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好蛋糕”系列报道之五
专家：提高产业工人工资水平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劳动报酬占比下降首要因素是所有制结构变动，提高劳动报酬占比、改革收入分配，我国政府调节和干预的空间非常大。
人民网记者 陈叶军2010年07月14日09:22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近十几年来，我国政府和企业分配份额呈现双增加态势，而居民的分配份额则有所下降，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也有扩大的趋势。如何做大蛋糕、分好蛋糕，成了全社会热切关注的焦点。就此，人民网理论频道将连续推出“如何分好蛋糕”系列报道，围绕提高居民收入的紧迫性、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原因、提高劳动收入占比的措施，以及建立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等问题进行探讨，希望广大网友读者们参与讨论。
【如何分好蛋糕系列报道之一】王东京：应该减税以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
【如何分好蛋糕系列报道之二】李稻葵：理性看劳动占比，不要上纲上线
【如何分好蛋糕系列报道之三】张丽宾：提高工资是破经济结构失衡关键
【如何分好蛋糕系列报道之四】厉以宁：通过三次分配解决收入分配难题
【如何分好蛋糕系列报道之五】程恩富：提高产业工人工资重大现实意义
【关注】如何解决收入分配不公 解读两会后中国经济 展望危机下中外经济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程恩富院长和余斌教授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影响百姓收入的首要因素是所有制，劳动收入下降的主要因素是所有制结构变动，而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提高劳动报酬占比、改革收入分配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政府调节和干预的空间非常大。
劳动报酬占比与经济发达程度并不具有直接的相关性
记者：我国劳动报酬占比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应该怎样客观认识“劳动报酬占比下降”？
程恩富：劳动报酬占比是一个统计指标，其实际情况如何取决于权威统计部门。国家统计局是这样的部门，全国总工会也有调研渠道，但是，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是不是也具有相关的调研渠道，我们不清楚。
从目前披露的数据和理论上的依据来看，劳动报酬占比下降，是公有制的比重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和工会未能在市场经济充分发挥作用的客观结果。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非公有制经济成份（含内资和外资）越大，劳动报酬占比往往越低。而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中，由于左翼力量和工会运动的程度和效果不同，不同国家的劳动报酬占比与其经济发达程度并不具有直接的相关性。苏联解体后，随着工会运动受到打击，西方发达国家的劳动报酬占比也普遍下降了。
直接影响百姓收入的首要因素是所有制
记者：“劳动报酬占比”与“劳动报酬”之间是什么关系？直接影响百姓收入多少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程恩富：劳动报酬占比是一个相对量，而劳动报酬是一个绝对量。劳动报酬高不等于劳动报酬占比高，反之亦然。 与劳动报酬相比，劳动报酬占比更能反映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中的经济社会地位。劳动报酬占比越低，劳动者的经济社会地位越低。
直接影响百姓收入的首要因素是所有制。统计资料显示，非公经济中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占比一般是低的，而劳动报酬通常也是低的。尽管某些外资企业中劳动者的报酬较高，但是由于这些劳动者本身的素质较高、劳动强度较大和劳动时间较长，所以与劳动贡献相比，实际报酬并不高。这就是在某些中外私企拿较高劳动报酬的人还要跳槽到劳动报酬较低的单位之缘由。
提高职工工资目前具有三个方面的积极意义
记者：各地普遍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这是否反证我们的劳动报酬太低了？在当前形势下，提高职工工资、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
程恩富：：即使各地已经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按照新的标准，与企业高管层收入、利润率和劳动生产率相比，劳动报酬还是偏低。况且，各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与近些年来温和的通货膨胀有关，主要是通货膨胀积累的结果的反映。
在当前形势下，提高职工工资，解决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至少具有下列重要意义。一是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发展成果要合理分享的需要；二是刺激国内消费和拉动经济增长的需要；三是促进产业结构和外贸结构升级的需要。马克思曾经指出，由于工资太低，使用机器反而会使生产变贵，因而英国发明的机器曾经只能在北美使用。工资偏低同样是目前我国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和外贸结构调整与提升不快的原因之一。有舆论说，这些劳动者是落后生产力的代表，不值得为他们说话，这是谬论。
