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1993 年第二季度至2001 年第二季度实现了持续稳定的增长。1991 年3 月—2001 年6 月为止，其增长已超过了123 个月(已扣除1993 年一季度0. 1 %的负增长) ，成为自1854 年以来美国经济史上32 个周期中最长的一次。在美国，持续9 年的经济增长以及在低失业率状态下的低通货膨胀特点，引出人们对美国经济变形的种种说法，如“零通货膨胀”、“知识经济”、“新经济”等，其中以“新经济”之说争议最多。那么，究竟什么是新经济，围绕新经济的理论及其现实的争议是哪些，以及作为新经济先锋的美国为何连续增长，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总结当前国内外经济学界对此主要看法，并提出一些新的评论和观点。
一、新经济的提出及其定义
1997 年8 月，迈克尔曼·德尔首先提出了“新经济周期”问题。1997 年11 月，美国《商业周刊》主编斯蒂芬·谢波德界定了“新经济”概念，指出新经济所具有的6 大特征：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 大幅度增长，公司运营利润上涨，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低，进出口之和占GDP 的比例上升，GDP 增长中高科技的贡献度比例上升。
最早宣传“新经济”思想的《商业周刊》在界定这个名词时说：新经济并不意味着通货膨胀已经死亡；不意味着我们将不会有另一次经济衰退，或经济周期业已消失；不意味着股票市场必将摆脱自我调整而永远上升；也不意味着亚洲金融风暴不会影响美国。而认为，谈“新经济”的意思是指这几年已经出现的两种趋势，即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
从美国有关方面的文献可以看出，至少有3 种不同和相互关联的“新经济”理论。一是长期增长论。这种观点认为，当前强劲的生产率增长能够使美国经济在没有通货膨胀的压力下高速增长。二是商业周期论。此观点认为，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短期替代关系已经改变，因为今年来美国低失业和低通货膨胀同时并存。如1998 年6 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多恩布什就提出了周期消失问题，认为只要政策得当，经济就可以摆脱商业循环。三是新增长源泉论。其观点认为，信息时代的特征导致了网络经济、收益递增和知识外溢效应，所有这些因素都改变了经济增长的模式。当人们讨论全球化和信息技术正改变着美国经济结构时，对其解释和关注焦点的细微差别将产生不同的结论和政策含义。
全球化也给经济增长带来了新因素。一是给跨国公司带来了更加丰厚的利润。再是全球化经济运作有利于平抑物价。美国可以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集中于生产附加价值高的高新技术产品，而从别国进口其他产品，使上述产品的价格在美国市场上保持低廉，这对美国抑制通货膨胀十分有利。
可见，信息革命和全球化确实给美国经济带来了新的内容，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了“新经济”的概念和相关理论，然而，对此也有不同的声音。美国《前景》杂志主编罗伯特·库特纳就曾撰文认为“商业周期消失论”是夸大其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副教授和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研究员斯蒂芬·韦伯则提出了“减幅论”，认为商业周期波动将变得轻微，更像一种“涟漪”(ripples) 。而站在持“新经济周期”论点的学者对立面的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则强调，美国经济并没有发生什么根本性的变革“， 新周期”看上去更像“老周期”，只是失业率低一点。其社会学结论是，21 世纪将会被历史学家认为并不属于美国。
上述纷争的存在，使得对新经济理论和现实作一番更深入的梳理和分析成为必要。
二、新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与质疑
任何有关“新经济”的争论，都需要准确定义新经济，但从上文可以看出，迄今为止，“新经济”论并不是由某一个学者明确表达的一种思想，相反，大量的观点都聚集在新经济论的旗帜之下。我们将他们的观点划分为3 种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观点，即长期增长论、商业周期论和新增长源泉论。尽管这3 种观点的某些预测和含义有所不同，但其共同的内核构成了新经济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同时，每一种观点均受到挑战和质疑。
(一) 长期增长论
