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从马克思主义经济美学的角度来看，这是因为我国经济具有“创新美”“秩序美”“生态美”“和平美”“正义美”“和谐美”的特征，并体现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国式现代化与新发展理念等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美学通过社会主义制度重构，建立以制度公正、运行有序和发展和谐为核心的经济活动的美学评判标准；“西方之乱”则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即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必然结果。二者的对比，不仅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解释力，也为人类探索更合理的文明新形态和建设具有马克思主义经济美学意义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实践证明。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美学；高质量发展；新发展理念；中国之治
高质量发展是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特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把发展质量问题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着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目前，学界已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多维度对高质量发展展开比较充分的研究，笔者认为，与单纯追求GDP增速、相对忽视社会公平正义的“高速发展”相比，追求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并重的“高质量发展”更能体现“经济美”，具有马克思主义经济美学的重要意义。从马克思主义经济美学的角度出发审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加深学界对于经济行为、经济机制和经济规律的科学认识，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做出贡献。为此，笔者提出要构建马克思主义经济美学知识体系，倡导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美学有机融合，从“经济美”的角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理论探讨，揭示高质量发展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美学意蕴，进而分析“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深层次根源。
一、构建马克思主义经济美学：基本内涵、核心范畴与重要意义
（一）何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美学”
经济美学作为新兴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主要探讨经济活动与审美价值的互动关系，主要包括“经济活动的审美化”和“审美活动的经济化”。相较而言，“经济活动的审美化”侧重于探讨美与经济实践（特别是生产活动）之间的关系。比如，李泽厚提出“实践美学”，认为人类经济活动（物质生产）是审美活动的基础，劳动过程中产生的“形式感”是美感的起源。范正美强调，实用美和艺术美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随着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生产的发展，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要的改善，人们在实用品的生产和使用上，越来越重视实用美的作用和意义”。凌继尧和张晓刚强调：“经济审美化能够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有助于推动我国的经济转型。”
“审美活动的经济化”则侧重探讨美所具有的社会经济价值及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异化。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等人提出行为经济学研究中著名的“峰终定律”，证明消费者的审美体验（如购物的愉悦感）影响经济决策。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本雅明提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认为技术在让审美体验民主化的同时，消解了传统艺术所具有的光韵。法国哲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指出：“趣味进行分类，为实行分类的人分类：社会主体通过他们对美与丑、优雅与粗俗所做的区分而区分开来，他们在客观分类中的位置便表达或体现在这些区分之中。”
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美学”呢？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源泉，既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源泉，也是审美财富的创造源泉。从价值论的角度来看，美包含着主体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在人类社会出现之前，“自在自然”无所谓美与丑之分。只有当人类社会出现以后，随着人的实践活动发展，劳动成为美的对象，“人化自然”才有了美丑之分。人在劳动实践中，不仅可以把产品作为美的对象，而且人的生命活动本身，即劳动活动和生活本身也可以成为美的对象，从而美的领域在自由创造的实践中便逐渐展现和扩大起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深刻批判各种私有制所带来的‘经济丑’，揭示了人类‘经济美’和经济制度美的内在规律，具有一种与（自然）科学美相似的经济科学美或经济学美的要素和特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强调“劳动生产了美”。美与生产劳动是须臾不可分的，是主体对生产劳动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因而，本文强调的“构建马克思主义经济美学”主要是从“经济活动的审美化”这一角度来说的。
（二）构建马克思主义经济美学的意义与价值何在
经济行为作为知识、情感与意志的统一，其中必然包含审美因素这一主体的价值判断、价值选择。早在古代农业社会，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编著的《说文解字》形容汉字的“美”曰：“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羊成为美的对象和社会生活中畜牧业的出现是分不开的。羊作为驯养的动物是当时人们生活资料的重要来源，对人类来说是可亲的对象。对处于人类低生理需要动机阶段的原始人类来说，还有什么东西比又肥又大的羊能使其感到美呢？从‘美’字可以看出，美是与经济实践密不可分的。”
西方世界亦形成了关于生产劳动与美的关系的类似认知。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城邦的和谐基于分工协作，不同职业（如农夫、工匠、守卫者）通过劳动各司其职，共同实现“正义之美”。但他贬低纯粹体力劳动，认为其服务于物质需求，而哲学家的“灵魂劳动”（即追求真理的活动）才是最高级的审美活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技艺（如建筑、雕塑）是通过劳动将潜在形式赋予质料的过程，美的产生依赖工匠对“适度”（如雕塑的比例协调）的把握。撇开上述认知的阶级局限性不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对生产劳动与美的关系的揭示具有重要价值。
