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处理马克思（主义）学说、西方主流学说和中国古代学说三者关系上，应当确立“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的学术原则。经济学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是以科学的方法论为指导，在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和学术创新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其基本范式和核心结论是经得起逻辑论证和实践检验的。坚持以马列主义经济学为基石，吸收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科学成分，根本目的在于构造既超越马列经典的经济理论范式和苏联经济理论范式，又超越现代西方经济理论范式的新范式，即新建在世界经济大环境中反映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初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独特性的经济学范式，其本质是创立一种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后现代经济学”。
当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特点，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和研究，但是，由于一些论著不能正确认识当代经济的基本性质和内在矛盾及发展趋势，以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已经过时，甚至用现代西方经济学来取代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令人欣慰的是，也有一些中外经济学家仍然以马克思的科学方法和锐利眼光，突破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狭隘方法和理论框架，积极探索现代经济发展内在机制和规律，并形成了许多富有原创性和新颖性的研究成果。不定期地开设本专栏，就是及时提供中外有关现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探讨性作品，供教研参考和争鸣。
近年来，现代政治经济学的争鸣和创新主要表现在四个最重要的理论上。以下各节首先综述各种不同理论观点的背景、现状和核心内容，然后再作出笔者的独立评论和理论分析。
一、经济人假设在争鸣中发展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建设，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学说体系大量引入。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作为其进行理论分析和学说建构的逻辑起点和前提条件，不仅在西方经济学内部各流派之间不断地存在争鸣和批判，而且从西方经济学引入我国之时起，在我国学术界也从未间断过对其的研究、讨论和争鸣。
第一种观点认为，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虽然是片面的，却是合理的，是一种科学的理论抽象。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片面性，既是社会科学分工发展的需要，也是经济学建立严谨理论体系的需要，其不足应由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来弥补。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并不需要否定这个假设。在理论与政策上确认经济人假设，对促进我国的社会科学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经济人假设的自利行为与大量事实基本相符，同时也是完全正当的。针对经济人假设的形式化表达，有限理性论提出者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的意见与其说是批评，还不如说是补充；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批评本身包含很大的问题。经济人假设虽然受到许多批评，却仍应是经济研究坚持的正确方法。经济人假设的基本思路是降低对人的行为的要求，而提高对制度的要求。[2]经济人假设的突出意义之一，就是对人的属性进行了简化，在多维人性中，抓住人的自利性这个维度，从而大大方便了对人的行为的分析。强调人的理性的学术意义在于，它可以用求极值等数学手段对人的选择行为进行模拟，这毫无疑问是为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简洁而确定的路径。判断一个假设是不是合理，最根本的要看两个方面：一是看这个假设在多大程度上推进了学术研究；二是看根据这个假设所得出的结论是否具有现实意义。经济人假设符合这两个方面，也许不是一个完美的假设，但肯定是“好”的假设。[3]
第二种观点认为，作为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把“人的本性是自私的”看成是不可更改的、永恒的，是历史唯心主义的；把资产阶级的特殊人性看成是一般人性，是非科学的；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不应作为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前提和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的出发点。持此观点的学者指出，“自私”是一种观念形态、一种思想意识，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自私、利己主义不是天生的，不是人一生下来就自然而然具有的本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一种观念、一种思想的“自私”，是由社会存在、经济基础决定的。几千年私有制的存在和发展，使得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的自私自利思想逐步影响到劳动人民。自私自利、利己主义思想的普遍化是私有制长期统治的结果，而不是人的不可改变的“本性”。因此，从哲学上讲，“经济人”假设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命题，因而是反科学的；从政治上说，“经济人”假设是资产阶级学者反对社会主义的重要工具；从经济上说，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经济人”假设为推行私有化提供了理论根据；从思想上说，“经济人”假设是宣传没落腐朽的剥削阶级思想的一种形式。[4]“经济人”假设尽管成为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根本出发点，但在实际上它对资本主义制度是缺乏解释力的，而“资本人格化”的概括却是实在地表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之间关系的现实，从而有更大的解释力。认为“经济人”假设对资本主义制度有充分解释力，只不过是一种肤浅的虚伪幻象。[5]
