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程恩富(以下简称"程") 主讲:沙健孙(以下简称“沙”)、仝 华(以下简称“仝”) 程:今天我们讨论中国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在欧洲。为什么中国的先进分子会在中国的大地上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的呢? 中国的先进分子为什么会在中国大地上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大字字幕) 沙: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顾一下近代以来中国先进分子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所进行的艰苦探索。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的先进分子曾经历尽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他们真诚地希望效法西方,建立资产阶级现代国家,使中国走向独立和富强。但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努力在实践中却一而再、再而三地碰壁。戊戌维新运动夭折了,辛亥革命流产了。这不能不引起他们深深的思考。他们决心发动一场启蒙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批判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以便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现代国家、走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扫清思想障碍。这个运动后来被称为新文化运动。这个运动是从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开始的。(出现陈独秀照片及《青年杂志》和《新青年》画面) 程:他们的努力是否取得了成功? 仝:应当肯定,当封建主义还在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时候,对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提倡,在客观上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中间少数具有远见卓识的人物已经开始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和文化思想采取某种保留态度了。比如,陈独秀在1915年赞颂法国文明时,把创立社会主义(指空想社会主义)看作是法国人对于近代文明所作的三大贡献之一,认为这是“反对近世文明之欧罗巴最近文明”。李大钊在1916年5月说过,“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毛泽东在1917年8月也说过,东方思想固不切于实际生活,“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打出引文字幕) 程: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对资本主义持某种程度的怀疑和保留的态度的呢? 沙:这可以从几个方面去进行分析。 第一,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已经比较明显地暴露出来。(字幕) 陈独秀就讲到:“自竞争人权之说兴,机械资本之用广,其害遂演而日深。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专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容讳言者也。”(打出字幕) 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打出字幕)它用以往任何时候不曾有过的尖锐的形式,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 发生在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两大军事侵略集团(同盟国和协约国)为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的不义战。在这场战争中,人类创造的无数财富被毁灭,伤亡的总人数超过2800多万。 由于经历了这样一场战争,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就指出,在西方世界中,许多人感到“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了”。“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了罗针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打出引文和梁启超的照片)这种情况,不能不对中国思想界发生影响。李大钊就说过:“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打出字幕)中国人是否还应当在西方人后面亦步亦趋,继续走这条路,当然就成为问题了。 第三,中国人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努力屡遭失败的事实(打出字幕),更使他们对资本主义建国方案的可行性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的,人们看到,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于是,“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仝:应当说,正是由于怀疑资本主义建国方案在中国的可行性,中国的先进分子才会想到要另辟蹊径,去探索挽救中国危亡的新方案,从而为他们尔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了合宜的思想土壤。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左翼人士,后来成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不是偶然的。 程:那么,中国的先进分子在开始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采取某种怀疑态度以后,是否立即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呢? 仝:不是。当时的先进分子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还很不发达,所以还不具备讲社会主义的条件。陈独秀就说过:“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兼并未盛行也”。 程: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 沙:对毛泽东的这句话,不能从绝对的意义上去理解。事实上,他于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上就说过:“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开始在欧洲走路,走得比较慢。那时我们中除极少数留学生以外,一般人民就不知道。”“以前有人如梁启超、朱执信,也曾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不过以前在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打出字幕和朱执信的照片)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字字幕) 程: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是怎样促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呢? 沙: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它昭示人们,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一旦觉醒起来、组织起来,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创造出维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崭新的社会制度(播放十月革命纪录片片段) 十月革命正好发生在中国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尝试遭到严重的失败,中国的先进分子陷于极度的彷徨和苦闷之时。封建主义的老一套是过时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又走不通,中国的出路究竟是什么呢?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这个时候,十月革命爆发了。它确实使中国人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李大钊当时就讲过,十月革命所开始的,“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路。”(打出字幕及李大钊照片) 程:十月革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的推动力量,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因素。 沙:是的。 首先,十月革命给予中国人的一个启示就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也可以用社会主义思想来指示自己走向解放之路。(打出字幕) 十月革命发生在俄国,而中国有许多情况和俄国相同或近似。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十月革命的实践告诉人们,“物质文明不高,不足阻社会主义之进行”。中国的一些先进分子由此想到,既然俄国的国情同中国相同或近似,那么,俄国人可以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来解决他们国家的问题,中国人为什么就不可能这样做呢? 青年毛泽东就曾兴奋地指出,“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打出字幕和青年毛泽东的照片) 仝:十月革命诞生的社会主义新俄国号召反对帝国主义,并以新的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这是推动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又一个重要的原因。 李大钊曾经指出,近百年来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摧凌的中国人民,“忽然听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这种声音在我们的耳鼓里,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打出字幕) 1919年7月,苏维埃俄国政府公开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废弃(俄国人在中国境内的)一切特权”等。这个宣言于次年3、4月间冲破中国反动当局的新闻封锁,在《东方杂志》等刊物上发表出来。长期饱受资本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在得知宣言的内容之后,感到“无任欢喜”。《新青年》杂志刊登的中国舆论界对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的反映中,就有人这样说:这个宣言体现了新俄国宪法的“要铲除资本主义侵略主义的精神”,我们应当由此前进一步,去“研究俄国劳农政府的主义”,赞同“俄国劳农政府所根据的真理”。 此外,十月革命中俄国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众的广泛发动并由此赢得历史性胜利的事实,也给予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推动他们去研究这个革命所遵循的主义。(字幕) 沙:正因为如此,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后,社会主义思潮开始注入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并且逐步地发展成了这个运动的主流。 不过,开始时,人们对社会主义还只是一种朦胧的向往。