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与展望：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访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程恩富学部委员

程恩富：世界社会主义从诞生到现在已有五百年，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划分。我认为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空想社会主义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时期、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开创时期、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期。世界社会主义命题所涉思想内容和实践模式极为丰富，相应的争论问题、难点问题也颇多。

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被国内外反动势力颠覆和破坏以后，1992年美国著名右翼学者福山教授的代表作《历史的终结》一书，谎称社会主义的历史将终结。国内外有不少人认为社会主义失败了，或认为社会主义本身是错误的，或认为资本主义将一统天下，这些结论极其荒谬。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的著名讲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思想和实践的基石，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及时的。（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在正面阐述一个问题后，经常会批评国内外的错误观点。这正是我们马克思主义学者所希望的。马克思主义领袖和学者需互相支持，共同“亮剑”错误观点，而不能当所谓开明绅士。）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凭空而来的，因为世界社会主义有着五百年的积淀和探索。

福山属于美国右翼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一派，他在出名后也觉得自己的言论有些极端，略有某些补充，也小骂大帮忙地指责美国政治体制弊端。西方社会科学各派有一个特点：极端成派。这个特点，最早是复旦大学的一个年轻教师给我讲的，他说西方各学派喜欢极端成派。我认为这句话很有道理，是西方学派化的重要特点之一。如西方经济学领域，货币学派说货币最重要，凯恩斯学派说需求最重要，供给学派说供给最重要，产权学派说产权最重要。不仅是经济学，还有如弗洛伊德的极端泛性论，等等。西方学术或价值观的极端成派，往往各派可以先后获得诺贝尔社会科学奖。如果讲究唯物辩证法，科学揭示各种事物及其相互关系的本质，就难以获得资产阶级把持的诺贝尔社会科学奖，因为这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其实，马克思主义一派可以抵他们好几个学派，因为他们各派加起来的科学性也比不上近代和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等均是如此。

程恩富：在空想社会主义诞生以前，著名的思想家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提出，在奴隶主内部实行类似公有制，就是奴隶主不要有私人的财产，奴隶主内部大家财产共有，免得奴隶主内部钩心斗角，但要统治奴隶。这个思想被后来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继承，即既然奴隶主财产可以公有，那么为什么全社会不能公有？全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不就没有阶级了，没有贫富对立了吗？公有制思想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他在这方面还有一定的思想贡献，尽管他是奴隶主思想家，但是他主张奴隶主内部财产共有，这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思想。

在中国古代和近代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呢？中国过去有这样的划分，小康之前是贫穷，小康之后是大康社会，再之后是大同社会，分成这样四个阶段。有一本书专门写大同社会思想专著，叫《大同思想》，对历史上主张大同的或类似大同的思想作了概述，大家有兴趣可以看，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本重要著作。学哲学的、学经济学的、学宗教学的等，都应当看。不过，他们说的大同是不是就是全社会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呢？多数都不是。真正主张类似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大同思想的是康有为。20世纪90年代末，我仔细研究了康有为的《大同书》，尽管很多人认为他是乱说的、不值得看。但是，经过认真阅读、仔细研究后，我发现他的思想还是很有价值的，所以我决定放下别的工作，写一篇为他翻案的文章，提高他在中国思想界乃至世界思想史中的地位。他的思想与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三民主义思想，与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在农业领域里面搞社会主义，搞按需分配，资本主义工商业还是要发展的，这体现在《资政新篇》中）都不同，他是真正的中国空想社会主义者。2000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前几年因为国学热，我又在另一篇文章中附带继续抬高康有为在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套用马克思的一句话，大卫•李嘉图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或终结者，我说康有为是中国国学关于社会发展思想的集大成者和终结者。以后就没有人再超过他了，如他的学生梁启超依然停留在资产阶级思想领域，孙中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胡适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思想。超过康有为思想的历史人物就是毛泽东、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了。1902年康有为写成的《大同书》是用国学的语言阐释其思想的，如将“实行公有制”称为“去财界”，“全球取消国家”称为“去国界”，还有“去家界”等。

