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济学现代化的总体创新原则
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一直是经济理论界热门话题。1994年初，程恩富在《21世纪：重建中国经济学》[1]一文中曾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阶段和前景作了总体判断，后引起连锁反响。近年来，这个话题又被一些学者以如何推进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化”、如何推进“现代经济学的本土化”等形式提了出来。在上述问题引导下，目前理论界流行诸如“西方经济学本土化”、“西方经济学中国化”、“中国经济学必须西方化或国际化”、“经济学要与国际接轨”、“西方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不是学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西方经济学取代是改革方向”、“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化只有先从组织上让非马克思主义的‘海龟’执掌院校”之类的解答。这是很值得商榷的。
中国经济学作为应当科学地揭示当代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规律的重要理论，必须适应当代国际经济环境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提出的挑战，必须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科学发展的要求。因而，对于中国经济学发展趋势的正确提问，就决不是如何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接轨、使现代西方经济学“本土化”的问题。而应当是如何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推进中国经济学在科学轨道上实现现代化的问题。进一步说，也就是我国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如何适应现代社会主义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科学发展的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现代化、具体化的问题。
分析如何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这个问题涉及方方面面，就其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学术方针和总体创新原则而言，可以扼要地概括为：“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2]下面拟阐述对这一基本学术方针和总体创新原则的一些看法。
（一）关于“马学为体”
“马学”是指中外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体”，在中国古代哲学语言中具有“根本的、内在的”含义[3]。强调中国经济学现代化必须坚持“马学为体”，就是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现代经济学的根本和主导。这就是说，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在研究方向上，必须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引，遵循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在内容上，必须毫不动摇地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知识体系中的基本范畴、科学原理为主体，面对新的历史条件拓展和创新；在处理中外多元经济思想的关系上，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
“马学为体”是中国经济学现代化必须强调的根本原则，一旦偏离这一原则，理论创新将难以为继，经济学的现代化将偏离科学化的轨道。必须充分认识，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决不是一个简单的时空发展概念，而是在时空发展中的不断科学化的过程。只有“马学为体”，才能保证实现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创新始终沿着科学的轨道前进。强调“马学为体”，有必要纠正近些年来流行的一些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认识误区：一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为与西方经济学各种流派相提并论的一种理论流派；二是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割为“革命的经济学”与“建设的经济学”；三是宣扬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只是意识形态非学术；四是认为生产力先进的美欧国家，其经济学也一定是先进的。
在追求经济学科学化的意义上，可以说，越是坚持“马学为体”，就越能促进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而越是偏离“马学为体”，越是追随西方现代经济学，中国经济学越难以实现科学的现代化，而且有可能使中国经济学陷入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学术殖民地”和“马前卒”的可悲地位。
（二）关于“西学为用”
撇开自然科学不论，西学是指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外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本文主要指阐述近现代主流经济思想的西方经济学。就整体看，西方主流经济学仍然保持着当年马克思揭示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非科学的固有特征，如：表面性、片面性、主观性、虚伪性、辩护性和庸俗性，因而从整体上说，现代西方经济学不是科学的经济思想体系。
但是，不能“西学为体”，并不等于不要“西学为用”。我们所说的“西学为用”，当然不是“西学为体”意义上的“为用”，而是在“马学为体”前提下对“西学”的借鉴和利用。按照我国古代哲学的“体用”一般含义，“‘体’是最根本的、内在的，‘用’是‘体’的表现和产物”。[4]用这种“体”“用”一致的思想看“马学”同“西学”，可以看到，两者之“体”存在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基本思想的根本区别；相应的，两者的“用”或者说表现形式和发生作用的方式也存在一系列差异。例如在理论形式上，西方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经济学两大缺乏内在联系的理论板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从抽象到具体，是一个再现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有机理论体系。然而，如果把“马学”与“西学”的“体用”区别绝对化，以为“马学为体”就绝对不能借鉴、利用“西学”，那就陷入了孤立地对待“马学”、“西学”的形而上学误区，在思想方法上就连近代的张之洞都不如了。