经济涉及的是物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问题，而美则涉及艺术创作规律以及艺术作品的欣赏与评价等问题，美是事物具有的某种形式、结构、属性和法则，是一种能产生某种美感的客观性质，因而经济学和美学似乎是两门毫不相干的学科。西方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经济学宣扬纯粹的“客观性”“科学性”，更是将主体的价值判断、价值选择视为“不科学”“非理性”的因素抛掷在理论模型建构之外。但实际上，经济与美有着客观的联系，把二者结合起来，进而将经济学研究引进美学的知识和方法之中，这是十分必要的。
因为经济活动是一个整体的协调过程，大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小到企业和个人的生产与消费，都是多种因素相互协调和统一的关系，理应尽力使经济运行和谐、有序、完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不动摇，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动下一步改革。”做到这一点，其本身就能引起人的美感，符合美的发展规律；否则，各种丑恶现象便会滋生。中国应当按照“经济美”的规律，健全市场经济的社会信用体系，讲求经济运行的和谐一致，使整个经济领域充满美，进而使人们从生产中、市场上增加美感体验，怡情悦性，振奋精神，更好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三）“经济美”和“经济丑”：马克思主义经济美学的一对核心范畴
通过经济学和美学的有机融合，我们可以更深入、更广泛地探讨经济行为、经济机制和经济规律。例如，美和丑是美学中最为基本、最为核心的一对范畴，与之相对，“经济美”和“经济丑”则为经济美学的一对核心范畴。“经济美”是在生产劳动实践中产生的，是指人类经济活动中具有制度公正、运行有序和发展和谐等属性。它可以在财富分配公平、市场竞争有序、供求总量均衡、产业结构合理、经济规模适度、个人权责对称、管理系统协调、生产主体活跃、劳动环境舒适、生活消费科学等一系列经济事物中显现出来。
“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现实中丑的事物时，把‘丑’看作是客观事物的一种社会属性，并从历史的发展说明丑的根源，指出生活中的丑与卑鄙、虚伪、腐朽的事物之间的联系。丑是在内容上包含着一种对生活、对人的本质具有否定意义的东西，丑在形式上则是与均衡、对称、完整、和谐等相对应的概念。”如同德国思想家阿多诺所说：“在美与丑之间若有任何因果关系的话，丑对美来讲则为因，美对丑来说则为果，这不会颠倒过来。”换言之，丑是人本质对象化的未实现或残缺状态，是现实对人本质的否定，是对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背离，是对完满、和谐的否定与破坏。这就是说，“经济美”和“经济丑”作为对客观实在的反映，具有客观性。
作为一对范畴，“经济美”和“经济丑”又具有相对性。如同马克思所说：“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特别是在阶级社会中，“经济美”和“经济丑”具有阶级属性。从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主体对二者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会出现差异。如果过分夸大二者的相对性，就会陷入虚无主义的陷阱当中。那么，如何在运动变化中找到相对确定性的尺度呢？恩格斯指出，“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创造了美，只有站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才能符合马克思主义对“经济美”“经济丑”的基本判断，才能构建出合乎时代要求和人民利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美学，才能实现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目标。
从“经济美”和“经济丑”的阶级属性出发，稍加推导便会得出这个结论：“经济美”和“经济丑”并不是抽象的审美范畴，而是特定生产关系下的产物。如同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高峰，破坏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经济丑”与阶级压迫、异化劳动密不可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的具象化。异化劳动导致人性的畸形与丑，资本主义制度制造精神贫困、两极分化、环境破坏与道德虚伪的丑，商品拜物教扭曲真正的审美价值，生成异化的丑。“经济美”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美学特征与价值追求，只有建立生产资料劳动所有制，消灭剥削、两极分化与异化劳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才能真正超越产生“经济丑”的社会根源，彰显马克思主义经济美学的意义与价值。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美学与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经济美”是在生产劳动实践中产生的，是指人类经济活动中具有制度公正、运行有序和发展和谐的一种属性。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完善，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两大奇迹”，既保持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又实现了社会的长期稳定。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进一步彰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所谓“高质量发展”，是指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其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美学意蕴，值得我们深入挖掘。
（一）新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美学的典型样态
要想推动高质量发展，就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用新发展理念统领发展全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新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围绕经济社会核心问题，致力于解决经济发展面临的不平衡、不充分、不可持续问题，引导中国走上健康、安全、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充分体现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独具魅力的“经济美”。