西方空想社会主义包含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7世纪中叶前。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发轫于16世纪。1516年，英国的托马斯•莫尔用游记的方式写了《乌托邦》（原书全名《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至今已500多年。在《乌托邦》中讲述了一个十分美好的社会，那里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生活用品按需分配，人人从事生产劳动，而且有充足的时间从事科学研究和娱乐，那里没有酗酒、妓院，也没有堕落和罪恶。具体说来，此书前半篇严厉批评英国的圈地运动，这种“羊吃人”的资本原始积累的、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初期的丑恶现象；后半篇是与航海家对话，描写航海家到了一个岛屿，这个岛上的人是怎样生活的，它的各项制度是怎样规定的，如风俗、交通、生态环境等。因为是公有制，所以人们出游不用带很多东西。托马斯•莫尔做过大官，因为政见不同，被捕入狱，他在监狱中写了《乌托邦》一书，坏事变好事。意大利的康帕内拉也是这样，因起义失败被抓，他在监狱写了《太阳城》。推荐大家去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些名著。其中有些人利用宗教来渗透和传播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

第二阶段：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有杰拉德•温斯坦莱、梅叶、摩莱里、马布利等。他们的重要观点是用“法典”的形式对新社会作出明确的规定，批判包括资本主义私有制在内的各种私有制，对私有制导致经济不平等，进而导致社会政治不平等进行论述等，已经接近历史的实际，有了初步的阶级观点。在设计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时，以农村公社和手工工场为原型。

第三阶段：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前半叶。马克思、恩格斯重点评价的三位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有法国的圣西门，他是买卖国债赚了钱，退回书斋写书；傅立叶下海经商赚了钱，退回书斋写书；还有英国大纺织业资本家欧文。他在赚了很多钱后觉得不合理，为什么工人劳动，我也劳动，但工人却很贫困。他认为社会三大问题最主要。一是私有制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他是慈善家，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食堂、第一个托儿所，他认为如果不改变私有制，就只能做做慈善事业，而无法彻底改造恶果众多的社会，所以他决心改变私有制。二是私有制导致西方的两性和婚姻家庭关系比较乱，存在各种政治联姻和经济联姻及不当的性关系。三是宗教。因为宗教不主张革命，主张听从命运，做好事忏悔、发善心才能进天堂等，就像佛教说的寄希望于来世。欧文讲的还是比较正确的，当今世界依然存在这三大问题，各种问题主要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私有观念派生的，如贫穷、两极分化、生态环境、战争等。欧文作为大资本家，能想到类似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点，可见他不仅思想先进，而且人格也很伟大。

程恩富：马克思、恩格斯曾用过三个词：伟大的、批判的、空想的。如果只用一个相对贬义的词“空想”来评价，是不全面的。他们首先是伟大的，在马克思主义没有出现之前是当时最先进的思想，他们与马克思比才是空想，显得落后了。空想不是乱想，他们是人类重要的思想家，不仅现在这样说，几百年几万年也可以这样说。遵循马克思、恩格斯的评价思路和精神，我对空想社会主义者作与众不同的三点新评论。

第一，他们改造的总体目标是进步的，其中多数人所追求的人类社会终极目标是正确的。圣西门就没有提出消灭私有制的问题，恩格斯讲他的资产阶级思想多一些；傅立叶主张股份合作制；以欧文为代表，还有之前的托马斯、莫尔、康帕内拉等，都主张人类社会的最终目标是彻底消灭私有制、消灭商品货币关系，要么实行按劳分配，要么实行按需分配。康有为的目标是成立一个全球政府，逐步取消民族国家，实行世界成员统一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但没有主张实行按需分配的方案。他讲到收入在农业领域约分十个等级，在工商业中约分二十个等级，那基本上就是按劳分配。我分析康有为可能是考虑如果按需分配，社会发展就没有动力了。其实，在按需分配制度下，劳动是有规范的，如果你不劳动或不好好劳动，会受到个人心理和社会环境的约束和谴责的。比如日本的山岸社，成员有几千人，世界上有七个国家都有山岸社的社区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杂志上曾发表文章介绍过山岸社。这个山岸社就类似共产主义社区。山岸是个人名，20世纪50年代在农村工作，通过机械化养鸡发家致富，之后进行改革，因为他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不好，就利用自己的土地和资金成立组织，号召有钱的人加入，毕业的大学生等没钱的人也可以加入，实行人人劳动和按需分配，但每晚要学习一小时，包括批评与自我批评，所以好吃懒做的人没有，有的话就自动退社了。还有西班牙的蒙德拉贡合作集团公司，在中国也有投资，是比较标准的合作社制度，人数很多。蒙德拉贡是一个西班牙小镇，内部分配较公平。我去访问过，也写过介绍蒙德拉贡和以色列的文章。基布兹合作社曾是以色列的主导经济制度，但现在受到私有化的侵蚀。一开始到以色列建国的人是赞成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其中有一些人原来是居住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的。世界上这三个案例是值得关注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尽管现在不占主流。人类社会发展的大方向不是私有制、私人家庭农场，而是合作社、集体经济、国有经济，然后是全球公有制或世界人民公有制。

