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舆论认为，特朗普执政和国内强调“四个意识”（大局意识、政治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中国在国内外的机遇已丧失了，这是非常奇葩的看法。中共十八大以来，由于实施“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和“五大发展新理念”，治国理政呈现新格局，成效显著，因而中国在国内外的机遇比以往更多更好！不过，当前内政外交有两大问题必须深入思考，正确应对。
一、外交的机遇之一在于适时调整朝鲜半岛政策
朝鲜半岛问题外交的难点，似乎风险大于机遇。其实，正确对应未必如此。最近七八年我很关心，因为过去的军事政治形势很紧张。况且，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国际关系民主化》涉及到这个问题。关于朝鲜半岛的我国对策需要反思和调整。其根源在于：朝鲜说美国同意签订和平协议，那就不搞核武器。而美国说和平协议不签，军演要继续，朝鲜核武器不能搞。如果我们主张和采取如下姿态，能根本解决朝鲜半岛难题吗？即你们两家最好谈判签和平协议，但如果美国不同意同时讨论无核化和和平协议，美国要搞军事演习，中国不公开谴责，而朝鲜不能搞核武器，否则中国就与美国一起谴责和制裁朝鲜。
我国这样的外交姿态实行了十几年，结果不仅越来越僵，而且反而被美国和国际社会指责为“没有负起应有的责任”。朝鲜强硬是必然的，换句话说谁当朝鲜领导人，只要是想维持这个国家主权，都会必然而为之。签了和平协议不一定能保证美国履约，但连和平协议都不愿讨论和签订，那就意味着美国随时可以入侵，如同美国寻找借口入侵伊拉克和利比亚等一样。此外，朝鲜与中国的友好条约含互助性军事援助的条款，而中国既没有宣布废除，也没有执行的迹象。换句话说，美国找借口先发制人地入侵朝鲜，中国会不会出兵呢？看现在的政策，中国不像出兵的样子，所以朝鲜必定要搞核武器，即“拥核自保”。（习近平用语）。多年来，我一直主张“美韩军演与朝鲜核试验双暂停”和“半岛无核与和平协议双谈判”的新政策。因此，当2015年两会期间王毅外长提到“双谈判并行”的新思路时，我立即在两会期间从全国人大渠道（以全国人大代表名义）和国家社科基金渠道分别上报中央一份建议，建议通盘考虑我国周边外交政策，调整对朝鲜半岛政策。
这份题为《积极推进朝鲜半岛并行谈判新思路的战略谋划》的建议如下：
“今年两会期间，外交部王毅部长数次在国内外表态：“中方提出实现半岛无核化与停和机制转换并行推进的谈判思路。”这一新思路是十分正确的，为顺利实现这一新思路，我国需要作长短期相结合的总体战略谋划。
首先，近十多年的现实表明，现阶段无论怎么制裁朝鲜，朝方根本不可能在停和机制转换之前就同意单独签订半岛无核化协议，销毁核武器。其缘由在于：一是美国口头答应说不入侵朝鲜并不可靠。因为冷战后美国和北约国家未经联合国授权，已多次寻找借口军事入侵南联盟、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等国家。即使是利比亚主动与美国讲和，但仍遭合法政权被推翻的厄运。二是如果美国军事入侵朝鲜，中俄会出兵阻止吗？如果中俄没有明确提供军事保障，朝鲜势必要“拥核自保”（习近平用语）。因为仅就常规武器而言，朝鲜是不堪一击的。朝鲜认为，一旦本国拥有少量自保的核武器，就可以拼个鱼死网破，对此美国就未必敢先发制人。这就是朝鲜在美韩大兵压境时经常摆出随时迎战架势的心理状态。
第二，当初是中朝两国与美国签订停战协议的，因而中方有责任和义务促使美朝双方一起，把停战协议转换成和平协议。假如美朝有一方不同意就此进行谈判，那就应重点劝说和批评该方，并视该方为半岛不稳定的主要责任方。设置三方或六方会谈的任何先决条件，均难以实现。只有无条件地先进行多方谈判，才能为最终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寻找出路。此外，我国可以主动提出2016年下半年朝鲜和美韩双方暂停军演半年，为重启六方会谈创造氛围和奠定基础。这也以利于显示我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和道义上的制高点。
第三，应将半岛问题与周边问题统筹谋划。目前，美日军事联盟在钓鱼岛和东海不断加强力量，由美国主导的美日澳印试图与菲律宾、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联合在南海拼凑“遏华联盟”，逐渐侵犯我国核心利益。可见，朝鲜半岛、钓鱼岛和南海问题的总根源在于美国，美国所谓重返亚洲的实质，是从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全面巧妙地包围和遏制中国，同时又玩弄交流和合作的另一手，可谓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并用。其中，美国积极寻找一些代理国来挑拨和制造与我国的矛盾和冲突。对此，我们不宜就事论事地表示态度，而是要确立通盘考虑的长短期战略谋划，即联合一起可以联合的力量，建立反制美国遏制我国的国际统一战线。我国一方面要单独应对在钓鱼岛和南海进行反制美国联盟的海上军事斗争，另一方面要在美国无视中方根本解决半岛问题新思路的时候，有限度地与朝鲜（不是从意识形态，而是从地缘政治角度）和俄罗斯合作，在朝鲜半岛进行反制美国联盟的陆上军事斗争。我国的军事斗争在后一场合比在前一场合具有明显的综合优势。俄罗斯战略家也会领悟到，一旦美韩吞并了朝鲜，美国联盟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包围圈又扩大了。