第三种观点认为，应该批判和超越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假设。比较典型的假设有“利己与利他经济人假设”和“科学经济人假设”。“利己与利他经济人假设”提出者指出，该假设的方法论是整体主义、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包含三个基本命题：其一，经济活动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或性质；其二，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理性与非理性两种状态；其三，良好的制度会使经济活动中的人在增进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合理的个人利益最大化；[6]“科学经济人假设”提出者认为，我国已经进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的阶段，重视诚信和道德建设，重视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健全经济秩序和规范市场行为，为“科学经济人假设”的提出创造了条件。“科学经济人”实现了“利己人”和“利他人”的统一，“理性人”和“非理性人”的统一，“经济人”和“社会人”的统一，“经济人”和“道德人”的统一，“经济人”和“生态人”的统一，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抽象法分析我国现实经济生活实际得出的新概念，似乎可以成为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的重要基本范畴之一。[7]
假设是科学研究的重要环节，但是，任意假设下的研究及其结论往往是局部的、片面的或错误的。根据假设与现实的关系，可分为接近现实的或远离现实的假设；根据假设的科学性程度，可分为较科学的或不科学的假设；根据假设的覆盖面，可分为全面的或片面的假设；根据假设的抽象程度，可分为基本的或具体的假设。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则注重假设的现实性、科学性和辩证性，因而具有更大的理论认知功能和社会建设功能。
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包含三个基本命题：其一，经济活动中的人是自私的，即追求自身利益是驱策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其二，经济活动中的人在行为上是理性的，具有完备或较完备的知识和计算能力，能视市场和自身状况而使所追求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其三，只要有良好的制度保证，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无意而有效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该假设的理念源于功利主义，同预设主义相吻合，充斥历史唯心论的精神，渗透着形而上学的偏见，存有“经济—道德”二元悖论，奉行唯理论的教条，崇尚人类低级本能的意识，局限于“店老板”的狭隘思维和人性异化心理。因此，其经济人假设存在不少理论误点。
我们依据人类实践和问题导向，并受马克思的思想启迪，确立一种新“经济人”假说和理论，即“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作为逐渐脱离动物界和超越动物本能的人类，具有极其丰富的情感和理智，不是单纯地表现为完全的自私性。至于社会上利己和利他哪种行为特征突出或占主导地位，那就取决于社会制度和各种环境。把一切利他行为均视为利己行为，是不合情理的。事实上，利己与利他、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典型组合有四种：主观利己，客观利己；主观利他，客观利他；主观利己，客观利他；主观利他，客观利己。广义地说，理性具有纯洁与肮脏、合理与荒唐、正义与邪恶、完善与欠缺、不变与可变、单一与多样、简单与复杂等特性。不过，狭义地说，理性是指认识的纯洁、合理、正义和完善，是认识能力强和认识的高级阶段，而认识的不纯洁甚至肮脏、不合理甚至荒唐、不正义甚至邪恶，以及不完善甚至欠缺，便相对地算作非理性。可见，理性与非理性一般呈现出相对性、程度性和历史性；个人一味地优先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经常会同各类群体利益和社会利益发生矛盾与冲突，个人利益的总和不一定等于群体利益或社会利益的总和与潜在的最大化。在私有经济范围内，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无意而正负效应程度不同地增减社会公共利益。在社会公有经济范围内，良好的制度会使经济活动中的人在增进集体利益和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合理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可见，在涉及人性善恶的“经济人”假设和理论等问题上，有必要实现“国学为根、马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综合创新。
二、劳动价值论在争鸣中拓展
在马克思创建劳动价值论一个多世纪后的当今时代，劳动手段的自动化、智能化和信息化已经超越了马克思时代的机械化，资本、技术、信息、管理和知识等生产要素相对于体力劳动和简单劳动更加凸显，满足人类需求的服务提供和精神文化生产已经改变了物质生产为主体的经济结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构建也与马克思当年设想的社会主义相区别。时代的发展召唤劳动价值理论的拓展。我国学术界对需要拓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已达成共识，不过对于如何拓展劳动价值论却分歧渐远。
（一）对价值创造的分歧
