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在过去的20年里，中外各界对苏联剧变和解体的原因进行了大量的探讨，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在众多原因何者为主要原因的问题上，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知识界也没有达成共识。今年正值苏联剧变和解体20周年，苏共走下执政舞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业已展示其全貌，很有必要重新审视和客观剖析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这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各国马克思主义者从事现实社会主义运动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特别是对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建设和巩固其执政地位尤为重要。
一、苏联剧变和解体的三大主要原因
关于苏联剧变和解体的原因，在大量的外文资料和研究成果中，我们主要筛选了四类：一是原苏共领导人的反省；二是独联体国家共产党和左翼力量的剖析；三是独联体国家学者的分析；四是西方国家和中国学者的研究。笔者认为，苏联剧变、解体和苏共丧失执政地位，既有思想原因，又有组织原因，致命的政治性根本原因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
（一）思想原因：过度否定斯大林和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引发了长期思想混乱，而僵化的思想理论和传统宣传教育体制和机制又难以及时有效地予以消除
首先，赫鲁晓夫过度否定斯大林所引发的思想混乱。“苏共二十大给苏维埃带来不能恢复元气的打击。这是破坏苏联国家合法性的第一步。”[1] “先前苏联官方千方百计使斯大林的思想和政策具有魅力，而苏共二十大以后，又尽可能地谴责、揭发斯大林。转变太大，引起人们思想的混乱。苏共二十大实际上引起社会思想的分裂，分成两个阵营：斯大林主义者和反斯大林主义者。”[2]其中怀疑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群体，逐渐成为以后几十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干部的骨干，迎合和支持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民主化”和“公开性”原则。戈尔巴乔夫也承认赫鲁晓夫过度否定斯大林对他本人思想信仰的震撼。200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50周年之际，戈尔巴乔夫接受《俄罗斯报》记者采访时说，苏共二十大决议的确对我产生很大震动，要知道当时我还是青年人。1955年刚刚大学毕业的我来到了塔夫罗波尔市，在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检察院实习7天以后，上级让我领导共青团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员会的宣传部工作。1956年2月便召开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曾经是坚定的共产党员，可以说是祖传的。我在10年级就入了党，当时甚至写过作文高度赞美斯大林。1956年下发赫鲁晓夫报告的红皮书下达在党员中传达其精神的指令以后，我们需要到每一个区委会解释，说明那些远远超出我们理解范围的惊魂动魄的事实。[3]有俄罗斯人总结道：“赫鲁晓夫破坏了国家精神的支柱，勃列日涅夫没有对其进行修复，仅仅是用红色颜料封上裂痕，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裂痕上挖出窟窿，使大厦最终坍塌。” [4]
其次，西方和平演变所引发的思想混乱。冷战时期，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针对苏联展开了全方位的心理战。截止1975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以各种方式参与出版关于苏联的书籍1500多种。有不少诋毁斯大林的书籍，美国人很高兴赫鲁晓夫开了否定斯大林的先例。利用书刊宣传反苏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国内也积极进行过。在美国的宣传下，有人把苏联称为“邪恶帝国”，视它为一个庞大的集中营，在那里人们因为一点小小的问题或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就会被赶到古拉格群岛上生活。[5]电影成为美国人更鲜活的宣传手段，催生出一个超高科技的、超级智能化的美国，同时潜在地形成了“落后的、原始的”俄罗斯形象。宣布保护人权是自己外交政策核心要素的美国卡特政府执政以后，“同共产主义斗争”的战略包括了支持苏联和东欧国家为人权而展开斗争的思想。美国曾在苏联周围建立了60多个电台，用苏联各民族语言全天候对苏广播，歪曲和丑化苏联党和国家的历史，歪曲和丑化斯大林，美化西方“人权、自由、民主”价值观。