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光、程恩富等学者在第九届世界社会主义论坛的发言摘录
-----世界格局、“一带一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第九届世界社会主义论坛于2018年11月2日在北京隆重召开。论坛的主题是：世界格局、“一带一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分议题有：1.“一带一路”倡议与新的经济全球化；2.国际金融垄断、世界格局变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前途和命运；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最终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战略纲领。
论坛旨在结合世界政治经济新格局，在新的形势下，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积极探索“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世界之问，以“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王京清同志出席大会并作题为《在改革开放伟大革命中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新篇章》的主旨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李慎明同志作题为《科学判定时代方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充满信心》的大会发言。
来自世界范围内的近30位对我友好的左翼专家学者、同志，和国内180余位理论宣传战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高校的同志与会。以下为部分发言摘录。
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永不停步
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党组书记，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校长 王伟光
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4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华民族的伟大文明和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取得了翻天覆地的成就，走出了一条相对落后的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实现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坚定不移地把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对改革开放最好的纪念，就是总结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最最重要的是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动摇，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动摇，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当今中国根本区别于历史上的封建主义旧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标志。离开了四项基本原则，中国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根本政治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实践和理论创新的双向互动过程中，深刻把握世界历史的脉络和走向，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特点，深刻揭示中国发生根本性变革所蕴含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原创性贡献，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再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与时俱进，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理论和实践上回答了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特色、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新局面。
新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首席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 程恩富
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列宁称其为帝国主义。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历了新自由主义重塑后的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新的阶段——新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在全球化金融化条件下的特殊历史发展阶段，其特征集中表现在：
第一，生产与流通的国际化和资本集中的强化，形成富可敌国的巨型垄断跨国公司。为数不多的公司帝国，已经掌控了全球经济的大动脉，成为左右全球经济社会向何处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第二，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形成，并在全球经济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新帝国主义时代的最显著特征。跨国大银行等金融机构控制着全球经济命脉，金融垄断资本在全球进行掠夺式积累，生产逻辑让位于投机逻辑，经济金融化畸形发展。
第三，美元霸权和知识产权的垄断，形成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和两极分化的全球经济与财富分配。新国际分工仍然在延续着不均衡、不平等的结构体系，不平等的国际交换导致两极分化的全球经济和财富分配持续扩大，跨国公司和新帝国主义的统治力量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得到强化。
第四，“一超多强”结成的国际资本主义寡头垄断同盟，形成内外剥削和压迫的金钱政治、庸俗文化和军事威胁的经济基础。“G7+三大支柱”组成国际性垄断经济同盟，以北约为主体的国际资本主义垄断军事同盟，以普世价值形式出现的文化霸权，“一超多强”结成的国际资本主义寡头垄断同盟，大大巩固了美国作为世界经济军事霸主的地位。
第五，全球化资本主义矛盾和各种危机时常激化，形成当代资本主义垄断性和掠夺性、腐朽性和寄生性、过渡性和垂危性的新态势。新帝国主义是产业高度空心化的资本主义,是经济停滞常态化的资本主义,是债务驱动的资本主义，是过渡和垂危的新型资本主义。
