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共产国际解散是为建立更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共同应对法西斯主义威胁而做出的战略抉择。当时的各国共产党逐渐成熟，共产国际解散有益于其独立开展工作。苏共只是承担大党责任而不是操纵共产国际，这主要是由各国共产党发展状况和共产国际的相关制度安排决定的。尽管共产国际在对待中国革命问题上有若干失误，但为中国革命提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为中国共产党确立毛泽东在全党领导的核心地位做出了重大贡献，其功绩大于失误。
［关键词］共产国际 苏联共产党 斯大林 中国革命
共产国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其精神对于推动社会革命、民族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及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大时代价值。在过去几十年间，由于全球范围内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共产国际的历史价值及其精神的时代价值受到巨大冲击。围绕共产国际有三个主要问题——共产国际解散问题、共产国际与苏共关系问题、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这些问题必须予以澄清。
一、共产国际解散问题
关于共产国际主动解散的原因，存在着一些错误的观点。比如，“外交利益说”认为，“斯大林所以解散共产国际，完全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1]，斯大林把共产国际视为累赘，强调“它是有损俄国的利益的”[2]；也有“轻易放弃说”认为，“共产国际的正式解散是对同盟国的廉价代价”[3]，“解散共产国际完全取决于斯大林的个人意志”[4]，是没有经过相关各方慎重考虑的；还有很多人持“革命失败说”，直接把共产国际的解散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划等号。[5] 这些观点都是片面的和错误的，是机械孤立视角下的主观臆断，是对历史的误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方法分析不难看出，共产国际的解散是当时的共产党人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针对当时全球矛盾的转化所做出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正确决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应用层面的重大推进和有效方案。
首先，共产国际的解散是当时的共产党人为建立更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共同应对法西斯主义威胁而做出的战略抉择，并非苏联的绝对意志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共产国际在全球范围内帝国主义国家和被殖民国家之间、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存在着尖锐矛盾的时代背景下成立。资本逻辑的继续运行，引起全球经济危机深度爆发，催生了垄断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主义，严重威胁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针对这一问题，20世纪30年代以来，共产国际进行了大量讨论。例如，在第七次代表大会（1935）上，通过了《关于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报告。由于“法西斯强盗在法西斯阵营和反法西斯阵营各民族之间划分了深刻的鸿沟”[6] ，为更好地团结反法西斯阵营中的资本主义国家，斯大林多次思考“共产国际在近期是否继续独立存在”[7] 这个问题。1943年，为使反法西斯战争尽快结束，共产国际于5月22日公布了解散决定。斯大林在答复国外记者的信中谈道：“解散共产国际是正确的和适时的，因为这便于一切爱好自由的民族组织共同进攻去反对共同的敌人希特勒主义……我想，所有这一切情况，将使盟国和其他联合起来的民族统一战线，在争取战胜希特勒暴政的斗争中，得到进一步的巩固。”[8] 可见，基于人类解放事业中矛盾的具体转化，共产党人应进行具体分析、做出正确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国际的成立与解散具有内在的、本质上的统一逻辑。
其次，经过共产国际长期的孕育和发展，各国共产党逐渐成熟，共产国际解散有益于各国共产党独立开展工作，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十月革命胜利后，很多国家的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刚刚成立，在思想上缺乏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组织上缺乏必要的人员和物资的支持，因而在共产国际组织中，各国共产党作为下属支部参与到革命中。随着时代的发展，经过共产国际的扶持和援助，各国共产党迅速成长起来，无论在理论素质还是组织建设上，都比初期有了很大的改善，工人运动进入独立应对各国内部复杂问题的新阶段。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总书记、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季米特洛夫曾谈到斯大林的观点：“各国共产党应成为完全独立的党，而不是共产国际下面的支部”[9] ；“它们应有共产主义纲领，应依靠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而不是时不时地看一眼莫斯科，它们应独立地解决它们在各自的国家面临的具体任务”。[10] 可见，在解散之前，共产国际内部就已经开始思考局势的变化，并非“仓促解散”。[11] 共产国际内部深刻地认识到，此时“由一个国际中心来领导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工人运动都是不可能的”[12] ，推进共产主义事业在政党层面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高度集中的领导制度与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各国党独立自主的要求之间的矛盾”[13] ，因而于1943年5月22日公布解散决定，各国共产党人对此表示了极大的理解和支持。虽然“共产国际作为一个组织已不复存在，但是它的事业还在继续发展”[14] ，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协调仍保留了部分机制，如保留对各国的广播，保留“苏普列斯”电讯社和保留联系服务处等机构，继续推进共产主义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正如毛泽东所言：“革命的组织形式应该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如果组织形式已经与斗争的需要不相适合时，则应取消这个组织形式。”[15] 所以，共产国际的主动解散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而是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世界主要阶级、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矛盾，主动放权各国共产党独立解决本国革命问题，灵活推进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战略举措。
二、共产国际与苏共的关系问题