苏联那些多年来在西方“声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亲西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认为，美国和西方国家的“道德和政治”高于苏联。苏联领导人所有的外交活动，都被解释成“极权主义的”苏联同“自由的”西方的对抗。国家利益、国家的完整性、民族尊严、爱国责任等概念在自由主义者那里，都被当成是共产主义和大国主义思想的本质属性。[6]有误宣传的积淀发挥了作用。到80年代中期，尤其在年轻人中间，从前的自由、善良、平等、真诚、互助的思想被扭曲和嘲笑，代之以色情、暴力、贬低自己和崇拜西方的文化。那些没有失去自我监督，依然忠诚于道德和诚信，忠诚于社会主义理想的人或者被边缘化，或者被公开嘲笑，进而被称为“改革的敌人”、“极权主义残余”等等。[7]仰慕西方逐步转化为一种潮流，冲击和干扰着苏联人的独立思考，俄罗斯和苏联文化被认为是“不值一提的”、“落后的”。苏联历史被称为“极权主义的历史”。因此，2009年12月11日，现任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就“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原因”回答网友提问时强调：“国内的‘第五纵队’[8]在苏联解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在各级甚至是最高领导机构中活动。”[9] 诚然，“第五纵队”得逞、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发挥作用的前提是苏共党内的思想混乱。
简言之，在苏联党内外的思想理论较为僵化、宣传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显然缺乏民主性和有效性的情况下，赫鲁晓夫过度否定斯大林和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引发了长期思想混乱，从而成为苏联剧变和解体的重要思想理论基础或先导性思想原因。
（二）组织原因：苏共逐步提拔和重用了大批非马克思主义干部，而存在严重弊端的组织体制和机制又难以及时有效地予以消除
第一，苏共领导集团成员选拔任用的非民主性和非公正性。列宁曾经指出，现在国家的主人是工人和农民，国家应该广泛、有序、系统、透明地选拔最优秀的、特殊的人才作为国家或地方的管理者、组织者和经济建设的参与者、领导者。斯大林选拔各级管理者的原则里缺乏公开化。保密性成为官阶等级名录制的鲜明特征和重要原则，特别是1932年以后任命官员名单一直处于严格保密。官阶等级名录使这一垄断特权阶层逐步强化了自身的地位并使其合法化，它把自己同社会和人民隔离开来，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党内民主原则，遮盖了普通共产党员和社会监督的视线。[10]官阶等级名录制培养出来的这类机关干部，视党的代表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工会代表大会等仅仅为大型活动，会议上的各种讨论和争论均被认为是不必要的，甚至是有害的，阻碍了党的事业。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得到领导指令和对上级个人的忠诚。许多干部为了追求领导地位而不择手段、不惜代价。
第二，非马克思主义干部逐渐进入苏共领导岗位。一些俄罗斯学者将苏共执政时期的社会精英划分为四代。第一代被称为“列宁的近卫军”，对于他们而言，世界革命思想是优先的、重要的。第二代是斯大林主义者，是斯大林社会主义意愿的守纪律的执行者。第三代是党内官僚的杰出代表，赫鲁晓夫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成为他们的领袖。第四代即最后一代苏联“社会精英”，完全是成份驳杂的一代。[11]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新推荐的领导人中大多数是从30年代中走过来的“机械行事的”一代，即命令的执行者，已经不习惯于承担责任和作出独立的决定。“环境扭曲了苏共干部的行为准则，两面派、言行不一、阴谋诡计似乎成为了生存条件。被推荐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位并不是由于自己的革命功勋或具备领袖才干，而首先是遵守着干部阶梯的爬行规则，精力充沛地爬到政权的顶峰。”[12]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是苏共官阶等级名录任命官员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但有舆论将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称为“领导互相包庇”的时期和“特权腐败猖獗”时期。
俄罗斯社会主义学者协会主席B.C.舍韦卢哈总结性地强调，苏共中央在干部工作中的错误削弱了党，最终导致苏联毁灭。让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爬上最高领导岗位，是苏共中央干部政策最大的错误。[13]正如曼德尔所指出的那样，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苏共领导集团，“窃取权力的过程是以干部的逆向选择机制为媒介的。”[14]
