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智慧城市作为流行的城市数智化模型，正日益成为不同城市技术实验和发展转型的重要场域。英国智慧城市是新自由主义财政紧缩政策的应激反应案例，运行模式突出强调技术性、盈利性与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体现了鲜明的技术治理特色，是典型的“技治主义”，治理特征主要表现为市场化的治理导向、自上而下的治理架构、数字化平台的治理驱动以及公民权利被忽视的治理效能。英国智慧城市的案例表明，智慧城市概念与公共政策转化的实践之间存在脱节。为此需要深刻反思单纯“技治主义”思维惯性带来的种种隐患，建构“人本主义”的智慧城市治理范式，实现维护公共利益的治理导向、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治理架构、人文价值与数字化平台有机耦合的治理驱动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治理效能。
关键词：数智时代；智慧城市治理；“技治主义”；“人本主义”
一、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IoT)、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一代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公共部门不断加快向数智化转型，智慧城市作为流行的城市数智化模型得到了迅速发展。由于智慧城市是数字信息通信技术(ICT)和相应基础设施的集成、城市系统的数智化转型、海量大数据涌现以及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的集合体，智慧城市被视为当前提升城市竞争力的一种方式和提高效率的一种手段，在各个城市大受青睐，智慧城市正日益成为不同城市技术实验和发展转型的重要场域。有数据预测，全球智慧城市市场将从2023年的5491亿美元发展到2028年的11144亿美元，2023年至2028年的复合年增长率为15.2%；到2030年，全球智慧城市市场规模价值有望达到14721亿美元，智慧城市俨然成为当今的一个全球现象。
尽管无处不在的数智技术正在成为城市空间复制和城市权力再分配的核心，然而，任何技术的创新能力都源于政府行为、社会规则、人的能动性与嵌入景观的一致性。那么，在世界各地智慧城市如火如荼的发展中，具体实施效果如何?是否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公民权利，是否得到了公民的普遍认同？发达国家的智慧城市运行模式和治理特征具体是怎样的？是否能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有效借鉴？尤其是中国正在迎来以新基建、城市数字化转型为驱动的新一轮智慧城市建设高潮，2024年11月底，国家出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韧性城市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30年，使城市运行更安全、更有序、更智慧、更高效。站在新一轮智慧城市发展的关键起点和明年“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重要节点上，亟须结合发达国家智慧城市治理案例，深刻反思治理模式，厘清智慧治理的确切意涵，为中国高效利用数字化与智能化手段提升城市管理和服务水平提供借鉴。英国是智慧城市概念和实践的早期采用国之一，拥有较多的世界顶级智慧城市项目，在发达国家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和示范性。因此，本文以英国智慧城市为例，进行智慧城市的治理效果解析与反思。
二、新自由主义财政紧缩政策框架下的英国智慧城市
后金融危机阶段，新自由主义在发达国家得到广泛应用，发达国家的智慧城市项目是新自由主义的最新版本，是发达国家实施新自由主义财政紧缩政策的直接结果。从英国智慧城市的运行实践来看，英国智慧城市普遍将经济衰退、财政状况恶化与需要通过智慧城市举措做出应激反应联系起来，伦敦、布里斯托、曼彻斯特、格拉斯哥、伯明翰、谢菲尔德、考文垂、诺丁汉等很多城市的智慧城市改革初衷也都是源自经济衰退。基于新自由主义财政紧缩框架，各个城市希望通过智慧城市改革，利用数智技术的潜力来推动经济增长、刺激创新和提高劳动生产率。