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的首要因素是所有制结构的变动
记者：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的原因有哪些？与各种统计口径、经济结构转型等因素，有什么样的关系？
程恩富：：各种不同的统计口径计算出来的劳动报酬占比会不同，但真实的劳动报酬占比只有一个。最合理的计算方法是全国进行专项普查，否则计算误差会较大。
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的首要因素是所有制结构的变动，其次是工会等职工维权组织作用的充分发挥。在私有经济中，雇主为了追逐利润最大化，必然极力压低工资，使得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好处尽量为雇主和资本所得，从而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报酬占比必然越来越低。当前，中国在经济结构转型中强调更多地发展私有经济和对外招商引资，现存的国有和集体企业也大量被股份私有化，这必然会导致劳动报酬占比的下降。
企业的利润是由劳动创造的，资本只是提供创造的客体条件而已
记 者：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实现普通职工收入的正常增长，有专家认为，企业的利润是由劳动和资本共同创造的，企业利润分配理当由经营者和劳动者共同决定，所以，采取工资集体协商机制或叫“工资共决”，对于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程恩富：：企业的利润是由劳动创造的，资本只是提供创造的客体条件而已。正如我们不能因为黄世仁出租土地给杨白劳去劳动，我们就说粮食及其价值是黄世仁和杨白劳共同生产出来的。实际上粮食的源泉是杨白劳的劳动与土地、种子、劳动工具等生产资料，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只是凭借私有产权而不劳而获地收取实物地租。同样，企业的剩余价值或其转化形态利润同地租的性质一样，作为生产资料的资本自身的价值只是转移到新产品中去，而不会创造新价值。不具体参与生产经营管理的私人雇主与地主在获取“剩余索取权”（西方产权理论用语）或剩余产品（马克思用语）这一性质上是相同的。
工资共决可以抑制雇主对于工资的过分压低，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改善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但是，只要雇主能够获得利润，资本的积累就会越来越多，资本所得的占比就会越来越大。
政府应当像当年英国政府一样向企业派出工厂视察员
记者：企业应对职工工资之策无非有二：要么不给员工涨工资，据统计，目前我国70%以上的劳动者在非公企业就业，加不加工资主要由老板说了算，政府干预的空间很小；要么通过产品涨价消化工资成本，那样又会引起物价快速上涨甚至通胀，影响百姓生活和社会稳定。而有专家认为，提高劳动报酬占GDP比重最可行最合理的办法是降低政府财政收入。对此，您怎么看？
程恩富：：不能混淆居民收入与劳动者报酬。降低政府财政收入只会增加雇主的收益，而对于改善劳动者报酬无益，甚至有害。因为这减少了政府通过再分配向劳动者转移的份额，反而会降低劳动者报酬的占比。
目前中国所有严重的现实问题往往都是有误的理论左右着人们的思考和决策。首先，政府干预的空间很大而不是上述理论所认为的很小。实际上，如果严格检查落实法定劳动时间和劳动合同法等保障劳动者利益的措施，甚至立法规定所有企业的职工收入增长应与企业的高管层收入、劳动生产率和利润三者增长密切挂钩，那么，劳动者报酬本来可以更高一些。政府应当像当年英国政府一样向企业派出工厂视察员，对于侵犯职工利益的行为直接进行起诉，而不能仅仅要求每个单位的工会一对一的集体谈判，每个职工花大精力去进行效果不佳的维权，并导致许多企业内外不和谐的行为和局面。政府还可以进一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应当看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调节和干预的空间非常大。
其次，马克思曾经指出，如果资本家能够通过产品涨价消化工资成本，那么即使不涨工资，资本家也早就涨价了。那种认为涨工资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只是代表雇主利益的西方经济学的错误理论而已。
新建企业员工的收入共决机制以提高劳动占比
记者：如何提高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对于劳动报酬问题，国外走过什么样的路，有何借鉴作用呢？
程恩富：：首先是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两个毫不动摇”，而不能是毫不动摇地大力发展非公经济，而毫不动摇地大力消除公有经济，在积极发展壮大公有经济过程中扩大国有和集体企业的用工量。这是因为，统计资料表明；在相同情况下，公有经济的平均劳动报酬高于非公经济，劳动报酬占比相对较高。其次是国家立法规定职工收入的劳资共决制度和增长制度。其要点，一是规定企业高管层收入（广义收入含变相收入即福利）、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的增长须同职工收入的增长保持一定的比例。二是新建企业员工的收入共决机制。加强工会在企业职工收入的劳资谈判中的作用。只有董事会的薪酬委员会（或成立相关分配和福利机构）与工会集体谈判的书面协议，才能作为董事会最后通过的法定有效协议。
对于劳动报酬和福利问题，二百多年国外资本主义国家始终走在雇主阶级与雇员阶级此起彼伏和程度不同的博弈道路上。当前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再次引发欧洲、日本等雇员阶级的不断罢工和游行示威。因为西方政府是站在雇主阶级的立场上主要是事后来协调劳资关系的，这就要求作为人民政府而非“中性政府”的社会主义政府记取西方的教训，应当站在雇员阶级的立场上主要是事先和主动地积极协调劳动关系或劳资关系。过去西德法定企业董事会中雇员的比例和收入共决机制、工会依据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谈判雇员收入的合理增长、日本企业依据职工工龄的增加而增加收入等等，都是我国可以借鉴和进一步变通创新的。