简言之，戈尔巴乔夫当上党的第一把手以后，大肆利用苏联上述非民主化和非正常化的传统高度集权的组织体制的弊端，在短短几年之内便以干部年轻化和改革为名，大规模撤换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原有党政军主要领导，突击提拔和重用了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或立场模糊的干部，从而为政治上的“改向”奠定了组织和干部这一重要基础。
（三）政治原因：苏共领导集团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而高度集权和缺乏约束的传统政治体制和机制又难以及时有效地予以消除
一是主动背弃苏联社会主义。2010年5月18日俄罗斯《独立报》刊登了一则采访原苏共领导人之一利加乔夫的消息。当记者问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了，您认为应该如何认识苏联的改革时，这位一直同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作斗争的利加乔夫回答说，在80年代的改革中有两种立场和倾向。第一种是我坚决拥护的，并为之奋斗的。这是社会主义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革新，而不是对苏维埃制度的拆毁。第二种是戈尔巴乔夫及其同盟者的立场。他们为自己背叛社会主义、党和人民，精心思考了如下解释。他们说，苏维埃制度完成了许多事情，所有人都知道，它是带着光辉的篇章走进历史的。但是它不能够改革和完善。应该打碎它，用资本主义制度取代。[15]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文献中也有与上述相似的描述：“80年代下半叶，苏联社会中的列宁主义者渴望解决已经成熟表现的社会问题，抑制社会中积聚起来的负面倾向，使其迈入新的境地。但这样的愿望被社会主义的叛徒以欺骗的手段加以利用了。另一些人假惺惺地喊着‘更多民主，更多社会主义!’的口号，但实际上却干着消灭它们的勾当……。削弱国家的作用，人为制造物资‘短缺’，引发了民众的抗议，大众传媒工具被有意地交给了持资产阶级观点的代表手中。他们使用心理战的方法，向群众灌输大量恶意中伤苏联及其历史的信息，对反苏维埃政权和联盟国家统一的势力听之任之” 。[16]
白俄罗斯共产党纲领则更是直言指出：“落入诽谤和挑拨者手中的大众传媒工具，对社会主义和苏联历史大肆污蔑，为反对苏维埃政权及联盟国家的力量开辟道路，于是1991年8～12月实现了反革命的国家政变”。[17]
1991年3月17日，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试图放弃共产党执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并解体苏联，因而举行是否解体苏联的全民公决。全苏有权参加公决的公民为185 647 335人，参加投票的148 574 606人，占80.0%。其中同意保留苏联的113 512 812人，占76.4%，不同意的32 303 927人，占21.7%，投无效票的2 757 817人，占1.9%。此前尽管反苏联、反社会主义的宣传已经甚嚣尘上，但参加公决的大部分公民依然认为必须保留苏联。[18]作为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主要人物之一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于1991年12月8日同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领导人签署了别洛韦日协议[19]即《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宣布“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实体已经终止存在”。整整20年过去了，2011年3月2日，即戈尔巴乔夫80岁生日那天，俄罗斯新闻社有消息说，据全俄民意研究中心调查显示，42%的俄罗斯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导致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
二是有意背弃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不少研究者认为，民主德国的命运及整个德国问题被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以最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式解决的，从中可窥见戈尔巴乔夫诋毁社会主义的决心。而美国总统布什早已察觉到戈尔巴乔夫的意图，在1988年底就对美国驻苏联大使沃尔特强调，决定性的时刻到来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地图上要包括民主共和国。美国如愿以偿，统一后的德国立刻加入了北约。美国记者沃尔什就此写道：“1990年6月，戈尔巴乔夫访问美国。在布什总统办公室，两位总统的顾问和外国使馆首脑出席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似乎很随便地声明，如果德国人民愿意的话，他同意承认统一后的德国成为北约成员国。参加会议的人们都被惊呆了”，“布什甚至请戈尔巴乔夫重复一遍他所说过的话。”[20]最令俄罗斯人不能容忍的是，戈尔巴乔夫用简单的点头不仅表示了同意，而且在事实上明确废止了作为苏联卫国战争胜利体现的《波茨坦协定》规定的结果。