1.一些学者继承马克思的只有活劳动才创造价值的观点，但对创造价值的活劳动的范围进行了拓展。不同的学者拓展的边界不同，从只有物质生产领域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到所有领域的活劳动都创造价值。比较典型的观点是“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8]该论者认为，凡是直接为市场交换而生产物质商品和精神商品，以及直接为劳动力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服务的劳动，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实体的内部管理劳动和科技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劳动或生产劳动。具体内容包括：第一，生产物质商品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第二，从事有形和无形商品场所变更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第三，生产有形和无形精神商品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第四，从事劳动力商品生产的服务劳动是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并且不能把整个第三产业的服务劳动都视为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有的属于不为市场交换的目的或不进入市场交换而进行的政治、行政、军事、法律等服务劳动，如党、政、军，公、检、法等有关部门的活动，不创造价值。科技劳动和管理劳动以及资本家的部分生产性管理都创造价值。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由于劳动的复杂程度、熟练程度和强度的提高而引起的，因而从长期来看，商品的价值总量和社会价值总量会具有一种向上变动的趋势，而不是不变。
2.另一些学者突破马克思的只有活劳动才创造价值的观点，认为物化劳动和活劳动都创造价值。不过这些学者都宣称，只有劳动创造价值，非劳动不创造价值。比较代表性的观点是“社会劳动价值论”[9]和“整体劳动价值论”。[10]（P20-35）“社会劳动价值论”提出者认为，物化劳动是物质化的活劳动的简称，是凝结的活劳动，具有物质与活劳动两重性。物化劳动——设备、材料和工艺，是由其他有关企业的活劳动生产的，而且可以严格地逻辑证明，是本期活劳动生产的，不是过去活劳动生产的。因此，从企业看，其剩余价值是由物化劳动（劳动手段、劳动对象）与活劳动（劳动力）共同创造的，但从社会看，是活劳动创造价值，且来自本期的活劳动。长期以来，认为物化劳动只能转移价值，不能创造价值，并且把物化劳动等同于资本，讲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就是讲资本创造价值，就是资本阶级庸俗经济学的三要素论，是严重的理论扭曲。只有确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按资本和技术分配才有充分的依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才能够成立；[11]“整体劳动价值论”提出者认为，劳动是劳动主体（人）与劳动客体（自然）的统一，劳动绝不是单纯的劳动主体活动，没有劳动客体就没有现实的劳动存在，也没有抽象的劳动存在。由于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是统一的，只要承认物化劳动即劳动客体对创造使用价值起作用，就必然要承认同样对创造价值起作用，才符合逻辑。因此，劳动整体创造价值，不可能存在单纯劳动主体作用凝结的价值。[12]
3.还一些学者认为包括“劳动”在内的所有生产要素都参与价值的创造。不过这些学者认为，他们的价值理论既不同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也不是马克思批判的萨伊“三要素价值论”。比较代表性的观点是“广义价值论”[13]和“多元价值论”。[14]“广义价值论”的提出者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新古典边际生产力价值论和斯拉法价值论都只是一种狭义的价值理论。广义价值论就是关于价格运动一般规律及其特殊形式的学说。广义价值规律就是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平均比较利益率决定，或者说根据比较利益率相等的原则决定，广义价值的实体就是比较成本。因此，比较生产力与广义价值量成正比，劳动要素与资本、土地等非劳动要素共同创造价值；[15]“多元价值论”提出者认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动力和主体多元化了，与其相适应的经济价值论也必然要多元化，商品价值的本质是人的需求同商品之间的关系，商品价值的决定是一个多层次多元的综合体系，它由“天人合一”、供求均衡论、生产要素论和需求要素论所构成。“广义价值论”者和“多元价值论”者都认为劳动价值论是他们理论中的“特例”。
（二）对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二者关系的分歧
一种观点认为，价值分配并不由价值创造决定，简称“非决定论”。“非决定论”者认为，价值分配的依据并不是价值创造的多少，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无关。有学者指出，在存在商品价值关系的条件下，价值的生产是价值分配的基础，价值创造的多少，制约价值分配的多少，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是，分配方式或者分配制度的选择与确定，不是由价值理论决定的。马克思提出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与劳动价值论无关，资本主义实行按资分配或按生产要素分配，也不是以要素价值论为理论依据的。按劳分配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依据的，而按要素分配则以生产要素所有权为实际依据。[16]
另一种观点却认为，价值创造决定价值分配，简称“决定论”。“决定论”者认为，价值分配的直接依据和多少，是价值创造与否和多少。决定论者大多不承认“活劳动创造价值一元论”，认为只有承认物化劳动或者各种生产要素都创造价值，才可以解释现实经济中的“按生产要素分配”。有学者认为，生产要素所有权只能是生产要素所有者获取相应收入的法律依据，至于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获得的收入份额的大小，则必须以各种生产要素在价值创造中所做的贡献为基础。[17]