国际局势变化视野下普京的苏联观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吴恩远
在当前俄罗斯处于西方制裁的严峻国际形势下，俄罗斯社会有了对苏联时期的怀念。其中以普京总统为代表，他多次谈及对苏联的评价，最著名的有两句话，他曾经说过：“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悲剧”，表达了对苏联解体的遗憾；2018年3月，他说道：“如果自己有权力可以改变过去发生的一件事，会选择阻止苏联解体”。由此可以看出他对苏联社会的感情。
关于“苏联的诞生”。普京明确说道，“（苏联）计划经济具有确定的优势，它能够集中全国的资源完成最重大的任务。例如，解决了苏联人民的健康保障问题，这毫无疑义是共产党的功劳”。“（苏联）解决了教育问题，这也毫无疑问是共产党的贡献”。
关于“苏联社会70年发展的评价”。苏联的一大贡献是战胜法西斯，保卫了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完整。对此，普京说：“如果当时的（苏维埃）政权不是那样严酷，而是处于沙皇尼古拉二世时期，我们能够赢得战争的胜利吗？肯定不可能。”这表明他对苏联的诞生及其取得的成绩是肯定的。
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普京完全否定苏联解体的必然性。2018年3月24日，普京说道，“大家知道我对苏联解体的态度。当时这样做完全大可不必。不用那样(解体)，也可以进行包括民主改革在内的各项变革。”认为苏联解体的原因在于当时的共产党领导人犯了错误。
上述三方面可以综观普京总统的苏联观。但是，普京同时也严厉批评了苏维埃制度的缺点，认为“苏维埃思想不适于俄国”，说明他在对待苏联认识上持一种二元观。
新思想对“世界向何处去”时代之问
的哲学思考和深度回答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金民卿
习近平总书记以深刻的哲学思维、宽厚的人类情怀、强烈的时代意识和鲜明的问题导向，进行深度的哲学剖析和系统的理论回答，对“世界向何处去”这一重大时代之问，提出了一系列关乎世界发展和人类命运的重大理论观点。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揭示当今时代本质及其必然趋势，深刻揭示当今时代的阶段性特征及其重大问题，准确把握当今时代的本质内涵和阶段性特征，全面把握当今世界基本格局及其发展走向，指出当今世界进入了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重要历史时期。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解决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的一系列主张：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核心内涵的新型全球治理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思想，以“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为方向的新型经济全球化观，“树立正确义利观”的外交理念，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为核心内涵的新安全观，“一带一路”倡议等。
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国实际，站在人类立场，以全球视野，为解决当代世界重大问题提供了饱含中国智慧的思想观点和中国行动方案。他的这些创新观点，坚持实事求是，从世界重大现实问题出发，总结历史，分析现实，关注人类未来，实现了历史、现实和理想的有机统一；既立足中国实际，又具有全球视野；既坚定地维护中国核心利益，又推动世界共同发展；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又为世界人民谋发展，具有重大的世界历史意义和深远的全人类价值。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对人类发展规律的认识，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了对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推进到了新的高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21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它们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既是中国人民的行动指南，也是全人类共同的思想财富。
马克思关于平等和自由作为社会公平
和民主基础的观点在越南革新事业中的创造性运用
（越南）胡志明国家政治学院新闻与宣传学院哲学系主任 阮明环
在马克思思想体系中，社会公平和民主之间一直存在着双重关系，都是衡量一个社会制度在每个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人类解放程度的尺度。马克思认为，如果把民主当作一个国家的制度，那么社会公平就是国家发达水平的标志，首先要体现在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自由和公平。在马克思思想体系中，平等和自由是社会公平和民主的基础，社会公平和民主的关系不是处在自由和公平关系之外。
马克思关于社会公平和民主的思想在胡志明和越南共产党的运用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接受并创新的运用，这是确定建设一个“民富、国强、民主、公平、文明”国家目标的理论基础。从建设社会主义初期尤其是进行革新事业以来，越南始终强调贯彻落实马克思关于社会公平与民主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基础性价值。在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越南把社会公平与民主作为社会发展目标和国家发展动力，社会公平和民主要在经济发展基础上同时实现，保证其经济基础已成为社会发展的需要。
为保证经济领域的社会公平与发挥民主，越南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经济革新成就是基于不断完善越南社会中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以此保证实现社会公平和发挥民主，为保证每个公民的平等与固有自由权创造“机会”和 “条件”，让人民按照自己的能力参与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越共强调，要取消对属于不同经济成分劳动者的过分片面评价，为所有的人做出贡献并享受发展的成果提供机会，为所有的人有发展机会并使用好自己的能力提供条件，让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每个人成为经济生活中享有平等机会的主体，这体现了越共社会公平与社会主义民主观的优越性。
越共强调要着重保证公民参与经济社会生活和全面发展的机会与条件。要把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发展经济与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紧密联系起来，保证让人民越来越多、越好地享受革新、国家建设与发展的成果，以发挥每个经济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力。在国家和市场的关系上，要为每个人的贡献并享有其带来的成果提供更多机会和条件。
