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季系列讲座最具鲜明财经特色，是百场公益讲座的重中之重，由上海财经大学主办，由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和光明乳业特别支持，将于2017年9至11月在中国金融信息中心陆续举办八场，邀请程恩富、田国强等五位上财知名教授和李迅雷等三位杰出校友担纲主讲。财经季第一场讲座特邀著名经济学家、上海财经大学特聘教授、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主义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程恩富教授作题为《中国特色经济学助推民富国强》的报告，于9月17日上财百年校庆日在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举行。
程恩富简介：上海财经大学特聘教授，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导，原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兼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任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全球学术团体——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系统研究会会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国家马工程首席专家，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曾在第十七届中央政治局第13次集体学习会上，讲解“繁荣和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
数据解读民富国强
程恩富首先列举了民富国强的几个主要数据，对比了中美印等国的经济指标。第一是按购买力平价衡量的GDP比较（美元）。2016年美国18.6万亿，中国21.4万亿，印度只有8.7万亿。按照购买力平价这个指标是最科学的，因为这个指标是根据很多产品的交换，进行物质价格的比较。按这个指标来看，中国在2015年就超过了美国，2016年继续超过，差距越来越大。
第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较（美元）。2016年，国民收入总量美国是18.1万亿，中国11.4万亿，印度2.2万亿。这个指标是按照汇率来计算的，但汇率比较其实并不是很客观。但依然可以看到，中国比美国还差一些，但比印度要高得多。人均来看，美国2016年人均国民收入56180美元，中国是8260美元，印度是1680美元。因为中国人口多，人均数跟最发达的国家相比还比较少，当中国人口总量开始下降时，则更能体现经济发展的成就。
第三，2013年现代化指数比较。按照中国科学院现代化研究的报告，根据10项指标统计，瑞典目前最高100分，位列第1名；中国40.1分，第73名；印度是22.5分，第99名。
第四，2016年中国家庭财富状况。根据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今年发布的数字，中国家庭人均财富为16.9万元，其中房产净值约占66%，其中城镇家庭房产占整个家庭资产的比重（69%）比农村（55%）高。在动产中，家用汽车占比较高。
中西方两种“经济新常态”
程恩富随后详细地谈到现在和未来发展情况的走势。他讲到，2008年西方国家爆发的金融和生产经营危机是十分严重的，其危害性不亚于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面对危机后西方主要国家的国民经济迟迟无法繁荣的局面，西方不少专家学者纷纷使用“经济新常态”一词，来悲观地描述现状和展望未来经济。
我国在迅速应对危机影响和冲击后，化西方危机为中国机遇，主动进入朝气蓬勃发展的“经济新常态”。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新常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新常态有不同的现实表现、制度特点和政策理念。程恩富从这三点入手，对两种经济新常态进行了比较。
从两种经济新常态的现实表现来说，一是增长速度比较。世界银行2008-2016年数据显示，美国GDP平均增长率为1.3%；日本GDP平均增长率为0.4%；欧洲联盟GDP平均增长率为0.6%。而我国在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2013-2016年的年均增长率为7.2%，平稳地实现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
二是失业状况比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2008-2015年美国平均失业率为7.56%，2016年的失业率估计值为4.85%；2008-2015年欧洲联盟平均失业率为9.47%，2016年的失业率估计值为8.53%。而近几年我国城镇失业率只有约4%多，“就业”表现被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发布《2017年度世界竞争力报告》列为全球63个主要经济体中首位，就业综合状况相对最佳。
三是政府债务比较。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用巨额财政资金救助亏损的私人垄断企业，使政府债务不断攀升。美国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6年的61.8%上升到2016年的106.1%，欧元区的这一比重从67.4%上升到89.3%，日本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2016年超过250%。而截至2016年末，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27.3万亿元，政府负债率为36.7%，大大低于美欧日等西方国家。