第四，我国要积极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但美国消极。中美双方与俄美双方一样，都是既有互相交流和合作的一面，又有互相博弈和妥协的一面。以叙利亚为例，美国支持反对力量武装推翻合法政府，并要阿萨德总统下台，而俄罗斯持公正外交和强力行动，现在美国也被迫同意俄罗斯主张的反对力量与阿萨德政府进行谈判。这说明，只要中俄两国加强默契和合作，分别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博弈，美国联盟也会体面地有所妥协，否则，依照美国霸权的性格，必定会步步为营，直至破坏全球的和平与发展。因此，如果美国不听中俄劝告，一意孤行地要在韩国部署严重威胁中俄的萨德反导系统，那么，中俄可采取退出对朝鲜制裁的反制措施，以平衡朝鲜半岛力量。
第五，我国可以公开强调世界不结盟运动、反对军事结盟和海外固定长期驻军，从根本上阻止美国不断在我国周边增兵和军事结盟的态势。即使阻止不住，也至少有利于我国站在道义和责任的制高点，有利于塑造中国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世界人民中间的良好国际形象。”
2016年外交部答复我以人大代表名义建议的公函，还是只强调恢复六方会谈，都没有再提“半岛无核与和平协议双谈判并行推进”，而且好像以后近一年也没有再提。不过，面对2017年初朝鲜半岛更为紧张的一触即发的战争态势，于是3月8日王毅外长两会记者会上发表的新政策，事实上是采纳了我一年前的“先搞美韩军演与朝鲜核试验双暂停”和“再搞半岛无核与和平协议双谈判”的建议。他说：“为应对半岛危机，中方的建议是，作为第一步，朝鲜暂停核导活动、美韩也暂停大规模军演。通过“双暂停”，摆脱目前的“安全困境”，使各方重新回到谈判桌前来。之后，按照双轨并进思路，将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结合起来，同步对等地解决各方关切，最终找到半岛长治久安的根本之策。…….中方提出的这一思路抓住了半岛局势的症结，也完全符合联合国安理会2270号和2321号决议的要求。解决半岛核问题不能只有一手，需要两手并进。制裁是履行决议，促谈同样也是履行决议。”这是正确的，但还是不到位。因为外交部仍然只单方面谴责朝鲜继续搞核导试验，而从不谴责美韩使用核潜艇等大规模军事集结和日渐激烈的军演以及先发制人的宣称。因此，美韩等国际舆论强调，中国投票赞同的联合国制裁朝鲜核导试验的决议中，并没有提到美韩不能搞军演，因而美韩军演具有合法性，中国要求停止军演不合符联合国一致通过的决议。这又使中国显得理亏。如果采用我的主张，即中国只投票赞同第一步“美韩军演与朝鲜核试验双暂停”和第二步“后半岛无核与和平协议双谈判”的联合国决议，那么，既有利于根本解决朝鲜半岛的难题，又使中国始终处于道义上的制高点和解决方案的完整性。不能因为美国霸道地不同意，我国就放弃联合国决议的公正性和完整性，拉偏架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美韩朝哪国不赞同这一完整的中国方案，我们就重点劝说、批评或谴责哪国。这是从我国的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而非意识形态为出发点的。
现在，我的新建议是：中国应该联合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一个建议，决议内容就是首先“美韩军演与朝鲜核试验双暂停”、然后“半岛无核与和平协议双谈判”，即“双暂停和双谈判”（必要时中俄甚至可提出在“三八线”派驻联合国维和部队）。要知道，一旦美国认定中俄不会事援助朝鲜来反制美韩入侵，那么，不太靠谱的美国总统很有可能为了满足军工集团和华尔街的狭隘利益及“美国再伟大”，去占领朝鲜，进而扩大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圈（请牢记历史：当初美国就是因为误判中国不会抗美援朝而入侵朝鲜的）。美韩不顾中俄反对，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就是美国“合作+遏制”（把“遏制”、“围堵”美化为“防范”，是典型的“鸵鸟”派或“狼狈”派用语。正确的应对不是单纯地的“鸽派”“或“鹰派””，而是“应鸽即鸽”、“应鹰即鹰”，鸽鹰双头一面）对华方针的又一次暴露。由于到现在也没有对美韩具体说出一个什么能制止部署的严重后果，因而美韩我行我素，日本也要跟着部署。对付特朗普这种大资本家执政团队，实际上比“政治正确”那一派相对容易一点。面对美国过高的要价，我们适当反制具体点和坚决点，他们也就缩回去了，资本家相对比较实在，善于成本收益的权衡；反之则要吃大亏。对此，不少国人认识不清，甚至支持美韩，实属某些宣传舆论所致。
