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俊**
历史学是径直以人为主体的科学，同时，所有社会科学，毫无例外，在本质上都是研究特定事物的发展、变异、转化、关系的过程，以及各不同事物互相之间的关系，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写下这样一句话：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1]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在马克思看来，“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唯物史观。
的确，历史学具有样的社会功能：只有通过认识历史，人类才能更深刻地认识自己，才能汲取先前历史的必要的经验与教训，才能了解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必然趋势，才能实现对于未来世界的认识、规划和创造。因此，历史学就具有这样一个特点：它以研究人类过去的社会为起点，而务于当今的时代为归宿。人们回顾自己的过去、研究历史，总是出于理解现实和规划未来的需要。当然，由于时间的流逝，历史事件远离了它的原始境遇，带给理解者一种“疏异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历史理性的能力就是人类在多大程度上消除这种“疏异化”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弥补史在时间过程中丧失的东西，对历史的理解才具有相对可靠的前提。
我们党一贯善于从中国历史和中共党史中总结与汲取验，始终高度重视发挥党史、国史的教育作用。习近平同志在2010年7月21日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指出：“深入研究党的历史，认真学习党的历史，全面宣传党的历史，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历史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诸如“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不能相互否定”等一系列重要论断。在通过对世界社会主义500年历史与近现代中国两个100年历史，特别是新中国60多年和改革开放30多年来历史的回顾和展望，习近平提出了实现中国梦的伟大构想。
正是历史研究具有理解现实和规划未来的意义，历史领域也一直是各种思潮争锋的重要阵地。尤其在当前，改革发展处于关键时期的条件之下，各种社会思考强劲激荡。历史虚无主义者纷纷打起“解放思想”、“全新的视角”、“重新评价”、“还原历史”等旗号，不断地在历史问题上大做文章，歪曲、颠倒、篡改、捏造历史。对社会舆论、群众心理，特别是广大青年大众的政治认识，产生着和扩散着极其错误的导向和极为恶劣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是在斗争中成长、发展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最好是把真理比做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发射出的光辉就越灿烂。”[3]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方面必须重视历史伟大的正面作用，另一方面也必须正确对待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这不仅关涉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意识领域的指导地位，也关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因为程恩富首先是一个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思想理论的研究、阐述、宣传和斗争是他的重要使命。在历史领域，他也是“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着斗争。[4]”程恩富并不是专门的史家，但由于宽广和深厚的社会科学的知识积累，深谙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方法，以及对社会舆情的密切关注，程恩富在历史研究方面颇有创见，具有鲜明的党性和科学性，这在他关于国际共运史研究方面表现尤为明显。
程恩富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历史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包括两个维度：第一是历史的唯物论。第二是历史的辩证法。程恩富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客观地位和重要作用。
第一，历史的物质内容
马克思主义认为：“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5]这就要求人们从幻想、观念、教条和想象的存在物中解放出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强调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强调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生活和其他一切关系的基础；强调社会历史的运动，归结于生产方式的运动，生产方式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的；强调整个社会形态划分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个不同的层次。因此，考察历史的运动，就应当考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着眼，应当全面考察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其矛盾运动。
据此，程恩富独创性地提出了“经济力”、“经济关系”的新概念，并就行了系统分析；提出了生产力部分质变引起生产关系部分质变的“社会主义三阶段论”这一大理论发现；强调阶级定义须从经济以及由此派生的政治和思想三个层次去分析；等等。
第二，阶级和阶级斗争
正是生产力自身的发展，形成了人们的历史联系。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范畴出发，提出在阶级社会，经济关系必然表现为阶级关系，阶级关系是社会关系中最根本的关系，是社会历史的根本内容之一。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和伟大动力，因而阶级斗争理论是了解和把握阶级社会发展的一把钥匙。正如列宁所说的，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得出了全世界历史提示的结论，并且彻底贯彻了这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人类社会文明史以来，社会划分为阶级的基本事实，要求我们分析社会历史时，应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划分为阶级及由此产生的阶级斗争的观点，即阶级的研究方法。列宁指出：“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阶级划分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 因为“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主要的东西，没有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6]
