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民群众抛弃论
有的论著认为，苏共“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相当部分共产党员包括党的领导干部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甚至以权谋私，共产党不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而是成了少数特权阶层特殊利益的忠实代表，社会主义事业失去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支持和拥护。”[45]苏联共产党被它一直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所抛弃，是导致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决定性因素。[46]
我们认为，尽管执政的苏联共产党有缺乏民主化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不良弊端，有严重官僚主义和以权谋私的现象，以及其他失误，但总体上还是代表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苏共不是被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抛弃的，而是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领导集团及其追随者一步步抛弃的。在自戈尔巴乔夫执政至苏联解体，不少高层领导、普通党员干部和群众都进行过程度不同的多种形式的反对，但均被压制、打击、围剿和镇压下去了。比如，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列宁格勒工学院女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一封读者来信，题为《我不能放弃原则》。信中尖锐地指出了当时舆论界许多不正常的现象：如国内外敌对势力支持的各种非正式组织的空前活跃，各种媒体和研讨会上拚命鼓噪的西方议会制、多党制、彻底否定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恶毒攻击苏联历史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论调，等等。这封信即刻在全苏联引发了轩然大波。文章在各共和国、地区、城市和行业报纸被转载937次。安德烈耶娃所在的列宁格勒工学院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社会各阶层人士成千上万的信件，其中超过80％的来信充分肯定作者的意见。大量的信件还寄到了《真理报》，这些信件中支持安德烈耶娃观点的也超过了80%。[47] 苏共中央政治局接连两天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目的就是要制止和反击这股所谓的“反对改革的势力”。结果戈尔巴乔夫将坚持马列主义原则的、原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调整为主管农业，取而代之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中央书记雅科夫列夫。[48]此外，大批党员主动退出被反马克思主义领导集团控制的苏联共产党，有的将军甚至以自杀来表示不满，修改宪法时大批代表反对取消有关苏共执政条款的行为，第一次公民投票中超过70%的人民反对解散苏联，以及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8.19”事件中挽救苏联不被解体的行动等等，均应视为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各种强烈反抗。至于说到在苏共和苏联被西化派领导集团和国内外敌对势力搞乱以后的某些民意测验结果，其实它已不能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本质意愿了。[49]
与“人民群众抛弃论”密切相关的一个论点，是干脆说苏联根本不属于社会主义国家，因而苏联人民要抛弃它。例如，日本共产党声称，“苏联在列宁时期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但是自斯大林执政开始严重践踏了‘社会主义道路’，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或者说不再是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国家”。[50]苏联解体之时，日本共产党召开常任干部会，不破哲三委员长发表了题为“庆祝大国主义、霸权主义历史的终结——值此苏联解体之际”的讲演。他说：“迄今为止，苏联作为蛮横的霸权主义国家，给世界带来巨大伤害，现在它解体了，日本共产党对此表示极大的欢迎。”[51]
如何科学评析这一论点呢？我们应当承认，苏联社会主义道路是有缺陷或犯有严重错误的，如农业集体化过程中的强迫命令，肃反运动中的扩大化和非法治化，政治领导中的集权化，国际交往中的大国沙文主义等等。但它还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斯大林和后续领导人是在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所出现的失误。依照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判断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不是看它有没有失误或错误的大小，而是经济和政治的根本制度及其性质。犹如判断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法西斯国家的社会性质与反法西斯的美国、英国和法国的社会性质有否实质性的区别，不在于谁先发动了战争或国内实行什么样的政策，而在于是不是私有经济占主体和资产阶级政党掌权。