关于共产国际与苏共的关系，一直以来存在着一些错误观点。比如，“苏共操控说”认为，“共产国际只是前苏联的一个工具”[16] ，“实际上又掌控在苏共中央之手”[17] ；“个人独裁说”认为，共产国际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服从于斯大林的个人利益”[18] ，共产国际的重大决策都由他作出或经过他同意认可的[19]，斯大林“实实在在是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无可置疑的‘太上皇’，共产国际一切事务的最高决策权完全掌控于斯大林之手”。[20] 这些观点都是机械的、片面的，使得我们无法真实还原共产国际的历史价值及其精神的时代价值。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行观察就能发现，苏共在共产国际中基本上承担了一个大党的责任，虽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苏共对共产国际有一定的操控，但作为共产国际中的一个大党，苏共承担了大党的责任，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首先，当时苏共和各国共产党的发展状况决定了苏共只能承担大党的责任，而不会操纵共产国际。产生操控论误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共产国际运作中，苏共的意志经常影响或决定共产国际的意志，这种现象确实是存在的。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其他国家共产党与苏共发展水平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认识水平和组织水平两个方面。一方面，以伯恩施坦、考茨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或其他错误思潮层出不穷，一些“年轻的共产党以及那些转向革命立场的社会党，对一系列革命斗争的理论和策略的原则问题还没有弄清楚”。[21] 而列宁、斯大林、布哈林等布尔什维克领导者基于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总结，发挥着矫正无产阶级革命方向的重要作用。例如，列宁早期就曾积极与德国共产党、英国共产党等沟通，帮助其找到恰当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20世纪30年代以来，法西斯主义已经抬头，而共产国际时期其他国家无产阶级政党尚未成立或成立时间较短、力量弱小，仍处在推翻剥削阶级政权的革命斗争阶段。因此，与其他国家共产党相比，苏共发展相对成熟，这使得苏共在共产国际中的地位和作用极为特殊，但这种特殊性并不能判定苏共在为一党利益而主导或操控共产国际。相反，在国际法西斯主义威胁下，苏共被赋予了特殊的地位，也主动承担了团结和支援各国共产党发展的大党责任。即使在国内反革命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武装干涉多方面压力下，苏共仍“尽力做到在一个国家内所能做到的一切，以便发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22] 所以，从“操控”的贬义角度来定义共产国际与苏共的关系有失偏颇。
其次，当时共产国际的相关制度安排决定了苏共只能承担大国责任，而不能操控共产国际。其一，共产国际内部的组织制度和民主程序是有效的，并非苏共完全主导共产国际的运行。共产国际陆续建立起包括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察机构在内的内部组织机构，主要有“世界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共产国际的国际机构”。[23] 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成员，苏共参与了共产国际的治理，并基本按照各机构的民主程序运作。在成立之初，苏俄代表曾就尊重共产国际组织的独立运行提出：“我们不受来自上面或来自下面的任何指责的约束，我们只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审判员，它能对俄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过去和将来所做的一切作出裁决，而这个审判员就是共产国际的世界代表大会。”[24] 其二，在选举成员的过程中，共产国际也注重考量不同国家政党之间的平衡，如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由最重要的国家各派代表一人组成”。[25]
此外，关于苏联革命利益与世界革命利益的关系，布哈林曾回应道：“俄国革命的利益实质上就是世界革命的利益。因此，我们是共产国际的最积极的部分。”[26] 我们应将苏联承担大党大国责任和操控共产国际分开，苏共对共产国际肯定有一定的指导或决定作用，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和马克思主义政党联盟组织，它们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彼此之间的担当和合作，以共同解决全球问题和各国的社会革命与民族解放问题。
三、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
与共产国际有关的问题中，在国内争议最大的是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以往人们主要从“量”上进行机械性判断，频繁出现所谓过大于功或功大于过的简单判断。主张过大于功的一方，有的把王明等个人的一些错误放大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层面。比如，有人说：“王明的‘左’倾思想，基本上就是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思想”。[27] 有的仅凭相关历史阶段中的孤立事件或系列事件的机械总和就全面否定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以此论证“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28] ，认为“共产国际给中国革命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是巨大的，造成的危害和损失是惨重的”[29] ，甚至只从简单的史实考据就能得出“共产国际……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的损失和牺牲，甚至是血的教训”[30] 的结论。主张功大于过的一方，其研究是有积极价值的，但侧重于从单个方面叙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的积极性。比如，通过阐述共产国际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价值[31]、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动作用[32]、对中国共产党政党建设的积极贡献[33]、对毛泽东等重要历史人物所产生的积极影响[34] 等方面内容从而做出评价判断。
在此，我们不对这些问题进行单一处理。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此问题的讨论，部分学者都将中国革命中的各个历史事件孤立开来，从而在各个孤立的历史事件中讨论共产国际的作用和影响，并将之简单叠加来认定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但是如此思考，并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中的各个具体事件是相互联系的，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上，共产国际之于中国革命的推进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实践过程。而且，我们应该看到“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共产国际本身也在进行理论探索，总体上能够根据实践修正自己的理论，改变策略”。[35] 所以，我们应该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辩证性、动态性关系中从整体性的角度去考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价值。