程恩富从这一原则出发，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在谈论阶级社会的重大经济政治社会问题时，始终不能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不能离开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他在分析新中国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问题的，始终抓住阶级分析的红线。他高度赞同改革开放新时期小平同志建议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和做法。与此同时，程恩富强调，邓小平在这里并不是说毛泽东提出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仍然存在阶级斗争、必须采取措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是错误的。程恩富认为，在当前阶级矛盾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不能把阶级斗争形势夸大了；但另一方面，又确认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是我们观察和分析国内外某些重要问题的主线索之一。
第三，历史的辩证法
程恩富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贯彻到历史领域，提出以下主张：
1.分析社会问题，必须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从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关系、社会的物质生产条件，以及他们从先前各个世代得到的现成条件出发。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一定要历史地来考察斗争形式的问题。脱离历史的具体环境来谈这个问题，就是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常识。[7]
2.历史主义原则。“每一个现象应在它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中去研究，同时要考虑这个现象在演变过程中所经历的各阶段。”这就要求我们要把历史作为运动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分析，从发展中观察它产生、发展、演化的全过程，从而完成认识历史运动一般过程及其发展规律的根本任务。
3.坚持联系的观点，把历史当作统一的、有联系的、有机的整体的一个部分去理解和把握。
当前，党和国家的事业正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向前迈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思想基础，已经成为我国广大人民群众认同和坚守的基本信念。但毋庸置疑，我国现在的意识形态安全仍然面临严峻的挑战，“在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等重大问题上，社会上存在着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就是这些错误思潮之中影响较为严重的一股。
程恩富认为，由于历史虚无主义所反映的更根本的是政治问题，是对待党和国家现实的态度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和警惕。当前历史虚无主义虚无的主要是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具有特殊的意义，直接关乎当代中国的指导思想、领导核心、基本制度和根本道路！对这段历史的认识，说到底是对中国走什么道路问题的回答，不能不带有着明确的政治诉求和现实指向。从根本上说，是为了从历史前提和逻辑前提上否定当代中国指导思想、基本道路和根本制度的政治目标，给他们的“另觅出路”制造依据，为他们“改旗易帜”制造社会舆论。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存在的社会环境如下：第一，思想是利益的说明书，国内经济社会和利益关系格局发生重大复杂变化，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分化，在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方面的多元化趋向非常明显。第二，随着经济体制转型、社会发展变化和社会新问题、新矛盾的出现，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日益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正在面对和经受前所未有的挑战。第三，人们表达思想观点和利益要求的自由程度不断提高，知识分子发表言论的频度和影响力也不断提高；信息化的发展普及、大众传媒的市场化运作，带来了信息传播手段更新。第四是国际因素。一方面是经济全球化和大量涌入的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国际风云变幻，苏东剧变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的影响。
程恩富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正确对待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这不仅关涉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意识领域的指导地位，也关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随着改革开放继续深入和扩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影响可能更多更严重。这就是说，如果缺乏足够的警觉性和预见性，在历史虚无主义的现实和长远消极影响面前，我们就难免处于无可奈何的被动境地。面对这种格局形势，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如何以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多元化的社会思潮，如何充分发挥历史的“以史为鉴、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必须认真应对的长期尖锐挑战。
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在过去的20年里，中外各界对苏联剧变和解体的原因进行了大量的探讨，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在众多原因何者为主要原因的问题上，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知识界也没有达成共识。当时正值苏联剧变和解体20周年，苏共走下执政舞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业已展示其全貌，很有必要重新审视和客观剖析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这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各国马克思主义者从事现实社会主义运动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特别是对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建设和巩固其执政地位尤为重要。