四是实体经济比较。根据经合组织数据，2008-2014年美国农林牧渔业、工业、建筑业、实体服务以及信息和通讯业等实体产业增加值之和占总增加值百分比的平均值为44.5%；日本该指标为53%，欧洲联盟该指标为51.3%，而2008-2013年中国该指标的数值为73.17%。金融资本体系掌控西方国家的经济命脉，过度金融化的“脱实向虚”，致使实体经济萎靡不振。与此不同，我国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及时着力搞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积极为实体经济服务。
五是收入消费比较。根据经合组织数据，2008-2014年美国家庭债务占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比率为130.18%；2008-2013年日本家庭债务占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比率为122.5%。西方国家1%超级富豪的财富和收入急剧增加，普通家庭的债务普遍增加，阶级阶层固化。美国1%的最富家庭占有全国家庭净资产的三分之一，较富的9%的家庭又要占有三分之一；美国最富有的1%阶层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比重，从1978年的9%上升到近年来的20%。前几年波及到约80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占领华尔街”国际运动，就强烈要求改变“1%与99%贫富对立”等不平等现象。这与近年我国限期精准扶贫、中等收入家庭增长较快、城乡居民大都有产权住房、户均资产大大超过美国等情况，是根本不同的。我国2013、2014和201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分别为69%、69%和70%；2013、2014和2015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分别为81%、80%和79%，经济增长和发展同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大体呈现同步态势。
六是福利保障比较。西方国家不同程度地削减劳动者的教育、医疗、养老等福利和保障。美国缩减公立大学教育经费，共和党医保议案是大幅减税、大幅削减联邦政府的医疗保健支出，势必使没有医保的国民增加。德国、葡萄牙、荷兰等国也相继减少医保投入。去年3月在法国巴黎爆发由修改劳动法引发的抗议示威活动，演变为全国70多个城市的“黑夜站立运动”，甚至蔓延到邻国和加拿大等非欧洲国家，就是反对降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以及不利于劳动者的改革措施。这与近年我国大规模增加教育经费、不断提高最低工资和城乡医保水平，以及优惠老年人等现象，形成鲜明的对照。
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存在重要差异
从两种经济新常态不同的制度特点和政策理念分析，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存在经济制度和政策思路具有重要差异：一是前者主张完全私有化，将公共施设、教育和涉及国计民生的国有企业私营化；而后者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国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发展混合所有制过程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积极发展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同时引导和发挥非公经济、尤其是私人小微企业的重要作用，从而实现公私企业并进的双重经济绩效。可见，那种只重视非公经济的重要作用，而忽视或贬低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主体作用的观点，是无益于提高全社会经济绩效和经济公平的。
二是前者主张完全市场化，过度放松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政府不再对宏观经济进行积极的有效调控；而后者强调更好地发挥市场在一般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更好地发挥国家在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中的重要作用，促进产业结构转向中高级，发展方式转向集约化，发展动能转向科技和改革创新，从而实现以提质增效为中心的市场与政府双重调节功能。可见，那种要求一切物质、文化、教育、科技、医疗、住房和服务等资源均由市场决定的唯市场化和泛市场化的观点，是无益于统筹协调个人、企业与国家之间多种利益关系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目标的。
三是前者主张完全自由化，维护美元霸权为支点的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反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后者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各国利益共同体，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国际经济共同安全，从而引领以“一带一路”为示范的合作共赢的新型经济全球化。可见，那种单纯经济融合和经济接轨的对外开放套路，是无益于贯彻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引领经济全球化和更好地接近世界经济舞台中心的新思想新战略的。