新经济的长期增长论认为，美国经济将长期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不会导致通货膨胀率的上升。美国《商业周刊》指出，受资本主义的广泛传播、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等因素的刺激，经济能够以较快的速度增长，而不会带来通货膨胀。
新经济论的支持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流行和放松管制的盛行增加了市场竞争的压力，使资源得以更加有效地利用，从而加速了产出增长的速度，同时，信息技术改造了经济，降低了价格，提高了工资。也许更为重要的是，IT 从根本上改变了企业运作的方式。曼德尔(Mandel)认为，迄今为止主要由信息技术所推动的新经济，可能将成为更为广泛的技术、企业和金融创新繁荣的初期阶段。信息技术提高了生产率，降低了成本和存货，增加了企业和工人的灵活性。此外，莱斯特尔(lester) 也认为，全球化、放松管制和创新是带来生产率可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
上述观点的质疑者指出，对长期增长论的实证论证，需要通过包括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次商业扩张后期经济的强劲增长，以及作为上述变化指示器的股票市场价格的飙升来说明。但事实却是，自20 世纪70 年代开始，美国的生产率和人均GDP 的增长率明显放慢，20 多年来生产率增长相对缓慢的趋势至今仍未有根本的扭转。
然而，支持者认为，缺乏生产率长期有力增长的证据，并不一定意味着不存在生产率的有力增长，这主要是因为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正面效应不便于计算。对信息技术的投资主要集中于金融、贸易、商业服务等服务部门，而这些部门的产出水平和生产率长期以来被低估了。由于不同的企业和不同的部门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的变量，总量指标可能并不是论证新经济是否存在的最佳方法。既然信息技术对每一个部门带来的影响是不同的，因此就不必拘泥于总量指标。
许多质疑者认为，长期增长论者必须就以下几个重要问题作出回答，方能说明新经济是否存在：
第一，统计问题是否变得更加恶化了？ 既然计量服务业部门的产出一直存在困难，新经济论暗含着统计问题在不断恶化，那么越来越多的产出就难以计算。这可能是正确的，但尚缺乏足够的证据。
第二，我们是否应该期望IT 能改变经济？ 计算机不可能是生产的，因为它主要是重新分配产出，而不是创造产出。它提出了工人的效率(通过改善工作环境) ，但并不增加产出。而且，在软件升级、系统兼容、人员培训、安装调试方面还有相应的支出，所有这些都降低了信息技术系统的总效率。
第三，全球化能否真正控制通货膨胀并提高生产率？ 诚然，与30 年前相比，美国经济国际化的程度有了很大提高。但这并不能突破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的规律。全球化能控制通货膨胀并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能是缺乏依据的。
第四，现在的经济是否真正是“新”的？ 它是否以完全不同的模式运行，并且遵循完全不同的规则？ 或者它仅仅是原有经济规律在现代的运用？ 除了技术进步之外，新经济究竟有些什么是新的呢？ 从某些方面来看，没有。我们仍旧像从前一样以工作谋生和买、卖、交易产品及服务。萨皮罗(shapiro) 和瓦里安(Varian) 一针见血地指出：技术变化了，经济学规律并没有变，迅速的资本积累的确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给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了可行的途径。然而，如上所述，其论据是混淆在一起的，用来论证新经济存在的依据，也正好是说明不存在什么新经济的论据。而且，单靠信息技术的积累，也不足以使生产率提高到新经济论者所期望的高度。计算机仅代表了美国2 %的总资本存量。这个比例大小，不足以使整个经济发生很大变化，尽管该行业能获取与较高生产率相联系的超额回报。
第五，新经济是转型时期的现象还是一种长期的趋势？ 从某种意义上讲，迅猛发展的全球化、放松管制和信息化均处于转型时期当中，并最终将使劳动生产率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但这可能只是一个转型所带来的短期现象，技术进步仍将是推动长期经济增长的永恒的、强大的力量。
(二) 商业周期论
菲利浦斯曲线阐明了对短期通货膨胀的一种传统观点：当失业率低于NAIRU(自然失业
率，也称为不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 时，通货膨胀率将上升。然而近年来，即使失业率不断下降，通货膨胀率依然在低位爬行。因此，有人开始重新评价菲利浦斯曲线和NAIRU 的概念。
新经济论的商业周期观点认为，全球化使价格受到抑制，因为美国企业不得不面对海外廉价的进口商品和廉价的劳动力的竞争。同时，信息技术是企业能够在不提高价格的条件下提高劳动生产率，削减成本。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化和信息技术改变了经济结构，迫使企业按新的方式运作，不用铺张，也不必提高价格。
