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遵循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当前亟须塑造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新型生产关系，包括构建公有主体型的多种产权制度、劳动主体型的多种分配制度、国家主导型的多种调节制度、自力主导型的对外开放制度。同时，要以“四主型”经济制度为核心指引，进一步细化到具体的体制机制改革上，包括：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完善财税体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构建现代金融体系；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创新教育育人环境；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形成创新文化氛围；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改革，造就高素质人才体系。通过完善“四主型”经济制度和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对生产关系进行改造和革新，与此同时，也要为塑造新型生产关系建立一整套高效管用的保障机制，具体包括：坚持党对塑造新型生产关系的领导；健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型举国体制；全面深化改革，激活各要素生产活力；深化法治建设，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多措并举，才能充分激发新型生产关系的活力和潜能，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提升经济发展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新型生产关系；经济体制改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习近平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1]“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2]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3](P10-11)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是生产要素的增量变革与存量调整，更需借助持续改造完善生产关系来为其开辟发展空间。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理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4](P2)生产关系并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5](P340)相比于以往任何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生产资料占有形式、产品分配形式上具有显著进步性。习近平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内涵有了全面深刻的认识，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既包含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制度，也包括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内容。”[6]同生产力的一定状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总和构成经济基础，而经济基础又以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为载体。其中，经济制度是生产关系在制度维度上的规范和体现，经济体制是经济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和扩展，二者均影响着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这就决定了塑造新型生产关系既要构建与其相适应的经济制度，也要对经济运行体制机制做出相应的调整与完善。
一、适应新质生产力，塑造“四主型”经济制度的新型生产关系
马克思指出：“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7](P724)“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8](P410)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9](P18)党的二十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也强调：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基本经济制度。《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又强调指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3](P4)因此，新时代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原有框架下，通过产权、分配、调节、开放四个层面的优化与升级，构建一个“四主型”的经济制度体系，旨在培育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肥沃土壤，达到适应并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效果。
1. 产权：构建公有主体型的产权关系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长期坚持和完善的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通过优化组织形式和经营模式，使其更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
第一，公有主体型的产权关系，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产权结构。这种产权关系的构建，首先需要明确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在内的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不仅体现在对关键行业和领域的掌控上，更表现在其对市场行为的引导与示范效应上。这就要求，必须调整和优化国有资本布局，推动国有经济向产业链高端和价值链核心环节集中，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注重原创性突破，加大基础攻关，提高国有企业在国防、战略科技、粮食、能矿资源方面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与此同时，要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重视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内部生产关系的建立和完善，盘活国有资产存量，引导和带动社会资本共同发展，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
第二，构建公有主体型的产权关系并不意味着对其他所有制经济的排斥或抑制。相反，应当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同时，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10](P30)是现代化经济体制的重要特征。为此，必须进一步做优做强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包括各类平台建设），以分类改革为原则处理好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关系。这并非“国进民退”，也非“国退民进”，而应该是“国民共进”，即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应该是共生共进、优势互补、相互融合的协同发展关系，而不是相互割裂、相互排斥的非此即彼关系。因此，应积极鼓励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产业链上展开上下游协同攻关，在创新协同、人才支持、技术交流、数字化合作等方面建立合作平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同时，进一步强化对民营经济的产权界定和产权保护，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完善知识产权管理体制，持续强化民营企业的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保障民营企业家合法的人身和财产权益。不过，那种认为只要民营经济为主体和主导，整个国民经济就能持续高质量发展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站不住脚的，“因为照此看法的逻辑，以私有制（也就是所谓民营经济）为主体的美国就不会出现2008年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欧盟也不会陷入经济衰退”。[11]