(一)英国新自由主义财政紧缩政策的嵌入
面对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各国政府纷纷采取行动通过对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进行资本重组来稳定其银行系统，通常是通过提供债务担保和承担破产银行的部分或全部资产。这些举措导致公共债务大幅上升，公司债务转化为国家债务，私人债务转化为公共债务。债务风险的加剧使采取财政紧缩政策成为必然，即政府开支大范围削减，福利预算大幅度削减，以此作为恢复预算完整性的一种手段。英国财政紧缩政策作为金融危机的治理思路，是以财政约束和赤字削减为前提的，它不见得是一味良药，但是在经济上简单直接，是应对经济停滞和恢复增长的直接诊断和最佳方法；事实上，也是唯一的方法。通过实施紧缩措施来减少某些类型的政府支出，已经成为金融危机后英国新自由主义治理模式的决定性特征，因为新自由主义的特点就是市场化、私有化、放松管制以及国家从社会供应的公共领域退出。因此，尽管紧缩模式从一开始就是新自由主义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但在金融危机后，紧缩政策已成为制度安排进一步加深新自由化的主要手段。
这样，在金融危机之后的几年里，英国政府通过强调恢复经济竞争力和推动市场自由化的政策改革议程，凸显了危机治理的新自由主义形象。同时通过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路径依赖性、累积性分层，还重组了危机后的政府机构，进一步减少了可能的福利，形成了一套符合市场规则的解决方案，强化了新自由主义理性，并将其更加深入地嵌入许多经济决策过程中。英国政府的紧缩政策几乎对所有部门实施全面预算削减，各种非强制性服务都遭受了最大程度的削减，例如规划、住房、公路和交通等。尤其是普遍性公共福利支出，例如图书馆和公园等集体公共设施，支出削减非常严重。事实上，强制性支出和可自由支配支出之间的界限并不总是很明确，强制性支出和可自由支配支出通常共存预算和支持类似目标。例如，为英国各地的低收入青年提供酌情支持服务的青年中心已被严重削减，并且不被视为“高危”儿童强制性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尽管青年中心针对的是许多“高危”儿童。在英国的财政支出削减大潮中，英格兰地区政府的削减比例最高，英格兰的平均值和中位数是苏格兰和威尔士的两倍，如表1所示。英国新自由主义财政紧缩政策的嵌入，加剧了社会空间的不平等，尤其是贫困地区更容易受到紧缩政策导致的预算压力向下调整的影响。
(二)新自由主义紧缩政策框架下英国智慧城市的运行模式
由于拥有庞大的公共服务和就业人口，城市不可避免地成为新自由主义财政紧缩的试验田，英国智慧城市的故事似乎更多的是基于对危机的“应激反应”。英国地方政府总收入的60%左右来自中央政府，其余40%来自当地，在经济衰退、预算紧张和未来风险加剧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强加给地方政府的紧缩计划，使地方政府试图通过参与新形式的城市治理来维持地方经济发展，将智慧城市议程引导到允许获得外部资金并克服技能和劳动力短缺的方向。因此，如何以更好、更快、更具成本收益的方式提供利用新技术优势的服务，彰显城市管理角色，解决各种城市问题，成为当务之急。“英国智慧城市”远不是一个虚幻的愿景，而是一个流动的话语集合、分散的机构代理和多元的物质实践。英国智慧城市的出场与推广，不断引领和形塑数字社会的全面建构，运行模式体现了鲜明的技术治理特色。
一是强调数智技术引领，突出技术增强型的城市管理框架。随着快速城市化、气候变化以及交通、卫生和能源等服务业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智能技术和数据的应用成为解决城市前所未有的挑战的一种手段，智慧城市主义的技术愿景已被提升为解决城市问题的“灵丹妙药”和重大市场机遇。智慧城市项目主要包括智能计量、智能电网、电动车、开放数据等试点项目，旨在展示智能技术和服务在医疗保健、运输能源、环境以及文化和社区等关键领域的应用。这些智慧项目特别强调信息通信技术——无线宽带、分析软件、实时传感和反馈以及“物联网”在实现城市更广泛连接方面的作用，建设了覆盖整个城市的“数字穹顶”，致力于让城市成为可程序控制的区域。
