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近年高教事业发展很快，总体形势很好。不过，1990年代后期以来，各个高校在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课程设置、教材内容、考研科目、师资政治素质和学科建设等方针上一直有重大分歧和争论。许多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校院领导和教师对于“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核心的教学体系和研究体系不断被排斥和贬低，而以西方经济学为核心的教学体系和研究体系不断被误升和渲染”，极为忧虑。最近，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教授批评教育界和经济学界的这一流弊，是深刻和正确的，应当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并切实加以改进。
一、问题表现
1、在理论经济学专业本科和研究生的课程体系中，西方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总课时均大大超过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与社会主义部分，普遍多达1-3倍。
2、在非理论经济学的所有经济类和经济管理类的专业中，或者只在思想理论课模块中，占有并讲授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共30总课时或者在思想理论课模块中不讲授，另外开设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40总课时。这样，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根本无法进行案例教学、实证分析与数理模型推导等一系列改革和创新教学，严重影响革新和教学效果。
3、在非理论经济学的所有经济类和经济管理类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人学考试中，均不考政治经济学，不承认政治经济学是学术，连政治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在考试中平起平坐都不承认。就算硕士生人学政治课考试中含有20总分的政治经济学内容，那么，在财经类统考“经济学”的150总分中，也不应当全部归于西方经济学而没有政治经济学1分的比例。
4、普遍采用未经科学分析的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并以基本肯定其核心理论的方式向学生作传授和宣传，包括宣扬“自私经济人”、“公有制不如私有制”、“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私有制无剥削”等基本原理，导致学生和中青年教师的理论倾向与政治信仰问题突出。
5、从事专搞西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教师，尤其是在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教授培养并获得学位的人中间，有日渐增多的人不赞成或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但被选聘为学术单位的领导和学科带头人，甚至违反国际惯例而用紧缺的国家教育经费，超中国院士甚至国际大学标准地高薪聘任这类海外社科学者，使广大师生感到不少重点大学是支持和重用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者的。
上述问题导致财经类和经济管理类的广大师生认为，社会主义大学要与西方大学接轨，现在只应重视和强调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不是财经类和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共同基础知识，也不是学术，更不用说指导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教学和研究了，这就严重影响了还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教师和西方经济学教师的积极性，导致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学科带头人主动或被迫选择资产阶级自由化学术道路。
二、具体建议
上述问题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实施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以及正在开展“三项教育”的文件精神，以及教育部原来的规定，都是违背的。近年的情况日趋严重，广大教师和学生极有意见，强烈要求教育部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纠正并作出新的明确规定。为此，我们建议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为办学指导思想，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办学方向，重新强调以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讲授和研究现代西方经济学，科学借鉴与批判并重。
第二，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学术单位的领导权要掌握在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手中的精神，凡是通过学习和教育，仍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者，不能担任各级学术单位的领导和学科带头人，要坚决地逐步撤换。
第三，非常欢迎海归学者，但要通过领导谈话、集中学习（正在开展的“三项教育”不能流于形式）和研讨等多种方式，使他们认同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自觉运用到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之中。
第四，坚持“同工同酬”的分配原则和国内外高校惯例，正确处理好本国和西方国家培养的博士和教授的学术评价、劳动报酬与工作待遇。不能滥用教育经费，超过中国最高学术水平的院士和资深教授的最高报酬标准来招聘海归学者，人为制造矛盾，真正做好高校的和谐与统筹工作。
第五，在财经类和经济管理类本科、硕士、博士的课程设置中，应规定分别开设初级政治经济学、中级政治经济学、高级政治经济学，与初级西方经济学、中级西方经济学、高级西方经济学相对应。两类课程的课时相同。第六，在财经类和经济管理类的硕士、博士的考试科目中，应有包括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各占一半在内的“经济学”科目，而不能只考西方经济学。
三、发展方向重建中国主流经济学范式
上述问题和改进离不开理论经济学发展方向的认知与共识。不久前，中央领导再次明确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现状整体看来也处于一个关键阶段，前苏联的蓝本有很多不适应。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尚未形成。西方教材乘虚而人，正确的态度应是批判地接受。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中国在和平崛起，这是一个奇迹，我们有资格、有条件形成我们自身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要编写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要编写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1]哪这一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的总体精神是正确的。
