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考察
接上
（四）全面抗战时期
20世纪30年代，世界法西斯势力日益猖獗。1933年下半年，共产国际提出了团结世界无产阶级、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共产国际战略策略的转变，对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制定起了推动作用。从1933年开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统一战线等问题上的态度也开始发生变化。1935年8月他们起草的《八一宣言》以及同年8月召开的讨论中国建立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的会议，都突出强调了中日民族矛盾，提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阵营的设想。1935年12月，中共瓦窑堡会议正式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张浩传达的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具体方针都被吸收到会议决议之中。1936年3月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通过的《关于中国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草案明确指出：“组织全民抗日战线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中心任务，其余的一切都应服从这一任务”。[30]1936年8月，共产国际书记处向中共中央表达了不同意把“反蒋”、“抗日”口号并提的意见，指出“在现阶段，一切都应服从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要真正武装抗日，还必须有蒋介石或他的绝大部分军队参加。”[31]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联蒋抗日”的方针和苏联舆论对此事件的反应，独立自主地制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定。1937年1月2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根本改变苏维埃革命方针。[32]2月10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通电，[33]在怎样对待蒋介石、国民政府和土地革命这两大问题上，终于做出了重大让步。这种让步对实现国共合作抗日是必要的。
整个抗战时期，苏联与共产国际对华外交政策，有两个基本点：其一，要求中华民族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坚持抗战，争取胜利，这是对华外交政策的中心内容。据此，苏联在同蒋介石政府保持正常关系的同时，也要求中共与国民党合作抗日，并在抗战过程中始终反对可能导致统一战线破裂的任何倾向，维护统一战线的存在。用斯大林的话来说，就是“中国人怎样打击外部敌人——这是决定性的问题。当这一问题结束时再提出怎样互相打的问题！”[34]其二，“莫斯科从意识形态上考虑，自愿承担了保护中国共产党免受国民党攻击和其他形式压迫的责任。”[35]为维护中共利益和防止国民党发动反共内战，苏联有时会采用强硬手段，诸如发表声明、削减甚至暂停经济和军事援助等，对国民政府施加压力。应该说，抗战时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坚持国共两党团结抗战，汲取第一次国共合作时血的教训，保持中国共产党组织独立性等战略问题上，与中共意见是一致的。但在如何实现团结抗日，如何保持中共政治上的独立自主方面，也存在一些分歧。王明等人在抗战时期与中共中央的政策分歧根源在此，当然，这里依然存在着王明等人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教条主义的问题。
在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民族危机下，要求国共两党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本身也为中共的发展和壮大创造了条件。不可否认，共产国际要求中国积极有效地抗日，使日本不能袭击苏联的后方而与德国呼应，这是对苏联利益的维护。但应该看到，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支持苏联打败它的主要盟友——德国法西斯，本身也是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抗战时期，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要比蒋介石对我们来说更亲近”，但他顾虑到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现在还太弱，不能成为反侵略斗争的领导者。而且“这种援助看起来像是向一个我们与之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输出革命”。因此，苏联更加重视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中国国民政府。[36]尽管如此，苏联对华政策还是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当时苏联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就曾写道：苏联大使馆和大使本人在支持中共、捍卫中共利益方面，已远远超出外交的范围，而扮演着中共代表的角色。[37]
共产国际七大要求在解决一切问题时要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点，并且明确提出一般不要直接干涉各国党内部组织事宜。[38]与此同时，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开始走向成熟，能够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来指导中国的革命运动。共产国际逐渐认识到毛泽东等“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更能够正确领导中国革命，确信以毛泽东为领导的中共“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39]当中共党内出现路线方针和权力中心归属争执时，斯大林、季米特洛夫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这件大事的重大意义，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40]尽管如此，共产国际还是对中共远离了产业中心和产业工人、只是“依靠最贫穷、受压迫最深和没有文化的农民”的状况而忧心忡忡，并且怀疑中共的国际主义精神不足。[41]直到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斯大林才彻底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坚持无产阶级阶级立场和国际主义原则的。[42]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上述论述，笔者认为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和启示：
（一）共产国际出于世界革命的理念和国际主义的原则，给予中国革命弥足珍贵的指导、支持和帮助，对中共的诞生、发展、壮大、走向成熟和形成理论自觉功不可没。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不能有今天的。”[1]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主要是出于意识形态的信仰，为改造中国的革命实践提供思想指南。在中共幼年阶段，理论准备和干部准备都严重不足，政治上不够成熟，经验很不丰富，又面临强大的敌人和险恶的环境，共产国际出于“同宗同源”的意识形态信仰，在关于中国革命主要问题、基本理论、主要战略和重大决策等方面，给予中共弥足珍贵的理论与政策指导，满足了中国革命的“理论需要”。毛泽东思想的萌芽、发展、成熟的全部过程中，都受到了来自共产国际的指导的深刻影响。对此，毛泽东从不讳言，这也是中共党史的公论。譬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说：毛泽东同志……“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2]
除了理论和政策上的贡献之外，共产国际的指导对中国革命还有以下积极作用：(1)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到中国，并且直接指导建立了中国共产党。（2）有赖于共产国际的指导和援助，国民党重焕生机活力，领导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实现了北伐战争的胜利。（3）共产国际指导、帮助中共制定了统一战线政策，同时通过对国共两党的援助和说服教育，促成了大革命和全面抗战时期国共双方团结御敌的大局，给中国革命和中共创造了飞跃性大发展的条件。（4）共产国际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干部和各方面的重要骨干。（5）共产国际看重毛泽东的才干和能力，最终支持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应该说，共产国际的指导和支持,贯穿于从中共建党准备到抗战时期的主要过程，作用于中国革命的基本方面和核心问题。如果没有这些指导和帮助,很难想象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共产主义革命会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迅速的成效。