二是聚焦经济收益，主要围绕盈利项目展开。在新自由主义财政紧缩框架下，地方政府对当地经济增长、交通运输、能源使用、环境低碳的关注度非常高，这些项目市场化程度高，见效快、周转快、收益高。相对而言，关系普遍公共服务的教育、福利住房、水和安全问题由于不能盈利，却较少受到关注，如表2所示，地方经济排在第一位，对公民而言最重要的社区和住房问题，则排在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排在第二位的运输不包括铁路系统。事实上，英国铁路系统对公民的出行非常重要，尤其是服务于伦敦、伯明翰和曼彻斯特的铁路线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过度拥挤且铁路系统老化问题很严重，亟须更新。然而这个行业建设周期长、投资大、回报慢，并且已经私有化，因此并不在各地方政府的考虑范围之内。
三是扩大政府职能，技术权力主体共同参与。英国智慧城市的推广以政府为主导，将企业、研究机构和学术界联系起来，对于智慧城市相关领域创新技术的研发应用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例如布里斯托市，智慧项目由市议会牵头，联合布里斯托大学、巴斯大学、西英格兰大学、IBM、东芝、惠普等共同实施。在曼彻斯特，智慧项目也是如此展开，由市议会的城市政策团队领导，同时辅以曼彻斯特的两所主要大学以及世界性的企业和机构共同参与。经由“技术”这一中介机制，权力结构呈现出多维化、非定向互动的方式，并且各种权力主体不断趋于理性化，使工具理性缠结于技术自身特性及其与组织结构的重塑调试过程中。
三、英国智慧城市的“技治主义”治理特征
由于英国中央和地方政府面临着越来越紧张的预算，越来越多的城市治理共识是，更多和更广泛地使用数智技术可以通过以更低的资源投入提供更多的产出来提高城市的效率。因此，在新自由主义财政紧缩框架下，英国智慧城市的“技治主义”治理倾向明显。“技治主义”秉持“技术至上”或者“技术万能”的工具理性观念，主张将复杂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化约为技术问题，是促进城市快速增长的“时空压缩”，本质上是一种资本与权力导向的“增长”。在这种治理中，算法被投射到现实世界中，按照技术公司预设的程序来组织和加固市场的修复，对公共事务做出“编程式协调”，普通人的边缘化日益凸显，公民沦为被数据、算法、代码、程序所操纵的客体，界面自动校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公民权和正义问题被直接忽略，取而代之的是生产力、激励、风险、投资回报等问题。英国智慧城市在治理导向、治理架构、治理驱动和治理效能上都表现出“技治主义”的治理特征。
(一)市场化的治理导向
基于新自由主义财政紧缩框架，英国政府一般认为，政府在管理城市的最新理念和系统方面落后于技术曲线，而这种技术治理的解决方案只能由市场提供，因为公共部门没有足够的知识和技能，政府在城市管理方面的能力远远落后于市场。政府通过和大型全球咨询公司及软硬件解决方案的生产商合作，采用完全私有化、公私合作、租赁、放松管制和市场竞争的方式，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提供更好的城市服务。由此，各个城市旨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提供城市地区作为试验新技术的试验场，培育孵化本土初创部门或数字中心，并吸引移动创意精英。这些“解决方案”被包装成“一刀切”，技术官僚化倾向明显，参与城市智能化的政府仅限于计算修补和调整，根据经济和技术合理性来寻求效率，从而削弱了当地决策者的能动性和创造力。