第二，他们改造社会的总体方法是改良主义的，难以全面实行或根本行不通。欧文在美国搞了两次合作社实验，在英国搞了一次公平交易市场，取消资本主义商业和中间剥削。他这三次实验都失败后耗尽了个人财产，走向民众进步的宪章运动。而傅立叶是进行学者型的呼吁，呼吁统治阶级、领导人实行他的制度，呼吁有钱人、剥削阶级拿钱来投资，这种方式是根本行不通的，与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组织起政党，通过暴力或非暴力的方式起来斗争，掌握政权后再来推行新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思路是不同的。

第三，他们改造社会的总体理论是当时人类的进步思想，但是与马克思主义相比显得落后或错误。如傅立叶把人类从开始到现在的情感分成若干阶段，认为到情感的最高阶段就要实行他倡导的制度，而历史唯物主义是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两对基本矛盾分析的。可见，凡是主要从思想变化、价值观变化、人性变化、道德变化、伦理变化来说明该社会形态及其演变的观点均属于历史唯心主义。最近，法国著名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皮凯蒂新著《资本与意识形态》一书，也是从人类价值观演变及其选择来阐释不同的社会形态和社会政策。而我理解的唯物史观，是强调从生产力、所有制、经济基础视角来分析大多数重要的社会问题，然后再结合分析人的价值观、情感、人性、文化、政治等重要变量或因素，并形成历史发展、制度变迁和政策安排的“合力论”或“决定论”，从而总体上是一种“非经济唯一决定论”或“经济为基础的多因素合力论”。那种完全否定“经济决定论”的观点，是片面的。

这三点评论是有独特性，而有些文章习惯用现实流行的观点去裁剪和评论空想社会主义。如认为空想社会主义者主张消灭私有制，消灭市场经济的观点是空想，这等于在批评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三项基本经济制度思想，即全民公有制、按需分配、计划经济。否认这三条就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者，就是一般的社会主义者，或者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有些人借批空想社会主义者来否定共产党的最高纲领，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性质的最低纲领去否定共产主义性质的最高纲领，这不合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产主义的讲话精神。人类的最终走向还是共产主义。

程恩富：我一直有一个科研计划，就是“马学”应该与宗教（如佛教、道学等）对话，找出共同点和分歧。我看过台湾大法师“星云大师”的光盘，基本套路是说当今世界人心坏了，所以出现贫穷、暴力、污染等问题，怎么才能和谐和幸福呢？就靠改变良心。这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这与韩国最有名的一位社会学家的观点一样，他是世界社会学学会的副会长，写过一本十万字的书叫《重建人类社会》，也很通俗，讲社会和全球出现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其中心思想与佛教一样，也是认为当今世界人心不好，导致战争、贫穷、瘟疫等问题。怎么办？改变人心。马克思主义与他们前半部分是一样的，认为人心普遍坏了是会出现国内国际大问题，如果人心不坏，怎么会出现那么多问题呢？但马克思主义与他们的重大区别，在于认为这些问题是直接或间接由私有制决定的，归根到底是私有制带来的，所以提出要消灭私有制，消灭私有观念，这样人心和行为都不容易变坏。