第三，明确新型生产要素如技术、数据的产权制度。“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12](P210)不同于传统生产要素，智能化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等数据生产要素具有非排他性。这就要求，必须加快探索数字产权等新型产权确权授权方式，摒弃单纯的所有权思维，实现持有权、加工权、经营权的合理配置，探索并构建一种把劳动者和数据生产要素紧密结合的持有权的实现形式，从而促进数据的有序流动，激发数据要素活力。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每当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创造出新的交往形式，例如保险公司等等，法便不得不承认它们都是获得财产的方式。”[5](P214)例如，在数据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中，既存在私益性个人数据，也存在公益性公共数据。但目前，个人、企业及公共机构之间在数据所有权上的法定界限仍显模糊，因此，必须建构并完善数据产权制度，优化多元主体数据产权配置结构，进一步实现数智化生产资料和数据要素的共享和融合，促进生产关系的合理调整。
2. 分配：构建劳动主体型的分配关系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分配是生产的产物，分配的结构和方式取决于生产的结构和方式，因此，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了分配方式。在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的过程中，核心目标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确保劳动者的财富和收入与经济发展的水平同步提升。这就需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公有制在基本经济制度中的主体地位，始终将人民置于中心地位，并不断努力满足人民对更高质量生活的追求和期待。资本主义是“按资分配为主体”的方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与之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
第一，构建按劳分配为主体，多要素所有者可凭产权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制度。一方面，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结构是所有制结构的利益实现，[13]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在高水平智能化生产条件下，劳动过程趋近马克思预判的“从简单的劳动过程向科学过程的转化”，[4](P778)新质生产力虽然以科技创新为主要驱动力，但公有制条件下劳动者依然是生产的主体，劳动者通过劳动知识等要素直接参与生产，逐渐颠覆了传统生产力对于活劳动、技术同机器体系的异化关系，劳动主体性更加突出，劳动个体越来越成为生产的主人，因而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提升劳动者综合素质，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要健全知识、技术、数据等要素参与分配的机制。新质生产力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因此，必须充分尊重资本、知识、技术等要素，使生产要素配置方式更为多元化，坚持所有参与生产活动的要素均在初次分配中得以计酬，特别是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通过与劳动、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的融合参与到价值创造过程中，理应成为价值分配的重要要素，以更好体现知识、技术、人才的市场价值。
第二，健全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侧重于公平的再分配制度体系。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社会劳动分工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劳动者的分布结构不断改变：一方面，中高技能劳动者正成为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其数量、规模和类型正逐渐壮大并呈现出多元化特征；另一方面，众多低技能职业岗位正面临转型的压力，抑或转向新兴服务业，抑或面临被自动化技术替代的风险。此种情况容易造成社会上出现两类群体：占有技术的高知群体和低技能的劳动群体。长此以往，社会贫富差距鸿沟就会进一步扩大。这就要求政府进一步完善税收、社会保障支出等再分配制度，加大对初次分配结果的调节、弥补初次分配的不足。重点帮扶社会中低技能的劳动群体，更多设立面向中低技能的劳动群体的专项资助基金，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减轻困难家庭的负担。
第三，构建以企业为主、社会组织为辅、家庭和个人为补充的第三次分配制度，探索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创新机制。第三次分配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途径，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形成，一部分科技创新企业正逐渐兴起，因而要鼓励实力强劲的大型企业成立慈善组织机构，前瞻性开展第三次分配的政策研究和实践创新。通过科技赋能慈善公益事业，推进第三次分配的完善与实现，夯实以新质生产力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的社会基础。
3. 调节：构建国家主导型的调节关系
习近平强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4](P64)必须科学认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构建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15]发挥国家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形成的在功能上良性互补、效应上协同的有机整体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高质量结合，进而激励创新、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扎实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一方面要发挥有为高效政府的主导型作用。国家调控的主要依据不仅仅是弥补市场失灵，更重要的是作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全体人民利益的总代表，在全社会范围内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促进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它既反映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特点，又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将当前与长远、总量与结构、供给与需求、经济与生态等有机地结合起来。政府要发挥在宏观和中观调控以及微观规制上不可比拟的优势，加强科技创新并改进与其相对应的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优质生产要素向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围绕新型生产要素构建和完善高效配置的市场经济机制体系，畅通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各领域各环节；紧紧围绕新产业新布局的需要，着力推动高素质高技能劳动者、新材料新技术劳动资料、智能劳动对象的优化组合，使新型生产要素跨产业、跨领域、跨区域一体融合发展，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在此过程中，对市场不愿承担的高风险、长周期的基础研究，要加大力度、集中稳定地投入，通过设立专项基金、资助科研项目等方式，解决市场对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的问题。