无政府主义、革命的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以及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等等观点在各种报刊上纷然杂陈。中国的先进分子是在经过反复的比较、推求,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提供了这方面的一个生动的例证。报告说,1921年1月1日起,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在一起接连讨论三天,解决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达到目的须采用什么方法等问题。会议提出供讨论的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有下列几种:1.社会政策;2.社会民主主义;3.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4.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5.无政府主义。报告说:方法问题讨论到最后,主席提议付表决。结果是:“赞成波尔失委克主义者十二人”,“赞成德谟克拉西者二人”,“赞成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者一人”,“未决定者三人”。据此,报告认为,“方法问题大体解决”。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主要是由哪些人组成的?(大字字幕) 程:这个材料确实是很说明问题的。那么,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主要是由哪些人组成的呢? 沙:中国早期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物,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首先,是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其代表,是李大钊和陈独秀。(字幕) 在中国大地上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的,是李大钊。十月革命之后,他独具慧眼,首先指出这个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他说,一叶落而天下惊秋,听鹃声而知气运。我们应当有这样的历史眼光,努力地去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他预言“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9月、11月,他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与以往的一些人对马克思学说所作的片断的、不确切的表述不同,在李大钊的这篇文章中,马克思主义已经具有相当完整的形态,并且得到了基本正确的阐释。这篇文章的发表,表明李大钊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了。 陈独秀原来是一个典型的欧化派。但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给他上了严峻的一课。1920年1月,他开始宣称,军国主义、金力主力已经造成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同年夏,他明确地表示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同年9月以后,他发表了《谈政治》等文章,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由于陈独秀在当时思想文化界的巨大名声,他宣告自己信仰社会主义这个行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壮大了社会主义思潮的声势,推广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仝:其次,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左翼骨干。其代表为毛泽东等。(字幕) 毛泽东是湖南学生的领袖人物。后来,他在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打出字幕)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著;《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打出这三本书的照片)他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打出字幕) 广东的杨匏安,(打出杨匏安照片,写明生卒年)是中国最早转向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爱国青年之一。1919年11月至12月,他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作了比较确切的阐述。它的发表几乎与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同时,可以说是该文的姊妹篇。 湖南爱国青年蔡和森、天津爱国学生的领袖人物周恩来,是在欧洲、主要是在法国确立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的。(打出蔡和森、周恩来照片,写明生卒年) 再次,是一部分老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其代表是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字幕。打出他们的照片,写明生卒年) 他们是在学习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的基础上,开始学习并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比如,吴玉章就说过:历次斗争的失败,驱使他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进行新的思考。他回忆说:“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打出字幕)稍后,他成了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沙: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主要就是由以上三种人组成的。其中李大钊、陈独秀属于先驱者和擎旗人,毛泽东等五四运动的左翼骨干则是其主体部分。 程:真是激流归大海!当时中国的一批最优秀的分子,经过各自的摸索,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集合起来了。他们确实是经过了艰苦的上下求索,才作出自己的选择的。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逐步发展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流,直至成了中国思想领域的主流?(大字字幕) 程:我们知道,在当时流行的众多学说中,许多喧嚣一时的流派后来大多退居后排,有的甚至从根本上归于寂灭了,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够逐步发展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流,直至成了中国思想领域的主流呢? 仝:从根本上说,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思想有机地结合一起的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它比之其他任何一种学说都更加具有说服力。同时,这也是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的若干特点和优点有关。 沙:确实是这样。 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明确地同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划清界限,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一个显著特点。 在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修正主义的严重对立。中国的先进分子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学得马克思主义的,而十月革命的胜利,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修正主义的胜利。因此,他们对于社会民主主义、修正主义一开始就采取了明确的批判态度。陈独秀说,马克思修正派的学说“是我大不赞成的”。“像这样与虎谋皮,为虎所噬,还要来替虎噬人的方法,我们应当当作前车之鉴”。毛泽东说,“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这说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和正确方向。(打出引文字幕) 仝:注意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又一个显著特点。 李大钊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样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当人们以一种理论“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时,这种理论“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即在运用中得到发展。这说明,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在实际上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应当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尽管当时还没有这样明确地提出这个命题。 程:中国先进分子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其意义是极其巨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产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这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沙:中国人民的斗争自来是英勇的,一旦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斗争的胜利就是不可阻挡的了。所以毛泽东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打出字幕) 仝:毛泽东还说过,“那种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一遇见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就要打败仗。被中国人民学会了科学的革命的新文化,第一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第二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又一名走狗蒋介石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对于中国红军的阻拦,第三仗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第四仗最后地结束了美国和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及其走狗蒋介石等一切反动派的统治”。(打出字幕)历史的事实就是这样。 程: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能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说,“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掌握了”。(打出字幕和毛泽东的照片)否则,任何思想都是起不了这种作用的。所以,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继续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的发展。 来源: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