市场化的治理导向，使市场解决方案很容易扩展和复制。当“最佳”解决方案被提出以后，通过案例测试、城市试验进行扩展，将成功的试点转化为可交付成果，城市治理的数据系统被设计为适用于多个城市的模板，从而完成市场解决方案的复制。正是通过这一过程，可转让技术、模型或“最佳实践”及其市场流通得以推广，跨国企业的目标就是生产通用的解决方案，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应用，以实现利润最大化。智慧城市解决方案的供应商已将智慧城市转型概念化为新自由主义城市发展干预，他们的“一刀切”技术被视为解决各种城市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案。鉴于英国智慧城市治理主要是与私营企业合作实施的，不可避免地会有这样一种暗示，即市场逻辑可以克服国家治理的所谓“低效率”。因此，植根于新自由主义理念的这一举措，将减少公共服务的公共支出，同时促进市场逻辑渗透到城市空间的监管中，认为市场主导的城市问题解决方案才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这种“市场规则的代表”呈现了一个理想化的新自由主义“乌托邦”。
(二)自上而下的治理架构
由于财政紧缩，英国政府不得不热衷于城市服务数字化的转变，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招商引资，开发以“智能方式”运作的工作程序，拓展自上而下的实现方式。一般来说，政府主要以创业和竞争性城市化为倡议主题，在智慧城市方案的排名和竞争选择中扮演着计算和筹划的角色，通过选择和资助智慧城市项目的竞争，全面推动智慧城市治理。政府运作的关键在于对未来发展做出明智的选择，而并不需要详细了解智慧城市的机制。因此，强调政府自上而下地推动与市场化并不矛盾，政府的这种推动仅仅就是组织和号召的作用，它并不直接参与到城市运行中，对可能出现的情况不负任何责任，仅仅就是推动作用，城市治理完全由市政服务的私有化和竞争性承包来实现。这种新自由主义公共部门重组的治理架构的关键思想是，政府必须“掌舵”，也就是说，解决城市问题不仅仅是制定良好适配的政策，更是组织政府和其他投资者之间的强有力合作和管理。
这样，城市权力越来越集中到少数政治和商业精英手中，强加给城市的财政紧缩措施迫使它们越来越依赖私人和地方收入来源。因此，这种政府主导的参与引发了若干相关问题。首先，这导致对技术解决方案的需求不断增加，即使地方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和复杂性，也需要快速的解决之道，而先进技术可以较好地满足，技术导向而不是公共利益导向成为政府的首选。其次，这种以商业为主导的智慧城市发展导致了“智能企业愿景”，并导致经济逻辑优先于社会诉求。城市发展本身面临着被利润驱动的风险，与企业一样，城市也必须具有弹性并能够产生收入。基于这种短期投资收益和风险规避的考虑，英国地方当局排除了对城市空间重大改造做出长期资金承诺的可能性。
(三)数字化平台的治理驱动
智慧城市一般是借助数字化平台来实现对城市的治理，数字化平台可以更直接地连接到消费者并与用户互动，以更强的连接性、中介性、可编程性和数据提取能力，在城市的各个领域发挥着基础性的组织和统筹作用，更容易通过网络效应和风险资本快速扩大规模。数字化平台成为关键机制和治理驱动，数字化平台产生的各种数据构成经济及其组织的核心，城市既是平台应用开发的灵感源泉，也是平台进一步拓展的测试场。数字化平台的核心价值及扩张潜力并非独立存在，而是依靠用户群体之间需求的正相关性以及用户和数据规模的累积。通过空间扩展和重组，数字化城市平台往往在全国和国际范围内不断扩大，从而放大智慧城市的技术官僚主导、以利润为导向的城市治理模式。各类软硬件厂商、数据公司和平台企业共同构成一个庞大的“社会量化部门(social quantification sector)”和“云帝国(cloud empire)”。
强调花哨的数智解决方案有可能转移人们对城市化的广泛影响等问题的注意。例如，在英国的智慧城市中，一种针对拥堵的技术解决方案，普遍的做法是生成一个高效的交通管理系统，寻求优化流量，或生成一个应用程序，实时指导驾驶员在当前交通条件下最快的路线。然而，这种技术方案并没有真正解决造成拥堵的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即基础设施容量不足和过度需求，其中最佳和可持续的解决方案是减少私人汽车使用，倡导更多采用乘坐公共交通、步行或是骑自行车等绿色出行方式，而不是产生其他非预期影响的短期优化。因此，尽管智慧城市技术被宣传为解决城市问题的“灵丹妙药”，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掩盖了裂缝而不是修复了裂缝。
(四)公民权利被忽视的治理效能
