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国学为根”
广义的“国学”是指中国古近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体系；较狭义的“国学”是单指中国古近代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或单指中国古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体系。本文所说的国学，指的是中国古近代知识体系中的经济思想。国学为根，就是要在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过程中，重视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中的精华，并以此为根基。正如毛泽东曾强调“古为今用”，“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这对于形成中国特点、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经济学现代体系，具有不可低估的思想价值。
在唯物史观看来，中国本土历史上形成的各种经济思想，都是一定历史时期经济事实的多重反映。它们直接、间接甚至扭曲地反映着的，不仅有在相同历史条件下各国普遍存在的经济因素，而且有中国特殊的国情和文化因素，这些特殊性因素所生成的经济思想属于中国经济学之“根”。同时，借用生物学的说法，传统的经济因素属于中国经济形态的“基因”。只要中国作为民族国家还存在，这些“基因”就会存在。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的进程中，始终重视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历史传统因素及其经济思想，才有助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不言而喻，古近代经济思想不可能达到唯物史观思想方法的高度。作为认识主体的经济思想家，除了少数人代表革命农民的利益之外，多数人站在统治阶级或剥削阶级立场上，观察和分析经济问题。他们对当时经济形态的理解，不能不有一定程度的表面性和片面性，有的往往是扭曲地反映经济现实。因此，我们主张以“国学为根”，不是说可以简单地、不分青红皂白地弘扬“国学”，而是主张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体现中国优良传统的、科学性的精华。
历史地看，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中，包括许多给当代人诸多启发的科学成分，确实是很了不起的。例如，我们在史书中可以读到“劳则富”[2]、“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3]、“治国之道，必先富民”[4]、“俭节则昌，淫佚（逸）则亡”[5]等等，这些经济思想认识到劳动创造财富，富民才能强国，主张爱护劳动力，珍惜劳动时间，崇尚节俭，反对浪费；我国古籍中关于预先规划国家经济活动（如《管子》的“国规”思想）、封山禁猎、封湖禁渔等记载，包含着从全局布局生产力，力求经济持续发展等等，可以说是现代国家调控、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先声。这些思想反映了人类社会经济运动的一般要求，具有长远的思想价值。
研究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尤其可以发现一些体现中国特殊国情因素的科学经济思想。例如，汉代初年的晁错，为了充实国家北部边境的防务，提出“移民实边”的建议。他改变秦王朝为达到同样目的用政治权利强迫移民的方式，用经济方式鼓励人民迁移边疆，凡应募的自由民均赐以某种低级的官职并免除其家人的劳役，并先行修好住所，备置器具，使移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尽管他当时的建议并未得到落实，但是，其移民建议把安定人民生活与防卫边境结合在一起，周密细致，难能可贵。[6]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看“移民实边”的经济思想，这显然是由中国有广阔的内陆边境这种国情所决定的，至今也有现实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党中央关于“屯垦戍边”的重大决策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我国西北边疆地区创造的巨大业绩，可以说正是“移民实边”这种中国特有的传统经济思想的现代创新，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这种举措在西方发展经济学中是看不到的。如果把思想凝固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关于城市化这种发展战略上，便不会想到“屯垦戍边”这种从国情出发的成功决策。又如，中国疆土辽阔，每年不同地区大小自然灾害或多或少总难避免，因而历代思想家很少不接触救灾荒问题的。南宋时期的董煟撰写了《救荒活民书》，评价了前人提出的各种救灾荒措施，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救荒政策。[7]这些政策涉及丰年与歉年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官府与百姓之间、灾区与非灾区之间、赈济救灾与依靠市场之间等等关系的处理意见，为现代的救灾救荒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我国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仍然需要不断地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研究历代关于救灾救荒和反贫困的经济思想，必将有益于中国现代经济学的历史厚重感和丰满。
研究中国古近代知识体系中的经济思想，还有助于增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民族自信力，纠正那种一讲经济现代化，就只想到西方经济学的学术自卑乃至崇洋心理。历史展示出我国古近代产生过许多卓越的经济思想，如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产生了《管子》（相传为崇奉管仲的一些学者所作）这样的系统论述经济管理的著作，内容涉及经济哲学思想、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财富与劳动的关系，阐释了分配、消费、贸易、财政以及市场、货币、价格等广泛的经济范畴，堪称世界范围内的罕见的经济学辉煌巨著；产生了一批具有深刻思想的大家，如墨翟把“利”归结于物质财富，那时就提出了与西方近代斯密思想相近的“交相利”的思想（彼此相利，利人就是利己）；范蠡提出了可能是全世界最早的经济循环论[8]；还有关于人口问题的理论和政策的长期争论与探讨，这些思想都可与西方古希腊等思想家对人类的贡献相媲美。
就近代具有进步意义的经济思想而言，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反映了农业空想社会主义和工商业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康有为在政治上虽然是保皇的改良主义者，但他的《大同书》,是用“国学”语言和智慧来表达社会主义的经济思想和终极经济模式，是具有中国风格的最具想象力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足以名列世界伟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之列，并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国学”的集大成者和终极者，成为“马学”的同盟者；体现新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要求的经济思想也并不单纯是西方的舶来品，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反帝反封建、扶助农工的中国式的民族资本主义思想，以及平均地权和抑制私人大资本的小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也有“马学”和建设国有经济为主导和控制力以及公有制为主体的初级社会主义可溯源、可借鉴之元素。