从马克思主义经济美学意义上讲，创新就是解决“审美疲劳”问题。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快人一步”，主要是因为它们在前三次工业革命中率先实现了科学技术创新与国家制度创新。但自从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创新动能不足、国家制度创新滞后的短板逐渐暴露出来，西方社会步入审美疲劳的倦怠、停滞状态之中。创新依据类型不同可以分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吸收转化再创新。中国以往在集成创新和吸收转化再创新方面表现较好，但在原始创新领域略显不足。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就要增强自身原始创新能力，占据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制高点，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实质性突破。唯有大力推动科学技术和国家制度的原始创新，才能有效避免审美疲劳，打造出体现“创新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美学创新高地。
从马克思主义经济美学意义上讲，协调就是解决经济活动的有序运行问题，确保各种经济活动同向发力、形成合力，避免不同经济行为之间的相互冲突、相互抵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存在着不协调的倾向，突出表现为资产阶级财富的积累与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个别企业的有组织生产与整个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以及物质财富的物欲横流与精神财富的极度匮乏等内部矛盾。中国自古以来重视协调，正如《中庸》中所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在中国人看来，过和不及都不是理想的社会状态，唯有“中和”的协调状态才能使万物安所遂生。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具有统领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才能避免经济政策与非经济政策的相互冲突、相互抵消，才能确保各项政策同向发力、形成合力。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民生工作，实施精准扶贫，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的问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绝对贫困、物质贫困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下一步就是要解决相对贫困和精神贫困的问题，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由此可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仅经济活动实现有序运行，包括经济系统在内的整个社会有机体也实现有序运行，体现了一种“秩序美”。
从马克思主义经济美学意义上讲，绿色就是解决经济发展的生态底色问题。从审美的角度来说，每当人们看到锦绣山河，心中的审美体验就会被激活，就会感到心情愉悦、精神舒畅。而看到被污染的山川河流、高耸入云的排气管道，就会感到心情烦躁、精神紧张。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仅带来了严重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还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与之相对，中华文明从源头上讲就是原创型文明、文明型国家和生态型文明的三位一体，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在生态文明领域取得长足进展，实现了象征经济财富的“金山银山”与象征环境保护的“绿水青山”之间的辩证转化，体现了一种“生态美”。
从马克思主义经济美学意义上讲，开放就是解决经济发展的边界问题。从审美的角度来说，对外开放具有包容性，容易让人形成一种心情愉悦、精神放松的审美体验。与之相对，封闭孤立具有排他性，容易使人感到精神紧张、过度亢奋，不具备“经济美”的特征。此外，对于带有暴力色彩的战争到底象征“经济美”还是“经济丑”，需要具体分析。例如，非正义的战争，如对外侵略、殖民掠夺，是“经济丑”的体现；正义的战争，如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解放战争，致力于将人民从侵略压迫、殖民掠夺中解放出来，则是“经济美”的体现。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循序渐进、稳健可控地走向全面自主开放。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迎来对外开放新阶段。2014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中国逐渐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引擎和发展龙头。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近年来兴起的逆全球化思潮、贸易保护主义思潮、新保守主义思潮不同，中国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体现出一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和平美”。
从马克思主义经济美学意义上讲，共享就是解决经济发展的公平正义问题。共享理念在本质上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对外殖民掠夺他国财富、对内剥削压迫本国劳动人民，从而实现少部分人的富裕，从根本上忽视了社会公平正义，因而体现出一种典型的“经济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所以必须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只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崇尚劳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中国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历史上从未试图殖民侵略他国、掠夺他国财富，这显然是一种得道多助的“正义美”的体现。
（二）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国式现代化与新发展理念的关联体现“和谐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篇大文章，既是一个重大理论命题，更是一个重大实践课题，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深入探讨。”要想对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行科学地把握，就必须将其放置在与新发展理念、中国式现代化的“互文式理解”的关系中，这种一一对应关系体现出一种以“和谐美”为基本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美学意蕴，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其一，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与创新发展理念相对应。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在中国这样超大规模人口的国家实现现代化不可能重复现有国家走过的道路，而是要开拓创新、找到新途，因此必须坚持创新的发展理念。
