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维一体"是中国民主政治特色 中国经验上升为中国模式 |
| 2009年03月13日13:18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
“三维一体”是中国民主政治特色
[人民网]:今天下午16：00-17：20，全国人大代表、社科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将做客理论论坛，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谈中国特色民主政治，与网友在线交流。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人民网的理论论坛，3月9日，吴邦国委员长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第二次会议上做了报告，委员长的报告深刻阐述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优越性，精辟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区别。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全国人大代表、社科院学部委员程恩富先生做客我们的论坛，来谈中国特色民主政治。我们首先欢迎程院长。
[程恩富]:大家好！
[主持人]:在两会期间您有没有发现一些政策或者一些具体实例，能感受到人民民主往前推进的一些事例呢？
[程恩富]:比如说去年我们提的有些问题，提案或者是建议，在最近的一年中间有所落实，比如说我本人去年3月份提出来国有资产法案，这个提案去年6月份人大常委会又继续开会讨论，我也出席这个会议，提了一些建议，人大决策系统还是非常有效的。
[主持人]:程院长也能感受到我们全国人民都在做出一些努力。
[程恩富]:对，因为我们代表的广泛性非常强，各行各业、各个阶层都推选了代表，所以提的意见也是来自方方面面的，内容非常丰富的，所以有时候一些委员，一些代表要叫我们来签名，有些领域我们并不是很熟，比如说教育、法律方面的问题，还有一些企业发展中的问题，所以我们精心研究，对自己能够“吃的准”的东西，我们研究就签名，如果对这个不太赞成的，或者是有些我们实在“吃不准”的，我们可能就没有签名。
[主持人]:程院长，吴邦国委员长在报告当中有一段话，他说“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国家权力机关，是十分重要的政治机关，建设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做好人大的一个根本，人大要做好正确的政治方向最根本的是有机统一，核心也是坚持党的领导。”这个是怎么理解？
[程恩富]:“三维一体”是中国民主政治特色，可从以下三方面理解：首先，中国的依法治国体现广大人民的利益。对照西方的法律来说，从依法治国这点来谈，西方也要谈依法治国，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也是谈依法治国，有什么区别呢？这里面的关键就是说你这个以《宪法》为主导的这样一个法律体系，除了是维持正常的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的生活秩序以外，就是你这样一个法到底是不是充分的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应当这个“法”本身是最充分的体现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他也有法，但是他这个“法”，实际上在体现人民利益这方面比我们的法要差得多，应当说首先还是体现的是作为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当然，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之间，有时候也会达成一定的妥协，所以也不能说资产阶级的法律就一点不体现人民的权益。
[程恩富]:其次，中国依法治国体现人民权益的程度最高、最充分。所以，我们“依法治国”这个“法”是高度地、比较充分地体现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权益。所以，就这第二条依法治国，看起来好像和西方差不多，但是不是人民当家作主呢？那就不是了，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是人民真正的当家作主。这个当家作主的权益就体现在社会主义法律之中。