历史虚无主义钟情于国际共运史的“研究”，对上世纪末苏联的解体以及随之而来的整个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兴趣尤为浓厚，他们对苏联解体有一个基本点，即认为苏联解体于所谓“政治上专制、经济上弊病、思想上的僵化、外交上的封闭”，他们极力否定和抹黑斯大林、斯大林模式，进而否定列宁和十月革命，最后再发展到抹黑整个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建设史和共产党的历史。由于国际共运与中国革命的深刻联系，他们的底牌是说明“百年社会主义实践到此结束——社会主义已经在全球失败。”也就是说，虚无主义者闹哄哄地挤进这个领域发声，企图从历史根据和逻辑前提上否定当代中国的指导思想、根本制度和前进道路，给他们搞和平演变和“改旗易帜”制造理由和依据。
这就不能退让了！程恩富密切关注着社会思潮中对苏联解体问题的认识，兹事体大，程恩富不得不放弃手中的经济学研究，对此问题进行研究。他对时下关于苏联解体五种主要言论进行剖析，即1.传统模式必然论。2.戈氏改革失控论。3.人民群众抛弃论。4.军备竞赛拖垮论。5.民族宗教失策论。他认为这些解释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但都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他认为，苏联剧变、解体和苏共丧失执政地位，既有思想原因，又有组织原因，致命的政治性根本原因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具体解释如下：
1.思想原因：过度否定斯大林和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引发了长期思想混乱，而僵化的思想理论和传统宣传教育体制和机制又难以及时有效地予以消除。
2.组织原因：苏共逐步提拔和重用了大批非马克思主义干部，而存在严重弊端的组织体制和机制又难以及时有效地予以消除。
3.政治原因：苏共领导集团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而高度集权和缺乏约束的传统政治体制和机制又难以及时有效地予以消除。
总而言之，在程恩富看来，苏联解体的第一个外因在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冷战、封锁、颠覆和和平演变。内因的第一个导因是赫鲁晓夫开始否定斯大林和对斯大林模式进行盲目改革。勃烈日列夫时代，苏联政治、经济、文化和宣传逐渐僵化，却没有及时改革，终于积重难返。而戈尔巴乔夫等人物掌握了苏共领导权后，完全没有章法的胡乱改革使形势越来越严峻，最终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完全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用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来反社会主义和共产党领导。苏联最终已经被这样颠覆了。
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积极倡导、组织和建立的一个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从1919年3月成立至1943年6月解散，共产国际存在达24年之久。它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中国革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近年来，大批史料的不断披露，为深入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无论是在领域的拓展上还是在研究的深度上，都有很大的推进，成果丰硕且富有创新，特别是考实性研究成为学术亮点。但与此同时，与实事求是地分析共产国际的作用不同，那些缺乏或脱离客观根据的否定共产国际历史和作用的思潮，主要体现如下：一是用“国家利益”或“现实主义”的思想观点，来解释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动机。认为共产国际“不过是挂着世界革命的招牌，行苏联利益的工具”，其“性质自始至终是民族利己主义、大国沙文主义”。二是热衷于片面地渲染共产国际的错误，将共产国际的失误或错误固化，指责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在整个活动中都存在着指导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组织路线上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策略方针上的盲动主义和冒险主义”。三是套用西方的“集权主义模式”和“权力斗争”的观点，把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说成是毛泽东与“斯大林及其代理人王明”等人的斗争史。
可见，随着档案材料的不断涌现，研究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问题的关键，已经不再是史料匮乏的问题了，而在于如何科学地解读这些材料。当前仍然需要进一步正本清源，厘清真相。程恩富认为，需在以下几个方面推进该问题的研究：其一是澄清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动机问题，即究竟是主要出于意识形态信仰，还是“国家利益的驱动”，这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认清世界革命利益与苏俄（苏联）国家利益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其二是理清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与政策依据。共产党人的行动是有思想指南的，既然认为共产国际的动机是出于思想信仰，那么他们又是根据哪些思想理论去指导中国革命，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也唯有如此，才能对时人所批评的共产国际指导“错误”（诸如“片面强调工人阶级成分”、“城市中心论”、“重视资产阶级轻视无产阶级”等问题），有一个较为深刻的认识。其三是总结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过程中呈现出的特点和趋势，考察共产国际能否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加深对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认识，能否总结经验教训、修正教条错误，等等。其四是厘清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一些失误的本然和所以然。
通过上述论述，程恩富得出如下结论和启示：
1.共产国际出于世界革命的理念和国际主义的原则，给予中国革命弥足珍贵的指导、支持和帮助，对中共的诞生、发展、壮大、走向成熟和形成理论自觉功不可没。应该说，共产国际的指导和支持,贯穿于从中共建党准备到抗战时期的主要过程，作用于中国革命的基本方面和核心问题。如果没有这些指导和帮助,很难想象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共产主义革命会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迅速的成效。
2.共产国际依照经典作家理论和俄国革命经验来指导中国革命，真诚地希望在“正确理论和先进经验”的指导下，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对他们把经典作家的理论设想与俄国经验绝对化所导致的错误或失误，应该予以更深刻的分析。