在智慧城市的治理中，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普通民众，普通民众是智慧城市的建设初衷也是服务目标，然而，英国智慧城市治理实践往往通过将公民权利和公民参与纳入更具有经济效益的技术指标计算中来实现，公民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着被动角色，市场中的私人企业和城市管理部门表现出各种形式的“家长”式作风(决定什么对公民最有利)和越位管理(代表公民提供服务)。公民参与通常是“选择”，即“市场”的同义词，公民的主要角色是“消费者”或“用户”，选择从供应商市场获得哪些服务，选择哪款应用程序，或者选择哪些数据产品，等等。这种“理性选择”完全是新自由主义的反映，这种思路是在限定的约束条件下(由资本积累、竞争力、生产率、安全、保障等相关的一系列特定理性因素决定)来促进个人自主和自由，从而再现市场主导的服务提供，而不是通过国家提供的权利和责任来界定公民身份。基于公民的所谓“选择”，公司可以将公民纳入产品并从中提取价值，计算设备的设计和功能将个人计算机的“用户”转变为互联网上基于位置、实时、云和平台的“消费者”，从而使“公民”演化为“智能公民”，公民的私人时间和地点数据被商品化和私有化，成为资本投资和价值交易的新支柱。
因此，尽管很多城市在计划书中都强调“以公民为中心”，例如布里斯托的“开放”愿景、“可编程城市”涉及“赋予市民更多与城市互动、工作和玩耍的能力”，曼彻斯特的智慧城市计划倡议旨在实现为城市及其公民带来更好的结果，格拉斯哥主张“把人放在未来的中心”和“让社区参与并赋予社区权力”，智慧伦敦计划将“伦敦人置于核心”，等等，然而植根于理性、功能性和可复制的经济效应而不是社会权利、政治公民和公共利益的智慧城市治理，使“以公民为中心”通常只是一个城市宣传的流行词而已。公民权利被忽视的综合效应就是产生高度孤立和无保护的个人，持续处于阶层分化和基本生活保障被剥夺的风险之中，很容易受到资本变迁的影响。例如布里斯托尽管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中卓有成效，但社会不平等问题还是很严重。据估计，布里斯托有69000人是英国最贫穷的10%居民；超过13%的人生活在燃料贫困中，而全国平均水平为10.6%；四分之一的儿童生活在贫困中，新兴的“智慧城市”项目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并不理想，布里斯托面临的一些主要社会挑战问题(从住房紧张到无家可归)并没有得到解决。
总之，英国智慧城市治理的新地理图景已经大量出现，不再被简单地归入单一的、整齐的城市治理框架中。随着英国智慧城市的建设，放松管制、自由化、私有化和紧缩的国家项目激增，推广旨在吸引企业资本流入各个地区的营销活动和优惠政策此起彼伏，地区政府越来越重视经济增长、房地产投资的大型旗舰项目、城市更新和中产阶级化，出现了一种高度多样化、两极分化、多层次和相对不协调的领土和网络治理格局，巩固了新自由主义和面向市场的跨国规则制度，关于获得住房、水、食品、教育、医疗和安全等社会再生产基本资源的争取权利的罢工运动不断爆发，城市化进程正在发生重塑和修正。
四、智慧城市治理的“技治主义”反思及其超越
智慧城市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环节和重要节点，是具有深刻内涵和丰富意蕴的多维立体社会关系空间，是社会实践关系的动态空间演化载体。智慧城市治理是人类社会进入数智文明的显著标志，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转变城市发展驱动力的必由之路。不可否认，智慧城市治理涉及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区块链等一系列技术手段的应用，但任何城市都是功能完整的社会关系实在的行动系统，数智技术的不断强化并不能自动解决诸多城市问题，反而容易陷入技术障目的漩涡。因此，需要深刻反思单纯“技治主义”思维惯性带来的种种隐患和问题，并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建构“以人为本”的智慧城市治理价值依归。
(一)智慧城市治理的“技治主义”反思