[程恩富]:最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保障了人民当家做主。人民当家作主在现代的政治中，它是要通过一些政党来体现的，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所以几乎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是有政党的。人民的利益，要有一个政党组织，通过他的政治活动来代表人民，包括各个阶层的、阶级的利益。我们中国共产党党章上也是这样界定的，事实上也是这样做的。它首先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正因为它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所以，中国共产党是全工人阶级的，从而也是全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所以它的政治活动可以充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这样一个根本属性。所以，这三者之间应该是这样一种关系。
国际金融危机揭露西方政体的资产阶级属性
[主持人]:我们听了程院长分析的这个关系之后，还想听一听怎样区别一下这两个关系。因为，吴邦国委员长的报告中说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与西方的是有本质区别，并且提出三个区别，这三个区别应该如何解读？
[程恩富]:吴邦国委员长说中国的人大制度和西方的政体的三点区别，论述是非常完整的，这也是对国内外有些舆论对中国人大制度批评的回应。实际上，我们知道中国的人大制度和西方的议会制度确实在很多问题上，尤其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刚才也提到，可能西方议会自己也标榜他是体现全体人民的利益，但事实上从它的法律的根本点上来说，并没有充分体现。比如从这次美国的金融危机就可以看出来，美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左翼和中间派学者，甚至于政治家，都批评美国救市制度的本质实际上是用人民的钱或者说用纳税人的钱去拯救金融资本家，去拯救大的垄断资本家。等于他们闯了祸了，国家拿人民的钱去救这些，所以连奥巴马这样的美国的民主党的总统，都忍不住要批评华尔街的金融资本家实在太贪婪，这一次就非常明显。
[程恩富]:所以，我们可以说，人大制度或者西方议会制度是不是真正代表人民的，我们从这次金融危机的态度上仔细地分析，也可以判断出来。另外，我们知道，在中国政党和人大、政府、检察院、法院，一府两院的关系也是不一样的，有我们的中国特色。我们中国特色制度实际上是有强大政治优势的。比如说西方议会制，它的议会实际上都是利益集团的代表，美国的共和党，可能从它的阶级属性上来说，它主要是代表大的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民主党在一定程度上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些阶级属性，可以在两党处理一些法律问题和政策问题的时候都可以体现出来。比如我们说减税，当时小布什坚定的要搞减税，民主党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就坚决反对这个减税，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减税大资产阶级减的多，所以他就要反对。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到，它都是利益集团，也就是刚才讲的一个大的阶级属性。
[程恩富]:如果要从利益集团讲就很多了，比如说好莱坞影视集团，过去我们看的资料说，每到竞选总统的年份都要向两党同时捐款。这样，党派执政后，在通过一些关于隐私方面的一些制度和政策的时候，就比较有利于好莱坞影视的发展。再比如说，美国为什么使枪支生产非常盛行的原因，就是枪支生产和流通领域的集团。他们通过院外活动做议员的工作，包括政治捐款，在美国法律的运行下他要进行捐款，捐完以后，要很难通过大部分老百姓个人拥有枪支。为什么一直取消不了这个呢？有的统计资料表明美国平均每个人一把枪还要超过，这是美国大规模出现犯罪，暴力事件，校园的，社会的，而且都是恶性事件。
[程恩富]:我看到一个资料，过去十年每年枪杀案件就是上百万起，既然危害这么大，反对这么多人，为什么他的法律通不过取消枪支呢？我们都知道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是不允许个人持枪支的，为什么美国例外呢？因为美国的利益枪支集团，有强大的院外活动能力，就是在议会以外，游说这些政治家、议员、官员。有些官员下台以后，也可以到这些公司去担任独立董事、顾问。所以，美国很多独立董事也是属于这种性质的，为什么它的独立董事比欧洲都多。这些独立董事，或者说一方面在治理公司的内部治理中间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他们相当的一部分工作就是搞院外活动，来争取某些对本公司、本利益集团有利的一些政策措施。
[程恩富]:所以，我们看到资料，像前几年小布什提出一个给政府拨款的方案，美国的议员马上自己提出一些自己家乡需要造公路，也拿出一个方案，要政府增加投资。这样小布什只能让步了，而这些议员提出来的，实际上都是代表了本地区，本利益集团的，包括他有些选民的地区的狭隘的利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比如我们两年要进行4万亿投资，我们是没有利益集团的一种民主讨论，大家都可以发表不同意见，但是我们背后并不是知识分子利益集团要求我怎么说，也从来没有人跟我这样说。美国议会就不一样，美国议会后面都有。