新时代中美关系特点及其本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张文木
党的十九大后中国进入新时代，与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相比，中美力量对比已发生了完全不同且有利于中国的变化。
第一，新时代中美竞争本质是制度竞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已经更深地受到军火资本集团的控制并异化为军工资本的盈利工具。尼克松之后美国依托石油美元金融资本，特朗普上台后美国转而依托军火美元金融资本，能使军工美元赢利的不是市场而是战场，今天的美国政府已异化为战争政府。美国已堕落为与世界和平为敌的国家，妨碍美国战争外交的主要障碍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国，因此，中美之间的矛盾本质上是美国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
第二，新时代没有“新冷战”。今天的华尔街集团资本收益与支出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大，这一时期的国际垄断资本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显示出其腐朽性、反动性和穷凶极恶特点，世界历史的“摆钟”再次向社会主义一边靠拢，历史又将我们送到“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新时代。近来国内外舆论中出现了“新冷战”字眼，如果我们接纳或默认这个概念，就会不自觉地将中国置于莫须有的“西方阵营”以及整个美利坚民族的对立面。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主要对手已不是一般的民族资本主义，而是带有垄断资本特点的金融帝国主义。我们要用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认识新时代面临的国际形势，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将作为垄断资本大本营的帝国主义“美国”与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区分开来，以认清新时代中国外交面对的真正的敌人。
第三，必须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新时代的中国是有主义的，这就是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中国是有方向和强烈的历史担当的，这就是推进人类历史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新时代的中国成长是符合历史规律的，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所揭示的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必然充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以党为中心
——澳大利亚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
（澳）《马克思主义评论》主编助理
迈克尔·胡波
澳大利亚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于2017年12月举行，大会口号是“党走向人民”。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澳大利亚共产党自苏联解体以来长期退缩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始。
澳共十三大是在统治阶级对工人阶级的长期进攻中召开的。工人阶级的工作生活条件和组织能力正在进一步遭到破坏，工人阶级的工会和其他组织比其他任何时期都薄弱。情况表明需要一个强大的共产党来扭转局面。代表们敏锐地意识到澳大利亚工人阶级面临的问题，并将大会视为凝聚党的力量，对抗统治阶级攻击展开斗争的一次机会。
澳共十三次大的准备工作始于2016年4月，各级基层党组织踊跃参加，大会则是民主集中制进程的高潮。经过一年半全党范围内的民主参与和准备，澳共十三大开幕。来自澳大利亚各地的代表和观察员前往悉尼参加为期三天的大会，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通过党章、党纲和政治决议；对于党未来的重要问题进行了辩论并形成了大会报告。
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由鲍勃布里顿总书记宣读，大会报告总体认为澳大利亚共产党正进入一个质的新阶段，公众参与和崛起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因此，中央委员会提出了“党走向人民”的政治口号。关于国际形势，报告确定了三个主要问题。强调苏联解体对国际形势的影响，美国帝国主义几乎不受遏制地在全球进行掠夺；随着美国霸权在各方面受到挑战，美国的帝国主义变得越来越鲁莽和咄咄逼人；右翼政治力量正在世界范围内复兴。面对这些挑战，澳共中央委员会表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当务之急是重建国际人民和平运动，反对日益加剧的战争。中央委员会将“统治阶级对工人及其工会的战争”确定为“对工人阶级最直接的挑战”。澳大利亚共产党将在未来五年的斗争中团结工人阶级以应对国内这种威胁以及国际上的战争威胁。
大会通过了三个中央文件修正案的报告。党纲更新了包括对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等新兴大国作用的更全面分析，增加了有关国内政治和经济情况的最新信息。这些都表明，澳大利亚共产党的基本立场和核心原则没有改变。
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
从邓小平到习近平的改革逻辑
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马福运
在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虽然改革的侧重点不同，但坚持“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始终是改革开放40年来最重要的成功经验之一，也是从邓小平到习近平始终坚持的改革逻辑。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从此，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频共振、相向而行。改革开放在“打开国门”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与经验时，资产阶级价值观和腐朽思想也趁虚而入，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成为党和国家必须坚持的原则。对此，邓小平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会妨碍改革开放。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剧变”使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了严重挫折、政治多极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寻求改革开放新发展、凸显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重中之重。