就能更多地在质量和结构上面下工夫。速度放低，实际上有利于结构效益、环保、民生等方面的发展。西方舆论宣扬“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经济会“硬着陆”、中国经济不可持续发展等，这肯定是对中国的国情不了解，也是在“黑”中国。这在所谓新闻自由的西方、在喜欢“妖魔化”中国的西方舆论中是屡见不鲜的。所以，我们要对我们的制度、理论、文化、经济有信心。

我认为，要保持6.5%以上的经济增速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往后——比如说本世纪中期——是不是一定要保持6.5%的增速呢？那也不一定。发达国家最近四五十年的平均增长速度在2%左右，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增长速度大体在4%。所以，我们从8%以上的增长速度适当降下来并不是坏事。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说法就是，我们是主动掌控的。这既是人的主动掌控，又是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生态规律、科技发展规律等各种规律发挥作用的结果，是一个客观规律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相结合的产物。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说，要认识经济新常态、适应经济新常态，还要采取更多的措施来引领经济新常态。它并不完全是人为的结果，也不完全是客观规律的作用，人的认识和客观规律要一致起来。我们现在的6.5%以上的增速底线是结构、速度、质量、效益、环保、民生等综合平衡的结果。

3、协调区域之间发展的关系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三五”规划纲要都十分强调“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等的发展。我个人的想法是，“一带一路”最好不要叫战略，因为“一带一路”讲的是国际间的合作，如果我们过多地使用“战略”这个词，很容易被其它国家误解，甚至像美国等一些国家会趁机“妖魔化”中国，所以应该叫“一带一路”建设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内项目，则可以叫“战略”，这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我们还要继续拓展建设长三角、珠三角和中原经济区，开展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区等。同时，城乡之间的协调任务比较艰巨。目前，城乡差距相对比较大，所以在“十三五”规划中也提出，要尽快进行农村的公共设施建设、中小学义务教育建设、乡镇企业建设，以及城乡一体化和城镇化建设。这几大建设都需要协调区域之间的关系。

4、协调供给与需求的关系

在2015年11月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总书记指出，今后“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做减法，又做加法。也就是要减少无效供给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就是所谓的“三去一降一补”。“十三五”规划中也提出，必须以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为目标，这是对“十三五”发展主线的一种精炼表达。

为什么会出现大量的产能过剩？为什么会有大量的库存积压？这个可能和我们的理论有关。曾经有经济学家说过，要反对行政性干预所导致的经济过剩、产能过剩，而在市场化过程中，由企业自己决定的生产和交换所形成的产能过剩、产品大量积压，则是正常现象。如果以这种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就会导致我们的钢铁、煤炭等大量过剩，所以现在就要把解决产能过剩作为一个重要的工作，并付出其它资源来解决它。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这些都需事先进行协调，所以不能什么事情都只在事前、事中、事后去协调，有些事其实是需要进行事先协调的。美国的一些著名教授也认为搞市场经济可以，但如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么对于投资机构来说，国家一定要进行干预和调控。比如，前些年，钢铁产量已经很多。几年前我在参加安徽代表团会议时，有的钢铁部门负责人就在会上说，他们的钢铁产量已经很多，全行业已经开始亏损，那么为什么有关政府部门还要新批钢厂？这就是说，如果理论上出现了偏差，政策上也可能出现偏差。所以我们既要做工作，进行“三去一降一补”，同时也要反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所以今后我们要事先作微调，这样就可以防止出现比较严重的现象。

“供给侧”是2015年流行的一个新名词，实际上就是指的供给这一端、供给这一方面，或者是供给这一侧。中央指出，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同时发力，要有重点，但还要两方面工作一起做。有个别经济学家直到现在还认为重点在于需求，而不是供给，但更多的学者，包括中央文件都在强调，要适度扩大有效需求，同时，重点搞好供给方面的改革发展。除了“改革”“发展”以外，我还要加一个“管理”。我们不能把做什么事情都叫做“改革”，因为有的属于改革的范围，有的属于发展的范围，有的属于管理的范围。从学者的角度来讲，这三个概念的内涵是不完全一样的。

关于供给侧，通过研究后，我提出了一个供给侧的“三驾马车”。我们知道，需求方面有“三驾马车”，分别是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净出口需求。那么，供给侧的“三驾马车”都由哪些要素构成？这“三驾马车”的构成部分分别是要素供给、结构供给和科技创新供给，即要素要提高质量，结构要优化，科技要创新。

