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山林**
最近几年里，程恩富抽出一部分宝贵时间，针对与收入分配相关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观点。其中，我见过的论文就有好多篇。这些年里，我试图对劳动力流动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做一些思考。不成想的是，由此出发，对于收入分配中的几个问题，我居然也有了一些关注。这是出乎我的预料的。现在，谈一点研读程恩富著述的体会。由于程恩富论述收入分配问题的面比较宏大，我这里做的只是片谈而已。
《综合竞争力》杂志2010年第6期以“专家特稿”的方式发表了程恩富的作品，题目是“关于劳动收入分配若干问题的思考”。其中，程恩富谈到：
“劳动收入份额和收入差距存在密切的关系。资本收入增长过快, 劳动收入增长缓慢是造成国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正常情况, 收入差距是由于不同的劳动生产率造成的, 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意味着更高的劳动报酬, 或者, 从劳动生产率的反面资本生产率的角度也可以解释, 资本生产率如果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会导致在收入分配过程中, 财富朝拥有资本的一方倾斜, 从而减少劳动收入份额, 同时也增加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工资性收入作为居民收入的最主要来源, 其比重的下滑跟工资的增长缓慢有关, 中国大概有1 -1.5亿的劳动人口处于未就业或未充分就业状态。这阻止了工资收入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 进而导致了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的持续下滑。”
在这段话中，程恩富谈到了收入分配领域中两个最为基本的问题。其中，一是关于要素收入分配的问题。比如说，在一个国家创造的增加值中，劳动这种要素取得了多少收入，资本这种要素取得了多少收入，土地这种要素取得了多少收入。二是关于收入差距的问题。对于后者，最为重要的是居民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它具有怎样的变化趋势，以及其引起其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程恩富凭借敏锐的思维，高度地概括了这两个基本问题之间的联系。对于这两个方面的联系，针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际情况，程恩富指出：“资本收入增长过快, 劳动收入增长缓慢是造成国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在我看来这个提法至少体现了下面两层意思：其一，从原因和结果来看，要素收入分配的变化（即资本收入增长过快或劳动收入增长缓慢）是因，国民收入差距的变化是果。这个观点与讨论要素收入分配时通常在初次分配层面上展开，而讨论居民收入分配时通常在再分配层面上展开是一致的。学者们认为，初次分配完成之后，再进行再分配。其二，指出了导致我国国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即“一快”和“一慢”。这里，“一快”是指资本收入增长过快，“一慢”是指劳动收入增长过慢。需要注意的是，这是从动态变化的角度来说的，考虑的是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的相对增长速度。对此，只要假设增加值是由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构成的，就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数学式子予以证明。
在这段文字中，程恩富还注意到了我国市场化改革以来劳动生产率与资本生产率相对增长速度的变化，认为在收入分配过程中当财富朝着资本的一方倾斜时，不仅资本收入份额会提高，而且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会上升。这个提法是符合中国最近十多年里经济的实际表现的。从居民收入来源的角度来说，收入的主体是劳动性收入，而资本性收入只是少部分居民才有的。另外，还有一定数量的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实证研究已经指出，资本性收入的差距，在居民收入差距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刚好自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资本收入份额提高了，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了。我在这里要谈一点不太成熟的想法——这些想法还没有经过严格的实证证明。我要强调的是，在导致这样的结果的各种原因中，国有企业改制应当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重要方面。正是通过在国有企业中引入非国有资本的改制，企业追求利润的动机得到了放大；相应地，企业中的工会建设被削弱，劳动一方在利益分配上的谈判地位降低了，工资性收入下降了。
不过，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可能更重要的原因是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实行了财政分权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变化：一是地方政府真正可以围绕财政收入的创造来运作其所辖区域的经济了，二是地方官员可以通过促进当地的经济增长来谋求自身的晋升了。大量的实证文献强调了后者，对前者却关注得比较少。其实，无论哪个方面，都使得当地政府热衷于招商引资。于是，地区之间就出现了为各路资本提供优惠条件的竞争。而这种竞争的结果，必然是天平的倾斜，是资本收入在增加值中的占比不断上升。相应地，劳动收入在增加值中的占比就不断降低了。这样看来，我国当下收入分配格局之演变，早在1990年代中期财政分权体制建立之时就已埋下了隐患。因此，要把我国收入分配格局调整到一个比较适当的状态，必须深化改革。
在上面引用的那段话中，程恩富还提到了一个重要观点，即工资增长缓慢与劳动收入份额下滑之间是存在着联系的。仔细推敲可以发现，这个观点与我上面给出的理由，其实是有些不谋而合的。例如，当地方政府为了创造财政收入或地方官员为了自身晋升针对增加值展开地区竞争的时候，为了迎合各路资本之所好，往往在劳动用工方面放松标准，并对工会建设不求严格。重要的是，如果仅仅是某个或某些地方采取这样的具有偏向性的政策，那么其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可能是微乎其微的。不过，这样的假设并不能成立。在一个基础性制度构架的影响下，所有地方都会是这样的。于是，严重的问题就出现了——其结局只能是工资增长相对缓慢，劳动收入份额逐步下滑，资本收入份额逐步上升，收入差距逐步扩大。
不过，我要立即指出的是，对于当下的收入分配结局，也不需太过指责。收入分配格局的恶化固然并不那么值得称道，但是与其伴生的其他方面，却解决了中国过去一心想要解决的问题。
例如，从大的方面来说，需要较快地做大中国经济，提升综合国力。借助于现有的制度安排，确实已经达到了目的。再如，在改革开放早期，我国需要解决的是全面实现温饱并逐渐奔向小康的问题，使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从事非农工作是一条必经之路。对此，没有较低的工资收入作为保证，一方面资本是不太可能大量生成的，另一方面也是不可能容纳那样多的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工作的。因此，在我看来，工资的缓慢增长，固然带来了使收入分配状况变得恶化的弊端，但在就业规模扩大以至于温饱和小康实现等方面，却是做出了重大贡献的。
因此，适当的容忍是必须的。毕竟，对于尚处于发展中的经济体而言，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只要达到了阶段性目标，也就八九不离十了。
现在的问题是，我国下一阶段需要集中解决的重大问题是什么呢？我还没有就此问题向程恩富请教。自己的初步想法是：在保持一定增长速度（比如说6-8%）的基础上，下更大力气转换增长方式，实现有质量和可持续的增长；这种增长在改善人民福利方面，更加优于此前的高增长；这种增长不仅是环境友好的，而且是分配更加公平的。
重要的是，这样的目标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够实现的。我所能提出的一些方向性举措无非是：一、继续深化改革，从改革中要效率，从改革中要公平。二、优化产业结构和提升技术层次，从节省消耗和增加产出中求增长。三、将教育和卫生事业推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切实增强支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本。四、重构经济空间，在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区域，实现经济相对更快的增长。五、求同存异，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创造有保证的国际环境，同时争取在经济较快增长和稳健发展中消弭各种不利因素。
在我看来，“敏锐的思维，高度地概括”这个标题，并不是程恩富研究收入分配问题时才偶尔显现的风格。这种风格，其实是一贯性的。我做程恩富的学生的时间比较长，毕业之后仍不时听取程恩富的教诲，不时阅读程恩富的新成果。我觉得这是程恩富研究学问时表现出的他人难以模仿的鲜明特点。
惟有积淀，方成风格。风格既成，方得久远。久且远矣，自然而然。
**伍山林，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经济思想史、农业经济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