其二，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与协调发展理念相对应。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一些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深陷两极分化、政治动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工业化、技术化、资本化以及文化变迁的现代化诸场景中，经济社会有机体的诸环节、诸方面出现不平衡、不协调问题。当然，这种协调不仅局限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也体现在缩小甚至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上，因此必须坚持协调的发展理念。
其三，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与绿色发展理念相对应。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力较弱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摒弃西方国家大量消耗资源能源、肆意破坏生态环境的现代化老路，努力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路，否则我国的资源环境压力将难以承受，因此必须坚持绿色发展理念。
其四，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与开放发展理念相对应。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充分借鉴国际经验、参与国际合作的基础上，以独立自主为特点推进的现代化，因此必须坚持开放的发展理念。
其五，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与共享发展理念相对应。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坚持民生为本、民利为先、民富为要、民享为重，因此必须坚持共享的发展理念。
由此可见，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五个层次、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核心特征与新发展理念的五个方面呈现出一一对应的关系。“‘总体性’是无产阶级区别于资产阶级的重要标准。”这种一一对应关系正是“总体性”的鲜明表现，既保障了中国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确保各项政策同向发力、形成合力，为“中国之治”打下坚实基础，又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经济美学独特的“和谐美”，确保社会有机体和谐一致，确保各项政策之间的一致性、连续性，为制度公正、运行有序和发展和谐提供重要保障。
（三）以高质量发展为牵引，构建中国自主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美学知识体系
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构建以高质量发展为牵引的中国自主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美学知识体系，需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融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华优秀传统美学智慧，重点分析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国式现代化与新发展理念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美学意义上的关联性，将中国经验总结并上升为中国理论，形成具有解释力、批判力和建构力的理论范式。
第一，构建中国自主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美学知识体系，要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典表述、经典理论为基础，批判性借鉴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国外哲学社会科学出现的新理论，并以“两个结合”为世界观与方法论支撑，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马克思主义经济美学的核心范畴（特别是“经济美”和“经济丑”这一对重要范畴）体系化，搭建经济基础与审美上层建筑的互动模型，对劳动过程的审美化与审美活动的商品化进行矛盾分析，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美学与非西方审美传统的对话，实现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的美学转化。这一过程既需要做到方法论层面的创新，又需要跨学科研究的视野，还需要历史维度的展开，唯有做到“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党情为要、综合创新”，坚持马克思主义物质实践基础，警惕文化决定论陷阱，在经济研究中保持价值立场自觉，不断提升从现象考察上升到本质分析的能力，才能实现上述目标。
第二，构建中国自主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美学知识体系，要以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牵引，重点分析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国式现代化与新发展理念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美学意义上的关联性，强化马克思主义经济美学基本原理与第四次工业革命信息化、智能化时代新机遇的有机融合，不断加强纵向与横向比较研究，对比古今中外世界不同经济体的发展状况，从中归纳出“经济美”和“经济丑”的一般特征，平衡审美自主性与主流价值引导的关系，从而建立学术研究与现实世界经济运动的有机联系。这种建构本质上是通过审美维度重新解码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层文化逻辑、美学逻辑，其核心在于发展“和谐美学”“人民美学”，最终形成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美学表述。
第三，构建中国自主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美学知识体系，必须突破传统学科的知识壁垒，通过学科交叉平台建设、跨学科智库整合和国际话语体系重构，形成兼具理论深度与传播广度的新型学术生态系统。传统美学研究易陷入抽象的“纯形式分析”，而经济学则多忽略资本逻辑遮蔽下的价值理性。马克思主义经济美学需要建立“审美—劳动—价值”的三元结构分析框架，实现对传统美学与经济学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只有通过制度化的交叉平台打破传统学科壁垒，依托跨学科智库实现审美—劳动—价值转化，并在国际场域内掌握规则主导权，才能最终形成兼具解释力与道义优势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既是应对全球文化软实力竞争的必然选择，也是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哲学在审美维度的当代实践。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美学对“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的解释
从马克思主义经济美学的角度来看，我国经济具有“创新美”“秩序美”“生态美”“和平美”“正义美”“和谐美”的经济美学特征，并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国式现代化与新发展理念等方面体现出来。这区别于西方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在制度、运行和发展层面表现出的“经济丑”，以此为依据，可以对“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的深层次根源进行有效、合理解释。