[主持人]: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和西方的民主是完全不一样的。
[程恩富]:对，他们的民主制度，我曾经做过研究，下了一个基本的定论，就是说西方的民主政治，以美国为代表的，实际上是基于私人垄断利益基础上的畸形的民主政治。西方可以用民主政治这个词，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民主政治，但是他这个民主政治的特点基点是基于垄断私人利益基础上的一种民主政治。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超越西方民主的三大优越性
[主持人]:所以我们听了您的讲述以后，就明白的。但是我们说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还是要从古今中外政治文明的成果当中吸收我们可以利用的东西，您觉得哪些是不能实行拿来主义的，哪些是我们可以消化、吸收，可以加以利用的？
[程恩富]: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际上是三者有机统一，就是刚才提到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这是我们民主政治的一个特征。另外，我们民主政治的框架有四大框架，一个从政党的关系来看，那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第二层面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第三就是民主区域自治制度。第四是基层单位的一个民主的自治制度。这四层民主框架体现了三者有机统一的特征，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的要素。所以我认为中国民主政治刚才讲的这个大框架是好的，这个本质是好的，西方这个大框架是有问题的，本质是有问题的，但是他有些具体的体制、机制、措施、途径，我们可以来借鉴的。我们是大框架很好，某些机制、措施，某些体制方面可以进一步的改进和完善，甚至我认为还有很大的改进的空间，这个通过充分的讨论可以逐步达到共识，可以不断提高民主的程度。
[主持人]:我们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实是中国人民自己独特的一个政权的运作方式，对于这一政治制度的优越性，程院长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 程恩富]:第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体现了人民性，体现人民的权益。体现的程度不同，体现的性质也不同。这个优越性不是空洞的，我们刚才讲的四层民主框架，实际上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比如说我们的人大代表并不是某一个党派的代表，他不像西方的议员都是某一党派的代表，所以代表的不一样。当然我们本人可能参加了某一党派，或者说你是属于某一阶层，是属于企业的，还是属于公务员，还是属于事业单位的。但是，一旦作为人大代表，他都是代表人民的利益，所以我们反对人大代表单纯从个人所属的群体阶层或者地区来说话。当然我们在理论上也是有所争论，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不同意见，有的人试图根据西方的观点充分肯定每一个代表所代表的所谓利益集团，认为为利益集团说话，这是我们每个代表的任务。假定有些两会代表、委员，如果他提出的某些明显有误的建议，他理直气壮地说我就是代表我这个阶层的，比如说我是私营业主，那我就是要反对《劳动合同法》。西方议员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是我们中国的人大制度的规定，以及我们的制度本身体现出来，你可能是教师，你可能是公务员，你可能是企业家，但是讲话、提意见都是应当站在全体人民的立场来看，站在整个国家的长期发展的大局来看，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所以，它的人民性是非常优越的。
[程恩富]:第二、人大制度可以充分体现民主集中制。民主和集中两者当然是相互统一的，当然这里面有一个怎么处理好这些关系，西方当然也提供了一些经验，但是它也有很多的教训。我们这个民主集中制如果不断加以坚持和完善的话，应当说它更加符合决策系统的比如说科学执政、民主执政，这里面就要处理好这个关系。我们这个制度总体上应当说，比西方国家处理民主集中制这个问题来得优越。
[程恩富]:第三、我们的民主政治效率比较高。西方因为是利益集团，非常矛盾，要消耗大量的精力和财富。西方的选举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烧钱，是一种金钱政治，所以他的效率不是很高。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因为我们没有利益集团，我们发表的意见都可以从集体的利益考虑，容易达成共识。这里面尽管有矛盾，比如说地区之间有矛盾，阶层之间有矛盾，我们这个矛盾往往是在基本利益一致前提下的。比如说中国面对危机，我们上上下下各个阶层是没有区别的，哪怕要牺牲本单位的局部的利益，可能他都要救市，都要来应对危机，可是西方国家就很难，华尔街的金融企业家有他的想法，一般的下层人员有自己的想法，政治家也是多元化的，有各种不同的想法，所以它这个根本利益是有差别的，我们这个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这个矛盾协调起来比他方便，所以我们的民主政治效率比较高，不仅经济有效率，政治也有效率。