质疑者指出，商业周期论必须从两个方面进一步完善其理论框架，才能建立起令人信服的新经济论。
首先，从理论上看，对全球化和信息化是如何改变劳动力市场，从而降低NAIRU 还没有明确的解释。新经济论的支持者也是从一般意义上谈及全球化和信息化提高了效率，促进了国际竞争，但并没有建立起全球化和信息化同实际决定NAUIR 的劳动力市场基本动态机制之间的直接联系。每个人都能想象出信息技术可能改善了信息交流、降低了交易成本和提高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国际竞争可能改变了劳动和资本的相对力量对比，减少了工资压力，但这些观点还有没有综合起来确切给出有关部门劳动力市场的分析。
其次，要区分长期的结构性变化和短期的变化，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新经济论者认为美国经济正经历着一次根本性的转变，然而他们对导致这种基本结构变化的解释不一定是正确的。传统宏观经济学除了指出全球化和IT 的实际重要性之外，还能解释由此带来的后果，不用依赖新的理论或者求助于建立新的结构性关系。
要区分暂时性因素和结构性变化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它要求扎实的实证分析，更为重要的是需要更长时间段的一系列数据。只有观察了多年的、不同经济条件下的失业和通货膨胀，才可以就是否出现了结构性变化得出结论。彼林德尔(Blider) 总结了这一谨慎的观点：最近几年的经历并没有提供NAIRU 将低于5. 5 %的预期，现在要下此结论尚为时过早。
(三) 新增长源泉论
这一观点就经济是如何增长的问题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该理论认为，经过深入的研究，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过程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也使得新增长源泉论最令人感兴趣，但也最有争议和难于证实的。
传统经济学认为，在规模经济几乎不变的条件下，经济增长是投入增加和技术进步的结果。这其中，对如何计量投入和定义技术进步存在一些争议，但对经济增长包含着替代关系并无异议。因此，增加资本意味着投资、储蓄和放弃消费，而增加劳动投入要求增加教育开支、放弃休闲。任何解释不到的经济增长都被归因于全要素生产率(TFP) 所致，也被称为著名的索洛残数(Solow Residual) ，它反映了诸如技术进步、外溢效应、效率的提高、规模经济等因素的影响。
新经济论采纳了TFP 的观点，认为一些重要的部门受益于收益递增、外在经济、标准化和网络经济。在网络经济的时代，更多的投入创造出更多的产出。比如像因特网、传真机或软件系统这样的新IT 产品的价值，将随着其他人也如此投资而不断增值。因此，这种生产的外溢效应使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超出了传统经济学的解释力。与此相关的观点还包括：一旦达到了规模经济，经济将实现非线形的增长，在像硅谷这样的工业化和社会化组织里形成了信息反馈的良性循环，通过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可以降低价格、提高质量。尽管对传统经济学来说，这些观点并无新意，但新经济论者赋予这些观点超乎寻常的重要性，并把它们看成是经济全面增长的推动力量。
新经济论者认为，通常所见到的硬件和软件的使用就是收益递增和网络效应的初步证据。因为现代的通信网络(像因特网这样的系统) 都是高科技密集型的，计算机硬件和软件都表现出了许多收益递增的特征，IT 部门被认为是新经济的关键力量。全球化有助于通过扩大市场的范围而使关键部门实现规模经济所要求的规模。最后，由于信息产品和其他物质产品在具体的生产、定价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别，新的数字经济的性质从根本上不同于原来的工业化经济。
质疑者指出，新增长源泉论对收益递增、网络效应、外在经济、标准化等的看法都可能是成立的，但有几个概念性的和实证性的问题必须加以澄清，如生产率增长的证据、IT 产生的可计量的影响等。在发现经济外溢效应和生产率增长的具有说服力的证据之前，对这些观点都必须谨慎对待。
此外，德龙(Delong) 提出质疑，这些观点是否真的是“新”的？ IT 的经历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外，因为大量的产品在面向市场之后都经历了价格下降、质量提高的过程。并没有迹象表明现阶段的网络经济比早期“产业革命”时期有什么更新奇的发展。
综上所述，新经济论的描述性特征，就是强调全球化和信息技术( IT) 的不断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因。在上述3 种观点中，全球化和信息化不仅仅被看成是其他要素的代表，而且被看成是从根本上改变经济的推动力量。从表面上看这是符合事实的，然而，关键的问题是这些变化是否是“新”的，它们是否能真正改变经济运行的模式。