从整体角度看，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是：共产国际为中国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和方法论及其在苏联成功应用的经验。而中国共产党在此基础上，运用抽象和具体相统一、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将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和方法论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并且在此过程中共产国际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和方法论与中国革命具体情况的结合。在将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方法论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整个过程中，共产国际发挥的积极作用主要集中在思想方面和组织方面。
从思想方面看，共产国际对这一进程的支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共产国际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宣言》（1919年3月）、共产国际翻译和出版的书报期刊、列宁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系列论述等，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而这些理论是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思想前提。其二，共产国际文件和相关领导人多次表达出将马克思主义同各国国情相结合的思考。共产国际第一任主席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做的《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在实现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时候，必须正确遵循列宁的遗训，同时考虑到每一个国家的具体情况。”[36] 共产国际七大上，季米特洛夫在《反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斗争》中提出：“在每一个国家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都应当‘适应本地的气候’，以便在本地种下自己的深根。个别国家里无产阶级斗争和工人运动底（的）民族形式是不违反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恰恰相反，正是在这种形式里，同时还可以胜利地拥护无产阶级底（的）国际的利益。”[37] 这些观点对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并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具有启蒙和促进作用。其三，共产国际后期通过《共产国际》《莫斯科》《真理报》等平台多次积极宣传毛泽东的革命思想和战略策略[38]，实际上就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中国革命实践的认同，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创造了良好的思想理论氛围。
从组织方面看，共产国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结合进程的影响主要分为三个层次。首先，共产国际帮助中国建立了中国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实践主体。当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回忆道：“维经斯基到中国后，宣传共产主义，宣传组织共产党……常到这里同陈独秀密商组织共产党问题。”[39] 其次，在中国革命推进过程中，为了让各国共产党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而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共产国际对各国共产党的干预越来越少。比如，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强调：“需要从每个国家的具体状况和特殊条件出发，一般地要避免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的组织事宜。”[40] 最后，“共产国际接受中共独立自主召开的遵义会议的政治结果，对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集体立足中国实际的斗争路线的肯定和支持等，都是共产国际支持中共独立自主解决自身问题的表现”。[41] 张国焘另立中央后，共产国际明令要求解散，而共产国际执委会执委王明回国后在排斥毛泽东的关键时刻，季米特洛夫又明确表示：“要告诉全党，你们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42] 这些举措表明，共产国际在组织上支持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赞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和实践，从而使中国革命迅速走向胜利。邓小平说得好：“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43]
由此可见，从整体性角度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进行考察能够发现，尽管共产国际曾犯有轻信王明错误路线、派遣教条主义的军事顾问李德和某些不当指示等若干失误，但其为中国革命提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为中国共产党最终确立毛泽东在全党领导的核心地位，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其功绩显然超过了失误。
作者：刘新刚，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学部委员
文章来源：原文载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3期
注释：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委托项目 “国际关系民主化研究”（社科规划办通字 〔２０１１〕４４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的政治建 设研究中心 ２０１９年度重大课题 （１９ＧＺＹ１０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中国向东：《共产国际解散的根本原因》，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661886-1.shtml。
[2]〔英〕伊恩·格雷著，张志明等译：《斯大林：历史人物》，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466页。
[3]Sam Adams，“Stalin Dissolves the Comintern—The Climax of Nationalist Degeneration”,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etol/writers/glotzer/1943/06/comintern.html.