（一）“中国之治”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美学解释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内核，是“中国之治”的重要基础。中国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通过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等政策缩小贫富差距，抑制资本野蛮生长与无序扩张，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财富由全体劳动者共享”的人民美学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脱贫攻坚战使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正义美”的核心体现。另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在激活市场主体活力的同时，减少市场盲目性导致的资源浪费和社会失衡，体现了“秩序美”。
第二，劳动价值的复归是“经济美”的创造源泉，是“中国之治”的不竭动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实施、工会制度改革等强化劳动者地位，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坚持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价值论，实施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政策，强调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并通过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进一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鼓励科技自主创新，推动劳动从“重复性生存活动”向“创造性实践”，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升级，契合了马克思主义“自由、有意识的劳动复归”的劳动解放的崇高理想，体现出“创新美”和“正义美”。
第三，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强化人与自然关系的修复，是“中国之治”的自然历史前提。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国家战略高度，大力建设新型农业和无污染工业，契合了马克思主义“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的环境保护理念。近年来中国可再生能源投资居全球第一，“《中国能源生态报告》显示，2024年，我国清洁能源投资规模达到6,250亿美元，占全球比重的1/3。光伏、风电装机容量连续10年位居全球首位，十年间，中国对全球非化石能源消费增量贡献率超过45%”，鲜明体现出“中国之治”的“生态美”。
正是因为我国经济具有“创新美”“秩序美”“生态美”“和平美”“正义美”的经济美学特征，才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理效能，进而体现出一种全要素文明的“和谐美”。“中国之治”的理论与实践为全球发展中国家打破“西方中心论”的经济美学霸权、探索非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提供了重要借鉴。不过，中国仍需警惕市场经济中的资本逻辑倾向（如平台垄断、“996”工作制等），需进一步强化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与使命。
（二）“西方之乱”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美学批判
第一，“西方之乱”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系统性丑陋”。相关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最富1%人口的财富超过社会底层90%人口掌握的财富总和，“占领华尔街”运动直指“1%vs99%”的阶级矛盾，工人阶级的劳动异化加深，零工经济剥削加剧，印证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的论断。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中的供应链崩溃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根本矛盾，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资源错配和大众福祉牺牲的真相，是“经济丑”的典型体现。
第二，商品拜物教下的精神异化是“西方之乱”的精神文化根源。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西方社会陷入“为消费而消费”的消费异化状态，个体被横流的物欲绑架，形成马尔库塞笔下的“单向度的人”。一方面，资本操控下的西方媒体和娱乐产业通过制造虚假需求，消解人的主体性与批判性思维，加剧社会价值观的混乱，“娱乐至死”的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的病态、丑态如同病毒一般在西方社会流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对生态环境进行无休止的开发，以此满足其享乐的需要，使得全球环境问题进一步加剧。全球地表温度的上升使几乎所有的陆地地区都正在经历更多炎热的天气和热浪，引发了更多的高温病，让户外工作变得更加困难，是“生态丑”的典型表现。
第三，民主制度的虚伪性撕开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遮羞布”，使其经济丑态显露无遗。一方面，西方多党制实质是资产阶级内部不同集团的统治工具，政策偏向资本利益（如美国税收优惠向大企业倾斜），普通民众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西方社会呈现出“民主政治”向“钱主政治”的异化逻辑。另一方面，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试图通过种族、性别等议题分化工人阶级，通过制造“工人贵族”的方式回避生产资料所有制和阶级关系等核心问题，导致社会共识破裂。
总之，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美学视角下，“中国之治”的实质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重构以制度公正、运行有序和发展和谐为核心的经济活动的美学评判标准。而“西方之乱”则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即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矛盾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系统性丑陋的典型样态。二者的对比不仅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解释力，也为人类探索更合理的文明新形态，为中国建设具有马克思主义经济美学意义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实践证明。
*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