既然苏联是实行公有制和共产党领导的根本经济政治制度，那么，某些国内外政策、具体体制性和机制性问题，都是可以通过不断改革和完善来解决的，而不必重蹈资本主义的覆辙。作为理智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严厉批判苏联所犯的错误，但不应跟随全球敌对势力而欢呼社会主义的苏联剧变和解体。试图与斯大林模式划清界限，不等于要否认苏联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否则，过去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模仿斯大林模式的，难道都不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学者也不如此非科学的断定和分析。
与“人民群众抛弃论”密切相关的另一个论点，是强调苏联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因而苏联人民要抛弃它。譬如，有论著写到：“苏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使党的指导思想长期陷于僵化半僵化状态。……苏共一贯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却把经典著作中的思想‘教科书化’，抽去其活的灵魂，不讲理论创新，不容许独立思考，使党的指导思想对广大干群特别是年青一代失去了吸引力和教育功能。” [52]另有学者横向研究苏共某一届领导人执政时期的思想理论僵化。例如，认为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苏共思想理论僵化尤为严重。“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逐渐把苏共领导人对马列主义的理解和解释以及他们的论断作为判断是非、划分敌我的唯一标准，大谈‘发达社会主义’，对现实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却视而不见；大批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没落，对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种种新情况却缄默不言。这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模式绝对化、严重脱离实际的空洞说教，在群众中造成了思想混乱甚至逆反心理。”[53]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苏联确实存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思想理论僵化的普遍情况，但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同对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教条主义和盲目崇拜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同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怀疑和否定更是两回事。前者只会导致盲目批判资本主义的“左”的社会主义问题，而后者会导致崇拜和信仰资本主义，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两种性质不同的教条主义和思想理论倾向会带来两种不同性质的思想混乱和社会后果。显然，社会主义的苏联剧变和解体，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是思想理论上崇拜西方而放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果，是资本主义思想力量战胜了社会主义思想力量的结果，同时也与人民反感口头上背诵马克思主义词句而实际行动是捞取干部私利密切相关，而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有些教条主义就必然带来的后果。中国“文革”中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和横扫某些“封资修”的极左思想理论远远超过了苏联，导致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了吗？
（四）军备竞赛拖垮论
逝去的苏联和今日俄罗斯都顶着军事大国的桂冠。不少国内外学者从此着手探寻苏联解体的原因，认为长期以来苏联大力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搞军备竞赛，暴力输出革命，争霸世界，背离了社会主义要为人民谋福利这一宗旨。苏联国内的政治生活、经济运行体制也都是与此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既是适应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工生产的要求而形成的，又是其备战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扩大企业自主权，会冲击这种体制，与加强军备生产这一最重要的战略任务相抵触，自然受到遏制。这是导致苏联走向衰落与解体不可忽视的一个深层次原因。[54]
关于军备竞赛拖垮了苏联而解体的观点，在西方国家的报刊上也多有登载，有学者撰文考察西方社会如何看苏联解体的原因，援引了法、德、日等国类似的观点。例如，法国《费加罗报》载文认为，苏联长期一贯地实行战争经济，尽快、尽可能直接地动用各种资金用于军事，而只提供最起码的必需消费品，创造了在军事上可与美国匹敌的奇迹。但是，美国比苏联要富得多，可以毫不困难地给不到美国国民生产总值5%的军事预算提供资金，和美国相比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并不高，却要动用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军费开支。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和技术潜力的增长，这种不断增多的提取最终逐步窒息了苏联的经济增长。德国《明镜》周刊也有文章认为，苏联为其生存扩军备战，浪费了数以十亿计的资金。最后它变得无支付能力，自我解体。[55]