发扬中国民主如何正面引导？
[主持人]:程院长接下来我们回答网友的问题。这位网友说照搬西方的一套只会变得混乱不堪，民族也没有凝聚力，中国人可看清这一点，西方反华势力没安好心，我们自己可以对话解决，千万不要让这些计谋得逞，那么发扬中国民主如何进行正面的指导？
[程恩富]:这个意义非常大，今年是建国60周年，我们从60周年的发展可以看到，不管是在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下，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新的社会主义体制下，我们这个民主政治对一个国家强国、富民、独立自主、屹立于世界之林之中有强大的作用。尽管我们有些地方还值得进一步改进、完善，但是总体上我们人民的生活比较安定，我们的国家逐步富裕，我们的综合国力从解放前排名世界第24位左右，在改革开放前夕，我们大体上在世界第10位左右，现在我们在世界的排名是排到第5位，或者是第6位。
[程恩富]:从解放前的24位到现在的第5位或者第6位，这充分体现了我们民主政治的效率，不仅我们是公平的、正义的，而且我们也是相当有效率的。比如说从三个有利于角度，有综合国力，另外我们还有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其中有个重要指标，就是GDP的增长。解放前GDP的增长速度是比较慢的，解放以后53年之前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如果高速增长不算的话，53年一直到改革开放前，我们GDP年均增长六点几，这个在全世界的速度是比较快的。所以，美国教授麦斯纳曾经写过书，也认为在毛泽东时代，经济发展的速度在世界上的排名还是比较快的。但是有人说既然比较快，为什么还要改革开放呢？就是因为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潜力很大，本身有更大的发展余地，所以当我们改革开放以后，转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以后，从GDP上可以反映，我们改革开放30年来，GDP达到9.7%左右，接近10%。30年，在毛泽东时代大体上是前30年，前30年的平均速度比如说6.1%，或者是再多一点，后30年我们是9.7%左右的速度，这个在全世界都是比较快的。所以，我们改革就是好上加好，充分发挥我们的民主政治的优势。
[程恩富]:另外，我们从三个有利于中间的人民生活水平来看，在毛泽东时代城乡居民的年均收入的增长幅度大概是在2.6%，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多种原因，我们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的倍数就更快了，达到百分之六点几，七点几的作用。
如何正确处理执政党与人大的关系？为什么不能实现多党制？
[主持人]:所以说这个正面作用非常显而易见。这位网友也问人民当家作主与党的领导之间有怎么样的关系，我们应该怎么正确科学处理执政党与人大的关系？
[程恩富]:这个是大家议论比较多的问题。首先，党内民主要进一步发挥，这方面我们也进去了一些实验性的措施，我们30年的改革可以看到党内民主比过去完善的多。从中央一级来说，我们党中央的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的作用，每过几年正常开党代会，像这些和传统体制下已经有很大得进步。另外，我们试行党代会的常任制，包括在基层党组织也试行一些措施，有关部门比过去的制度更加明确，更加清晰了。同时，人民民主和社会民主，我们也是在广泛发展。人大这个制度的完善和改进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然人民民主，社会民主本身也有很多内容，比如说村级选举，比如说每一届政府对这些干部的一种问责制度，都是充分体现这个民主制度。所以，应当说党内民主要进一步完善，人民民主、社会民主也要广泛开展，包括我们社团的作用，街道的作用，这都是我们民主的一个具体的体现。所以，两者应该互相促动，应该用党内民主促进人民民主，用人民民主促进党内民主，形成一个互动的，来提高民主的一个高度和充分性。
[主持人]:这位网友提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认为只有人民大众作为真正的主人，才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他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不实行多党制或或者说避免多党制的？
