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发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
2005年10月19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阐述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白皮书全文三万多字，分为12个部分，包括符合国情的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城乡基层民主、尊重和保障人权、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政府民主、司法民主等，全面介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由来和中国实际，以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政治制度和主要特征，全面反映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历程、主要成就和蓬勃发展的形势。白皮书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为指导，同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些特色包括：中国的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中国的民主是由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中国的民主是以人民民主专政作为可靠保障的民主；中国的民主是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原则和活动方式的民主。白皮书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将越来越完备，其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必将越来越充分地展现出来。白皮书是中国政府首次发表的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政府文告，促进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理论的新发展。
22.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选编和新版发行，推动马克思主义文本和理论研究
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选编和新版发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1995年出版了四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和四卷本的《列宁选集》第三版；1984—1990年陆续出版发行了60卷本的《列宁全集》第二版。1986年编译局开始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以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正在编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为蓝本，同时参考德、英、俄等其他版本开展编译工作。编排为普通著作卷、资本论及其手稿卷、书信卷和笔记卷。其中第一部分（第1至29卷）为著作，第二部分（第30—46卷）为经济学手稿、著作以及资本论及其手稿，第三部分（第47—60卷）为书信，第四部分（61—70卷）为笔记。自1995年开始至2017年3月，一共出版了28卷。精选马克思和恩格斯各个时期代表性重要著作的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于2009年全部出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版也于2012年出版发行。中文版《列宁全集》迄今为止共出了两个正式版本和一个《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该版从2010年正式启动，于201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5卷本《列宁专题文集》于200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人民出版社还在1995年《列宁选集》第三版基础上出版了2012年修订版。
23.中共中央批准《中国共产党历史》等出版，展示马克思主义政党光辉历程和理论发展轨迹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纂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由中共党史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该卷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1921—1949年走过的光辉历程，共分五编：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党在大革命时期、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党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2011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纂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记述中国共产党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29年的历史。1991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绳主编），该书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根据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决定，为纪念党成立70周年而撰写的。2010年7月，习近平同志提出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的任务，并在编写工作启动后亲自审定编写工作方案，作出长篇重要批示和指导。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于2016年6月出版发行。这些著作积极吸收党史研究最新成果，展现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90余年的奋斗历程、光辉业绩和思想发展轨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
24.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化，带头学习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
1994年12月9日到2002年为止,党中央邀请学者专家举办各类学习讲座共12次，江泽民等政治局常委和其他高层领导听取讲座。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大力推进政治局集体学习的制度化，为全党、全社会作出了表率。2002年12月26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开始了第一次集体学习，内容是学习宪法。胡锦涛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活动中指出，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认为，为了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需要，为了更好地承担起党和人民所赋予的重任，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学习。除了自学以外，中央政治局还要进行集体学习。这要作为一项制度长期坚持。第十六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44次，第十七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33次，学习内容包括繁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等。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和推进了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化建设和多形式发展。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43次，到2018年9月21日，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８次，学习内容包括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等。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化有助于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创造浓厚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氛围，促进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社会建设。
25.中共中央举行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传播
马克思1818年5月5日诞生于德国普鲁士王国的特里尔市，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思想家和革命家。2018年5月4日，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以科学的理论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跨越国度、跨越时代的影响力，就是因为它植根人民之中，指明了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人间正道；我们纪念马克思，是为了向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致敬，也是为了宣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坚定信念；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要学习马克思，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高扬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不断从中汲取科学智慧和理论力量，更有定力、更有自信、更有智慧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让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人类社会美好前景不断在中国大地上生动展现出来。在此前后，中央电视台推出五集《马克思是对的》大型通俗理论对话节目和两集专题纪录片《不朽的马克思》，电影译制片《青年马克思》的放映，均促进全国各地掀起了关注、研究和讨论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热潮。