就戈尔巴乔夫对民主德国的命运问题的处理，前苏联克格勃主席、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苏联国家紧急委员会成员克留奇科夫证实：1989年末戈尔巴乔夫同美国新任总统布什在在马耳他岛会晤，在那里戈尔巴乔夫“抵押”了民主德国，对乔治?布什表现得十分殷勤，并且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声明，即苏联准备不把美国看作是自己的主要对手。也就是说，他在美国面前放弃了自己的军事和政治立场，却没有得到任何回报。1990年春天在高加索地区会见德国总理科尔时，戈尔巴乔夫宣布莫斯科不反对德国统一。对于科尔来说，类似的声明是他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以至于他请翻译再重复一次戈尔巴乔夫所说的话。当翻译再说了一遍之后，科尔甚至一度茫然，但很快他就对戈尔巴乔夫表示感谢，并把这个始料未及的消息带回了波恩。[21]
简言之，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领导集团利用高度集权和缺乏约束的传统政治体制机制，主动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苏联（包括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和解体致命性的政治根源和直接原因。顺便指出，以为这样客观揭示和总结是偏离历史唯物主义的指责并不成立，因为具有辩证性的历史唯物论强调人民群众属于决定和推动历史的最终力量和根本作用，绝不会否定关键人物、领袖及其领导集团在某一具体历史事件和时点上的决定性作用或力量。
综上所述，基于高度集权和僵化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和模式，在苏联剧变和解体的三大主要原因或根本原因中，长期的思想理论混乱是基础性原因，长期的组织政策失误是关键性原因，而实行“改革新思维”的政治上背叛是直接的致命性原因和首要原因。三大主要原因涉及思想与政治、理论与实践、领袖与群众、个人与集团、制度与政策、统一与解体、改革与“改向”、长期与短期、内因与外因、政治与经济等关系及其正负效应，其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是苏联剧变和解体。而其他原因即使客观存在，也是排在三大原因之后或是局部的原因。[22]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最重要的教训是：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结果使得已经相当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酿成了制度剧变、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23]
二、评析关于苏联剧变和解体的其他五种“主要原因论”
苏联剧变和解体以后的20年来，国内外对苏联剧变和解体的原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然而，始终存在某些片面的或有误的所谓主要原因论或根源论，下面对此进行概括和简评。
（一）传统模式必然论
第一个问题：传统的斯大林模式必然导致苏联剧变和解体吗？早在苏联解体十年之际，国内就有学者撰文写道：“我早在1989年8月,当波兰等六个东欧国家发生剧变后就提出,这些国家剧变的根本原因是体制问题，就是说，斯大林模式弊病太多，历次改革又遭失败，从而到后来，这种体制走入死胡同，失去了动力机制。后来，我一直从体制这个角度研究苏联剧变原因。”[24]此学者在《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一书又重申“苏联剧变的根本性原因是体制问题，就是说苏联传统的体制弊病太多，已走入了死胡同，失去了动力机制”。[25]《苏联剧变新探》一书也明确写道：“本书新观点在于：具有70年历史的斯大林模式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26]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莫斯科大学А.В.布兹加林教授提出苏联社会主义是“突变社会主义”的观点，认为这种“突变体”存在极大的矛盾：“一极是恶性膨胀的官僚主义，另一极是具有能够回应新问题挑战潜力的社会主义因素。但后者慢慢地被官僚制度所压制。”[27]他强调“突变社会主义”内部矛盾激化是造成苏联解体的原因，斯大林模式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而且是必然解体。[28]