英国智慧城市的治理实践展示了发达国家的城市发展轨迹和路径，强调了是市场而不是国家能够更有效地分配公共资源的一般意义，智慧创新似乎更多地是通过短期和规避风险的融资以及经过良好规划的“计算模型”和“最佳实践”来复制并扩大。这种简单地链接高可用性和高质量的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的城市治理模式，并不能充分或完全地定义智慧城市，规划者关注的技术进步与公民生活质量提高之间存在脱节，技术解决方案的重要性控制了实施，消除了对数字城市转型的任何非技术性理解。公民的参与形式通常是工具性的，而不是真正的赋权，公民的参与过程并不是体现在智慧项目实施的整个生命周期中，一旦倡议达到市场产品阶段，就不太可能征求他们的意见。因此，正如欧洲的一些智慧城市一样，英国智慧城市仍然植根于务实化的工具和“家长”式的话语和实践，而不是社会权利、政治公民和共同利益的话语和实践。英国智慧城市的案例表明，智慧城市概念与公共政策转化的实践之间存在脱节，英国智慧城市项目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即智慧型城市尚未表现出令人信服的“公共城市”的全面意义。
因此，“技治主义”阻碍了英国智慧城市化的进步愿景，智慧城市发展的机会主义性质催生了独特的地方形式，同时也使这些形式受制于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带来了更多的不可持续性问题。智慧化城市主义非但没有推动包容性城市的建设，反而按照资本积累和隔离的新自由主义逻辑将城市“分裂”了，英国智慧城市转型是一种投机行为而非可持续城市未来的代表。因此，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我们不认为当代英国的城市智慧计划已经构成了对公众的全新重塑”。英国智慧城市这种将信息处理和数据可视化作为政府提供解决棘手治理问题的技术“解决方案”，并没有解决“城市问题”，看似中立的大型科技公司似乎唤起了参与、连通性和民主理想，但是公共产品和社会保障反而越来越稀缺，社会分化与不平等反而越来越严重，各个城市的异质性构成属性和社会影响因素如何在定性方面发生本质变化的探索，实际上仍然是“黑匣子”。所以，智慧城市的发展不应只留给市场和技术公司，企图通过技术整合、预测建模和行为洞察来进行城市决策的方式，只是一种理性主义和原子化理解，而不是社会实践的历史性、辩证性和动态性认识，技术解决方案并不独立于更广泛的生产关系和更复杂的政治经济地理，它需要对技术部署背后的多元角色进行充分综合考虑。
(二)智慧城市治理的“人本主义”超越
对英国智慧城市治理的批判性反思有助于重新理解智慧城市的治理理念和发展图景，中国新型智慧城市的治理理论逻辑和场景应用实践，植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现实，完全区别于新自由主义财政紧缩框架下英国智慧城市的运行模式和治理偏好，完全不同于“技治主义”的标准化治理工具，是对“技治主义”的超越，真正实现了寓“公平性民生治理”于“包容性城市治理”之中。中国在智慧城市治理的“人本主义”建构中，不仅广泛探究将数智技术这个“关键变量”转化为智慧城市全方位发展的“内在增量”，而且充分考虑广大公众层面的需求，深入考量智慧城市发展的人本化思想，重点关注城市的民生问题，不断改善智慧城市中公众的生产、生活和创新体验，激发公众拥有在智慧城市环境中做出有关生产、治理和实施数字技术决策的权利和能力，创出真正有利于弱势群体的更多福利，确保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满足。按照“人本主义”建构，我国智慧城市治理在速度、广度和深度等方面持续优化，充分体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第一，维护公共利益的治理导向。与英国智慧城市的市场化治理导向、意在维护企业的私人利益明显不同，人本主义的治理理念着意构建维护公共利益的治理导向。我国智慧城市治理一方面瞄准科技发展的最新前沿，通过数智化的产业转型、业态升级、生态塑造为城市发展构筑强劲的内生性动力，使城市焕发时代光彩，为精准识别公共服务需求提供有力保障；另一方面，城市化不是“常住人口”的代名词，要真正使所有市民通过数智化发展享受到各项福利，需要不断推进线上虚拟平台与线下治理体系的高度融合，打造与新型智慧城市相匹配的“共享”社会治理面向。通过共建、共治、共生、共担机制，将存在于城市社会空间、物理空间和信息空间中的“人”“机”“物”在城市智能生态系统中深度融合，进而促成整个城市智能生态系统的快速迭代进化，实现全领域的居民幸福美好生活。