对此，江泽民强调，越是深化改革，越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21世纪以后，随着改革难度的增大，对改革的质疑增加，甚至有的人把社会问题的原因归咎于改革开放。对此，胡锦涛强调，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必须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深水区，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与此同时，关乎国家根基、人民福祉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须臾不可偏离。对此，习近平强调，全面深化改革要有政治原则、底线和政治定力，我们的方向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告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不变”，与革除体制弊端之“变”的辩证统一，是推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保持社会主义生机活力的重要经验，也是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善与发展的基本前提。
在全球背景下，从中国与拉美关系
的角度看“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近况
（古巴）古巴世界经济研究中心
世界金融趋势部副主任 格蕾蒂斯
在中美贸易战可能是持久战的大背景下，中国应抓住机遇，重新思考全球、区域合作战略，重点在文化、技术、金融、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等领域开展南南合作。
中国和拉美、加勒比海地区已形成的足够成熟的合作关系能会朝互利战略联盟方向实现质的飞跃。拉美、加勒比国家必须加倍努力，与中国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金融合作，在出口产品中注入更多的价值和知识，增强与中国的文化贸易关系以及交易和技术合作关系。此外，还必须促进拉美国家在亚太地区的投资，树立其在亚洲价值链中的形象。
如今，中国被视为拉美经济体及其外部事务中一个重要持久的合作伙伴，两者往来尤为频繁。但近几年，全球金融危机、地区政治经济变化、中国经济结构性调整，对两者关系构成新的挑战。中国与拉美国家都必须进行自我调整，应对新挑战，寻求新机遇。
“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巩固中国与拉美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机遇。尽管整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发生政治转型，但中拉关系的性质未来几年不太可能发生变化，贸易仍然是两者关系的基础。中国将继续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在拉丁美洲投入大量资金，改善拉丁美洲的基础设施，并实现投资多样化。中国企业正在越来越多地致力于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如今，关键问题是如何防止新的经济环境影响中拉关系。中拉之间除了贸易和外国投资关系外，还有紧密的政治和经济互利关系。在最近的节骨眼上，中拉关系确实为发展提供了新的强有力的视角。
当前，经济在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关系中扮演着非常活跃和有影响力的角色。未来几年，这种情况不会改变，但两者关系会远远超出经济领域。与此同时，中国和古巴具有丰富的合作经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找到所出现问题的解决方案。
“一带一路”倡议也改变了中国的区域外交模式，开始从传统的双边方式转向纳入更多的多边倡议。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角度来看，应该认识到，中国正根据各个拉美合作伙伴的具体情况而积极调整合作策略与方法。
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
四大力量板块与三大冲突
—对当前世界格局走向与主要矛盾的思考
《文汇报》高级记者、研究员 郑若麟
近一年多来，世界格局明显加速演变。美国选出特朗普担任新一届总统以来，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国家集团、国家与地区之间的矛盾、磨擦和冲突急剧变化，正在形成四大力量板块和三大冲突。四大力量板块分别是：由特朗普领导的美国本土产业资本板块、支持全球化的西方跨国金融资本板块、伊斯兰世界板块和正在复兴中的中国板块。由正在形成的四大力量引发的三大冲突分别是：美国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的冲突、伊斯兰世界与非伊斯兰世界的冲突以及复兴中的中国与守成大国美国的冲突，冲突的核心是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从上述四大力量板块引发的三大冲突看，中美贸易战或并非当今世界的首要矛盾和冲突，首要矛盾和冲突当属特朗普领导的反全球化的美国与支持全球化的其他松散的国际阵营之间。
全球化要求世界所有国家实现人员、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通。要实现全球化，就必须有相应的国际法规和执行这些法规的国际组织来，就必须要求每个国家都出让一部分主权来共同构建全球化的“国际社会”。特朗普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他需要和正在做的是与一个一个的国家签订有利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定，并由美国独自来保证协议得到遵守和执行。特朗普需要的不是商品、人员和资本的全球自由流通，而美国与A国、与B国、与C国……的双边的自由流通。这不叫全球化，这叫美国霸权主导下的双边贸易。正因为特朗普的这种方案损害了其他国家的利益，所以才遭到几乎全球的反对。
中国应该属于“支持全球化”的阵营。但中国的主张才是真正的、惟一的超越目前世界矛盾和冲突格局的主张，也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即全球各民族之共同利益应该是共同的、一致的，是和平与发展；因而全球化是不可逆的发展趋势，合作共赢是最高原则，一切均应通过和平、公正、公平的谈判来解决。我们应该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立场必然会赢得世界舆论的赞同和支持，进而成为主导思潮。
“一带一路”倡议的地缘政治意义
（俄罗斯）远东所首席研究员 布罗夫
事实上，“一带一路”倡议借用了古代丝绸之路的象征，其目的在于推动各国建立政治信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最终实现经济共同发展。