根据现有的证据，要科学地判断新经济是否真正出现还为时尚早。新经济应建立在经济发生了结构性变化的假设上，但目前缺乏充足的数据说明哪些是基础性变化，哪些是会产生同样结果的暂时性变化。正像韦伯(Webber) 所指出的，扎实的实证分析是比较和评价新经济和旧经济观点的唯一方法。经济学家应当开始考虑实证检验，通过得出的结论，以便确定是否存在“新经济”。
新经济论的支持者下一步要做的工作就是把不同的观点综合为一种统一的、有内在联系的解释。建立一个完善的全球化和信息化是如何既能影响长期增长趋势，又能影响短期劳动力市场机制的模型，将是对这场争论的一个有价值的贡献。这个模型需要解释全球化和信息化是如何改变失业、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也许是通过增加劳动力市场流动性、信息交流、组织变化或减少交易成本来实现的) 。一个统一的模型也将提出一些经得起检验的假设来评价新经济论的有效性。
三、美国新经济实况与经济增长的两类原因
(一) 新经济现象的特点与问题：以美国为例
如果可以把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美国在技术和经济方面发生的重要变化称为“新经济”的话，那么，这种新技术经济的现象具有以下持久性的总体特点：
一是以知识提升为基础。与传统经济相比，当今经济的知识含量快速提升，这充分体现在产品、产业和人力中。知识和拥有知识的劳动力是最重要的经济要素，知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在美国，每年用于知识的生产及其传播的开支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0 % ，其中，普通教育开支占10 % ，培训和在职教育开支占5 % ，研究和开发费用占5 %。现在，美国几乎60 %的工人是知识工人，80 %的新职业是由知识密集型的部门创造的。
二是以信息技术为先导。同以往经济社会相异，现今信息技术一马当先，信息产业及其直接相关产业已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由计算机系统(电脑、软件及其服务) ，通讯(电话、有线、无线及其卫星) 等构成的全新的多媒体产业发展迅猛，1996 年就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4 % ，1997 年，电话、电脑、娱乐、金融服务等“新经济产品”的消费平均增长12. 5 %。
三是以全球市场为导向。由于本国资源和市场的不足，以及积极推行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等合法和非法的措施等，美国的新经济现象显然是以对外经济急剧扩张为前提的。目前，美国实行全球经济的企业由10 年前占全美企业总数的20 %上升至60 % ，外贸依存度也大大增加。
四是以企业网络为载体。美国率先对企业结构进行重组和重建，使企业实现了网络化经
营。美国的因特网已连接世界186 个国家和地区，电子商务每年以200 %的速度递增，到1999年，美国39 %的零售商品在电子网络上出售，并日渐用电子货币的形式来支付。
至于绝大多数文献和舆论认为新经济的特点是商业周期的消失或淡化，则本来就缺乏理论和实证依据，因为美国1993 年初以前和今年第三季度以来，以及日本经济10 年都启动不起来等，均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不管美国政府和企业如何为长期经济增长努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发展态势表明，增长与衰退交替出现是一个客观规律。事实上，在“9·11”事件之前，美国经济已困难重重，危机四伏。它突出地表现为： (1) 股市泡沫泛起。其成本与收益之比达35 倍，远远高于过去70 年14. 5 %的平均水平，这种“非理性繁荣”是刺破经济泡沫的金针。(2) 财富和收入差距扩大。在美国家庭净资产中，1 %的最富家庭占37 % ，9 %的较富家庭占31 % ，其余90 %的家庭只占32 %；美国人口中最富有的20 %与最贫穷的20 % ，其收入差距是9 倍。1998 年美国大公司总裁的年收入平均高达1067 万美元，比上年高出36 % ，而一般工人平均收入仅22976 美元，蓝领的收入增幅为2. 7 % ，白领的收入增幅为3. 9 %。这直接导致了个人储蓄率下降。(3) 实物经济不断萎缩。从1970 年以来，美国的实物经济年均收缩2 % ，至今实物产出量已下降一半。其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主要来自第三产业，而各种金融投资活动的泛滥，极易诱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4) 潜伏着通货膨胀的险情。美国目前存在大量的经常项目赤字，这是造成美元下跌从而引发通货膨胀的潜在因素。由于石油和其他初级产品的价格低廉，以及亚洲金融危机抑制了美国的进口价格等等，因而通货膨胀的潜在性暂时没有转化为现实。此外，还有库存量增加，消费者信心指数不高等问题。
