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前不久审议通过了《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要求大幅降低央企高管薪酬。朱安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平等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无论是政治权利还是社会权利，都得到了长足发展，比如选举权、受教育权、健康权，等等。
引子
中共中央政治局前不久审议通过了《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要求大幅降低央企高管薪酬。一时间，社会舆论纷纷，有人拍手称快，有人叫屈连连……
赞成的，是为平等点赞。公开数据显示，2013年，83位上市央企董事长平均年薪高达84.63万元，而同期非私营单位职工平均工资仅5.1万元。巨大的收入差距衍生出了“高管干一天，柜员干仨月”的嘲讽。批评的，是为平均吐槽。他们认为，保持适当的收入差距，有助于形成职业正向激励，有利于促进社会良序发展，“若一味讲平等，岂不是回到了过去的大锅饭时代？”
平等，是人类社会长期追求的理想状态，从衣食住行的经济平等，到选举、教育等的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平等，人们无时无刻不在追求着平等。然而，目标是远大的，现实却是曲折的。我们从毫无平等可言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走来，经历过“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探索，如今，我们高举共同富裕的大旗，并把“平等”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词之一。
平等是什么？平等是不是平均、是不是公平？机会平等和实质平等有何异同？我们追求的平等是怎样一种理想状态？请看对话——
平等不绝对
社会的不平等起源于阶级的不平等
记者：我们为什么要将“平等”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词之一？这代表了怎样的价值取向？
程恩富：从理论上说，人类在原始社会时期还是基本平等的。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剩余劳动的产生和氏族内部的分化，慢慢出现了私有制和家庭，进而产生了阶级和国家，于是出现了各种不平等现象。由此可见，社会的不平等起源于阶级的不平等，是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所导致的社会现象。
平等具有客观性、历史性和相对性。把平等纯粹视为心理现象，否认其客观属性和客观标准，是唯心主义分析方法的思维表现；把平等视为一般的永恒范畴，否认在不同的经济制度和历史发展阶段有特定内涵，是历史唯心论分析方法的思维表现；把平等视为无须前提的绝对概念，否认平等与否的辩证关系和转化条件，是形而上学分析方法的思维表现。
马俊峰：平等作为现代价值观念，其基础是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交换双方要实现交换、达成契约，都必须以平等为基础。可以说，市场经济的实践真正把平等的观念变成了人们生活的规范和标准，把平等的价值观灌输到每个人的头脑中。
在人类发展历史中，平等的内涵和外延始终在不断变化。什么是平等？必须结合具体的语境和条件来讨论。比如我们反对平均主义，认为平均主义是一种不平等，但在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等领域，我们又提倡均等化，要求平均。所以说，从现代意义来说，平等反对的是特权，是在法律规定以外的、超越社会大众权利的特权。
朱安东：我们把平等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出对不平等现象的反思。把平等作为社会建设的目标，意味着两层含义：第一，我们意识到社会上还存在着不平等现象，且这种不平等还有扩大趋势，所以要高举起平等大旗，所有的政策方针都应努力向着这个目标前进；第二，平等是社会主义本质性的特征，但我们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不顾历史条件，把平等的目标套在今天的现实上。实现平等，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分析现状，然后脚踏实地，一步步去奋力实现。
平等非平均
平均主义是一种伪平等
记者：我们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实行过平均主义，但事实证明效果并不好。请问，平等和平均应该如何辨析？西方强调的平等和我们追求的平等又有什么区别？
朱安东：平等与平均是不同的概念。平等强调的是过程，而平均更强调结果。在现实生活中，要实现结果的平均，往往过程就做不到平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全面公有制到现在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深刻地影响了平等的价值观。一方面，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增多了，差距拉大了；另一方面，人们对不平等现象的容忍度也变高了。
程恩富：平均与平等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不应混淆。有一种错误观点认为，共产主义就是搞平均主义。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没有这样的表述，而是说社会主义可以搞按劳分配，共产主义可以搞按需分配。
马俊峰： 实际上，平均主义是一种伪平等，不是真正的平等。世界上本来就存在很多的不平等，非要把不平等拉平了，本身就是不平等的。我们过去并没有真正理解平等的内涵，简单认为均贫富就是平等，但没有注意到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即使当下平均了贫富，也马上会产生新的贫富不均。
朱安东：西方所强调的平等实际上是机会平等，号称给每个人的机会是一样的。但是，由于人们的初始禀赋不同，即便机会完全平等，最后的结果也往往是不平等的。许多人宣称：“做到机会平等就已经足够了。”但实际情况表明，如果经济基础不同，机会平等也不可能实现。比如西方的选举制度，表面上看起来，人人都能成为候选人。但实际上，候选人要么本身就有非常雄厚的资本，要么就是被大资本推选出来的。西方强调的机会平等根本不可能实现。
马俊峰：形式平等讲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由法律规定人们在权利上是平等的。但实际上，由于人们能力的不同会造成事实上的不平等，并因此造成或加剧了很多社会问题。
程恩富：西方所说的平等，主要是指机会平等。但是平等的基础是财产权的平等。离开了财产权的平等，其他一切平等都是空的，是缺乏经济基础的。我们之所以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有条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就是因为我们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是保障平等的制度安排。
平等靠改革
走共同富裕道路达到广泛的相对平等
记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平等对于我们有怎样的重要意义？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路径去实现平等？
马俊峰：平等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在现实社会中，平等还远远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和尊重。人们还是习惯以歪曲的平等形式作为评价标准，而不是以平等的本源作为评价标准。我们对特权缺乏批判、谴责，表明我们并不是反对不平等的制度本身，只是反对不平等制度所造成的结果。
当平等观念深入人心，公民自身对不平等就会产生抵制和批判，这是从人格尊严的层面理解的平等。如同康德所说，每个人，不多不少都是一个人。要平等地看待每一个人，既不要仰视，也不要鄙视，应该是平视，利益诉求有冲突、有争执没关系，但要在平等的条件下进行交流。
朱安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平等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无论是政治权利还是社会权利，都得到了长足发展，比如选举权、受教育权、健康权，等等。但在经济权利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特别担心一种倾向，就是有人试图摧毁中国的国有经济，认为只有将国有经济的比重降到10%以下，才是市场经济。这种理论非常可怕。如果我国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势必要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挥主导、支配作用。其后果不仅会造成经济灾难，更会导致政治灾难、社会灾难，甚至人口灾难。经济基础的转型也将对上层建筑造成巨大影响。几十年来，我们不断努力取得的平等成就，将因此全部被打破，我们对于平等的美好希望也将不复存在。这对中国而言，是不能承受的。
程恩富：平等对于全面深化改革，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改革中，尤其要重视经济社会的平等问题。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这要求改革不仅要实现经济总量的提升，更要关注和解决改革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以达到越来越广泛的相对平等，也就是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把握的重要原则之一。面对当前客观存在的贫富差距，我们应当以财产和收入的平等促进社会平等，达到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相对平等。同时，我们也要正视不平等现象，看到其中既有发展水平不高带来的，也有改革不深入和措施失误带来的，并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最大限度降低不平等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