26.真理标准大讨论，推动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解放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首先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该文，随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及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转载了这篇文章。该文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这就从理论上根本否定了“两个凡是”。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邓小平对讨论给予了坚决的支持，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1978年12月1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及其重要意义，并且明确指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实质就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以破除“两个凡是”的禁锢为标志，成为中国共产党继延安整风之后又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从而为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推动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扫清了思想障碍，提供了理论支撑。
27.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讨论，提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
在1979—1984年这段时间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社会科学界和文艺界广泛参与讨论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这场讨论在1983年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全国理论讨论会上的争论中，最具有代表性。以此争论为背景，胡乔木于1984年1月发表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文，将讨论推向了高潮。该文指出，马克思主义包含人道主义但不能归结为人道主义；“异化”概念是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用以批判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范畴，但在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以后，他就不再用异化理论说明历史；不能把异化等同于对立统一规律，也不能把社会主义的一些消极腐败现象说成社会主义异化；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而马克思主义从历史上的人道主义中所继承、改造和发展了的不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而只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提法，主张把我国社会制度下实行的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原则的人道主义，即对“革命的人道主义”加以继承和发展了的人道主义，称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强调要提高认识，自觉抵制资本主义的精神污染，维护马克思主义思想阵地。这对整个20世纪80年代及其以后的学术思想与政治都有深刻的影响。
28.评析新自由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
随着20世纪7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滞胀”的出现，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兴起，并影响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各种私有化和唯市场化言论甚嚣尘上。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何秉孟、李慎明、胡代光、吴树青、李其庆、梅荣政、张雷声、何自力、杨斌、余斌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其研究的论著相继出版发表，批驳新自由主义主张的私有化、唯市场化和完全自由化的谬论，揭示其实质是反映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大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需要，指出以“华盛顿共识”为核心内容的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实践是失败的，带来了苏东、拉美、美欧、日本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停滞或各种危机，而美国自身的新自由主义实践也随着2007年底爆发的金融危机而彻底破产。党中央有关部门的数次文件都评析了新自由主义思潮。通过马克思主义学界和党的文件的有力评析，使广大干部群众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国有制为主导、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一般经济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或决定性的同时，要加强包括人大在内的国家调控，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以及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地对外开放的重要性，进一步明确我国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从而发展了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开放理论。
29.评析民主社会主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2007年以来，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泛起，把伯恩施坦主义说成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提出中国应走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鼓吹“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民主社会主义”，主张“重新认识”民主社会主义、用民主社会主义“修正”马克思主义。为认清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质，王伟光、李慎明、李崇富、徐崇温、周新城、张全景、郑科扬、姜辉、张树华、辛向阳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专家发表评论，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改良思潮，在指导思想上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经济制度上主张私有化，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政治制度上，主张西方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在终极目标上，主张资本主义改良，否定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党中央有关部门的数次文件都评析了民主社会主义思潮。通过马克思主义学界和党的文件的有力评析，使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同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初级形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曲解为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或与科学社会主义并列的模式，是根本错误的，决不能让它误导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大业。
30.评析西方普世价值观和宪政观，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理论
近十几年来，有一种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主张资产阶级普世价值观和宪政观的思潮兴起。所谓普世价值和宪政观都有特定的含义和明确的指向，这就是在思想上主张实行全盘西化、极端个人主义的“经济人”论的价值观，反对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来引领各种社会思潮，在政治上主张垄断资产阶级要普世的民主制和多党制，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王伟光、李崇富、冯虞章、侯惠勤、刘书林、田心铭、王一程、郝立新、鲁品越、陈学明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评，阐述应全面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论证只有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平等、民主、公正、人权、和谐、斗争等价值观才是真正科学的价值观，主张要把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信念统一起来、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统一起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党中央有关部门的数次文件都评析了西方普世价值观和宪政观思潮。通过马克思主义学界和党的文件的有力评析，使广大干部群众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加强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理论建设。
31.评析历史虚无主义，发展历史唯物主义