（二）共产国际依照经典作家理论和俄国革命经验来指导中国革命，真诚地希望在“正确理论和先进经验”的指导下，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对他们把经典作家的理论设想与俄国经验绝对化所导致的错误或失误，应该予以更深刻的分析。
共产国际的指导始终坚持着如下几个重要认识：其一，坚持马克思、列宁强调的资本主义充分发展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基础的观点，从而产生了诸如中国“工人运动尚属薄弱”，“还不能成为领导者”，“联合资产阶级革命”，“服从当前革命的中心任务”等指导意见。其二，从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这一基本原理出发，共产国际再三强调长期在农村环境中战斗着的中共，要保持无产阶级性质和实现对农民运动领导权。周恩来对此曾总结说：“共产国际的一切文献，一讲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就是同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的。”[3]其三，恪守俄国革命经验，认为中国革命应该是在中心城市发动工人的斗争，通过城市暴动而形成全国革命高潮和全国胜利，反复要求中国党把工作重点放在无产阶级集中的城市。其四，念念不忘共产党人的根本性质和历史使命，期待与渴望着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大爆发。共产国际总是强调作为世界革命堡垒的苏俄（苏联）与资本主义世界的阶级对立，期待着帝国主义总危机，一旦爆发经济危机、战争、社会动荡和工人大罢工等情况，他们就会认为这是革命高潮来临的表现。上述几种基本认识，反映出共产国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和十月革命模式的信仰和固守，他们真诚地希望按照“正确理论和先进经验”的指导，把中国革命搞成功。这一方面极大促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会因为太执着、拘泥于马列主义理论和俄国经验，而产生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错误。对此，我们应该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
第一，共产国际强调的对于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必须重视资本主义的进步作用，应该团结资产阶级，这一原则判断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必然。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充分地吸收这一原理，并以此批判党内的民粹主义、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应该说，共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的大政方针是正确的，失误在于过于拘泥既定的民族民主革命大方针，过于拘泥于俄国革命经验。第二，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它应当在本阶级中有牢固的基础，这是马列主义的天经地义。中共的党章从来都是坚定地指明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长期以农村为活动基地，农民及其他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在党内占绝大多数，这使得中共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由此，共产国际担心中共会丧失无产阶级先进性而变成“小资产阶级农民党”，反复强调要保持与城市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的天然联系等。这些观点与理论在原则上是正确的，毛泽东也是这样认识的，譬如毛泽东就反复强调“不要把党同农民混同”，“如果不相信这一条，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4]共产国际失误的地方在于“他们不能对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和农民的主力军作用作统一的理解”， [5]他们所强调的中共力量应该集中在工人宣传及组织方面，以及提出的解决中共性质问题的具体方法，即实现中共成分的工人阶级化和指导机关的工人化等，与中国革命是不相适宜的。第三，依靠成熟的工业无产阶级，在现代大工业已充分发展的大城市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是经典作家的理论设想和俄国十月革命实践经验，而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中并没有一个“农村包围城市”的先例。因此，以城市为中心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即城市中心论）成为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的共同认识。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科学认识也是随着中国革命的实践逐步形成。尽管毛泽东提出在中国革命特定条件下，需要首先在广大农村积蓄力量，但他强调：“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可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6]第四，共产国际的使命就是要领导、指挥世界革命，总是希望革命早些成功，认为革命高潮很快就要到来，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群体性的历史现象。毛泽东充分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但他也是认定中国革命的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7]共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失之于“容易犯这种急于求成的错误，夸大主观的力量，夸大群众的觉悟，贬低敌人的力量，夸大敌人的困难，而低估革命取得胜利需要经历的困难”。[8]正如邓小平所说：“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了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9]
总而言之，共产国际的上述原则要求是重要和深刻的，理论信仰是可贵和真诚的，对中共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坚持马列主义原则，具有重大意义。但由于过分拘泥于经典作家和苏俄革命的具体论断、经验，没有充分注意到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他们就此提出的行动策略或解决方案，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实际。这些错误不能不对中国革命的实践带来危害或妨碍。这昭示我们，搞革命过程中的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历史的具体的统一，就显得尤为重要，而把马列主义革命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任务，理应由中国同志自己承担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周恩来一方面反复强调教条主义产生，与我们党不够成熟、把共产国际指示绝对化有关，我们自己“有责任”；另一方面深刻地总结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取得革命的根本胜利。
（三）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共产国际本身也在进行理论探索，总体上能够根据实践修正自己的理论，改变策略。正如周恩来在评价共产国际时所坦言的：“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发展的。斯大林同志的思想也是发展的。”[10]