我国理论界在劳动价值论研究的分歧和争鸣中已取得不少可喜的成果，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有些研究成果似乎能够解释经济现实，却不能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从而也就谈不上发展的问题；二是有些研究成果虽然坚持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却无法或非常牵强地解释某些现实问题；三是现有的研究成果自称是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但是内容却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大相径庭。为此，我们强调要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和研究，其实质是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进一步拓展劳动价值论的理论空间，以更好地分析和指导中外现实经济的发展。
由于当时研究目的的需要和所在时代的局限，马克思的原有理论不可能完善地解答当今时代的实践发展问题。但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革新的现代政治经济学也必须以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点。劳动价值论的学术地位和政治重要性，使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也一致强调，只有推翻它才能从理论逻辑上摧毁马克思经济学和共产党的理论大厦。我国理论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模糊价值理论，尽管有不同的理论称谓，但归纳起来，不外乎活劳动价值学说和生产要素价值学说两大类。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是不能离开活劳动创造价值这一核心观点。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要在坚持劳动价值论基本核心观点的基础上，结合新情况、新实际，做出科学的理论阐释，以完善和发展劳动价值论。
为此，要消除对马克思原创的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误点。误点之一，认为劳动创造价值是指体力劳动，因而在知识和信息等经济要素日显重要的条件下，劳动价值论过时了；误点之二，认为劳动价值论产生于小生产时代，因而在当今新科技革命时代中劳动价值论已不适用；误点之三，认为劳动价值论不承认有形或无形的生产要素对创造使用价值和价值的重要作用；误点之四，认为劳动价值论仅适用于实物交换的场合和一国内部的交换；误点之五，认为物化劳动或劳动的土地生产力创造价值，是合乎劳动价值论的核心论点和方法；误点之六，认为创造价值的劳动不包括科技劳动和企业管理劳动。
为了清晰地使有关价值、财富与分配的各种现象和本质联系都可得到较圆满的科学说明，我们提出和阐述了“新四说”：各种生产性活劳动创造商品价值——活劳动价值说；全生产要素或经济要素创造社会财富或商品使用价值——全要素财富说；多种产权关系决定按资和按劳等多种分配方式——多产权分配说；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形式是要素所有者创造价值和财富并据此参与分配，而实质是按生产要素产权分配——按要素贡献的分配形式与实质说（按贡分配形质说）。在“新四说”的基础上，我们较完整地阐述了“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的基本内容，既超越和发展了马克思“原创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也同各种新的多元价值论划清了科学界限。
三、公平与效率关系在争鸣中创新
经济公平与效率既是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对基本矛盾，也是经济学研究和论争的永恒性主题。我国学术界对经济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争鸣从改革开放之初一直延续至今，这一方面缘于具有客观性的经济公平同时具有历史性和相对性，以及经济效率也具有多样性、具体性和局限性；另一方面缘于我国经济实践和政策的演变。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为迅速打破平均主义导致吃“大锅饭”的低效率局面，优先强调了“效率”。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在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分配差距过度拉大，分配不公加剧进而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于是十六届五中全会及时地提出“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公平”。而在学术界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认识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公平与效率具有替代关系，公平必然带来低效率，高效率必然导致不公平，公平与效率不可同时兼得。比较代表性观点是“效率优先论”和“公平优先论”。效率优先论者认为，只有把效率放在首位，生产力发展了，把“蛋糕”做大了，每个人才能分得更多的“蛋糕”，才会有公平。市场经济内在地要求初次分配讲究效率，再次分配讲究公平。市场保障效率，政府负责公平。[18][19][20]即使我国现阶段收入差距扩大了，仍应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只有效率提高了，公平才能最终实现。如果过早地强调公平，最后的结果只会是共同贫穷；[21]公平优先论者认为，在任何时候公平和效率都不能兼得，两个目标之间只能存在相互兼顾的关系。既然兼顾就有个谁为先的选择。原有体制严重低效率，改革原有体制无疑要以效率为先。现在我国改革遇到的突出问题已转移到不公平问题。如分配的不公平、改制的不公平、市场交易的不公平、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公平，等等。由于存在的不公平问题日益突出，根据改革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要求，改革需要转到公平为先，在此基础上构建和谐社会。[22]