共产国际的指导始终坚持着如下几个重要认识：其一，坚持马克思、列宁强调的资本主义充分发展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基础的观点。其二，再三强调长期在农村环境中战斗着的中共，要保持无产阶级性质和实现对农民运动领导权。其三，反复要求中国党把工作重点放在无产阶级集中的城市。其四，念念不忘共产党人的根本性质和历史使命，期待与渴望着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大爆发。对此，我们应该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上述几种基本认识，反映出共产国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和十月革命模式的信仰和固守，他们真诚地希望按照“正确理论和先进经验”的指导，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应该承认，共产国际的这些原则要求是重要和深刻的，理论信仰是可贵和真诚的，对中共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坚持马列主义原则，具有重大意义。但由于过分拘泥于经典作家和苏俄革命的具体论断、经验，没有充分注意到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他们就此提出的行动策略或解决方案，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实际，从而对中国革命的实践带来一些危害或妨碍。这昭示我们，搞革命过程中的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历史的具体的统一，就显得尤为重要，而把马列主义革命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任务，理应由中国同志自己承担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周恩来一方面反复强调教条主义产生，与我们党不够成熟、把共产国际指示绝对化有关，我们自己“有责任”；另一方面深刻地总结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取得革命的根本胜利。
3.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共产国际本身也在进行理论探索，总体上能够根据实践修正自己的理论，改变策略。
首先，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其战略方针也是在不断发展、演进。从指导中共一大确定的直接搞社会主义革命，到帮助中共二大确定首先进行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从反对中共没收分配地主土地的政策到要求土地革命；从只关注工人运动到开始重视“农民的革命作用”；从视中心城市暴动为革命唯一的途径到重视农村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建设，等等，上述这些重大转变都是共产国际根据中国革命的实践，适时发展自己的指导思想的表现。其次，共产国际帮助中共纠正党内错误路线、方针。中共的一些重大政策调整的会议，诸如西湖会议、八七会议、六大、六届三中全会、瓦窑堡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等，都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影响下，纠正或部分纠正了错误的指导思想，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第三，中共有的错误的政策，虽然不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纠正的,但是共产国际至少表示了某种程度的赞同。譬如共产国际接受中共独立自主召开的遵义会议的政治结果，对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集体立足中国实际的斗争路线的肯定和支持等，都是共产国际支持中共独立自主解决自身问题的表现，而这些政策的调整和转变，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都具有重大意义。第四，随着中国革命的不断胜利，斯大林等人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照搬照抄苏联经验可能存在的错误，越来越肯定中国独立自主革命道路的正确性。
4.从根本上说，指导一个国家的活动，必须从它的具体国情出发，对它的情况有系统而细致的了解，正确地把握住这个国家各个社会阶级和阶层状况，才能对不断变化着的形势做出准确的估量，采取恰当的对策。从这个意义上说，靠一个国际中心来指导中国革命的方式，的确存在着“无法适应”中国革命“非常复杂而且变化迅速的情况”[8]的问题。应该说，在中共幼年阶段，由于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都严重不足，需要共产国际事无巨细的指导和帮助，中共二大确认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一种抉择”。[9]但随着中共的成长和中国革命的发展，共产国际这一组织形式与中国革命斗争的需要越来越不相适合。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要靠中国共产党自己“拿出完全的负责的态度与高度的创造力来”。[10]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进行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通过系统地学习、吸收共产国际传来的思想理论，真正领会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客观分析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并且在同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等错误倾向做斗争过程中，去思考、总结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经验教训，制定和完善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发展着理论，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样逐步发展和成熟起来的。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系统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
**杨俊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教授、学科带头人，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共党史。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0页
[2]马克思：《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18-119页。
[3]《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关于认识和实践关系的论述》，人民出版社，1978年 ，第11页。
[4]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7页。
[5]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6页。
[6]《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2版，第92页。
[7]《列宁选集》第1卷，1995年，第689页。
[8]《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0页。
[9]《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81-82页。
[10]《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