另一方面要发挥有效市场的要素配置导向作用。当前，我国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仍面临一些现实挑战，不同地区之间仍存在市场分割、产业同构的现象，要素和商品的跨地区流动往往面临较高的流通交易成本，区域间基于市场分工的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仍不充分。因此，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释放微观主体的市场自发探索潜力。一是全面深化市场准入、公平竞争、保护知识产权、建设统一大市场等市场经济制度改革，持续优化企业发展环境，提升市场监管、金融监管等部门的服务水平，建立公平竞争和有序竞争的规则，营造出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环境，确保各类企业主体在权益保护、市场准入、要素获取和市场执法等方面的平等地位。二是发挥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2024年2月26日，李强在国务院“建立健全公平竞争制度，加快完善全国统一大市场基础制度规则”专题学习会议上指出：“要坚持目标导向，着眼于真正把我国超大规模市场、要素资源丰富、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扎实推进各项重点任务落实，切实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要素资源合理流动和高效配置。”[16]鼓励支持企业加大基础创新投入，通过开发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和新产品来增强市场竞争力。要确保“科技—金融—产业”这一统一大市场循环体系的顺畅运行，加速发展一体化资本市场，推广风险投资，壮大耐心资本，提升科研成果市场转化的及时性、有效性和便捷性。
4. 开放：构建自力主导型的开放关系
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决定稿对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作出部署。提出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17]这说明对外开放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经济制度之一。针对新时代的国内外新形势，习近平指出：“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国内外发展环境发生的深刻复杂变化，我们要走一条更高水平的自力更生之路，实施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8]我国已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为了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必然要把握国内国际发展大势，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处理好引进国外技术和资本同发展自主知识产权、引导本国资本健康发展的关系，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对外开放格局，实现自力更生、自强自立与对外开放的有机统一。
第一，处理好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系。以国内大循环为主阵地，以国内国际双循环为支撑，构建起符合中国国情的自力更生高水平对外开放路径。一方面，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本土市场规模是企业和产业的发展基础，因此，畅通国内大循环就必须抓住消费这一环节。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深化消费和投资领域体制改革，不断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完善鼓励消费的制度措施。积极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发展服务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巨大需求牵引力。与此同时，将扩大内需与扩大供给的改革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以强大有效的供给能力打通循环堵点，提高供给侧与需求侧匹配的灵活性，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此外，形成国内大循环离不开区域的协调发展。在新形势下，既要通过城市群建设进一步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也要跳出现有资源禀赋约束，用新技术新应用的系统工程寻找西部大开发的突破口，进而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另一方面，要加快形成内需外需兼容互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习近平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19](P324)要促进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关联互动，就必须形成内外兼顾的国内国外产业链新布局，坚持进口和出口并重，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要协调，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黏合度，促进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互补发展。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既有效利用世界通用技术，又推进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创新，努力掌握世界前沿技术，提升我国产业技术发展水平，加快贸易创新发展，提升出口质量，实现国际产业链价值链的攀升。
第二，处理好开放与安全的关系。一方面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既需要科技自立自强，孕育更多的颠覆性、革命性技术，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又需要利用外力，积极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走出去，通过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区域大市场、加快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持续完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等途径，更广更深地参与国际市场开拓，通过对标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目标任务，加大“出口创牌”力度，提升我国品牌的国际知名度，[20]将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势能转化为对外开放的动能，提升对外投资的质量和效率。特别要强调的是，我国实行的对外开放是对等的“双向开放”，并不只是一味地走出去，也鼓励优质生产要素向国内流动，即对内对外同步开放。在这个过程中，要围绕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改革，深化商品、服务、资金、人才等要素流动型对等开放，稳步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建设，加快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推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另一方面，要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念，统筹开放与安全的关系。统筹开放与安全，既要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确保发展安全，又要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起高效率、全覆盖的风险防控体系，完善外资安全审查制度，构建海外利益保护和投资风险预警防控体系，健全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相适应的风险防范体系，加大无理制裁我国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对等制裁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