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理论创新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征程（上）
——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第31届年会暨中国海派经济论坛第24次研讨会综述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学习和阐释，守正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加强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内在规律的理论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第31届年会暨中国海派经济论坛第24次研讨会综述”于2021年10月16日在吉林大学隆重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和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院主办、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吉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吉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承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理部、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协办。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首席教授程恩富学部委员致辞并作大会主旨报告，吉林大学副校长王利锋，吉林省社科联主席、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王颖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本次大会聚焦“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理论创新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征程”主题，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厦门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数十所科研机构和高校的160余名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就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理论创新及其历史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及其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借鉴研究、海派经济学经济理论与政策创新等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和研讨。
大会会场
一、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理论创新及其历史经验
百年党史，是一部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使命践行史，也是一部满载时代光辉的成就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来，带领全国人民不懈奋斗，使中华民族迎来了持续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理论探索和创新，有利于汲取历史经验，为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智慧和力量。
（一）中国共产党百年关于共同富裕问题的探索
程恩富教授发言
与会者研究中国共产党百年共同富裕思想、实践与经验，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西北工大创新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程恩富学部委员在与“三次分配论”的比较研究中，颇有见地提出“五种分配方式”。他指出，要在阶层、城乡、地区、产业和民族五个方面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可以通过“五种分配方式”来充分施放正效应，它们在总体分配中分别起不同的作用。其中：一是运用好起决定作用的“劳主资辅”分配方式。二是运用好辅助作用的“国家法策”分配方式。三是运用好起调节作用的“物价变动”分配方式。四是运用好起胀缩作用的“资本市场”分配方式。五是运用好起微补作用的“捐赠穷弱”分配方式。此外，“家庭关系”等因素也会起财富和收入的各种重置、转移等分配效应。程教授强调上述“五种分配方式论”比有学者提出的“三次分配论”更加准确，事实上也不止三次。因为初次分配的原则和性质是由提供国民收入单位的所有制或产权关系决定的，而不是由单位外部的市场决定的，撇开所有制和分配原则而只讲市场机制是错误的观点；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最近十几年党中央文件的多次表述，分配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确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另外夸大中外基金会和捐赠作用是片面的。其道德和宣传的正效应很大，必须鼓励和赞扬，而对于全社会及其各阶层的共同富裕效应小到难以真正成为一次分配。因此，程恩富教授总结道：我们还是应在不断做强做优做大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主体的基石上，通过上述五种分配方式扎实地整体推进共同富裕。
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黄一玲教授、吉林大学经济学院王婷副教授通过梳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四个阶段党对共同富裕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得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抉择。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条件、是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必由之路。共同富裕是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有机统一、效率与公平有机统一，它既是发展的结果，也是不断发展的过程。在推进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政府作用，重视人民群众的需求和人民群众的力量。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张俊山教授从问题意识出发，提出对于“三次分配论”的理解要走出西方经济学的误区。他认为多数人虽然在思想倾向上是正确的，观点也会触及到问题的要害，但是，由于在基本概念和话语上脱离了马克思主义，不免在一些地方堕入庸俗经济学的话语陷阱，导致认识出现偏差，甚至在为庸俗理论帮腔。分配理论是融汇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基于对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一般规律和具体生产关系下的具体规律的理解，科学地阐述了作为收入实体的劳动产品及价值从形成到实现、再到分割、转手等一系列过程及采取的形态，是我们分析分配问题的科学理论。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王朝科教授以一个整体性的视角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王教授认为分配制度是“三位一体”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核心要义，但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原则性规定，还没有转化为在实践上具有高度约束力的制度体系和具有可操作的政策体系。从整体视角深化分配制度研究，不仅有利于系统把握“三位一体”基本经济制度内在关系，也有利于推动分配制度由分配原则向分配制度体系和分配政策体系的转化，进而推进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只有作为整体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协同发展，“按劳分配”成为一种普遍的分配方式，才能在全社会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并最终走向“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分配制度。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李正图研究员则将视角聚焦于共同富裕所体现出的“中国特色”之上。中国特色共同富裕道路之所以“特色”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实践基础上，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为实现共同富裕积累了宝贵经验，并且二者的实现也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次在理论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批判资本主义制度而阐发的对人类美好社会的构想，邓小平“先富带动后富，最后达到共同富裕”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相关论述是我们走中国特色共同富裕道路独有的指导思想。再次在文化基础上，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共同富裕理念。比如《礼记》中所以提及的大同社会实际上就是共同富裕另一种形式的表现。