我们在坚持“马学”“体用”一致的同时，有必要提出“西学为用”。在西方经济学众多流派中，有的描述了社会分工制度、市场竞争机制对于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有的承认了资本主义社会失业、危机的不可避免，有的创建了宏观经济运行的总量分析、调控和预测方法，有的揭示出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某些规律，有的对企业管理一般制度做了不同角度的研究，有的形成了经济政策学，凡此种种，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状况。只要我们能够剥离其不科学的成分，加以改造和充实，就能提炼出科学的经济思想。在对待“西学”的态度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为我们树立了讲科学的榜样。许多原本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范畴和原理，经过马克思革命性的批判、分析和借鉴，以崭新的含义纳入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系统。
这里有必要指出，决不能把“西学为用”与一种流行的倾向混同起来。这种倾向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没有应用价值，在解决市场的实际经济问题方面只能用“西学”。改革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应用领域进展受阻，因为一些应用经济学的学科负责人以基本照搬西方应用经济学为“创新”，存在一种“学术惰性”，由此产生只有西方经济学才有应用价值这种错觉。我们必须克服这一“学术惰性”，树立中国特色的学术创新自信和自觉，努力构建或完善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应用经济学学科体系，如文化经济学、消费经济学、土地经济学、交通经济学、劳动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经济心理学、经济美学等。为此，也决定了我们应当尤其重视现代西方应用经济学，努力吸收“西学”这方面的有益元素，加快马克思主义的应用经济学的大发展、大繁荣。这样的“西学为用”，是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学术及其中国化的“体”服务的，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三）关于“国学为根”
撇开自然科学不论，国学是指中国古近代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本文主要指古近代的经济思想。国学为根，就是要在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过程中，重视自古以来经济思想中反映的一般经济规律和中国特殊经济国情的精华。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古为今用”，“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他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5]在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进程中，这对于形成中国特点、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在唯物史观看来，中国本土历史上形成的各种经济思想，都是一定历史时期经济事实的反映。它们直接、间接甚至扭曲地反映着的，不仅有在相同历史条件下各国普遍存在的经济因素，而且有中国特殊的国情和文化因素。这些特殊性因素属于中国从古到今的“根”或者借用生物学的说法，属于中国经济形态的“基因”。只要中国作为民族国家还存在，这些“基因”就会存在。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进程中，始终重视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历史传统因素，才有助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诚然，我们所说的“国学为根”，并不是说可以简单地、不分青红皂白地弘扬“国学”，而是主张剔除其封建性的经济思想糟粕，吸收其体现中国优良传统的、科学性的精华。
历史地看，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中，包括许多给当代人诸多启发的科学成分。它们是很了不起的。例如，我们在史书中可以读到“劳则富”[6]、“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7]、“治国之道，必先富民”[8]、“俭节则昌，淫佚（逸）则亡”[9]等等，这些经济思想认识到劳动创造财富，富民才能强国，主张爱护劳动力，珍惜劳动时间，崇尚节俭，反对浪费；我国古籍中关于预先规划国家经济活动（如《管子》的“国规”思想）、封山禁猎、封湖禁渔等记载，包含着从全局布局生产力，力求经济持续发展等等，可以说是现代宏观调控、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先声。这些思想反映了人类社会经济运动的一般要求，具有长远的历史价值。
研究中国古近代知识体系中的经济思想，还有助于增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民族自信力，纠正那种一讲经济现代化，就想到西方经济学的自卑乃至盲目崇洋心理。历史展示出我国古近代产生过许多卓越的经济思想，如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产生了《管子》这样的系统论述经济管理的著作，内容涉及经济哲学思想、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财富与劳动的关系，阐释了分配、消费、增长、贸易、财政以及市场、货币、价格等广泛的经济范畴，堪称世界范围内的罕见的经济学辉煌巨著；产生了一批具有深刻思想的大家，如墨翟把“利”归结于物质财富，那时就提出了与西方近代斯密思想相近的“交相利”的思想（彼此相利，利人就是利己）；范蠡提出了可能是全世界最早的经济循环论，[10]这些思想都可与西方古希腊色诺芬等思想家对人类的贡献相媲美。就近代具有进步意义的经济思想而言，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反映了农业空想社会主义和工商业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康有为在政治上虽然是保皇的改良主义者，但他的《大同书》，是用“国学”语言和智慧来表达社会主义的经济思想和终极经济模式，是具有中国风格的最具想象力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足以名列世界伟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之列，并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国学”的集大成者和终极者，成为“马学”的同盟者。体现新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要求的经济思想也并不单纯是西方的舶来品，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反帝反封建、扶助农工的中国式的民族资本主义思想，以及平均地权和抑制私人大资本的小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也有“马学”和建设国有经济为主导和控制力以及公有制为主体的初级社会主义可溯源、可借鉴之元素。
（四）关于“世情为鉴”和“国情为据”
“马学”、“西学”和“国学”，这三大知识体系本身都属于思想资料和理论来源的范畴。要真正推进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还必须结合当代国内外新的经济实践，以“世情为鉴”和“国情为据”。