马克思主义应该与宗教沟通，有所肯定有所否定，从本质上应当否定，但某些理念和提法有通融性和吻合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宗教有两面性。如果运用得好，也可以起到一定积极的作用；如果运用不好，宗教将起反面作用。就像苏东剧变时，东正教等全部站在反共一边，这是要高度警惕的。宗教及其寺庙过度发展没有必要。共产党员不能信教，但在古巴、老挝这样的国家，共产党员之所以能信教，是因为在搞革命之时就基本上是全民信教，如果说信教的人不能参加革命，那样革命就不可能开展。中国本来就不是一个全民信教的社会，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后再允许党员信教，这有何必要呢？现在有些人主张共产党员都可以信教，这是错误的。不能因为这两个国家允许共产党员信教，似乎就可以此为样板了。现在还有人以为马克思主义不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行了，如果把儒释道等恢复起来，就能根本解决社会的伦理道德。这是误说。孔子的思想具有双重性，要恢复西周制度在那个时代就不被许多人接受，他的政治思想是落后的、保守的，而抽象的伦理道德加上新的内容，是任何时代都可以用的，如“三人行，必有我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国学好的方面是要弘扬的，能运用的要尽量运用，但像有些课本把鲁迅和红色文化的作品去掉，把有价值的古文删掉，把金庸等人的作品来替代（加一点金庸的好作品也可以），这是不对的。不仅当时空想社会主义者运用了宗教，而且当代西方国家搞革命，也要巧妙地运用宗教，现阶段我国自然要适当运用。

程恩富：欧洲的三大工人运动是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的三大实践来源之一，是其产生的实践基础。19世纪三四十年代是重要的转折点：生产力方面的变化是以英国资本主义国家第一次产业革命结束，并在20年代就爆发了显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全国性经济危机；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先后在英法等国家占主导地位，逐步实行了社会化大生产。作为生产关系的阶级表现是阶级斗争不断激化，本来是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参加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工人阶级的反抗此起彼伏。19世纪三四十年代，英、法、德等国家无产阶级开展了独立的政治运动，发生了著名的三大工人运动，即法国里昂丝织工人两次起义、英国宪章运动、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它表明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为马克思主义产生奠定了现实基础。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来源分别是德英法三个国家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当然不限于这些。

程恩富：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专门研究过经典作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论述，并在1988年第一期的《复旦学报》发表了一篇关于社会形态和发展阶段的文章，1991年出版的《社会主义三阶段论》专著也有这方面的内容。

概括说来，从马克思到邓小平，有三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观。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三位经典作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观=全社会公有制（没有私有制和集体经济）+全社会按劳分配（没有集体所有制就没有集体所有制的按劳分配）+完全计划经济（没有商品货币关系）。全社会所有制指全民所有制，不是有些人认为的股份制就是社会公有制。股份制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中指社会集资的私有企业，而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不是公有制企业。它与个体或合伙的所有制不同，是从社会集资的众多私人所有的企业，是马克思说的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极扬弃，为什么说消极扬弃？因为私人控股的股份制还是私有制，是私有制的高级形态。正如党的文件所说的，如果是公有资本控股，那就具有明显的公有性质。

后来斯大林在1937年降低标准，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毛泽东采用斯大林的标准，所以在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宣布进入社会主义，都是因为降低了制度标准。这就产生了第二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观=两种公有制（基本消灭私有制，但有集体经济、合作经济存在）+两种按劳分配（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按劳分配）+计划经济为主体（保留商品的货币形式，流通领域有一定的市场调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经济制度观=公有制为主、非公有制为辅+市场型按劳分配为主、按资分配为辅（过去称商品型按劳分配，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是产品型按劳分配，发不流通的劳动券）+计划主导型或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可以概括为私有制主体+按资分配主体+计划指导型市场经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叫计划主体型经济，主导与主体有重大区别。现阶段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调控主要体现在量上和力度上大不相同。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能只讲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而不讲政府的作用，只讲混合所有制，而不讲国有企业发展壮大。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经济日报》曾同时发表三篇文章，我写的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纠正在混合所有制和市场决定作用两个尖端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我在《求是》杂志2014年第16期发表一篇《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成绩单”》，批判新自由主义在外国造成的恶果，提醒中国不要推行新自由主义。当时中央要求各部委党组立即学习并汇报。

从上述三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观来看，我们不能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是空想或有空想的因素，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设想的社会主义没有商品货币关系，没有私有制，没有集体经济的。但现实却存在着这些。是谁错了？谁都没有错。因为社会主义的标准不同。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如果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标准，我国还没有进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越南就据此宣布他们还未正式进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标准的社会主义社会，认为还是处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渡时期”，也没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是提迈向社会主义或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