第二，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治理架构。满足民生服务的治理导向不能替代公民参与治理实践，在智慧城市的治理中，需要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治理架构，公民作为城市生活的积极参与者和智慧设施的使用者，可以使数智技术真正释放出能量，同时也会激发数智技术的不断更新迭代。我国将原来的科层官僚体系逐步消解为扁平状网络化国家治理体系与运行机制，增强数智技术在不同单元、不同层级、不同主体之间的内在关联，推动政府部门、市场主体、社会组织等共同参与公共事务，降低参与门槛，汇聚治理资源，强调通过对人的偏好和行为的感知凸显人在城市治理中的主体性和目的性，倡导供给端与需求端两者有效协调的智慧城市治理架构，为各类问题的解决提供更加丰富的治理方案。
第三，人文价值与数字化平台有机耦合的治理驱动。作为智慧城市治理的深度参与者，数字平台企业尽管掌握着技术话语权，是形塑城市“智慧”形态的重要叙事者，然而对数智技术的盲目追从则会叠加新的治理复杂性。寻求智慧城市治理风险问题的有效解决，必须同时强调人文价值的智慧城市治理赋能，加强和提振人文精神，重视智慧空间的人文涵养与功能完善，发挥人文建设的格局接续与文化引领作用，追求智慧城市经济-功能-文化-秩序的有机协同和整体创造。因此，在满足智慧城市空间数智化增长需求的同时，必须培护、整治、凸显城市人文秩序和精神境界，价值驱动与平台驱动有机耦合，通过对数智技术的有效嵌入和融合，以及对社会环境的深度综合改革，构建融合统一的现代城市人居格局，实现智慧城市价值的最大释放。
第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治理效能。智慧城市治理作为内嵌于城市发展全生命周期的一种空间优化机制，是建立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基础上的数智化改造，其终极价值指向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旨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智慧城市治理，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与美好城市生活目标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促进数智化造就社会生活的日益丰富并为城市进阶提供美好承诺的同时，需要更加关注制度政策安排对于人存在的意义及人“栖居”在城市空间中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重塑公民个体的价值与力量，使激活“全面个体”崛起成为智慧城市治理的基本节点，精准地识别民意、感知民需，关注公共服务的可达性以及城市生活的安全性，使智慧城市空间生产活动充满着对人类的终极关怀。
五、结语
在全球智慧城市建设高潮中，必须重新反思智慧城市治理的“技治主义”及其困境，“技治主义”绝不代表未来智慧城市治理的方向，智慧城市的社会系统性构建决定了智慧城市治理的重点，不是依托反映新自由主义财政紧缩框架的“技治主义”的直接实施，而是关注嵌入公共愿景的城市不同维度的整合创新，切实促进技术社会的再社会化。智慧城市的建设，需要回到满足人的需求、促进人的发展上来。中国智慧城市发展的驱动力是人民，基于“人本主义”的以人民为中心才是衡量智慧城市治理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基于这种逻辑更新，通过观念重塑、政策因应、关系重构和清单分类来推动我国智慧城市的顺利转型，确保智慧城市过渡的政策导向与本地环境条件和技术景观的变化保持协调与同步，勘正人机错位的角色偏差，调适参与主体的权责边界，使基准原则与具体策略相互映衬，切实保障人民在智慧城市治理中的获得感。因此，在今后的智慧城市治理中，必须依据中国具体特色实践，结合智慧城市的结构性条件及其所面临的张力，在多元主体之间进一步构筑一种新的优化平衡机制，构建一个具有公开、公平、公正的智慧城市可持续发展共同体，人人共享智慧城市发展文明成果，为全球智慧城市治理贡献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