我们认为，当时为了先后应对十四个西方国家的军事干涉、德国法西斯的军事入侵以及“冷战”中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的军事威胁和侵略，苏联被迫进行的扩军备战和军备竞赛，这肯定会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但绝不至于国民经济和财政就“变得无支付能力，自我解体”了。与主观臆断的“军备竞赛拖垮论”的观点相反，苏联的国民经济、财政收入和科学技术都是逐年提高的，是日渐接近并在不少领域逐步超过美国的。
值得指出的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便在军备武器和军备竞赛方面讨好西方，这方面备受谴责的是消灭“奥卡”导弹系统。据俄有关资料，该武器由前苏联科学院著名的战术导弹设计大师谢尔盖?涅波别季梅耶院士主持研制，建立该导弹系统耗时7年，有近10万学者、设计师、工人、实验人员和军人等参与，当时号称可以“击中地球的任意角落”。为了获得美国和北约的青睐，戈尔巴乔夫销毁了239枚射程为400公里的“奥卡”导弹，其实它没有违反任何一个国际条约，包括《中导条约》。[56]对此类情况，俄罗斯楚瓦什国立大学教授弗拉基米尔?谢德林在所著的《巴格达日记》中这样写道：在我们的军队中“有了独特的武器，世界上不曾有过的，现在也没有类似的武器。它的历史同样很独特：武器被制造出来，投入使用，而在瞬间被彻底销毁，包括所有的图纸、设计以及工艺。”[57]
从军备竞赛和解散华约方面讨好西方，从戈尔巴乔夫登上苏共最高领导职位之前就开始了。据当时出席会晤的苏共中央委员雅科夫列夫证实，戈尔巴乔夫作为政治局成员出访伦敦时，曾主动向撒切尔夫人展示标有一旦发生世界战争而核导弹在英国打击点的秘密军事地图，撒切尔为卓越的合作伙伴的坦率而大喜过望。[58]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时常呆在国外，是苏共主要领导者在国外呆得时间最多的人。有俄罗斯人讽刺说：“在西方（在那里他像英雄一样受到款待）的旅程间隙，戈尔巴乔夫返回莫斯科，推出新一轮的国家瓦解政策：‘改革’本身，军事体系，军工系统等等。”“他把同时解散华约和北约作为对西方的战略目标，最终华约解散，而北约至今依然存在。”[59] 另据史料证明，美国前国务卿贝克会见戈尔巴乔夫，当贝克向戈尔巴乔夫保证北约不会“从自己现有的位置”东扩“一英寸”，并准备讨论该“不东扩”的国际法保障时，戈尔巴乔夫竟然说，北约军事集团向俄罗斯方向扩张并不让他担心。这位苏联领袖的如此态度让贝克十分吃惊。[60]
“军备竞赛拖垮论”还内含一个推论，即认为苏联因为军备竞赛而使生活水平低下，并由此导致苏联剧变和解体。有学者这样评论：如果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苏联人民的“吃喝穿住及其他一些东西都极端贫乏，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还可以用‘人民必须为国家富强做出牺牲’来解释的话；那么二战后的45年里，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依旧不能相应提高，社会经济衰退，就只能归结为是苏共执政理念偏差、执政能力低下、思想冥顽不化所致。这样的执政党被人民所抛弃，是不足为怪的。”[61]
苏联和世界许多统计资料和研究论著，均确认苏联人民生活水平是不断提高的，并日益接近西方发达国家普通居民的实际生活质量。例如，1960年苏联国民收入为1450亿卢布，1985年增加到5777亿卢布，比1960年提高了近3倍。1960年，苏联按照人口平均计算的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分别为1431卢布和683卢布,1985年已经相应提高到5003卢布和2090卢布,分别增加了2.4倍和2倍多。全部居民实际收入的增长（按人口平均计算，%）以1940年为100,到1985年增长为646。又如，苏联社会消费基金由1965年的419亿卢布增加到1985年的1470亿卢布，居民按人均计算从社会消费基金中得到的各种支付和优惠，由1965年的182卢布增加到1985年的530卢布，提高了1.9倍。第三，苏联从1928年以来一直实行低房租的政策。1913年城镇人均住房的有效面积仅为6.3平方米，1985年提高到14.1平方米，比革命前增加了1倍多，苏联城市中有百分之八十的家庭已住进单元式的成套住。上世纪80年代，苏联国民住房按计划分配，每户月均支付租金3卢布，同期美国居民月均房租要几百美元。80年代中期，美国有关单位进行了一次“宜居城市”调查，主要评定指标包括店内商品充裕程度、交通状况、住宅舒适程度、污水处理状况、热水供应状况和空气清洁程度等。苏联的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辅三个城市被调查，结果都进入了世界十大最舒适城市行列（戈尔巴乔夫却说，同美国普通工人的居住条件相比，苏联人是“住在山洞里”。）[62]第四，1980年,苏联人均粮食产量已高达715公斤,从来没有发粮票来限制粮食消费。多淀粉食品的消费量不断减少，蛋白质含量高的食品消费量显著增加。1985年，主要食品人均消费量是：肉类和肉制品为61.4公斤,奶类和奶制品为323公斤,蛋类260个,鱼和鱼制品为17.7公斤，糖为42公斤，植物油为9.7公斤，面包制品为133公斤。工业工人家庭的恩格尔系数1922年为45.6%，至1975年下降为32.9%。第五，1985年，每百户城乡居民已拥有电视机97台，冰箱90个。[63]