那么，供给和需求有怎样的辩证关系呢？

供给相当于生产，可以决定需求，因为人们只能消费所生产或者所供给的商品和服务。但是，需求和消费也可以决定供给和生产，因为不适合买方需求和消费的商品和服务，就属于无效供给和盲目生产。这种关系在马克思经济学里面提到过，西方经济学也是认可的。从本期或者短期来说，投资属于需求，表现为支出货币购买生产要素。但是从下一期或长期来说，投资也是沉淀资产决定生产和技术状况，所以又属于供给。因此，协调供给侧与需求侧在改革、发展、管理方面的关系，要有辩证的整体思维和精准的操作艺术，既要有重点，也要一起发力，二者不可偏废。

三、绿色发展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改善生态环境。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对今后的五年，也提出了约束性的指标。

习总书记在黑龙江代表团参加审议时指出，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黑龙江的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也好，冰天雪地也好，广袤草原也好，广大干部群众都要通过思想认识、通过经济上的奋斗、通过政策主张，把这种物质转变成生产和生活的内容。这个转变要靠人的认识和行动来实现。

“十三五”规划建议指出，“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因此，坚持绿色发展，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并且要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从改革开放到十六大以前，“节约”这个词很少出现。在人们的观念中，似乎只要搞市场经济，只要利用市场机制就可以，并不需要节约。比如，当水不够用了，就用提高水价来解决。实际上，很多物质资源都是一次性的资源，如果不发展循环经济，不发展绿色经济，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和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一些可循环的资源也可能就循环不起来了。比如，现在的一些河流，有的河可以治理，有的河则很难治理。在此次人大会上，安徽代表团提到，巢湖治理达到了次优的水平。这很可能是因为污染程度不是很严重，所以还可以治理，而有的河流则已经根本无法治理。

马克思就讲过，“节约”是未来社会最高级的规律。因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建设，最终都是要用较少的物质消耗、劳动消耗去提供更多的产品和服务。经济效益、财富增长等概念，都是和“节约”密切相关的。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这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而且二者之间还有相当大的联系。

我们在国际上承诺要保护生态环境，所以在行动上，就要加大约束性指标的实施，并检查落实情况，生态环境要作为干部考核一票否决的内容。而且，相关文件也指出，对干部的决策要实行终生追究。也就是说，如果这个重大决策失误的话，即使你下台了，也要追究责任。这一指导思想可以说是非常正确的。

目前，国际上存在一个争论，就是世界生态环境的恶化，到底是由科技水平不高导致的，还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加市场经济导致的。关于这个问题，中外马克思主义学者都认为，从全球范围来看，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不是科技水平不够，而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加市场机制。对于企业来说，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容易产生一些对社会发展不利的现象。如果规章制度、法律法规在制定和执行上不严格，就会影响整个社会效应。

但是，对中国来说，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是，在宏观上、在国家治理方面，有一种“先污染、后治理”的舆论。我当年的博士论文，就用十几万字来阐述和论证了一个问题，就是生态环境的倒U型库兹涅茨曲线。美国的经济学家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提出来一个收入的倒U型库兹涅茨曲线，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的开始阶段，贫富分化是比较厉害的，曲线呈上升趋势，但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贫富分化的曲线又会降下来。这就是倒U型的概念。有一些学者把它改成环境的倒U型曲线，认为可以先污染、后治理，而且还误用了邓小平同志的“发展是硬道理”的观点。意思是如果强调环境，就是软道理，或者至少是第二位的道理。邓小平同志的确讲过“发展是硬道理”，但是邓小平同志没讲过“增长是硬道理”。我们知道，经济学上的发展和增长是有明确界限的。“增长”通常指的就是GDP，而“发展”既包括GDP的增长，也包括发展质量的提高。比如节能减排的情况、产品的质量问题、效益问题、经济结构问题、科技水平问题、民生问题、人的素质问题等，都属于发展的范畴。所以在十六大以后，特别是十八大以后，就强调要严格执行各种约束性指标，这是非常正确的。所以，从全国来看，无论是理论界、实物界，还是政商学三界，对于绿色发展都没有什么争议。