俄罗斯曾担心“一带一路”的实施会影响其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起初，俄罗斯对该项目的态度“相当谨慎”，因为人们担心“一带一路”会与欧亚经济联盟（EAEU）的项目竞争。2014年，普京和习近平分别在索契和北京会晤，双方发表了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在声明中，中方宣布了对欧亚经济联盟的认可，并且强调在“一带一路”项目实施过程中会考虑俄方利益，俄方则提出支持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离不开俄罗斯的支持和参与，俄罗斯是中国在丝绸之路上的传统伙伴。俄罗斯希望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将远东地区和亚太地区的贸易连接起来，为俄中两国发展战略的交流和结合创造良好机遇。特别是在美国及其盟国加强对俄贸易和经济制裁的背景下，俄罗斯与中国进行政治和经济合作极其重要，因为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具有全球意义。
显然，“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将对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美国霸权统治的单极世界将消失，国际社会将呈现多极化趋势——除了美国，还有中国、俄罗斯、欧盟、印度和其他国家，并达到新的权力平衡，实际上这一进程早就开始了。欧盟明确表达了对美国经济和政治高压特别是对中国的贸易限制的不满，并且加强了与中国的合作。 2018年已成为中国与西欧、中欧和东欧国家领导人之间加强交流的一年。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应准确把握四对关系
华东师范大学马院教授，
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 宋进 刘勇
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准确理解和把握其中的四对关系。
第一，根与基的关系。“根”是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基因，“基”是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石，根与基的关系也就是如何认识文化基因和理论基石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华民族自古就坚守着“和合”的历史传统，不断吸纳、融化域外文化。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和精神追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同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相融合、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
第二，外与内的关系。“外”是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进一步回答追求建设一个怎么样的世界，“内”是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进一步回答追求建设一个怎么样的中国，外与内的关系也就是如何认识世界和中国的关系。中国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愿意以自己的发展为国际发展作出贡献。中国的对外开放，欢迎各方共同参与，支持各国共同发展，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
第三，负与正的关系。“负”是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对的负面的影响、存在的问题，“正”是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面的影响、积极的意义。负与正的关系也就是如何认识负面影响和正面影响的关系。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美好的目标，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攻坚克难，通过接力跑才能实现。
第四，知与行的关系。“知”是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什么样的理念，“行”是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什么样的实践，知与行的关系也就是如何认识理念和实践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不断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全球经济和政治危机背景下
拉丁美洲面临的挑战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政治和经济系教授
阿基纳尔多·多斯·桑托斯
2008年经济危机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国家的打击，与世界经济中心国家不同。这与其特点有关。第一，许多拉美国家从中国的商品需求中获益。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对世界市场的需求减少，南美各国相应地受到影响。尤其是欧元区局势恶化后，拉美各国经济形势持续恶化，最终导致其经济增长和相对繁荣停止。第二，拉美各国无法放弃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某些措施。一些执政的中左翼政党想在新自由主义措施和发展措施之间保持平衡，因担心吓走外国投资而不能完全摆脱财政紧缩和高利率政策。事实证明这种脆弱的平衡是不可能实现的。
经济形势的恶化导致该地区中左翼势力的削弱。除了乌拉圭外，拉美其他国家出现所谓“红色浪潮”的逆转，左派总统或下台，或被弹劾，或陷入政治经济困境。
极右派政党通过取消政党资格，利用某些政府部门来追求一些更符合民众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群体。大型金融资本通过全球行动在每个国家找到了盟友，它们实施破坏政府稳定的战略。右派还通过大众媒体和组织公众示威强烈操纵公众舆论，而在后勤和财政上得到了美国“另类右翼”机构的支持。
整个进程的结果仍然不确定，但我们要注意一些总体趋势。20世纪末，美国、欧洲和日本推动的放松金融市场管制和全球经济开放的总体进程，恰逢苏联解体。新自由主义和苏联解体这两种运动在遏制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和外围国家的工会斗争，削弱国家执行符合国家利益的政策的作用方面，起到了作用。如果说新自由主义政策有助于世纪之交的经济繁荣，那么它们也是导致世界各地社会不平等加剧的罪魁祸首。中国是这一趋势的例外。中国能够利用商业开放在世界市场上重新定位，提高其经济竞争力。
我们仍然乐观地认为，人类已经从上个世纪世界大战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但我们不能排除贸易战变成公开冲突的可能性。在巴西等陷入困境的国家恢复政治行动的稳定性和合理性，是确保大型全球合作项目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参加论坛的还有来自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新社、人民网、新华网、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