1.“世情为鉴”。“世情”有丰富的含义，从经济学的角度指整个世界及各国经济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演化和发展状况。“世情”的真相是中国经济学在现代化进程中把握正确方向的重要借鉴。例如，世界新自由主义主张非调控化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宣扬“私有产权神话”、反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主张福利个人化。在美英等发达国家推行下，一度成为全球盛行的经济学思潮。然而，综观近10年左右的这种思潮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实践，可以清晰地看到：苏东出现倒退的十年，拉美是失去的十年，日本是爬行的十几年，美欧是缓升的十几年。被联合国认定的49个最不发达的国家（亦称第四世界），并没有通过私有化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途径富强起来，有的反而更加贫穷。近年来，拉美国家纷纷倾向社会主义，这显示出，新自由主义主导全球化阶段正逐步走向衰败，经济全球化终将趋向社会主义主导的阶段。以上述“世情”为鉴，中国现代经济学对美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应采取分析和甄别的科学态度。
2.“国情为据”。构建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科学现代经济学，只能依据由生产力水平最终决定的社会形态、文化传统、自然环境等复杂因素构成的国情，其中又包含着省情、市情、县情以及城、乡差别实情。改革开放30年来，广大人民群众最重要的实践就是围绕和努力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高效结合。中国经济学有必要总结这方面的成功经验。要充分看到，中国城市已经出现了一批富有实力、活力和竞争力的国有大型和特大型企业及企业集团；中国农村也出现了一批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实现共同致富的典型，如河南的南街村和刘庄、江苏的华西村、长江村等。从它们的实践经验中，可以发现前无古人的市场经济与公有制有效结合的新规律。只有从这些富有创造性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经验中吸取营养，才能真正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
（五）关于“综合创新”
上述理论上的“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实践上的“世情为鉴”和“国情为据”，最终要落实到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进程中的“综合创新”上。经济学现代化的“综合创新”，要求在综合前人经济思想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历史条件下的中外经济实践，科学创新已有的经济理论。没有分析，就不可能综合；没有在不断分析过程中的相应的不断综合，也就不能做到深入的分析和全面的综合。因此，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进程中的“综合创新”，是在结合当代中外实践的基础上，对“马学”、“西学”和“国学”三大知识体系提供的经济材料进行分析与综合的过程。“综合创新”，意味着正确处理三大知识体系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对它们的分析综合与实践检验之间的关系。
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过程中的这种“综合创新”，乃是追求真理的经济学者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过程。也就是说，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经济学为根本，以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知识和合理元素为借用，以古近代的经济思想资料为弄清中国国情特征的历史源头，进行可持续的综合创新和理论超越。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综合创新”，为的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当从简单引进和模仿外国经济学的自在方式，实现向理论创新的自觉或自为方式的转变。这意味着，要实现两个超越：既在具体化的意义上超越马列经典经济学，又在科学范式的意义上超越当代西方经济学；要体现两种实践：既体现东西方市场经济实践，又体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要显现两种创新：既要有经济学的某些常规发展，又要有其范式的革命。它将是一种科学反映经济现代性的“后现代经济学”，同时也将是一种“后马克思经济学新综合”，也就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以世界眼光，坚持“马学”这个根本，在当代国外经济学继续分化和局部综合的基础上，去实现全面系统的科学大综合。其中包括分析和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西方激进经济理论、凯恩斯左翼经济理论、克鲁格曼国际经济理论、发展经济学、比较经济学以及“中心—外围”等发展中国家经济理论；积极汲取当代哲学、伦理学、美学、心理学、法学、政治学、系统学、场态学、生物学、数学等多学科的可用方法。[11]
四、经济学现代化的五个创新基石
新时期30年，中国现代政治经济学总体上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经济思想为指导，以中外市场经济为实践源泉，取得了人类经济学说发展史上的重大成果，并对高绩效的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体现出中华民族伟大的经济智慧，为全世界的经济学发展提供了具有“中国学派”色彩的系统经济理论。
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的基石是什么?或者说“核心带”理论是什么?在笔者看来，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石或“核心带”理论，至少可以创新出五个最主要的理论假设并逐渐形成共识。
第一，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依据马克思关于活劳动创造为市场交换而生产的商品价值，以及纯粹为商品价值形态转换服务的流通不创造价值的科学精神，我们认为，凡是直接为市场交换而生产物质商品和精神商品，以及直接为劳动力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服务的劳动，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实体的内部管理劳动和科技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劳动或生产劳动。这一新的“活劳动价值说”，不仅没有否定马克思的核心思想和方法，而且恰恰是遵循了马克思研究物质生产领域价值创造的思路，并把它扩展到一切社会经济部门后所形成的必然结论。