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丁晓钦教授谈到，要切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最终稳步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准确理解和把握共同富裕，进一步从理论、制度和实践三个层面全面、具体、深入理解新时代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理论意义、制度保障和实践举措。在理论层面上，共同富裕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是从历史发展规律得出的科学结论。在制度层面上，要以基本经济制度为保障，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实践层面上，要通过除旧布新观念，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以产权促共富，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以及提高人民精神生活水平等实践举措全面推进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
（二）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探索历程研究
针对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探索历程，四川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何燕教授认为，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形成的，是在解决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的经济建设中不断发展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实践总的出发点。根据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主题，可以将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发展阶段分为：为实现伟大民族复兴建立政权阶段、为实现伟大民族复兴建立制度基础阶段、为实现伟大民族复兴建立体制基础阶段、为新时代实现伟大民族复兴阶段。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杨国亮教授从宏观视角分析了社会主义的新境界与新征程。他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多层次的理论概念，至少应包含制度设计和价值目标两个层次。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是将广大劳动者乃至全人类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经过多年的努力，脱贫攻坚取得了伟大胜利，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接下来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距离使人们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和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河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赵意焕副教授则从马克思主义经典兴农思想切入来探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实践创新。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以马克思主义经典兴农思想为指导，把兴农作为重点任务，创新开展各项农村工作。中国共产党依靠广大农村劳动者的支持和参与，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同时在各个阶段结合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农村农业发展提供各种服务和支持政策，组织引领农村农业发展。要保障在“十四五规划”期间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有实质性进展，就需要更加重视党在农村农业工作中的领导地位和指导作用，更加重视农村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和组织力量，更加重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社会主义经济规律。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王伟副教授围绕红色经济，探讨了中国共产党百年红色经济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逻辑及启示。中国共产党百年红色经济思想史就是一部始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持续探索现代化的奋斗历史。对百年红色经济的理论认识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百年红色经济思想一方面来源于中国各阶级的探索经验启示，另一方面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中国化实践。中国共产党在百年红色经济思想形成中始终围绕人民为中心、问题为导向的实践论路径和矛盾论思想方法、生产力评价检验体系的四大逻辑主线，形成了始终坚持经济思想的政治属性、始终坚持经济思想的问题导向、始终坚持经济思想的生产力评价标准三个方面的启示。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立足于中国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是研究和揭示现代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运行规律的科学，是在长期的经济发展实践中，初步形成的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是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科学指南，将指引中国经济赢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如何创新、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会专家在理论层面和现实层面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问题研究
围绕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周文教授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为开篇，强调我们要努力揭示中国经济发展伟大成就背后的理论逻辑，形成系统化经济学说，而全面认识和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其中一个重要议题。全面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理论问题,可以摆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是市场经济”的话语之争,从而更加坚定地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开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境界。周教授纠正了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认识误区，分析了原始市场经济和现代市场经济的差异，澄清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错误观点和误读，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并不背离市场经济,而是对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的丰富和发展，今天我们应该用自己的话语体系去重塑市场经济的内涵，从而避免陷入西方国家的话语陷阱，进而更加坚定不移地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资本论》为文本依据，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贾后明教授论述了《资本论》中蕴含的创新思想以及对其的传承和实践。