[程恩富]:不实行多党制恰恰是为了解决主要是资产阶级政党，资产阶级多个政党之间的竞争和轮流做庄的问题，这里面有很大的弊端，首先不管是哪个资产阶级，哪个党，实际上都是属于这个性质的，所以它在体现人民的利益方面，总体上和各国共产党体现的程度也是有本质区别的。所以我们是要避免资产阶级多党制的缺点，避免它的缺点恰恰是更好的发挥社会民主和人民民主。
发扬我国的民主政治对解决金融危机有何帮助？
[主持人]:我们今年两会期间也是在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经济面对金融风暴面前稳定持续向前发展，所以您觉得我们发扬民主政治对于解决应对金融危机有哪些帮助？
[程恩富]:经济整体上是要解决政治的，政治是要为经济服务的，这是一个辩证的关系。我们当前应对经济危机也可以看出，如果我们的民主政治搞的比较充分，我们克服危机的能力也就更强。比如说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政府，包括人大开会的时候，都是希望我们应对危机，全中国人民，应该是中国的各个单位都有义不容辞的任务。如果单纯从一个私人企业角度来看，就应该降低工资，就应该更多的辞退人，西方很多大公司都已经这样做了。但是，从我们共产党执政来说，我们即使是私营企业，因为它也是要为强国，为民生起作用，所以我们的政府也要求、希望各类企业，也包括私营企业在内能够尽量地减少辞退工人，尽量地不要压低工资，或者是减少奖金等等，这个要求是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治对经济基础的一个要求，一个反映。所以，我们这个经济活动中间，也是有一个民主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最低工资的规定，企业最近三年退休养老金每年不断提高，以及我们《劳动合同法》尽管有很多议论，但是有关方面还是坚决要执行，保护雇员，保护劳动者的基本的一些做法，实际上是我们经济民主的一个重要表现。
用三大民主手段来打击腐败
[主持人]:程院长，我们今年人民网也搜集了很多网友的建议，就是反腐倡廉这一条其实是排在网友心目当中第一个关注的问题。您能不能在这儿跟我们谈一谈反腐倡廉与发扬民主之间的关系在什么地方，反腐倡廉对于发扬民主有没有一种积极的推动作用？
[ 程恩富]:应当说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因为腐败者往往实际上是破坏民主制度的。比如说他要官商勾结，他要以权谋私，事实上他是破坏了民主制的，我们从很多贪官的个案中间都可以发现，他往往是越过民主制度，越过财务制度，他实现了个人的目的，所以贪官的行为本身是破坏民主制的。怎么来控制他？就要通过很多民主措施来进一步打击腐败现象。这里面我认为有两点是比较重要的：
[程恩富]:第一、问责制的广泛推行。现在问责制只是问政府，也就是行政问责，但这还不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不管你是一个省，还是一个县，实际上党委的领导，尤其他在决定干部问题上都是党委的领导，所以某些不管是贪官也好，或者是煤炭的死亡率，或者某些食品的安全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仅仅是行政问责，仅仅是问政府方面的责，我认为不够。为什么呢？因为的干部实际上是由同级的党委任命的。如果要问责的话，不仅政府行政方面要问责，党委方面也要问责，甚至党委的领导可能在干部决策等问题上，不是政府方面说了算，所以应当党政干部一起问责，这样可以全面解决这个问题。
[程恩富]:第二、公务员尤其是党员干部的个人财产公开制度要尽快建立。目前，新疆阿勒泰地区已经在实行，有关方面已经肯定了这个事情。另外，这次两会一些委员也提出，现在有些干部是“裸体贪官”。什么意思呢？他早就把妻子和子女弄到国外去了，然后他一个人事先做好计划，你一旦发现我贪污，财产已经都转移了，而且家庭不受影响。这个现象怎么制止，最近的议论比较多，我们认为有关方面应该采取措施，特别是对配偶和子女统统在国外的干部，应该加强考核等等。
[程恩富]:第三、要同时打击行贿和受贿双方。在反腐败方面，我们这次会议上也有议论，只反受贿者而对行贿者没有采取严厉的打击。如果把行贿受贿双方当成供求两方面，我们对供给方面（行贿一方）打击不力。所以，我们很多研究者建议这供求两方面应该同等打击。像在毛泽东时代“三反、五反”就是一个成功的经验，当时对一些不法资本家，实际上是不法企业的经营者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打击两方面会使得行贿受贿两方面的行为可能下降，只打击一方面，不打击另一方面是不行的。因为，想去或者事实上行贿的人队伍很庞大，仅仅做受贿者的工作，这个会事倍功半的。
票决不等于民主 协商也是民主
[主持人]:谢谢程院长。还有一位网友，很感慨地说，看西方的一些国家，每换一次政党就要来一次政治上的较量，使国家非常动荡，政党的稳定对于国家对于社会的稳定肯定有相当大的意义，这种意义如果我们把它说出来，会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程恩富]:以日本为例，日本长期都是一党执政，可是党内有时候有六七派、甚至八派，这个八派只要互相联合，马上就可以把现任的、属于自民党内的某一派的首相给搞下来。所以，一两年就要换一个首相。这样政治轮替对经济生活、对社会生活肯定会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日本形成了认为政治家都是政客，没什么好人的，因为换来换去，换上来的，过了一两年都发现他本人，他的秘书、家庭，或者他的利益集团都有金钱政治的关系。最近二十年来，日本经济为什么一蹶不振，长期处于低靡状态，我认为和民主政治搞得不好也是密切有关的。一两年换一个首相，新首相有新的措施，这样翻来复去肯定不利于政治、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反反复复就形成了折腾，折腾会影响社会公众的生活。