第二种观点认为，公平与效率具有并重关系。公平与效率都是人类经济活动追求的目标，不可偏废，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典型观点是“公平与效率并重论”。公平与效率并重论者认为，公平与效率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效率是公平的基础，公平也是效率的基础。如果不公平超出一定程度，两极分化，就必然影响经济发展环境的稳定，降低经济效率，甚至最后可能导致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无效率”状态；如果收入分配出现绝对平均现象，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也会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使得整个社会经济出现低效率现象。因此，要在理论上把握二者相互依存、互为基础的关系，在政策上使二者并重兼得，避免强调一个方面忽视另一个方面、甚至用一个方面代替另一个方面的片面倾向。[23]我国现在基尼系数客观上还处在上升阶段，如果不采取措施，则有迅速向两极分化和承受极限接近的危险。所以，我们必须从现时起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问题，调整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加大社会公平的份量。“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现在就可以开始淡出，逐渐向“公平与效率并重”或“公平与效率优化结合过渡”。[24]
第三种观点认为，公平与效率具有辩证统一关系，越公平就越有效率，越不公平越没有效率。典型观点是“公平与效率交互同向论”。公平与效率交互同向论者认为，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具有正反同向变动的交促互补关系，即经济活动的制度、权利、机会和结果等方面越是公平，效率就越高；相反，越不公平，效率就越低。当代公平与效率最优结合的载体之一是市场型按劳分配。按劳分配显示的经济公平，具体表现为含有差别性的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这种在起点、机会、过程和结果方面既有差别，又为平等的分配制度，相对于按资分配，客观上是最公平的，也不存在公平与效率哪个优先的问题。国内外日趋增多的正反实例也表明，公平与效率具有正相关联系，二者呈此长彼长、此消彼消的正反同向变动的交促关系和互补性。[25]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系表现为，公平是效率的前提，效率是公平的结果。公平产生效率，效率反映公平。公平是市场经济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也是市场经济产生效率的基本条件。[26]
我国学术界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认识出现的分歧，主要是由于对公平与效率的定义不同，特别是对公平涵义的理解不同。因此，科学解析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需要正确理解公平和效率的概念。第一，公平不等于收入均等或收入平均。经济公平的内涵大大超过收入平均的概念。从经济活动的结果来界定的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只是经济公平的涵义之一。结果公平至少也有财富分配和收入分配两个观察角度，并且财富分配的角度更为重要。学术界中一种流行观点把经济公平和结果平等视为收入均等化或收入平均化，并以此分析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有明显的逻辑起点错误，容易导致“公平与效率替代论”；第二，微观经济高效率不一定带来宏观经济的高效率。经济效率涉及到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个领域，涵盖到经济力和经济关系各个方面，包括微观经济效率和宏观经济效率两大效率问题。市场经济中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的高效率也可能会带来宏观经济的低效率。因此，经济效率总是以一定的经济体制和宏观经济调控为基础的。认为微观经济高效率一定导致宏观经济高效率，容易强调“效率优先论”。
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平，是指有关经济活动的制度、权利、机会和结果等方面的平等和合理。经济公平具有客观性、历史性和相对性。把经济公平纯粹视为心理现象，否认其客观属性和客观标准，是唯心主义分析方法的思维表现。把经济公平视为一般的永恒范畴，否认在不同的经济制度和历史发展阶段有特定的内涵，是历史唯心论分析方法的思维表现。把经济公平视为无需前提的绝对概念，否认公平与否的辩证关系和转化条件，是形而上学分析方法的思维表现；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是指经济资源的配置和产出状态。对于一个企业或社会来说，最高效率意味着资源处于最优配置状态，从而使特定范围内的需要得到最大满足或福利得到最大增进或财富得到最大增加。经济效率具有多样性、具体性和局限性。不同内涵的经济效率总是受到一定具体条件的约束，因而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局限性。
我们提出“公平与效率正反同向说”，指出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具有正反同向变动的交促互补关系。即使号称机会最平等的美国，由于收入分配和财产占有反差巨大、市场机制经常失灵、接受教育环境不同、生活质量高低悬殊、种族性别多方歧视等缘故，因而人们进入市场之前和参与市场竞争的过程中，机会和权利也存有许许多多的不平等性。高效率是无法脱离以合理的公有制经济制度为基础的公平分配的。从现实可能性来观察，可将所有制、体制、公平和效率这4个相关因素的结合链分归4类：公有制→体制优越→最公平→高效率（效率Ⅰ）；私有制→体制较优→不公平→中效率（效率Ⅱ）；公有制→体制次优→较公平→次中效率（效率Ⅲ）；私有制→体制较劣→不公平→低效率（效率Ⅳ）。即使在传统体制和国际环境有利于私有制大国的条件下，中苏两国的发展业绩和效率也超过了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就是例证。在制度成本最低和相对最公平的状态中实现高效率，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终极目标。一方面，收入和财富的差距并不都是效率提高的结果，另一方面收入和财富差距拉大的刺激效应达到一定程度后便具有递减的趋势，甚至出现负面的效应。我国市场型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格局所形成的合理收入差距，能够促使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可以实现共同富裕和经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