第二，利己利他经济人假设。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没有全面阐述经济人理论，近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理论又有严重错误，那么，什么样的理论才是科学的?依据人类实践和问题导向，并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启迪，我认为必须用一种新“经济人”假说和理论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基本假设和理论基础。其方法论是整体主义、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具体也包含三个基本命题：1.经济活动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或性质；2.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理性与非理性两种状态；3.良好的制度会使经济活动中的人在增进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合理的个人利益最大化。至于社会上利己和利他哪种行为特征突出或占主导地位，那就取决于社会制度和各种环境。因为人的利己与利他是一种社会网络中的互动行为，具有交互性的内在机理，总是与特定的社会整体大环境和群体小环境相关联。
第三，资源和需求双约束假设。从辩证思维和假定的一致性或对称性来分析，尽管西方经济学家对资源与需求相互关系的描述有相当的道理，但仍然存在明显的逻辑缺陷。这是因为，当假定资源有限时，暗含着以一定的时点和条件为前提，而假定需求或需要无限时，并没有以一定的时点和条件为前提。把两个前提不一致或不对称的事物和概念放在一起，假定为是它们之间唯一的一对矛盾，这显然过于简单化和绝对化，缺乏完整的逻辑性和辩证性。从资源利用方面看，资源在一定条件下或在某个时点上是有限的，但又是无限的，因为包含资源在内的整个宇宙本身是无限的，科技发展也是无限的。从需求欲望方面看，需求在一定条件下或在某个时点上也是有限的，而且在商品经济中实际的需求，还是指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求，并非指人们脱离现实生产力和货币状况的空想性需要。合理需要本身也是有约束和限制的。因此，我们作这样的假设可能更全面和科学，即假定资源和需求都是有约束的，简称资源和需求双约束假设。
第四，公平与效率交促同向变动假设。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平，是指有关经济活动的制度、权利、机会和结果等方面的平等和合理。经济公平具有客观性、历史性和相对性。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是指经济资源的配置和产出状态。对于一个企业或社会来说，最高效率意味着资源处于最优配置状态，从而使特定范围内的需要得到最大满足或福利得到最大增进或财富得到最大增加。经济效率涉及到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个领域，涉及到经济力和经济关系各个方面。它包括宏观经济效率和微观经济效率两大效率问题。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是交互促进并发生同方向变动的，即越是公平，越有效率；越是不公平，越是无效率。这同最近中央强调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和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是一致的。
第五，公有制高绩效假设。从马克思经济学中概括出来的公有制高绩效假设，是指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成员共同所有的公有制体系能达到社会绩效最大化。从邓小平经济理论中概括出来的公有制高绩效假设，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能达到社会绩效最大化。但其中均存在多种复杂的前提条件，如不存在严重的社会腐败，委托代理双方权责是合理的，国企承担额外社会义务需另行核算，政府的管理、政策和操作没出现大失误，选聘的经营者有较高素质，等等。只有大体同时具备这些前提条件，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的结合才能呈现高绩效。倘若过去或现实生活中搞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提条件缺失而导致某些低绩效现象，这并不能证明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公有制经济不可行和必然低绩效。
[1] 2006年4月3日在首届论坛的共识宣言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已经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主流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其所主张的经济政策使世界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并成为解决各种社会经济问题的障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分析当代世界经济问题，以及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最好的理论基础。它为不断解决当今世界经济的严重问题打下了基础。同时，它也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最终取代资本主义指明了方向，这正是人类实现其社会经济发展潜力所必需的。我们决心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运用它来分析和解决当代人类所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为此，我们要联合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并推动我们共同事业的发展。我们将努力扩大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学术活动、公共政策讨论以及其他领域的影响。”详见《海派经济学》（季刊） 2006 年总第14辑。
[2]参见程恩富：《21世纪：重建中国经济学》，《社会科学报》1994年4月7日。
[3]关于“体用”概念，人们往往想到张之洞在1898 年《劝学篇》中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他所说的“用”，突破前期洋务派所划定的“西方技艺”，即器械与自然科学的范围，包含了“西方政艺”的部分内容，亦即主张在学校、赋税、武备、法律、通商等领域实施某些西方的模式；但是，他的“中学为体”，是要以儒家的“三纲五常”等伦理道德作为立国的不能更改的根本原则，所谓“西学为用”，不过是作为维护中国封建皇权和地主阶级统治的一种手段，从实质内容上看是改良主义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从语言角度对“体用”概念的使用。我们完全可以赋予“体用”以崭新的现代科学含义。
[4]参见《辞海》语词分册（上） ，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页。
[5]参见《辞海》语词分册（上） ，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页。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 534页。
[7]上博简：《大戴礼·武王践祚·履屡铭》，转引自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2页。
[8] 《论语·学而》，转引自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7页。
[9] 《管子·治国》，转引自周伯棣《中国财政思想史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
[10] 《管子·治国》，转引自周伯棣《中国财政思想史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
[11]参阅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 - 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