[主持人]:政党的稳定对于国家和民族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网友还有一个问题，提到了“一党制”问题，认为一党制也要发挥民主，人民代表大会的核心是真正的差额选举，他请问您的是我们应该如何加强党内民主？
[程恩富]:党内民主我们现在已经广泛推行各级党的干部进行差额选举，而且差额选举的比例也是越来越高，这是很重要的。当我们说党内民主不光是投票民主，是票决民主，而且协商制度本身也是一个民主。协商民主，票决民主都是民主的重要内容，协商民主有很多具体的途径，这方面也是可以大有文章可做的。西方的民主往往把它最后理解为就是票决民主，似乎投票就是民主。实际上，我们在基层里面的经验表明，选举也是会发生一些问题。如果过分依赖投票民主，往往该单位就会形成小团体，形成单位内部的利益集团，这个实际上并不是有利的。所以，票决民主肯定是要高度发扬的，但是我们这个票决民主是要在本单位、本地区，没有小团体，没有利益集团的干扰下，这样一个票决民主才能真正体现我们全体人民的广泛的民主性。
[主持人]:程院长，西方国家流传一句话，叫做“什么信仰也没有的人就容易犯错误，甚至犯罪”。胡锦涛总书记也非常关注社会公共信仰问题，您能不能谈一下，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信仰，如何去构建？
[程恩富]:我觉得人和动物的区别，不仅在于会使用劳动工具，不仅是后来会有思维，有思维。现在一些研究动物界的也发现，有些动物也会思维，但是动物有没有信仰呢？肯定是没有。所以我觉得人和动物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可能是有没有信仰也是他的一个重要的内容之一。确实如网民所说，没有信仰往往他就没有一个作为一个社会人的正常的文明素质和奋斗目标。胡锦涛书记、李长春同志、刘云山同志等都非常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理念也写进了我们的党章的，而且要进入国民教育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部的几个层次，实际上就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应当具有的一个较高的精神的境界，那就是说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一个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的一个主旨，一个目标，我们工作不管你有个人利益，有家庭利益，有亲戚朋友的各种利益，但是这个是基础层次的利益，较高层次的利益那就是国家的利益、社会的利益，再高层次那就是我们全球也有一些共同的利益。比如生态环境的问题，治理污染问题等等。所以这个利益也是可以分层次的。
[程恩富]:另外，我们以爱国主义精神，中华民族的一贯有的爱国主义的精神，以及要合乎时代的，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八荣八耻”的道德观是一个基础，如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四五个层次都能很好的把握，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文明的素质，信仰的结构可能在世界上就是领先的，有了精神上的领先，物质上才能领先。
[程恩富]:我长期在大学工作也是这样讲的，大学生持久的动力是什么？你考试为了成绩好，或者为了毕业以后找到一个好工作，今后成家有一个好家庭，或者你工作以后是为了评职称。个人利益作为动力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也是要赞成和维护的。但是，这个利益不会成为你终生的动力。只有是为国家、为民族、为全人类去工作，就可能像马克思，像雷锋等等杰出人物一样。所以，有些教授到了90岁还在写文章，你说他是为了稿费吗？不是。是为了个人利益吗？不是。他就是为学术，这个学术不是个人的学术，首先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学术，然后中华民族的学术又是人类的、世界的学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他就有持久动力。所以，你毕业找工作，或者是评职称，或者提干都是第二位的，是附带的，是你干得好社会会给你的，单位会给你的，作为个人的目标，还是应当是民族的、社会的、世界的。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验已上升为中国模式