显然，在推进中国现代经济学具有中国特点、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过程中，如果忽视“国学为根”，而是推崇经济学的“西化”、“国际化”，进行西方经济学的“思想拷贝”和“学术盗版”，其后果只能是使越来越多的经济学人变成忘记本国的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缺乏民族精神和学术创新能力的“理论搬运工”。近些年来，这种倾向实际已经蔓延。目前不少高校忽视或者不开中国经济史和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课程，师资尤其紧缺，是应当引起高度重视的时候了！
五、“世情为鉴”和“国情为据”
“马学”、“西学” 和“国学”，这三大知识体系的本身都属于学术结晶、思想资料和理论来源的范畴。前面阐述的“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无非是我们在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进程中对这三大知识体系的作用定位和价值取向。然而不能忘记，已经形成的三大知识体系都是观念形态的东西。它们归根到底都不过是经济事实在人的头脑中的某种反映。我们强调“马学为体”，这是因为“马学”同“西学”和“国学”相比，具有较大的科学性和较多的真理性，即“马学”客观地反映了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运动和发展规律，并为人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探索不断演变的客观经济运动和发展规律，提供了科学的方法。但是，我们决不能认为，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只要同现有的思想材料打交道，就可以完成。我们认真地研究先辈们和同辈们存在的经济思想文献，为的是继承已有的智慧，获得人类发展到当代应达到的最高科学思维能力。而要全面深入地推进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我们还必须密切结合新的中外经济实践，才能圆满地做到。结合现代中外经济实践，是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至关重要的环节。
结合实践，就是要遵循“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9]的认识规律，来推进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作为经济领域科学真理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是天才的头脑中固有的，也不是实践自发可提供的。它只能来自人的头脑自觉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对经济事实进行科学的抽象和正确的反映。 只有通过社会经济实践这个不可缺少的中介过程，人们才有可能从经济的表面现象深入到经济的内部本质，从而发现经济规律和内在经济机理，并用理论形式再现它们。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没有过时，他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10]曾经领导我国财经工作、作出过卓越贡献的老一辈经济领导人陈云提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11]，这也是我们应当遵循的结合实践的原则和学风。
在经济不断社会化和全球化的今天，必须确立世界的眼光，面向全球范围的中外经济实践，做到“世情为鉴”和“国情为据”，知己知彼，方能科学地推进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
（1）“世情为鉴”。“世情”有多样和深邃的含义，从经济的角度是指世界各国和世界总体经济的历史、现状和趋势。经济“世情”的来龙去脉和正反多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实践来源。以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的发展为例，如果全面地弄清情况，便可以看到其发展的两类原因：一类是出于高科技推动的生产力、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以及经济关系、经济体制和政策的相应调整，这是一般原因。另一类是特殊原因，如苏联解体、东欧国家的相对削弱和经互会的瓦解等，使美国在资源、市场、技术、人员和军火等方面获利巨大；包括金融在内的经济霸权主义的特殊地位，使美国成为较为安全的贸易和投资场所，是贸易逆差最大和资本净流入最大的国家，并通过大量发行美元、各种对冲基金、控制国际经济组织等，来主导制定和推行较有利于美国的国际经济秩序和规则及某些保护主义措施，合法与非法地占有了别国的大量财富，客观上也推动了本国的经济增长。这后一原因的“经验”不但不能照搬，而且是必须高度警惕的。事实上，美国在实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后，经济似乎有了相当发展，但即使有高科技、高利润军火和经济霸权，美国经济发展速度也并不快，而且发生过经济衰退，近年又发生影响全球的“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可见，美国经验教训不可照搬。
又如，新自由主义主张非调控化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宣扬“私有产权神话”、反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反对建立福利国家而主张福利个人化和贫富两极分化。在美英等发达国家推行下，一度成为全球盛行的经济学思潮。然而，纵观近10 年来这种思潮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实践，可以清晰地看到：苏东是出现倒退的10 年，拉美是失去的10 年，日本是爬行的10 年，美欧是缓升的10 年。被联合国认定的49 个最不发达的国家(亦称第四世界)，并没有通过私有化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途径富强起来，有的反而更加贫穷。近年来，拉美国家纷纷倾向“社会主义”，这显示出，新自由主义主导全球化阶段正走向终结，经济全球化终将趋向社会主义主导的阶段。
以上述“世情”为鉴，中国现代经济学对西方现代经济学“中看难中用”的理论，对美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就不能采取欣赏、照搬的态度。[12]
（2）“国情为据”。创造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科学现代经济学，只能依据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社会形态、文化传统、自然环境等复杂因素构成的国情，其中又包含各种“色层”的省情、市情、县情和城乡差别实情等；中国人民的当代社会经济实践是在这种现实的国情下展开的，也只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实践，才具有鲜活性和深刻性，才有可能将经济国情的多样性和层次性显示出来。因此，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实践，才能做到“国情为据”，这是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科学创新的主要现实源泉。