中央文件提倡开展公共外交，我们学者应积极参与，使政府外交、两会外交、民间外交、学术外交等有机结合。应学习美国，让某些军队高干和军事院校教授转业到外交部任一定的领导职务，发挥偏好于战略思维的人的积极作用，以完善外交工作者的知识结构和队伍结构。包括朝鲜半岛和平过渡在内的外交难点解决好了，我国在国际上的机遇会更多，否则，风险就会更大。
二、内政的机遇之一在于稳中有进地推动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今年两会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强调“四个意识”（大局意识、政治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总理、委员长、高检和高法的工作报告，以及各省级代表团负责人的发言，都是如此。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有不看齐的现象，所以就要强调看齐，要强调核心意识。例如，这次总书记到辽宁代表团，第五次公开强调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去年曾强调理直气壮地“三个做”，坚定不移地“三个做”，党内还讲过好几次。加上今年初总书记还讲了“六个力”，即在原来强调的提高国有企业的活力、影响力、控制力和抗风险能力的基础上，又强调国有企业是我们党支持信赖的力量，是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力量。今年两会期间，我在《光明日报》有一个对话，就是强调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支柱，要落实总书记关于国企的重要讲话。但这个关键问题恰恰分歧很大，政府不少人主张把国有资本卖给中外私人企业或国企干部。这显然不利于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一是关于增长速度问题。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是，经济以中高速增长。进入新常态后，虽然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此前的高速阶段，但经济增长量仍然接近或超过高速阶段的水平。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相同或接近的经济增长量代表的经济增长速度存在较大差异。在经济规模较小的阶段，同样的增长量代表较高的增长速度；而在经济规模较大的阶段，同样的增长量代表较低的增长速度。2007年GDP总量为268631亿元，比2006年增加51384.4亿元，其增长速度已高达14.2%；2014年GDP总量为634367.3亿元，比2013年增加51170.6亿元，其增长速度却只有7.4%。去年两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划定增长的底线是6.5%，而今年政府报告提出了6.5%左右的底线，这是因为6.4%也能实现翻番的目标，我认为是可以的。在全球经济体当中，经济增长位居前列。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5%，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力。
二是供给侧改革问题。可以把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净出口增长“三驾马车”构成的需求侧改革、发展和管理，与要素供给、结构供给和科技创新的“新三驾马车”构成的供给侧改革、发展和管理，有机高效地结合起来。当下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坚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和发展的动力。这是由于，供给与需求有着内在复杂的辩证关系。例如，供给（生产）可以决定需求（消费），人们只能消费所生产所供给的商品和服务，但需求（消费）也可以决定供给（生产），因为不适合买方需求或消费的商品和服务，就属于无效供给和盲目生产。又如，对本期或短期来说，投资属于需求，表现为支出货币购买生产要素，但对于下期或长期来说，投资即沉淀的资产决定生产和技术状况，又属于供给。因此，协调供给侧与需求侧改革发展的关系，要有辨证的整体思维和精准的操作艺术。去年实施“三去一降一补”的五项重点任务都有进展，但去房地产库存和企业的杠杆，进展不大。今后，仍然要重视适度扩大需求，斯蒂格利茨甚至都不赞成中国把改革发展的重点放在供给侧。