[主持人]:谢谢程院长。有一位网友说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从来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想请您从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和经济制度，两者互相作用的角度谈一谈中国模式这样一个大的话题？
[程恩富]:中国模式是最近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有的国内外的新自由主义者认为没有中国模式。有人认为，我们改革开放30年来，只有运用华盛顿共识的经验，只有利用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经验，所以认为只有中国经验，而且是运用西方理论和政策的中国经验，而没有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一个模式，这个评论显然有失偏颇，而且绝大多数舆论也是不赞成的。
[程恩富]:我认为，我们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已经形成了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和这条道路和模式，这个模式在政治方面，就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这个模式就是十七大报告讲的，“三者有机统一，四大民主框架”，我们刚才提到过。另外，从经济模式来看，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模式，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如果来分层次的理解，根据我们的资本事实，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四个层面：
[程恩富]:第一、在所有制角度我们是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同时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这样一个所有制的结构，这是模式的第一层面。第二、从分配角度来看，我们是实行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就是市场型按劳分配为主体，然后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这样一个分配的模式。第三、从资源配置或者说经济调节的模式来看，那就实行市场调节为基础，而国家调节为主导，这样一种双重调节模式。简单来说，用我的学术观点来概括，就是国家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就是国家调节为主导，市场调节为基础。最近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同志写的《总结30周年的一个经济改革的经验》，他的文章发在中国社会科学去年第六期上，这个文章就是高度的总结了这个模式以及今后的发展趋势。第四、从统筹国内外，也就是从对外开放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要建立一种中国自力更生为主导的，同时又是全方位开放的模式，可以简称自立主导型全方位开放模式。
[程恩富]:这样是四个层面，经济模式，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具体有四个层次，所有制、分配、资源配置和对外关系方面来概括这个模式。至于社会主义文化模式，应当说这个模式的特点就是体现我们刚才议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四、五个主要方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要内容，它也应当成为公民教育的一个基本的内涵，公民教育不光是公平正义，要守法，而且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这样一个基础上的文化管理模式是中国特色的，包括举国体制的体育的体制，尽管有很多人批评，事实上我们中国已经成为体育强国，不仅是体育大国，是数一、数二的体育体育强国来说，这也说明我们这个举国体制，尽管在某些方面有改进的必要，但是总体上应该是值得肯定的，而不是否定的，我们的体育体制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管理模式，这个模式使得我们在60年，在人均GDP只有将近3000美元的前提下，我们可以获得体育第一大国，或者是第二大国的地位，这就是我们中国模式的魅力所在，奇迹所在。
[主持人]:谢谢程院长今天下午给我们上了深入的一课，再次感谢。
[程恩富]: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和网友交流。
[主持人]:谢谢！我们也感谢网友收看我们的节目，下期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