提高产业工人工资水平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记者：值得关注的就是产业工人收入分配占比问题，据说是逐年下降的。21世纪经济报道分析，2006年的数字，农民工报酬只占当地城镇居民的37.8%。提高产业工人工资水平具有什么样的重大现实意义？
程恩富：：逐年下降的原因，一是因为中外私有经济的比重是逐年提高的；二是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资本的积累是逐年进行的。提高产业工人工资水平，不仅可以大大推动中国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产品结构和外贸结构的升级，而且可以大大缓和社会各种矛盾，对于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和雇员分享发展成果的公平正义社会意义非凡，也可以带动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等其他领域人员收入的相应提高，从而拉动各阶层的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记者：在我国经济发展现阶段，劳动报酬占比究竟多少合适？劳动报酬占比提高到多少，才能使劳动报酬增长与GDP增长大体同步？劳动报酬占比有没有一个“黄金比例”，以对国民经济的增长以及国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程恩富：：劳动报酬占比究竟多少合适，取决于劳动报酬的绝对量和GDP的绝对量。GDP越小，劳动报酬的占比应当越高。从劳动报酬的绝对量来看，劳动报酬应当使劳动者及其家庭维持一个不断进步的社会最低生活水平以上。要使劳动报酬增长与GDP增长大体同步，必须采用指数化工资，即每年参照GDP的增长率制定工资的增长率。
这样看来，劳动报酬占比并没有一个黄金比例，但西方经济学通常用柯布和道格拉斯最早测算的比例为75%即四分之三。如果能够达到这样一个比例，自然会对国民经济的增长以及国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起着很好的促进作用。
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是同方向变动和互相促进的关系
记者：劳动报酬占比不仅关系到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更关系到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关系到社会的公平正义。十七大报告指出，从“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改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对此，您是如何解读的？
程恩富：：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辩证法的。这是因为初次分配与再分配是相互联系的，而不是完全独立的。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来看，如果初次分配不注重公平，那么初次分配就会随着再分配的进行而发生反向变化，使得再分配无效反而成为对于资本家的补贴。例如，英国的地主和租地农场主曾经付给农业短工极低的不能养活自己的工资。其差额部分由救济金补足。而如果没有救济金，这些地主和租地农场主将不得不支付农业短工可以养活自己的工资，正是由于没有在初次分配中注重公平，结果救济金就转化成了地主和租地农场主的地租和利润。
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是同方向变动和互相促进的关系，也就是说，越公平，效率越高，反之则相反，而并不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所说的二者呈现反方向变动和互相替代关系，即越公平，效率越低，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过去流行的所谓初次分配讲效率、再分配讲公平，是错误的观点和政策。十七大报告纠正了以往种种有误的观点，强调两次分配都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十分准确的。
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同保持经济发展和出口比较优势并不存在尖锐的矛盾
记者：后既要保持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又要逐步提高劳动者报酬实现体面劳动，如何处理这个二难选择？
程恩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与劳动力成本有一定的联系，但主要与劳动效率有关。只要两个国家的两个不同产业具有不同的生产效率，这两个国家就都具有各自的比较优势。低劳动力成本有时也没有比较优势，否则，非洲和拉美一些国家的工资比我国还低，为什么他们没有实现经济高增长和出口的高增长？
显然，随着中国劳动者报酬的提高，企业将升级产品结构、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而在新的产业结构中，即使中国提高了的工资，相对于国际市场，仍然可能具有较低的所谓比较优势。譬如2008年，作为居民收入主要渠道的工资收入，仅占企业运营成本的不到10%，远低于发达国家的50%。这就是说，我国涨工资收入的空间还很大，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同保持经济发展和出口比较优势并不存在尖锐的矛盾，有时往往看似坏事，其实是好事，能够产生新的层次较高的比较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