改革开放30 年来，广大人民群众最重要的经济实践是极其丰富的，值得科学抽象和总结。就“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的经济制度和战略内涵而言，至少可以提炼为“五结构说”，即共同主张要建立和完善“五个结构”：一是公有制主体型的多种产权结构；二是劳动主体型的多种分配结构；三是国家主导型的多种市场结构；四是自力主导型的多种开放结构；五是科学发展型的多种战略结构。其中，实践和理论难点在努力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高效结合。要充分看到，中国城市已经出现了一批富有实力、活力和竞争力的国有大型和特大型企业及企业集团。中国农村也出现了一批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实现共同致富的典型，如河南的南街村和刘庄、江苏的华西村和长江村等。从它们的实践经验中，可以发现前无古人的市场经济与公有制有效结合的新规律和新机理。只有从这些富有创造性的社会主义经济新生事物和实践经验中吸取营养，才能真正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
六、“综合创新”
上述阐发的“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它们最终都要贯彻和落脚到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进程中的“综合创新”上。
从哲学层面上说，经济学现代化的“综合创新”，就是人的思维充分运用各种思想资料，结合现代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实践，实事求是地反映经济现实运动和发展趋势，并形成科学经济理论的过程。唯物史观方法论认为，思维要实事求是地反映现实，就必须尽可能详细地占有各种历史的和现实的经济材料，运用唯物辩证法（它是客观事物运动的一般辩证法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努力发现其中的内在联系，并客观地、全面深入地加以分析。而全面深入地揭示经济现实运动和发展的规律，也就是综合。分析与综合是对立的统一，不断地贯穿在思维与现实之间反映与被反映的过程之中。没有分析，就不可能综合；没有在不断分析过程中的相应的不断综合，也就不能做到深入的分析和全面的综合。而分析与综合要做到逐步地接近真理，就必须建立在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因此，在唯物史观看来，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进程中的“综合创新”，也就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对古今中外的经济实践、对“马学”、“西学”和“国学”三大知识体系所提供的经济事实和思想材料进行分析与综合的过程。“综合创新”，意味着积极吸收和正确处理三大知识体系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理论上的分析综合与实践检验之间的关系。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过程中的这种“综合创新”，乃是追求真理的经济学者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应当成为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基本学术原则。这就是说，要以中外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为主体或导体，以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知识和合理元素为借用，以古近代的经济思想史料为思想源头和根基，进行实质性的综合创新和理论超越。
应当看到，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要在科学的轨道上前进，道路不会平坦。作为理论经济学的“马学”与“西学”，由于本质上各自都必然代表一定阶级的经济利益，这种经济利益之间的对立性，不可避免地通过理论的人格化，即坚持“马学为本”和坚持“西学为本”的经济学家，在他们之间的学术交流和思想博弈表现出来。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13]这种情况在中外经济思想发展史上是得到证实的。由此说来，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不单纯是学术上一般的坚持“马学为本”和对“西学”、“国学”的有扬有弃的创造性思维活动，而且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复杂的意识形态的互动和交锋。追求真理的经济学者对此应当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并在这种博弈中采取主动积极的态度。因为真理通过人格化才能战胜谬误，追求真理的经济学者应当力求成为人格化的真理，应当具有捍卫真理的主动性、为真理而奋斗不止的自觉性。
坚持“马学为本”的“综合创新”，除了必须主动应对经济学领域同西方学术思想和意识形态的论争之外，还必须努力纠正中外学界存在的思想方法的认识误区。例如，目前流行甚广的误区就是：哪国经济强大，就认为要照搬哪国的经济制度及其主流经济学范式；或者以为市场经济体制只有一种固定的模式，可以不管市场经济制度的所有制性质的社会规定和国别类型，照抄照讲所谓“无国度性”、“无阶段性”、“无阶级性”和“无意识形态性”的西方经济学范式。在片面地、绝对地、机械地看事物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影响下，过去出现过的对经济学 “苏联范式”的盲目崇拜，现在又以倾向“美国范式”表现出来，殊不知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已陷入“范式危机”而无法自拔。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分化并生成众说纷纭的许多流派，部分表明它并未完全真正形成经济学体系、核心和方法的共同“范式”。诚然，西方经济学相对计划产品经济体制下的传统政治经济学，在现代市场观念和实证分析、数量分析、边际分析等研究方法方面，拓宽了人们的视野，的确给中国经济学带来了某些新思想、新方法。不过，注重经济理论形式的现代化并不能表明理论内容的科学化，盲目地崇拜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某些形式主义方法和理论，只会使中国和世界的整个经济学现代化走入歧途。西方国家的许多主流经济学家也看出了这一点，如凯恩斯、列昂节夫、科斯、斯蒂格利茨，还有许多左翼激进经济学家，都不同程度地批评过经济学追求形式化的害处。[14]所以，中国学者就更应纠正这种错误认识。
