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世界金融危机是1980年以来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泛滥所导致的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结果。近一段时间以来，如何应对这次危机成为人们极为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我国而言，我认为，标本兼治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全面启动内需，确保近年和今后一个时期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良性发展，就要逐步转变对外对内经济发展方式。为此须实现“六个提升”。
一是适当降低外贸依存度，提升消费拉动增长的作用。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不仅远远高于发达国家，而且也高于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过度依赖对外贸易，必然会加大经济运行的风险。一旦世界经济出现剧烈波动，将对我国产生巨大冲击甚至威胁国家经济安全。在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面前，我们更需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步伐。要降低外贸依存度，提升消费拉动增长的作用，努力做到消费、投资和出口相协调。促进消费的关键环节在于打破束缚个人消费的瓶颈，即完善全社会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基础教育和健康卫生方面的公共投资，有效改善人们的消费预期，提高消费倾向。同时要加大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切实提高农民收入，着力促进农村消费，尽快启动巨大的农村消费市场。
二是适当控制外资依存度，提升中外资本协调使用的效益。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资的充分利用对我们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但是，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如土地成本、税收成本、环境成本等。因此，我们不能再继续沉浸在引资规模的扩张上，而是要追求引资质量的提高。要逐步取消外资企业在税收方面的优惠，保证国内企业得到公平的竞争环境。要通过提高环保标准来提高投资门槛，吸引真正有实力的投资者。
三是适当降低外技依存度，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而美日仅为5%。目前国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仅有万分之三。事实证明，“三高一低”（高污染、高能耗、高依存度、低附加值）模式下获取的贸易利益终究只能是暂时的、阶段性的和伴随巨大代价的。因此，我国的对外贸易战略虽然要重视发挥“比较优势”，但不能以比较优势战略作为唯一的战略模式，需要解放思想，突破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的传统国际分工模式的束缚，变“比较优势战略”为“知识产权优势”。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我们要大力发展控股、控技（尤其是核心技术和技术标准）和控牌（尤其是名牌）的“三控型”民族企业集团，突出培育和发挥知识产权优势，早日真正打造出中国的世界工厂而非世界加工厂，从而尽快完成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型。
四是适当降低“外源”依存度，提升配置能源的效率。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外源”（指某些进口比例很高的外国能源和资源，如石油、铁矿石等）使用急剧增长。石油从1993年成为净进口国以来，对外依存度逐年上升，目前达到46.6%，已接近50%的警戒线。防范措施一是在于尽快建立起自己的石油战略储备体系，形成一道基本的防火墙。二是要坚持鼓励和支持对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三是要从政策上重奖节能，重罚浪费。
五是适当控制外汇储备规模，提升使用外汇的收益。截至今年3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位居世界第一，远远领先于第二位日本的1万亿美元储备。充足的外汇储备有利于增强我国的对外支付和清偿能力，防范国际收支和金融风险，而且有利于提高海内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但是，如果长时间和大幅度地超过合理规模，则必然给经济发展带来诸多负面影响。解决外汇储备过度的问题，不仅要控制低收益的加工贸易的发展规模，从根源上减少贸易顺差，降低外汇储备激增的速度。同时也要合理配置手中已有的外汇资源。从基础设施建设到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从西部开发到东北振兴都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作为保证。巨额的外汇储备是我们来之不易的宝贵财富，除了合理地安排其在境外的投资结构，尽可能实现保值和增值以外，还应当有计划地激活这些资源，用于国内急需和有建设性意义的社会保障、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和环境保护等事业。也可以搞“主权基金”，或直接进行“海外购物”，购买高端技术及设备或相关物资，甚至部分采用和实施中国式“马歇尔计划”等。总之，要降低货币资本储存的机会成本，提高资本配置的经济效率。
六是适当控制人口资源环境的成本和压力，提升可持续发展的水平。控制人口数量，稳定低生育水平，是落实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虽然已经进入低生育水平阶段，但“人口过多仍是我国首要的问题”。解决所谓老龄化问题，绝不能像有些人所主张的“立即全面恢复二胎政策”，而应实行一种有差别的社会保障，如对于不生育的家庭实行高保，生一个女孩的实行中保，生一个男孩的实行低保，违纪生二胎的不保，可考虑变处罚为奖励。把实行严格计划生育所节省的钱物用来老龄化等问题的解决，肯定更为合算。诚然，我们还要注重人口结构的调整和人口素质的提高。
对于中外的经济发展前景，我的初步研究预测是，已陷入金融或经济危机的多数西方国家，今年难以实现正增长，至少难以基本摆脱经济困境；我国今年到年底大多数主要经济指标可能见底，明年国民经济将全面开始回升，但我并不主张经济增长速度长期超过9%，外贸依存度、外资依存度和外技依存度很高，而是强调全面转变对外对内经济发展方式，强调“自主发展”，那就真正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