21世纪初，历史虚无主义有蔓延之势，数典忘祖、崇洋媚外，否定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提出否定革命、“告别革命”的主张，认为革命只起破坏性作用，没有任何建设性意义；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否定或掩盖党代表广大劳动阶级利益的本质和主流；提出社会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共产主义“渺茫论”；宣称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没有资格搞社会主义，否定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建设成就。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还通过个别修订的历史教科书和部分历史题材的影视剧等形式表现出来。针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流行，沙健孙、李慎明、朱佳木、张海鹏、靳辉明、李文海、龚书铎、梁柱、田居俭、张顺洪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对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科学批判。党中央有关部门的数次文件都评析了历史虚无主义。通过马克思主义学界和党的文件的有力评析，使广大干部群众清楚地认识到，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思想实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根源是历史唯心主义，其从歪曲革命的历史、社会主义的历史和党的历史入手，达到否定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如果任其泛滥，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必须运用客观史实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既有利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纠正错误思潮，又有利于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促进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
32.学界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文章，率先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1979年3月，于祖尧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3期）一文，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和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张。该文冲破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是计划经济”的传统观点，指出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状况、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独立核算等原因，我国社会主义应实行市场经济。同时，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在本质上不能不是一种特殊的市场经济”，即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其后，程恩富等在《关于划分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标志》（《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中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构建的是多种公有制形式为主体的多元所有制结构。当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真正发育成熟和完善的时候,这种经济体制实质上是一种新型的计划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体制。”继之，刘国光在《刘国光谈海南经济发展战略》（《瞭望周刊》1988年3月19日）中提出，海南可以在借鉴经济特区经验的基础上,实行以国际市场为导向,在国家宏观经济指导下的市场经济。学界这些前瞻性文章率先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
33.学界率先提出“生态经济学”“生态文明”理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1980年和1983年，许涤新相继发表《实现四化与生态经济学》（《经济研究》1980年第11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生态环境》（《学习与思考》1983年第4期）等文章，提出了“生态经济学”“生态效益”等概念。文章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出发，提出必须遵守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生态规律（关于生态系统和生态平衡的规律）是比较基本的规律。张薰华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强调《资本论》中的生态环境保护思想，并发表《试论环境经济规律》（《学术月刊》1987年第2期）一文，在解析生态规律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生态经济规律。刘思华在1986年全国第二次生态经济学科学研讨会上首次明确提出“生态文明”概念，并提出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的观点；1989年，刘思华的《理论生态经济学的若干问题》（广西人民出版社）一书出版，阐述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三大文明的建设过程。这些研究成果对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和论证，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创新。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内容。
34.学界发表《产权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系列文章，探讨用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研究西方产权理论
程恩富发表《产权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十问张五常先生》十篇系列文章（《学习》杂志1995年第5期开始连载，后合并为四文在《学术月刊》刊发），分别以私有制是经济发展的独步单方吗、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吗、高效率可以脱离公平吗、以国有资产换取特权是正着吗、“自私人”假设是唯一合理的经济分析吗、对新中国经济变迁能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吗、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吗、马克思经济学已被打得片甲不留吗、应当树立什么样的经济思想里程碑等问题，与西方产权理论的代表者张五常教授展开商榷，阐明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和较系统的产权理论和企业理论，并提出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公有主体型产权结构+劳动主体型分配结构+国家主导型市场结构，“三主型制度”体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特征，是当代解决公有与私有、公平与效率、计划与市场三大世界性基本经济矛盾的最佳模式等创新观点。文章发表后，引起用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评析西方产权理论的讨论热潮，并汇集在《11位知名教授批评张五常》（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出版）一书中。陈岱孙、高鸿业、吴易风、丁冰、顾海良等学者发表相关论著，积极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及其应用的创新性研究。
35.学界发表《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看法》一文，阐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关系问题
刘国光发表《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看法》（《高校理论战线》2005年第9期）一文，立即引发强烈反响，激起了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关系、如何看待西方经济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如何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问题的讨论，宋涛、卫兴华、周新城、何干强、颜鹏飞、简新华、李建平、胡乐明、丁堡骏、侯为民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认同和参与讨论。该文指出，在当前的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和边缘化。对待西方经济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应有正确的、科学的态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我国是指导、主流，西方经济学只能是参考、借鉴。经济学的教育既是分析工具的教育，也是意识形态的教育。所谓经济学的国际化，不能排挤马克思主义，不能同西方经济理论接轨。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是以西方理论为指导的说法不符合实际，也会误导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在经济学教学与研究领域，要从教学方针、教材、研究队伍、领导权等方面克服、解决一些倾向性问题，认清西方经济学的价值判断、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教学和研究机构的领导岗位要掌握在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手里。理论界对这些问题的讨论集中收集到《“刘国光旋风”实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中。通过讨论，进一步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经济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地位。