他强调，从思想传承来说，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并不来自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而是《资本论》创新理论在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的具体实现。《资本论》是社会创新理论的思想源头，马克思在书中鲜明提出了创新是生产力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而习近平总书记对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论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中的重要内容，继承和发展了《资本论》关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创新的理论与话语体系。因此，要用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深刻地领会和把握习近平创新思想的历史传承和当代价值，从而为全面理解和实施国家创新驱动战略提供更加坚实的理论支撑。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郑志国教授以大历史观展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升级换代的图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的生产力按其性质、功能和水平差异可以分为四代：第一代是采集狩猎生产力，第二代是农业手工业生产力，第三代是机械电气化生产力，第四代是生态智能化生产力。在古代和近代世界先后发生了两次生产力升级换代，自20世纪后期以来，一些国家开始发生第三次生产力升级换代，将从机械电气化生产力升级为生态智能化生产力。古代中国在第一次生产力升级换代中走在世界前列，近代在第二次生产力升级换代中滞后。新中国在七十多年内建成完整的第三代生产力，总体上已经赶上乃至超过了欧美国家自近代以来数百年所建立的第三代生产力水平，为发展第四代生产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我们要加快推进第三次生产力升级换代，力争在发展第四代生产力中走在世界前列。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实问题研究
当今时代是数字经济主导的时代，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的主要经济形态，也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其也成为一大研究热点。吉林大学经济学院纪玉山教授立足于现实，探讨了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与政策。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具有几何级数高速增长，规模化、融合化、网联化和智能化发展的新趋势，同时也面临着美国疯狂打压，未来发展任重道远的新挑战。在此背景下，我们必须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数字信息垄断瓶颈，以智能化、集成化、系统化思维，推动我国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真正实现科技产业让生活更美好的目标。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马艳教授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规模出发，指出数字经济是一种更高级、可持续的经济形态，并总结出八个关于数字经济的讨论。第一是关于数字经济的价值来源；第二是关于数字经济的劳动关系；第三是关于数字经济的生产要素；第四是关于数字经济的生产模式；第五是关于数字经济的运行过程；第六是关于数字经济的增长模式；第七是关于数字经济的经济形态；第八是关于数字经济的平台垄断。马教授从理论视角和现实视角，结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对上述八个问题作了回应，同时强调要对数字经济延伸出的各类理论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发展和捍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王爱华副教授以经济垄断为切入点，分析了数字平台经济垄断的基本特征、内在逻辑与规制思路。由于数字平台经济具有成本次可加性、网络效应、双边或多边市场效应、基础设施效应等特点，其具有天然的垄断倾向，并且经历了从自由竞争到初级垄断再到双轮垄断的发展阶段。平台企业无偿占有用户的“数字劳动”形成“数据垄断”，并通过“算法”强化这一垄断优势，从而进入新领域新市场形成双轮垄断。这种双轮垄断带来了数据垄断、流量垄断、市场垄断和不正当竞争问题。为了应对平台经济垄断，我们应当从数据建设、流量分配、行为监管、平台中立制度建设等方面实施综合治理。
“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贯穿于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过程，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现实问题。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纪志耿教授指出，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根植于其深厚的“黄土情结”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科学回答了新时代中国特色“三农”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指导“三农”工作的思想武器，是我们党“三农”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组成部分，对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郭连强教授认为，在党的百年理论创新中，土地制度的理论创新占据着重要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制度的演进脉络，通过分析土地流转的现实问题得到如下结论：第一，土地制度、政策是影响土地流转最直接的因素，其他的因素只是外在的、潜在的影响。第二，要促进土地有序流转，首先要从土地流转的理论和政策下手，从根本上解决生产关系的问题。第三，土地流转的规模和金融主体信贷配给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也不是单一的正相关或负相关，如果考虑价格因素，这个变化就会出现分化。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危旭芳教授站在历史的角度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百年“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我国“三农”发展中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实现历史性跨越的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做好“三农”工作的根本保证；必须立足中国国情、农情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尊重农民诉求愿望制定三农政策；必须遵循客观规律实施“三农”发展策略以及基于城乡关系大局谋划“三农”发展全局。解决好“三农”问题，对未来继续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来说意义重大。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肖斌副教授则将目光放在具体维度，以家庭农场为研究对象，提出家庭农场作为一种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将成为我国提高农业集约化经营水平和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肖斌认为，发展家庭农场,必须充分借鉴吸收早期职工家庭农场和现代家庭农场区域范围试点的经验和教训,必须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通过土地、资金及技术等全要素流动的适度集中和倾斜,来促进农业的规模化和集约化。与此同时,必须警惕和反对各种以发展家庭农场为名而极力鼓吹土地私有化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地坚持家庭农场的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取向。