四是前者主张福利个人化，在大幅度减少私人垄断企业税收和增加军费的基础上压缩公民的社会福利，要求公民个人自己承担原有的部分社会福利；而后者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提升全体人民的社会福利水平和生活质量，从而实现经济社会与收入福利同步增长的包容发展。那种不赞成逐步增加政府和企业承担的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的观点，是无益于逐渐建成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制度和福利国家的。
五是前者主张贫富分化，通过垄断企业和政府共同削弱工会力量，促使资方完全控制劳方的收入增加，并减少垄断企业的税收等，不断扩大社会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差距；而后者强调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积极推进脱贫致富、共同富裕、共享成果和共同幸福的“三共”新理念，从而实现改善民生就是发展的新谋略。那种偏离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先搞贫富两极分化、再搞共同富裕的观点，是无益于推进共同富裕、共同享受和共同幸福大方向的。
“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学术立场
最后，程恩富从理论上分析了中国特色经济学的人民性。他讲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立场和宗旨，理应以人民为中心，其实质是要构建以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对象的人民经济学。他将中国特色经济学的人民性概括为以下七点：
第一点，以人民共富共享共福为目标，这是经济学的任务；第二点，以人民生产力发展为中心，争取做到生产力、经济建设等全面发展；第三点，以人民全面自由发展为动力，不仅要注重物质层面的发展，人民的素质、精神等方面更要全面协调发展；第四点，以人民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是人民的，国有制就是过去讲的全民所有制，其性质就是全民所有制；第五点，以人民劳动分配为主体，要使人民的劳动与获得成正比才能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第六点，以人民自主开放为战略，要在维护中方利益的前提下进行合作与斗争；第七点，以人民双重调节为体系，就是市场调节和国家调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区别于以垄断资产阶级为中心的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正如马克思所点明的，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促进“所有人的幸福”，而“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
习近平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强调“一切为了人民”，“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一切依靠人民，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性的上述七条内容是互相联系的统一整体。
现场互动环节
【提问1】：中小企业面临通胀压力、税收压力，同时也要承担越来越高的人工成本，另外，中小企业想要借钱，银行没有办法了解它是否具有偿还能力，只能选择硬抵押或软抵押，可是两次贷款以后就无法再贷。在这种情况下，中小企业如何寻求发展之路？
【程恩富】：中小企业发展的关键是要进行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提高档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低端的、低技术的、进入门槛低的产品进入市场将很快过剩。而在过剩的情况下，也不能损害劳动者的利益。因为中国特色经济学是人民经济学，人民的工资要逐步提高。普通老百姓或者一个企业内部的职工，应该跟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挂钩、和企业的利润增长变动挂钩，和物价挂钩、和企业老总的收入变动挂钩。这样就体现广大职工的利益。所以中小企业怎么生存呢？应该大力抓科技创新，抓产品的升级换代，这样利润就提高了。此外，在知识产权方面创造新产品。另外，银行要为小微企业服务，小微企业需要适当扶植，同时兼顾安全性问题。
【提问2】：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么更好的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这三者的关系？
程恩富】：现在不太提农轻重这个说法。我们还是要搞现代农业。中国现代化指标中八个指标上得很快，只有两个和农村、农民相关的指标上得慢。
简单来说，农业方面，必须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是什么？主要走什么样的道路？现在各界都有分歧。
1990年，邓小平就提出了关于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两个飞跃”理论，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
最近几个月财政部下文说要支持农村集体经营的试点。今年以来，贵州省安顺市塘约村的发展模式也引起了学界和业界的重视，中组部、中宣部的杂志都在宣传它。
塘约村在2014年自然灾害很严重，县委要求村党支部发挥作用，不能一家一户自己干，而是要确权，将所有的土地农民自愿交给集体来经营。当年就开始盈利，最近一两年收入大幅度上升。
所以集体经营应是农村发展的方向和主要道路，不是说不能发展家庭私人农场，可以发展一些，但规模不能太大，主要还是按照集体经济至少是合作经济的思路发展。这是解决农业问题的关键，现在有分歧，政策还没有到位。但总方向如此，中央的惠民政策做了很多，农民获利很多，各方面都发展得比较快。
文字整理：许缤心 李雪嫣 沈可人 摄影：李雪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