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要进行严格的立法和执法，加大惩处的力度。有的人认为，保护生态环境就会影响GDP和就业，这种观点是不对的。环保产业本身就是一个新兴产业，因此对于这个问题要辩证地来认识。过去，有的人认为反腐败会影响经济增长，这个观点在经济学上得不到论证，因为我们所说的经济增长是从宏观层面来看的，是全社会的经济效益和增长速度，而不是就微观的某个企业而言。

绿色发展也涉及到食品安全的问题。在此次人大会议上，很多代表也积极地反映食品安全问题。张德江委员长参加安徽代表团审议时就再次强调食品安全问题。2016年，他要亲自担任组长，对六大方面进行督查，其中第一个就是食品安全。我在2015年和2016年的建议中，都提出希望在解决食品安全方面能够取得明显的进展和成效。关于食品安全形势，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的是“总体稳定”，我当时提出批评建议，因为党中央要求各项工作要稳中有进，如果仅仅是总体稳定，就可以理解为没有恶化，却也没有进展。所以希望政府在2016年，不仅是在报告里强调，而且各级政府都要严格进行统筹，抓好这件事情。

四、开放发展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深化改革开放，构建发展新体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张德江委员长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里也提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三中全会的文件里，只提出“要紧紧围绕市场的作用”，而此次张德江委员长在报告里明确指出，要围绕两个内容——一个是市场的作用，一个是政府的作用。这样的提法是更为准确的。实际上，所谓经济调节，一个是市场调节，一个是国家调节。而国家调节则包括了政府调节和人大调节，其中，人大的立法调节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在对外开放方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一带一路’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国际产能合作实现新的突破。对外贸易向优进优出转变，服务贸易比重显著提升，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逐步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基本形成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新格局。”

五中全会则强调，“要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

最近一两年，我们的一些文件里经常提到“制度性话语权”，这就是一个更高层次开放的标志。我们要积极参与各种国际规章制度的制定和改进，要更多地参与各种国际经济组织，要派出更多的专业人员进入三大国际经济组织——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现在，中国年轻人的英语水平非常高，所以我们国家应该主动地派出工作人员并担任一定的行政职务，这样才有利于各经济组织公平正义地制定规章制度和处理某些官司等。

现在，三大国际经济组织的第一负责人都是由美国人、欧洲人来担任的，虽然也会有一定的公正性，但是有时候，在关键问题上，中国打官司就会输。比如说，过去我们的稀土大量出口，完全由市场说了算。最近几年，当我们认识到需要控制稀土出口的时候，美欧日等就到世贸组织打官司，而且我们败诉了。我们知道，美国、日本等国家，有大量的稀土储藏，但是他们很少开发，而是专门廉价地从中国购买。现在，中国要进行生态环境保护、资源节约，想要少卖一点、少生产一点，还不行，打官司也输了。难道说，世贸组织判定中国败诉，这和人的倾向性、偏向性没有关系吗？

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就是由美国主导的，具有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意图，目前，十二个国家已经达成协议了。奥巴马讲过一句话：“不能让中国这样的国家制定全球经济的规则。”在经济学上有一个词叫“博弈”，就是要求我们要积极地、主动地、头脑清醒地进行反制。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要代表发展中国家。不仅要维护中国利益，也要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使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体系能够更加公正合理，这也是我们为人类作出的一个重要贡献。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也做了产业规划，这是非常对的。所以，我们还要参照德国工业4.0，在工业智能化方面下更大的工夫。

在对外开放、市场经济建设中，要借鉴美国某些合理的东西，同时也应当更多地借鉴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在市场经济、经济治理和对外经济开放中的战略和策略。因为，在美国主导的经济学中，它告诉你的可能恰恰是它们自己都不做的，这个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当前，争议比较大的是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以后，我们的资本项目是不是要立即开放？这个问题在国内也是有争议的。两个月以前，在全国人大财经委和发改委座谈会上，我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并报送了相关资料，其中引证了蒙代尔、保罗·罗宾·克鲁格曼、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让?提诺尔这四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观点，包括国内著名金融学专家林毅夫、郎咸平、余永定等人，都公开地反对立即放开资本项目。因为如果资本项目立即放开，就会有大量的短期资金冲击中国的股市，这样对广大中小股民来说是极为不利的。因此，这一次我也提了一个建议，就是“十三五”时期，不能开放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也就是说，资本项目不能完全开放，一定要等到中国有控制能力以后，才能完全开放。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就是鲜明的例子。