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综合创新”，为的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需要确立自主创新的志气和方法。应当结合中外实践，从简单引进和模仿国外经济学的自在方式，实现向理论创新的自觉或自为方式的转变，不断提高“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的意识。这意味着要实现两个超越：既在具体化的意义上超越马列经典经济学，又在科学范式的意义上超越当代西方经济学；要体现两种实践：既体现东西方市场经济实践，又体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要显现两种创新：既要有经济学的某些常规发展，又要有其范式的革命。它将是一种科学反映经济现代性的“后现代经济学”，同时也将是一种“后马克思经济学新综合”。也就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以世界眼光，坚持“马学”为指导或主体，在当代国外经济学继续分化和局部综合的基础上，去实现全面系统的科学大综合。其中包括分析和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西方左翼激进经济理论、新老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其理论地位和作用总体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而多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地位和作用总体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但也不等于没有任何可取之处）、克鲁格曼国际经济理论、发展经济学、比较经济学以及“中心—外围”等发展中国家经济理论；积极汲取当代哲学、伦理学、美学、心理学、法学、政治学、系统学、场态学、生物学、数学等多学科的可用方法。[15]
在这个综合创新的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应当同各国学界和政界（如国外执政或不执政的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研究者建立密切的良性互动关系。同时，要遵循学术发展规律，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双百方针”，允许和鼓励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内部发展不同经济学派，在活跃的学术争鸣中深化理论研究，探索和构建中外学界马克思主义与政界马克思主义的良性互动机制。这必将有利于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学的现代化。
当前，中国经济学在改革开放和“学术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下正在快速向前发展。我国一大批老中青经济学家结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伟大实践，正在积极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目前已呈现出经济学的“五大发展态势”。即注重对重大现实经济问题进行体现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和政策探讨、注重对经济学原理的超越性发展、注重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数学表达和分析、注重用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引领应用经济学创新、注重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互动和借鉴，并已经产生了一批富有开拓性的理论成果。[16]这种发展态势的出现，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持续创新力的表现，也反映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我们坚信，坚持“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的基本思维方法和学术原则，必将使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道路越走越宽广，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科学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参考文献：
[1] 程恩富：《21 世纪：重建中国经济学》，《社会科学报》1994 年4 月7 日。
[2] 于光远、董辅礽：《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 年。
[3] 马克思：《资本论》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
[4] 余 斌：《微观经济学批判》，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年。
[5] 陈其人：《世界经济发展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
[6]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
（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4期）
[1] 《毛泽东选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533-534 页。
[2] 《大戴礼·武王践祚·履屡铭》，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第2 页。
[3] 《论语·学而》，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第47 页。
[4] 《管子·治国》，周伯棣：《中国财政思想史稿》，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2 页。
[5] 《墨子间诂·辞过》，周伯棣：《中国财政思想史稿》，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104 页。
[6]参阅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第192-193 页。
[7]参阅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第361-363 页。
[8]参阅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第27-31 页。
[9] 《毛泽东选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296 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21-22 页。
[11] 《陈云文选》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371 页。
[12]参见程恩富：《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开幕词》，程恩富、顾海良主编：《海派经济学》第14 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3 页。
[13]马克思：《资本论》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年，第12 页。
[14]参见程恩富：《范式革命与常规理论发展——经济学的分化与综合》，《光明日报》2004 年1 月20 日。
[15]参见程恩富：《范式革命与常规理论发展——经济学的分化与综合》，《光明日报》2004 年1 月20 日。
[16]参见程恩福：《经济学现代化及其五大态势》，载《高校理论战线》2008 年第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