如何真正做强做优做大国企与国资，是重要的现实和理论问题研究。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政教授回答了新发展阶段国有企业如何发挥新功能，承担新使命和展现新作为的问题。首先国有企业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导力量。国有企业是贯彻我国新发展理念的微观载体，也是我国科技创新体系和产业安全夯实的建构主体。其次国有企业要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支撑力量。国有企业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其在服务新发展格局发挥战略支撑作用，在重点行业、重要领域、产业链安全等方面发挥战略支撑作用，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最后国有企业要成为共同富裕的基础保障力量。国有企业具有实现发展成果全面共享的功能，具有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功能，具有维护和保障职工合法权益的功能，是我国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基础保障力量。
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魏益华教授在“管资本”背景下研究了国有资本委托代理增效的问题。在国资监管体制转向以管资本为主的背景下，相较于国有资产委托代理，国有资本委托代理一词更能够准确反映改革深化的时代内涵。魏益华的研究表明，国有资本出资人需根据国有资本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重诉求设定差异化的经营目标和职能定位；外生冲击与结果不确定性降低国有资本委托代理经营效率；推动博弈实现最优均衡的前提条件是设立能够引发代理人高度关切的有效薪酬激励制度；各项委托授权的策略选择应基于国有资本经营净收益增加额与委托代理成本之间的测度与比较。因此应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与运营公司在实践中高效配合，健全与国有资本经营双重诉求相配合的短期薪酬激励制度，打造明晰稳定的制度环境并积极推进国有资本经营管理数智化平台建设。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旭娇博士分析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现实矛盾及其嵌入社会治理视阈研究的必然性。她认为由于国有企业参与社会治理应然与部分领域缺位实然之间的矛盾的存在，国有企业必须将自身发展的小逻辑和社会治理的大逻辑紧密结合起来，在“企业-社会-国家”构成的多元主体治理体系中扮演关键角色。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及其对西方经济学的评析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真理,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科学理论指南，也是现今我们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锐利思想武器，因此对其进行进一步研究十分必要。此外，对于西方经济理论，一方面我们可以吸收其有益成果；另一方面，对于错误的地方，我们要加以科学批判。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理、方法和范畴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宏观研究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张建刚研究员将理论与现实相结合，阐明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重大理论创新，初步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体系。面对新时代和新征程，我们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坚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要紧紧围绕经济发展现实，不断揭示新时代经济发展规律的新特点、新形式和新内容。
吉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魏旭教授在论及要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视域下坚持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地位时强调，《资本论》作为政治经济学著作，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双重规定的总的方法）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而科学社会主义，则是分析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结论。因此，要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方法理解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决不能动摇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中的主体地位。此外，他还指出了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中主体地位边缘化的表现及危害，例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去经济学化”，回到马克思早期哲学著作中研究哲学从而用启蒙理性、唯心的人本主义解释当代经济现实，《资本论》的哲学化解读等，这些不仅束缚我们自己，而且使我们远离了马克思，导致了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没有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现象的出现。最后，魏旭借助恩格斯的主张、阿尔都塞的告诫以及弗里曼的警告点明须在整体马克思主义中坚持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地位。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高建昆副教授阐述了新发展格局视角下的扩大内需战略基点。在我国新发展阶段，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需要科学系统地理解和把握新发展格局视角下扩大内需战略基点的理论逻辑与核心要义。在理论层面，扩大内需战略基点，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遵循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规律，统筹把握供给侧与需求侧、内需与外需的辩证关系，以推动构建以内需为基础、内需和外需协调发展的需求体系。在实践层面，扩大内需战略基点，要从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个基本面系统推进，高质量地全面促进消费需求以实现经济循环的畅通，高水平地系统拓展投资空间以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
天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乔惠波副教授根据202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论断，表达了对“资本无序扩张”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个现实问题的关切。他认为资本具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面，也有无序扩张破坏经济发展的一面。但占主体地位的公有资本、强有力的政府作用以及对于公平的制度安排共同构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优势，能够超越资本的内在逻辑，在限制资本和利用资本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为此，要从坚持和发展基本经济制度的视角出发，强化制度的治理效能，限制和约束资本无序扩张的冲动，引导和规范资本投资行为，有效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带来的风险。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谢超助理研究员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资本逻辑的视角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背景下的“过度娱乐”。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原本作为一种“生活需要”的娱乐会走向阻碍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过度娱乐”。“过度娱乐”与娱乐业的过度发展会对生产与分配造成消极影响。一方面，“过度娱乐”会挤压闲暇时间中用于自由全面发展的时间，从根源上影响生产力的进步。另一方面，在娱乐业发展超过合理界限的那个部分上，娱乐公司与娱乐明星获得了与其贡献完全不匹配的高额收入，即不合理地占有了过多的社会剩余价值份额。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中国目前也出现了娱乐业过度发展的趋势。面对这种状况，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来驾驭娱乐业背后的资本逻辑，以尽可能实现“适度娱乐”，并使娱乐回归“生活需要”的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