况且，纵观全球，自然环境、历史和现实等众多因素决定了一个国家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高低和变化，而生活水平的高低一般不可能直接成为根本社会制度突变的主要原因。在整个20世纪，大多数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普通居民生活水平并没有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高，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并未剧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同理，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发生朝资本主义方向的剧变，也不会因为或至少不会简单地因为生活水平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差异。
（五）民族宗教失策论
有学者认为，从彼得大帝开始，俄罗斯势力的迅速扩张，主要是俄罗斯民族靠武力征服其他不同民族的一个过程，民族矛盾积怨甚深，长达数个世纪之久。斯大林时代，中央集权过多，推行大俄罗斯主义，限制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大大挫伤了民族感情。二战前后，苏联在“保卫苏联”、“巩固边疆” 口号下，强制推行少数民族内迁政策，如把鞑靼人从温暖富饶的克里米亚地区赶到寒冷荒凉的中亚和西伯利亚，把高加索的印古什人和车臣人驱赶到中亚等，埋下了民族仇恨的种子。苏联长期推行民族问题阶级化的错误政策，对少数民族经济发展、风俗习惯、教育和提干等方面的歧视政策，甚至企图搞“民族同化”的做法，严重伤害了少数民族感情，增大了少数民族的离心力。所以，才导致苏联在波罗的海三国独立后，一下子分裂为12个独联体国家。[64]
事实上，是历代沙皇均对被征服的民族实行压迫与奴役，煽动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情绪，致使俄罗斯民族和非俄罗斯民族之间的矛盾较为尖锐。苏联是在沙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联邦制国家，强调政治上的民族团结和经济上的相互支援，大大缓和了民族矛盾，没有出现大的民族闹事和冲突。只是戈尔巴乔夫背弃社会主义民族团结的“公开性、民主化”政策，才为民族主义泛滥提供了契机。例如，出现1986 年12 月的阿拉木图事件以及1987 年6 月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大规模示威活动。叶利钦在背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后，不顾大多数苏联公民投票反对解体苏联的人民意愿，从个人利益和服从西方意图出发，在民族主义泛滥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行民族分裂和苏联解体的政策，才导致苏联的最终瓦解。可见，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领导集团的错误政策导致了民族之间的冲突和民族主义的泛滥，进而导致苏联解体，而不是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前的传统民族矛盾导致民族主义泛滥和苏联解体（民族主义者自然是利用了苏联1924 年、1936 年和1977 年宪法中都明文规定的各加盟共和国享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65]）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分析，包括美国、英国、西班牙、印度和中国等世界上任何多民族国家的民族之间均有程度不同的矛盾，各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不尽一致，各名族领袖想当独立国家领导人的心态也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在于，一个多民族独立国家的解体是不是由于一般民族差异和传统民族矛盾所直接造成的，则需要依据主要事实来具体研究，不宜夸大矛盾和主观臆断。此外，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有重要发展的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而断定作为非俄罗斯民族的人“推行大俄罗斯主义”，这本身就值得从经验和逻辑上加以验证和推敲。
也有学者把宗教政策失误作为苏联剧变和解体的主要原因，并具体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苏联前中期的反宗教斗争的策略违反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规律，长期的宗教迫害反而加强了民众对苏联党和政权的离心倾向。二是苏联前中期的宗教迫害严重损害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削弱了社会主义的号召力，为国际上反社会主义势力向苏联社会渗透制造了条件。苏联后期在“新思维”指导下大逆转的宗教政策，又使苏联逐步解除了对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政治渗透的警觉。三是宗教问题同民族问题复杂交织，在苏联解体过程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66]
我们认为，用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取代宗教信仰，是一个漫长的理论传播和思想教育过程，而且还需要一定的经济政治条件和国际环境。苏共及其政府未看到这一过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急于用各种手段消除群众的宗教信仰，对宗教组织和神职人员实行过于严厉的政策，确实是苏共、苏联政府在宗教政策上的一个失误。但问题在于，传统社会主义较为严厉的宗教政策会不会必然导致苏联剧变和解体呢？假如苏联没有较严厉的宗教政策这一失误，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就不会攻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推行完全自由放任的宗教政策，并促使苏联剧变和解体了？西方敌对势力就不会利用宗教来进行颠覆苏联的思想和信仰渗透了？正确的答案是不说自明的。