三是三农问题。2014年12月2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指出，“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在试点基础上有序推进。”可是，目前人们十分担忧大力发展家庭私人农场，以及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之后，集体经济的土地所有权被架空，越来越淡化了，担心集体经济的底线逐步向相反的方向走了。这是因为，“三权分置”下，重点或核心要义就是明晰赋予经营权应有的法律地位和权能。本来是给予家庭承包使用权，现在可以承包地的经营权可以由各个家庭自由分散地流转出去，等于在流转期内丧失了承包使用权，且几十年之内集体所有者都管不着，集体经济调整权力也没有了，生死的人口变动也无法调整土地了。这不公平合理，资源利用绩效也相对较差。今年两会期间，我询问全国人大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的一位副主任，承包土地确权发证再抵押贷款，经营亏损失去承包权以后生活靠什么？有没有企业肯定会录用能力不同的失地农民呢？宅基地抵押也是如此。他的回答说，讨论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现在只在200多个县试点。小岗村的县委书记也是人大代表，我询问小岗村的多数土地流转给公司了，这就算共同富裕了？他也不吱声。值得欣慰的是，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贵州代表团讲话时，高度赞扬贵州“塘约合作经济模式”。与当年小岗村的改革不同，今天塘约村的改革有着顶层设计的制度保障。抓住农村产权制度这个关键，在村民自愿的基础上，按照“村社一体、合股联营”的方式发展产业。具体来说，就是村里对村民的农村土地经营承包权、林权、集体土地所有权、房屋所有权、小型水利工程产权等七项农村产权进行确权登记，并鼓励大家以“资产”的形式流转入股，由村集体统一规划发展。塘约村只用二三年时间，就从贫困村变成小康村，关键在于抓住了农村改革这个牛鼻子，根本在于有一个好的基层党组织。三年前的塘约村，村民年人均纯收入只有3000多块钱，如今却突破万元，翻了近三倍，村集体经济从不到4万元增加到202万元。这是迈出的一条巩固农村集体所有制，村社一体合股联营的大道路，符合邓小平多次强调的社会主义农村和农业“第二次飞跃”的集体化和集约化战略方针。现在，全国不少地方都去参观借鉴，贵州省正在推广此模式。
四是脱虚向实问题。今年两会，习近平在辽宁团讲话强调实体经济。政治经济学主张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须按比例发展，金融发展的速度和水平应与实体经济相适应。如果金融业发展滞后于实体经济，就会阻碍实体经济的发展；如果金融业发展超前于实体经济，则会使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在金融监管缺位的情况下最终将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2008年以来西方国家爆发金融危机且至今难以繁荣的重要原因就是“脱实向虚”，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目前，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资本和工业投资投向实体经济相对减少，实体企业的盈利能力相对减弱，职工收入相对较低而导致人才流向非工业部门等等，因而以现代工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被弱化的“脱实向虚”状况十分突出。关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更好地融合发展的关键在于“脱虚向实”，即以金融为代表的虚拟经济发展要确立服务实体经济和富民强国的新思路。金融发展服务于实体经济和富民强国，是金融的基本职能，也是新常态下经济平稳运行的前提条件。新常态下金融发展服务于实体经济和富民强国，需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1）要防止外国资本在中国形成金融垄断。外国资本在中国的金融垄断，不仅会攫取大量的金融垄断利润，而且使中国失去经济自主权和国家安全的屏障。新常态下防止外资的金融垄断，要求我国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的过程中，通过法律严格限定外国资本在商业金融机构的参股比例和参股条件。（2）要谨慎对待并充分论证资本项目开放的问题。资本项目管制是防止国家资本严重冲击国内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资本项目开放的程度和速度要与国内资本市场的抗风险能力和金融监管部分的监管能力相适应。（3）加快金融市场的事先、事中和事后全过程监管，特别是加强以有效治理股灾的股市监管法制和能力建设。一方面，人大要完善金融市场监管的法律制度体系，使法制建设与金融市场发展实践相适应；另一方面，金融监管部门要在监管人员素质、监管技术、监管机制等方面不断监管能力。（4）要进一步加大“十三五规划”和“中国制造2025”等一些规划中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政策创新来推动实体经济大发展的力度，促使整个国民经济较快呈现“脱虚向实”的新常态。（5）要重点发挥国有实体企业在创新中的重大功效，改变其在“脱虚向实”极端重要性等方面认识和实践尚未到位的现象，并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