在我们看来，斯大林模式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其基本特征和内涵表现为：思想文化上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政治上是共产党执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经济上是公有化、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体制。这一根本制度模式比一切资本主义根本制度模式要先进和优越，因而取得了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上的重大成就，改变了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制度一统世界的格局。不过，它排斥思想文化领域的多样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和经济领域的市场化，因而存在严重弊端，出现重大失误。尽管这些弊端和错误比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资本主义模式要小，但仍然必须认真反思、深刻批判和全面改革。
关键在于，斯大林模式或改良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是否必然导致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众所周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斯大林模式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主义逐渐演化为三种道路：一是以中国和越南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全面改革开放的道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体制；二是以古巴、老挝和朝鲜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适当改良的道路，逐渐增加市场机制和民主机制；三是以苏联和大多数东欧国家为代表的全面资本主义改向的道路，实行经济政治文化上的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倘若说斯大林模式必然崩溃或失败，那就等于说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传统社会主义国家都必然崩溃和失败。显然，这种貌似有理的“传统模式必然论”既经不起逻辑分析，更经不起当今现实的验证。要区别斯大林模式演变的必然性与或然性。或然性是或许可能，是有可能而不一定，斯大林模式要经过前述三大主要原因的形成这一中间环节，才肯定（或另一种含义的“必然”）导向资本主义，否则只是演变或选择的可能性之一。
据俄罗斯科学研究院综合社会研究所在1999、2000、2001年曾作了几次调查也可验证以上结论。占被调查者66.5%、63.2%、57.6%的俄罗斯人均认为苏联解体是可以防止的，赞同“苏联解体是不可避免的”观点的人仅仅占20.3%、25.4%和30.0%。[29]2005年12月俄罗斯“全俄民意调查中心”对俄罗斯46个州、边疆区和共和国的153个居民点进行了民意调查，57%的人则认为，苏联解体本来是可以避免的，[30]就是说多数俄罗斯人并不同意“当时的苏联社会制度必然灭亡”的观点。这一点甚至连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是认可的。2006年，戈尔巴乔夫在75岁生日时，有人问他：“如果不搞当初的改革，你现在干什么？”戈尔巴乔夫回答说：“如果我身体还行的话，仍在当苏共中央总书记。因为在我执政的时期，社会体制也还是足够稳固的。”[31]的确，被戈氏等所谓“改革派”亲手葬送掉的社会主义体制，并不需要为错误改革的路线负责。而一个足够稳固且人民大众并不期望解体的体制在短短数年间突然崩溃，中间的教训也不能不引起后人们深思！
第二个问题：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必然导致苏联剧变和解体吗？应当确认，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是有利有弊的，正如当代西方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在《经济学》教科书中解释“为什么要学习苏联经济”时指出：“同它的早期批评家所相信的东西相反，苏联经济迅速地增长，扩大了它的影响并且赢得了许多盟友。它成功地把自己从一个军事上的弱国，弱到1918年向德国乞求休战，变成了一个令整个世界感到害怕的超级大国。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也许最有意义的教训是，命令经济是可以发挥机能的。命令是这样组织经济的，即国家拥有生产手段，利润不是主要的动力，而且主要决策是由行政上作出的──这种命令经济可以在很长的时期内运行良好。”[32]事实上，即使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国际环境有利于私有制大国的条件下，苏联的发展业绩和效率也超过了绝大多数西方国家。苏联从1925～1940年，只用15年的时间走完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用50～100年走过的路程。1913年，俄国工业产值在欧洲居第四位，在世界居第五位。