[4]林晓光：《苏共中央国际部与苏联政府外交部的权力博弈与部门竞合，从共产国际的解散谈起》，http：//mini.eastday.com/mobile/180103201332394.html。
[5]蒋介石认为，“共产主义精神和信用‘必根本动摇，乃至完全丧失’，这（共产国际的解散）必将是‘影响国内民心内政的一件大事’”；汪伪政府的一些人认为，“共产主义理论由于诸如‘人性论’和‘阶级斗争论’的错误，已经无法维持原有的主张，所以共产国际的解散‘并非政策而系必然之事实’。”参见夏清：《“民族”之辩：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解散后国、伪、共的三方叙事》，《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9期。
[6]《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页。
[7]〔保〕季米特洛夫著，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页。
[8]〔保〕季米特洛夫著，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1~252页。
[9]〔保〕季米特洛夫著，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页。
[10]〔保〕季米特洛夫著，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页。
[11]吴正俊：《共产国际解散原因探析》，《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8期。
[12]〔保〕季米特洛夫著，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7页。
[13]王群：《试论共产国际解散的原因》，《阴山学刊》1991年第4期。
[14]《陶里亚蒂言论集》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版，第405页。
[15]《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页。
[16]唐宝林：《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的交锋》，《炎黄春秋》2012年第12期。
[17]林晓光：《苏共中央国际部与苏联政府外交部的权力博弈与部门竞合，从共产国际的解散谈起》，http：//mini.eastday.com/mobile/180103201332394.html。
[18]王昌沛、荣卉：《斯大林与共产国际解体》，《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0年第3期。
[19]李东朗：《斯大林与共产国际的解散》，《百年潮》2003年第7期。
[20]林晓光：《苏共中央国际部与苏联政府外交部的权力博弈与部门竞合，从共产国际的解散谈起》，http：//mini.eastday.com/mobile/180103201332394.html。
[21]〔苏〕弗·维·亚历山大罗夫著，郑异凡等译：《列宁和共产国际》，求实出版社1984年版，第30页。
[22]《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0页。
[23]夏道源：《共产国际的组织机构概况》，《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2期。
[24]王学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1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29页。
[25]夏道源：《共产国际的组织机构概况》，《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2期。
[26]戴隆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2），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151页。
[27]陈学红：《王明“左”倾思想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党史研究与教学》2015年第3期。
[28]林祥庚：《回应共产国际的诘难》，《探索与争鸣》1999年第12期。
[29]吴明刚：《试论联共(布)、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消极影响》，《福建党史月刊》2003年第11期。
[30]吴兴唐：《重评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功过》，《炎黄春秋》2013年第3期。
[31]姜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作用》，《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
[32]张静、周三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广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33]张泽宇：《全面抗战时期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援助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8期。
[34]邱潇、郑德荣：《共产国际支持毛泽东中共中央领导地位的原因探析》，《理论月刊》2017年第7期。
[35]杨俊、程恩富：《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9期。
[36]〔匈〕贝拉·库恩著,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共产国际文件汇编1919—1932》第2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8页。
[37]解放社：《季米特洛夫文集》，解放社1950年版，第148页。
[38] 谭虎娃、陈少康：《共产国际后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极作用》，《理论导刊》2009年第6期。
[39]窦春芳、苗体君：《魏金斯基第一次来华及其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贡献》，《广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4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9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63页。
[41]杨俊、程恩富：《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9期。
[42]申长友：《毛泽东与共产国际》，党建读物出版社1994年版，第254页。
[4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