36.学界发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重温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人民民主专政理论
王伟光发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红旗文稿》2014年第18期）一文，引发学界的巨大反响和热烈讨论。文章指出，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须臾不可离开的法宝。今天，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判定的历史时代，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这个时代仍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这就决定了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人民民主专政是万万不可取消的，必须坚持，必须巩固，必须强大。否则，不足以抵制国外反动势力对我西化、分化、私有化、资本主义化的图谋，不足以压制国内敌对力量里应外合的破坏作用。该文还指出，我国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这篇文章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国家学说、中国共产党有关历史决议和国家领导人有关讲话的科学陈述和说明，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一些原则性问题，澄清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理论误区，并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
37.学界提炼“马学、西学、国学”关系，推动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西方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
程恩富发表《重建中国经济学的若干基本问题》（《财经研究》1999年第7期）一文，提出“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体或基点，科学借用西方经济学的合理颗粒；接着在《理论假设的分类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7年第12期）一文中，提出“体现‘国情为据、世情为鉴，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综合创新的时代精神和科学理念”；以后又强调这是总体上适合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基本方针和原则，并在经济学领域把“马学”定义为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知识体系，把“西学”定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外的西方经济学知识体系、把“国学”定义为中国古近代知识体系中的经济思想。杨承训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人民日报》2004年１１月２５日）一文中提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是：‘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把“马学”解释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中学”解释为中国化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学”为西方经济学。方克立受到经济学界讨论的影响，并继承张岱年“综合创新”的学术思想，提出中国新文化领域的“马魂、中体、西用”论（《关于文化体用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4期）。2015年第5期《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刊登一组三篇关于“马学、西学、国学”关系讨论的评论文章，进一步深化了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研讨。
38.举办世界社会主义论坛，推动世界社会主义理论交流和发展
自2001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办、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和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等协办，共召开9届世界社会主义论坛，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等20多个国家的100多位国内外知名学者专家先后出席。目前已成为全球马克思主义者深入交流的论坛，世界社会主义政党和组织密切理论联系的纽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宣的窗口，以及21世纪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重要平台，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学术影响力与引领力。自2005年起，每年出版由李慎明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组织编写的《世界社会主义黄皮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迄今共出版了14部。该书是具有鲜明学术色彩和政治立场的世界社会主义年度跟踪研究报告，主要是选取上一年度全国学者前沿性和代表性的相关研究成果结集出版，对当今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思潮、理论、运动与制度做了大量的、多视角的、深层次的研究，反映了世界社会主义研究领域的最新发展和动态，并与由该研究中心主办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杂志、《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内参）一起，成为中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方面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有力推动了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理论的全面跟踪研究。
39.举办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推动中外马克思主义理论交流和发展
2015年10月10—11日，由北京大学主办的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在北京大学召开。共有来自近20个国家的400多名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和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参加。大会以“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发展”为主题，围绕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交流、传播与发展及其在推动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中的重要价值进行研讨。中外学者具体分为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及其编译、中国道路与中国话语体系、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明的未来走向、马克思主义与科学文化、马克思主义与经济全球化、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共8个分论坛展开讨论。2018年5月5—6日，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在北京大学举行。共有来自世界五大洲的约100位国际学者和国内700多位学者参会。大会以“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围绕“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文本研究”“《马藏》编纂与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人类文明进步”“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全球合作和治理”“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和中国文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等议题展开广泛研讨。这两届以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专家为主的国际论坛，有力地促进了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交流。
40.举办世界文化论坛，推动中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交流和发展
2015年10月18—19日，首届世界文化论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和东方毅拓展文化协会主办，英文期刊《国际思想评论》编辑部协办，来自全球十多个国家的16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论坛以“当代世界文化的先进性和多样化”为主题，深入探讨世界广义文化发展和各领域的思想文化价值观，交流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
体和社会进步的关系，探讨如何塑造人类的先进文化、如何消除人类文化思想的贫困和不良现象、如何破除新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以及与此相关的经济政治霸权等。2017年10月16日，第二届世界文化论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以“世界文化多样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主题，探讨如何弘扬中国传统和当代的优秀文化，分析经济文化、政治文化、生态文化、民族和种族平等文化等理论与现实。来自俄罗斯、加拿大、意大利、美国、英国、巴西、乌克兰和中国等10个国家的200多位专家学者参与本届论坛。这两届论坛发表的共识宣言、视频和综述在国际传播，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以世界文化论坛为基础，2018年已创办《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集刊，加强世界马克思主义和左翼文化运动的历史、现状与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