到1940年，苏联的工业产值已超过英、法、德三国，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二次大战后的恢复工作，步伐也很快。1964～1982年，苏联经济每年平均递增6.1%，超过了所有西方国家。社会生产总值增长1.46倍，工业产量占世界的1/5，有20多种主要工业品的产量均超过美国居世界领先地位。到了戈尔巴乔夫上台的80年代中期，苏联综合国力大大超过德、法、英、日等发达或不发达的私有制国家，成为与美国日益接近的世界第二号经济和科技强国。[33]在苏维埃政权存在的70年里，苏联工业发展速度是世界其他工业化国家发展速度的6倍。由于国民经济总量和基数越来越大等缘故，因而从70年代中期开始，发展速度开始持续下降，但即使是这样，依然高于资本主义国家。例如，在1981～1985年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0%，同期美国为14%，法国和意大利为8%。[34]可是，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却总是把这一时期说得一无是处。
统计资料表明，是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的一系列背弃社会主义的政策，才导致苏联解体前的经济负增长和经济社会危机。以国民收入为例，在戈氏执政之前的5年（1981—1985年）增长17%，年均增长率为3.4%，而1986—1990年间仅增长6.8%，平均增长率仅为1.3%。其中，1990年首次出现了负增长，即下降4%，1991年又下降近15%。又如国民生产总值，1981—1985年间增长19.5%，年均增长率为3.9%。而1986—1990年间仅增长13.2%，年均增长率下降为2.6%，1990年下降2%，1991年下降幅度高达17%。再看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由1981—1985年间的3.1%下降到了1986—1989年的2.7%，1990年出现-3%，1991年为-10%以上。可以说，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经济衰退幅度之大，在苏联历史上是创纪录的。[35]
除此以外，即使按照西方比较经济体制学的说法，市场资本主义、计划资本主义、计划社会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这四种典型的体制，也都是各有利弊的，其互相转换取决于决策者的选择和主导思想。如果说计划经济体制或计划社会主义必然导致失败和走上市场资本主义道路，那么，又怎样解释中国和越南先后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呢？
（二）戈氏改革失控论
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科茨教授在《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一书中认为，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的公开性原则、经济改革和政治民主化，出其意料地引起苏联亲资本主义联盟兴起，出现了反对派运动，最终使苏联放弃社会主义信念，转向了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这种公开性将允许人们公开地讨论他所呼吁的改革实施起来将多么富有的前景。他希望以此动员社会力量，克服对重大变革的本能反抗。然而，一旦市民社会在公开性的刺激下崭露头角，苏联领导层就会失去对讨论的完全控制权。”[36]“政治制度的彻底民主化，却可能大大削弱领导者手中的权力，甚至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真正的民主化，可能会使权力从戈尔巴乔夫及其幕僚手中转移到其他一些持不同政见的集团手中。”[37]“然而，民主化的改革，却使得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权力越来越弱，使得他无法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革进程，虽然这种状况在一开始并不明显。”[38]
我们认为，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戈尔巴乔夫及其右翼集团，要通过政治民主化和公开化、经济市场化、意识形态宽松化来完善社会主义，而是本质上就属于“持不同政见者”的戈尔巴乔夫及其右翼集团，要通过资产阶级的所谓人道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来颠覆带有缺陷的苏共执政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改向为资本主义，并带动整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起转向资本主义道路。