五、共享发展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十三五”时期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补齐基本民生保障的短板，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现在，很多文件都提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实际上是不成立的。它是美国的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拉美鼓吹新自由主义，经过十几年的实践，结果使拉美经济一团糟，产生了贫富两极分化，很多西方跨国公司借此控制了拉美某些国家的经济，导致通货膨胀、社会动荡。因此，从前几年开始，查韦斯等西方左翼政治家就纠正了这个现象，至少是部分纠正，但情况还在变化。而那些搞新自由主义的美国经济学家就创造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8000美元的时候，容易出现大量的经济社会问题。简单来说，“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这个意思。

我最近也在写一篇文章，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现在的发达国家也经历过人均GDP是5000美元、8000美元的阶段，那么，他们有没有“中等收入陷阱”？而现在的很多国家，比如拉美、非洲的一些国家，人均GDP还没有达到5000美元、8000美元，不是也有很多问题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已经在陷阱之中了。再有，美国从2008年爆发经济危机后，难道高等收入的就没有陷阱吗？我认为他们已经进入了“高等收入陷阱”。

“经济新常态”的概念不是由中国首先提出的，而是由西方的学者最先提出来的。他们提出经济新常态的原意是指，2008年以后，经济不会快速恢复，还会出现经济低迷状态，金融秩序也不会很好，贫富分化的现象也得不到纠正，失业率也得不到改善等。他们提出这个概念是要让大家注意，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在今后一段时期也就只能是这样了，也就是常态化（即金融危机导致的这个后果会常态化），所以他们说这是进入了经济新常态。当然，中国现在讲的经济新常态，有经济进一步提升和发展的势头。

否定“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不等于否定问题的存在，对于现在中国存在的几大问题，还是要逐步解决的。但是有人断言，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是51%，这就过于武断，也过于没有自信。

我认为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如果各级政府都加大看齐意识，采取有效行动，要解决经济社会的某些难题，还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也指出，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所以我们今后要进一步作出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强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还提到，要“支持分享经济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让更多人参与进来、富裕起来”。分享经济和共享经济还是有交叉的，虽然二者下定义的角度不完全一样，但最终的目标还是完全一致的。

共享发展涉及民生问题。北京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最近几年的调研报告、抽样调查显示，我们现在不仅收入差距比较大，财富分配差距也相当大。根据他们的研究指标来看，我们现在的收入差距已经超过了美国。但是，我个人观测是可能还没有超过美国，因为这些调研报告和抽样调查的数字可能有所夸大，但我国富豪的人数已经和美国旗鼓相当了，而且我国富豪的增加速度也连续几年是世界第一。这两个“第一”到底是不是好现象？这在全世界也有议论，所以我们也要进一步地深入研究。我个人认为这不是好现象。要进一步解决民生问题，就是要使中国的财富基尼系数和收入基尼系数不能超过美国等西方国家。

所以，如何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仅仅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调节，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写的《21世纪资本论》就用大数据、长时段、多国家的统计数据，证明资本主义绝不是像他们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所宣传的那样，也并不完全是有能力就可以成为富豪的社会。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在他的教科书里就分析过，西方国家为什么有的人贫穷，而这些贫穷的人是不是因为他们的能力不够？他说不是的。这些人贫穷主要是由于他们的家庭财产起了巨大的决定作用。西方社会公立学校的教育是针对大部分中下层的人，是快乐的教育，但是私立中学、私立大学，特别是私立中小学，虽然这些学校的教育也有快乐的一面，但是功课比较多，教学也比较紧张，因为这些人是要被培养成为资产阶级接班人的。

那么，中国应当怎么做？当然，中国的教育应当增加快乐性，这是肯定的，但也要对西方的教育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者都认为，这和所有制结构有关。所以，我国宪法、党中央文件，包括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要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会上指出，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所以，只讲公有制经济、国有经济要改革、改资，要让非公有制经济去参股，而不讲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做大做强做优国有经济”，是不全面的。因此还是要向党中央看齐，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并全面落实，要把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合作经济、非公有制经济一起抓好，这才符合党中央的要求，才符合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缩小财富和收入的贫富差距。“十三五”规划纲要中也提到，在经济的改革开放发展中，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

以上就是我就“五大发展理念”和举措所解读的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内容。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