因此，从2000 年底开始，直到2001 年第二季度，美国经济增长已下滑至0. 3 % ，8 月和9 月初已出现负增长，经济衰退已成定局。可见，即使没有“9·11”事件，美国经济也肯定会出现危机，从而陷入“新经济”的商业周期之中。但是，美国执政者为了掩盖根源，推卸责任，转移视线，故意渲染和夸大“9·11”事件的负面影响，这是明显的。
(二) 20 世纪90 年代美国经济增长的两类原因
20 世纪90 年代，美国经济相对繁荣，不能单纯从一般意义上的新经济、信息化和全球化来解释。全面地观察，主要有两类原因，一类出于高科技推动的生产力和经济全球化，以及经济关系、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调整，这是一般因素；另一类是特殊原因，如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崩溃所形成的经济机会，以及美国推行经济等霸权主义所占的经济便宜。其中，经济政策的推动作用表现在：
第一，刺激供给和控制需求相结合的财政政策促进了平衡预算的出现。
新经济自由主义者认为财政赤字是“滞涨”的主要症状和美国经济其他问题的总根源，自20 世纪80 年代初开始，美国就着手控制和削减政府支出。经努力，目前的美国政府成为35 年来雇员最少的政府，并将财政赤字减少到了最小的程度。自1981 年里根政府提出“经济复兴计划”后，美国还把减税以刺激私人投资作为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主要措施，大大促进了企业的投资，刺激了经济的发展，扩大了政府的税基，从而实现了在降低税率的同时增加税收总额的目标。
正因为采纳了通过减税以刺激供给和通过削减政府开支以控制需求的“双管齐下”政策，近年来美国的财政赤字迅速缩减。而财政赤字的大幅度下降增强了人们对美国经济前景的信心，促进长期利率走低，这不仅推动了投资市场的繁荣，而且也大大增强了美联储运用货币政策进行调控的能力。
第二，稳定、连续、中性的货币政策推动了低通货膨胀下的经济增长。
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货币理论影响下，美国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一直把制止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实现稳定、连续、中性的货币政策。特别是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美联储坚持中性的货币政策，让利率保持中性，对经济既不起刺激作用，也不起抑制作用，从而使经济以其自身的潜在增长率在低通货膨胀下保持增长。而利率较低并保持基本稳定，则大大促进了企业的投资，特别是用于高技术和先进设备方面的投资。
第三，放松国家限制的政策增强了企业乃至整个经济的活力。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推动下，美国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大大放松了对企业的行政干预和限制，在各个方面为自由市场的顺利运行创造了有利条件。尽管这一政策不利于劳动者及其消费，但它可以使企业的负担和成本进一步下降，从而增强了竞争力。金融管制的放松则促进了金融创新活动的加快，也刺激了企业的投资和技术创新活动。
就20 世纪90 年代美国经济增长的特殊原因来说，主要有下列两个：
1. 苏东国家的削弱和经互会的解体，为美国经济增长提供了特殊的有利条件。
苏联的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衰败，以及经互会和华沙军事集团的解体，使美国在世界上处于独一无二的霸主地位，客观上增强人们对美国经济增长的信心，并在资源、市场、技术、人员和出售军火等方面获利巨大。况且，在当今国际市场波动趋强的情况下，大多数国家都将美国视为较为安全的贸易和投资场所。
2. 包括金融在内的经济霸权主义的特殊地位，为美国经济增长提供了特殊的有利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一直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地位一度有所削弱，但其在国际贸易、投资中的主导地位一直没有改变。苏东国家蜕变后，随着美国强权政治和经济地位的巩固，美元的中心地位得到增强。美元的特殊地位使美国在国际交往中获得了巨大利益，主要体现在：通过大量发行美元，并与世界其他各国间的循环，为美国经济注入强大的推动力。
美国是当今世界贸易逆差最大、资本净流入最大的国家。巨大的贸易逆差，意味着美国可以进口更便宜的商品，在消耗自身的各种资源较少的情况下，大量地利用了别国资源，而逆差可以通过巨大的资本净流入弥补。这一方面使美国在国民储蓄很低的情况下，依靠大量的外资流入弥补资金缺口，另一方面有助于美国的居民消费可以保持较高的增长水平，支持着美国经济的发展。
更重要的在于，美国通过各种对冲基金、控制国际金融组织和经济组织，主导制订和推行较有利于美国的国际经济秩序和经济规则等等，合法与非法地无偿占有了别国的财富，客观上也能推动本国的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