事实表明，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逐步形成了以戈氏为中心包括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梅德韦杰夫在内的右翼集团，他们主导了政治局。戈尔巴乔夫一开始加以伪装，后来时机成熟则对多党制表示认可，随后在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正式提出了修改宪法第6条的决议，取消苏共对国家政权的法定领导地位。在苏共二十八大上，戈尔巴乔夫声明，苏共将起着议会党的作用。这一切，并非出其意料地“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使得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权力越来越弱，使得他无法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革进程”，而是有蓄谋的背叛。因此，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大动荡的十年》中分析说：戈尔巴乔夫“此人身上同时还有一种魔鬼般喜欢背叛的特性。”“他不仅背叛我们和全国人民据以追随他、信赖他的理想，他还一次次奸诈狡猾地把与他志同道合的人都出卖掉了。”“总书记在他整个的历史时期内，都是为了消灭党，消灭国家，并把那些反对这种目的和行为的活动家们一个个罢免掉。”“可以原谅错误，但不能饶恕蓄谋的背叛”。他在谈到戈氏和叶利钦的历史责任时指出：“戈尔巴乔夫把国家引向资本主义，而叶利钦、盖达尔及其一伙则把国家引到了资本主义，而且是野蛮的资本主义。”“这就是两个领袖——改革领袖戈尔巴乔夫和后改革领袖叶利钦的主要的背叛。”他的看法和态度是：“可以原谅错误，但不能饶恕蓄谋的背叛。”曾任戈尔巴乔夫秘书、后任苏共中央书记的博尔金在《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指出：“无论是世界大战、革命，还是两大阵营的军事、经济对抗，都没能摧毁和肢解这个伟大的国家。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2001、2004年两次就戈尔巴乔夫评价进行了民意调查，赞成“戈尔巴乔夫的执政对人民造成更大的危害”的人分别占56％和51％，认为“他对人民带来更多利益” 的人仅仅占14％和11％。[39]
俄罗斯、乌克兰等独联体国家的共产党也普遍认同“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上层领导集团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苏联解体和苏共失去执政地位直接和主要原因”的观点。俄共领袖久加诺夫在很多场合都讲过，伟大的国家、强大的组织不是葬送在胜利者手中，而是由于内部的叛变。乌克兰共产党在纲领性文献中则这样写道：“一些无原则立场的、口是心非的人，甚至是敌对分子，担任了极其重要的职务，其中包括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党中央总书记职务。对苏联命运而言非常重要的时刻，有封号的‘上级任命官员’背叛了党，跑到社会主义最凶恶的敌人的阵营中，没有战火就将国家交给了凶残的、罪恶的资本主义，将人民大众抛入了贫困与痛苦之中。”[40]
另外，1999年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大学发表演讲时，毫不掩饰地坦白自己早已树立的埋葬社会主义和苏联共产党的决心：“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为了这个目的，我利用了自己在党和国家中的地位。正是因此，我的妻子一直鼓励我不断占据国家中更高的地位。当我认识了西方，我的决定就成为不可更改的了。为此我需要消除苏共和苏联的整个领导......”。[[41]由于此话过于露白，戈尔巴乔夫又试图否定已说过，但至今也不敢公布其讲话的全文来予以证明。不过，戈氏在2011年8月就苏联解体20周年回答英国《卫报》关于他本人行为的意义时再次声称：“它引导了冷战的结束，推动了新的世界秩序的产生，而且归根到底，它引出了一个使国家从极权向民主过渡的渐进过程。” [42]这便又一次证明，戈氏与西方敌对势力一样，一向是把传统社会主义苏联视为要根除的“极权”国家。
对此，雷日科夫在回忆录中直言不讳地指出：“要想看透一个人的内心，了解他的真实意图是很难的。但要说戈尔巴乔夫早就怀有消灭为他开拓了生活美好前景的共产党，消灭培养他成长的社会主义之心，那是绝对不会有错的。在1991年以后，他自己就说过这样的话。”[43]戈尔巴乔夫说，“自他懂事以来，就一直梦想着要把共产主义埋葬”。[44]俄罗斯许多研究戈尔巴乔夫的资料中都提及，戈尔巴乔夫从年轻时起就怀疑和痛恨苏维埃政权，并将从金字塔的顶端摧毁这个系统作为自己不断向上爬的动力。
注释：
[1]Уроки ХХ съезда. http://www.orossii.ru/2006-09-29
[2]Ролъ 20-го съезда КПСС в разоблачении кулъта личности. http://library.by/2002-11-13
[3]Дв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двадцатый суд.http://www.rg.ru/2006-02-14
[4]Уроки ХХ съезда.http://www.orossii.ru/2006-09-29
[5]Роль США в уничтожении нашей Родины. http://www.usinfo.ru/2006-07-15
[6]Олег Попов：Защитники прав человека или"агенты глобализма"? Журнал ?Москва?, №1, 2004 г.