就理论经济学来说，世界主流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是非主流经济学社会主义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是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西方经济学则是非主流经济学。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能将资产阶级执政党奉为主流的经济学作为本国主流经济学的。[2]同西方经济学一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学术体系，又是一种理论信仰和意识形态，应当在学术和意识形态两个领域都发挥指导作用。如果只赞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而不赞成它在社会科学中的学术指导地位，则会架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不过，要搞清各国政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本质联系与某种差别。日本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几个学派，与日本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就存在异同点（展开地说，日本的官方经济学与学界多学派的经济学就有一种互动和互补的交互关系，罗斯福新政、里根经济学和布什经济学同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也有某种选用和综合的关系，而主要不是学界经济学拥护和赞美官方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与一定的意识形态相结合，但不能仅仅是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注释和解说。同时，繁荣与发展理论经济学，需要创立不同的学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部也应形成不同的学派，学派的形成是学术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理论必须多学派地发展。在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话语霸权”和学术强势的新形势下，最不明智的学术和意识形态管理，是管死马克思主义多学派的发展，放活非马克思主义多元化的扩张，并视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流经济学刊物上发表文章为最高学术水平，而不支持和贬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刊物上发表文章。这是在这一领域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迫切需要改进的最重要措施之一。
2000年，我在学界提出“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以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体，现代西方经济学为用。[3]去年以来，中国社科院刘国光教授也使用此提法，并严肃指出“部分传播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人士，力求使它在中国也居于‘主流’地位，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种情况需要关注。”。[4]这与后来河南财经学院资深教师杨承训强调的“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马克思经济学为魂，中国特色的现代政治经济学为体，现代西方经济学为用的观点，也非常相似，[5]但与主张“西学为体，马学为用或中学为用”的观点，反差较大。北京大学己故经济学家陈岱孙教授生前为我的《西方产权理论评析》一书题词所说的“弘扬马列，锐意求新，借鉴西学，体察国情”[6]，，也是一个科学处理现代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关系的指向。近年，除了胡代光、陶大墉、高鸿业、吴易风、丁冰等资深教授和“老海归”，又涌现出中国社科院左大培和许建康、北京大学王志伟、西南财经大学任治君、日本岛根县立大学张忠任、华南师范大学方兴起等知名教授和“中年海归”，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孟捷、北京大学余斌、上海财经大学朱奎和薛宇峰等经济学博士和“青年海归”，这些专门研究西方经济学的老中青学者也基本持上述观点，同专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老中青学者一起，形成了日益壮大的现代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学术阵容。
那么，我们究竟应当怎样科学地重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即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是说，依据什么思想方法和理论原则来创新呢？或者说，我同复旦大学张薰华教授、上海财经大学冯金华教授、上海金融学院周肇光教授、同济大学顾饪民教授等创立的“海派经济学”即“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的发展思路是什么？我们主张，以当代中外市场经济实践为思想源泉，以传承和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假设为基点，积极吸纳古今中外各种经济思想的合理成分，广泛借鉴相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可用方法，构造既超越苏联经济学范式，又超越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新范式，即新建在世界经济大环境中反映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初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独特性的经济学范式。它本质上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后现代经济学”。
（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年第9期）
[1]“我们有资格有条件形成自身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上海宣传通讯》2005年第3期
[2]马艳：“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及其创新”，《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3]程恩富：“重建中国经济学超越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学术月刊》2000年第2期；日本经济理论学会主办《经济理论研究》2004第1期
[4]刘国光：“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答辞”，《社会科学报》2005年4月21日。
[5]杨承训：“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人民日报》2004年11月25日。
[6]程恩富：《西方产权理论评析》，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