首先，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其战略方针也是在不断发展、演进。从指导中共一大确定的直接搞社会主义革命，到帮助中共二大确定首先进行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从反对中共没收分配地主土地的政策到要求土地革命；从只关注工人运动到开始重视“农民的革命作用”；从视中心城市暴动为革命唯一的途径到重视农村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建设，等等，上述这些重大转变都是共产国际根据中国革命的实践，适时发展自己的指导思想的表现。其次，共产国际帮助中共纠正党内错误路线、方针。中共的一些重大政策调整的会议，诸如西湖会议、八七会议、六大、六届三中全会、瓦窑堡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等，都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影响下，纠正或部分纠正了错误的指导思想，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第三，中共有的错误的政策，虽然不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纠正的,但是共产国际至少表示了某种程度的赞同。譬如共产国际接受中共独立自主召开的遵义会议的政治结果，对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集体立足中国实际的斗争路线的肯定和支持等，都是共产国际支持中共独立自主解决自身问题的表现，而这些政策的调整和转变，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都具有重大意义。第四，随着中国革命的不断胜利，斯大林等人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照搬照抄苏联经验可能存在的错误，越来越肯定中国独立自主革命道路的正确性。1949年7月，在与刘少奇谈话中，斯大林肯定了中国革命的首创精神，并且委婉地表达了“妨碍过”中国革命和“可能讲错话”的歉意。[11]
（四）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还是“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2]。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并且正确回答了在中国革命具体情况下，如何实现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保持中共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等重大问题。
从根本上说，指导一个国家的活动，必须从它的具体国情出发，对它的情况有系统而细致的了解，正确地把握住这个国家各个社会阶级和阶层状况，才能对不断变化着的形势做出准确的估量，采取恰当的对策。从这个意义上说，靠一个国际中心来指导中国革命的方式，的确存在着“无法适应”中国革命“非常复杂而且变化迅速的情况”[13]的问题。应该说，在中共幼年阶段，由于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都严重不足，需要共产国际事无巨细的指导和帮助，中共二大确认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一种抉择”。[14]但随着中共的成长和中国革命的发展，共产国际这一组织形式与中国革命斗争的需要越来越不相适合。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要靠中国共产党自己“拿出完全的负责的态度与高度的创造力来”。[15]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进行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通过系统地学习、吸收共产国际传来的思想理论，真正领会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客观分析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并且在同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等错误倾向做斗争过程中，去思考、总结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经验教训。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发展着理论，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样逐步发展和成熟起来的。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系统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
共产国际所强调的中国革命民族民主运动性质，以及与资产阶级联合进行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思想主要理论根据之一。毛泽东总结汲取了其中的历史经验教训，注意到正确处理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和联合的问题，注意到坚持无产阶级领导和坚持武装斗争这一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从而成为中共克敌制胜的法宝。对于共产国际强调的以工人运动和城市工作为工作重心的思想，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在中国特殊国情下，首先必须把工作重心放在农村，以农村为积蓄和壮大人民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基地，以红军战争作为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与此同时，毛泽东反复强调，在乡村斗争中，农民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而等到革命将要取得全国胜利时，则应该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不转变不得了，要犯路线错误。”“没有工业和城市是会失败的。”[16]对于共产国际强调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问题，毛泽东同样认为这个问题不能不是中国革命的关键问题之一。[17]然而，毛泽东强调，由中国特殊的社会阶级构成所决定，主要从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而不是片面地在成分上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他在实践中创造性地找到了一条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这一独特的党的建设道路，在抗战时期还运用整风运动来系统地改造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正如刘少奇所说：“我们党采取了毛泽东同志的建党路线，即使工人成分还不占大多数，也能够建成并已经建成一个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18]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着重调查研究，是毛泽东对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历史与经验最深刻的科学总结。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和影响迅速壮大，很快获得抗日战争和夺取全国政权的全面胜利。
[1]《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83页。
[2]《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53页。
[3]《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78页。
[4]《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21页。
[5]沙健孙：《毛泽东思想通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23页。
[6]《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15页。
[7]《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1、102页。
[8]《胡乔木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3页。
[9]《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9—140页。
[10]《周恩来选集》上卷，179页。
[11]参见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652页。
[12]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5页。
[13]《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0页。
[1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第81-82页。
[15]《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2页。
[16]这是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参见《杨尚昆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27页。
[17]譬如毛泽东在1945年4月20日就提出过：“两万五千共产党员发展到几十万，绝大多数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如果不整风，党就变了性质，无产阶级其名，小资产阶级其实。”《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84页。
[18]《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0—3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