[7]О развале СССР. http://www.rakurs-art.ru/ 2007-04-15
[8]1936年10月，西班牙叛军和德、意法西斯军队联合进攻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时，叛军将领在一次广播中扬言，他的四个纵队正在进攻马德里，而第五纵队已在首都等待。后第五纵队即成为帝国主义在他国进行颠覆活动时收买的叛徒和派入的间谍的通称。
[9]Геннадий Зюганов： ?пятая колонна? внутри страны сыграла большую роль в развале СССР. http://vkontakte.ru/2009-12-11
[10]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артийно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http://www.pravda.ru/2007-03-10
[11]Смен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элит в России в 80-е — 90-е годы.http://student.km.ru/2001-05-11
[12]Кадр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Л. И. Брежнева. http://www.examen.ru/2003-07-18
[13]В.С. Шевелуха：?Внимательно проводить кадровую политику!?.http://kprf.ru/2008-11-30
[14]曼德尔：《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孟捷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15]Мы отучили начальников пить з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счет.http://www.ng.ru/ 2010-05-18
[16]Программа КПРФ.http://kprf.ru/2008-12-18
[17]Программа КПБ.http://www.comparty.by/2003-12-13
[18]Порядок назначения и проведения референдума.http://revolution.allbest.ru/2010-06-04
[19]三国领导人在白俄罗斯布列斯特附近的别洛韦日会晤，并就苏联解体达成协议，独联体国家人常称此为别洛韦日协议。
[20]Развал СССР методами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разведки.http://belvol.livejournal.com/2010-07-10
[21]В.А.Крючков о предательствах Горбачёва.http://pomnimvse.com/2001-11-10
[22] 2001年俄罗斯科科学院综合社会研究所就“苏联解体主要原因”进行的民意调查表明：有44％的被调查者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应对苏联解体承担主要责任；而认为是“苏联社会经济危机”所致只占17．2％，认为是“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危机”所致只占11．2％。
[23]江泽民《在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1年4月2日，《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230页。
[24]陆南泉: 《不能与时俱进的苏共经济体制理论及其产重后果》，《俄罗斯研究》，2001年第4期。
[25]陆南泉等主编：《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页。
[26] 宫达非主编：《苏联剧变新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
[27]А.В.Бузгалин,От мутантного социализма к царству свободы,Социализм 21,Москва, 2009г., ?культур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С.400- 401.
[28]А. В. Бузгалин, А. И. Колганов,Сталин и распад СССР,Москва,2003г.,Едиториал УРСС.
[29]吴恩远：《关于“苏联解体的教训”一些流行观点的检讨》，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年第6期。
[30] 参见全俄舆论调查中心网站调查结果http://wciom.ru/2005年12月19日
[31] 吴恩远：《苏联解体，体制不是主因》，载《环球时报》2011年5月25日。
[32]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2版），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1296页。美国经济学家费希尔·唐布什也评价说：“计划体制运行得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部份时期内，苏联的增长虽然没有日本快，但比美国快。”参见费希尔、唐布什：《经济学》（下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586页。
[33]《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34]О.Матвейчев, Д.Лапицкий. http://www.contr-tv.ru/2004-05-17
[35]李垂发：《经济状况越来越糟》，载刘洪潮等主编：《苏联1985—1991年的演变》，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57页。
[36]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曹荣湘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1页。
[37]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曹荣湘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3页。
[38]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曹荣湘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3页。
[39] 转引自：吴恩远，《苏联 “无可救药”的各种争论》，《人民论坛》总第332期。
[40]Програма КПУ.http://www.kpu.net.ua/1995-8-12
[41]Распад Союза Советских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Республик.http://rossiya.narod.ru/2000-8-20
[42]引自英国《卫报》网站2011年8月17日《戈尔巴乔夫：我应该更早些放弃共产党》；《戈尔巴乔夫：我对叶利钦太过开明》，参见《参考消息》2011年8月19日。
[43]雷日科夫：《大国悲剧》，徐昌翰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365页。
[44]雷日科夫：《大国悲剧》，徐昌翰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