注释：
[45]包心鉴：《三个代表思想的时代价值、实践指向和创新意义》，《科学社会主义》，2001 年第3 期。 [46]刘靖北：《关于苏共败亡的几点思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 年第2期。 [47]Центральный Комитет ВКПБ：Из искры возгорелосъ пламя. http://www.vkpb.ru/2003-02-18 [48]在反马克思主义领导人雅科夫列夫的直接授意下，《真理报》于4月5日发表了反击文章《改革的原则：思维和行动的革命性》，对安德烈耶娃给予全面反击和打压。《真理报》将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信称为“反改革分子的宣言”，把尼娜?安德烈耶娃称为“改革的敌人、斯大林主义分子、保守派、机关官僚、党的权贵代表”。参见李慎明等：《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8集DVD教育参考片解说词》，《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7年第2期。 [49]在是否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显然是巨大的。有学者指出，1990年前后，美国和西方的一些民意测验机构到苏联搞的一些民意测验。但即使到了思想极其混乱那个年份，在广大群众中测验的结果还是：只有5%—20%的人主张实行资本主义，高达80%的人希望坚持社会主义。但在10万人左右的占据着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中测验的结果却完全相反：只有9.6%的人主张坚持社会主义，12.3%的人主张搞民主社会主义，高达76.7%的人希望实行资本主义。参见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曹荣湘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152页。 [49]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曹荣湘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1页。 [50]不破哲三：『日本共産党と中国共産党の新しい関係』，新日本出版社，1998年，35頁。 [51]不破哲三：「覇権主義の党の解体と日本共産党」，〔日〕『前衛』1991年11月号，30頁。同上 [52]周尚文：《苏共是怎样丧失民众信任的》，《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53]中联部六局：《从勃列日涅夫时期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看苏联解体的原因》，《党建研究》，2000年第9期。 [54]左凤荣: 《从对外战略的角度看苏联剧变的原因》，《俄罗斯研究》，2003年第2期。 [55]曹玉霞:《西方社会如何看苏联解体原因》，《高校理论战线》，2001年第1期。 [56]Горбачев - президент, предавший свою страну.http://malech.narod.ru/2005-04-24 [57]Владимир Щедрин,?Багдадские дневники?, Москва,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2001 г., с. 68. [58]К.Г. Мяло, Россия и последние войны XX века(1989－2000).К истории падения сверхдержавы, Москва, ?Вече?, 2002 г. ,c.85. [59]К.Г. Мяло ,Россия и последние войны XX века(1989－2000).К истории падения сверхдержавы, Москва, ?Вече?, 2002 г. ,с.102. [60]К.Г. Мяло, Россия и последние войны XX века(1989－2000).К истории падения сверхдержавы, Москва, ?Вече?, 2002 г. ,с.103. [61]叶书宗:《经济衰退震裂了苏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8期。 [62]Развал СССР методами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разведки.http://belvol.livejournal.ru/2010-07-10 [63]陆南泉、张础、陈义初等编《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459-467页。 [64]郭欣根：《苏联解体原因的几种主要观点述评》，《社会主义研究》，2003年第2期。 [65]朱秀芳：《戈尔巴乔夫现象的历史诠释》，《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4期。 [66]刘荷婷：《宗教因素在苏联解体中的隐性作用》，《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程恩富（1950年—），生于上海市，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顾问；丁 军（1952年—），女，天津市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