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孙蚌珠教授强调，理论创新和政策主张依托于“方论”体系。新马派“方论”体系也体现为“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正是这个“方论”体系的概括，体现了新马派”的最重要的特点：一方面是“新”，它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和基本原理（马学为体）的同时，又有结合中国实际（国学为根、国情为据）的学术上创新；另一方面是“综合”，它具有开放性，既有理论上的开放性（西学为用），又有实践研究上的世界视野（世情为鉴）。总之，“新马派”多年来致力于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经济学体系的构建，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为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学理支撑作出了贡献。
吉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洪梅教授认为，1.突出新马派“方论”的创新之点。新马派研究是在以往研究基础上展开的，既综合和传承前人，又有自己的历史创新，所以建议在成果中将概念、原理，方法等创新之处体现出来，最好能将各方面创新之点联系为一个线和面，作为新马派的标志性成果，体现新马派中＂新＂的要义。2.研究成果既要严谨踏实，又要高效务实，既要体现新马派的理论创新，又要体现新马派的持续发展，可以为未来发展留出空间，在一个时间节点内展现精品，在未来持续发展中产出系列成果。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肖斌副教授提出，新马派“方论”能否分两部分来阐述。第一部分是纯粹意义上的阐述，从指导“方论”的思想、根本方法和基本方法等层次来展开；第二部分主要聚焦新马派如何运用这个“方论”进行理论创新的，用具体的历史的方法加以展现。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朝科教授认为，“方论”中要体现新马派借鉴社会学的方法、政治学的方法、生物学方法、美学方法等之主张，还应该重点建立体现学派个性化的独有方法，使其具有标识性，让大家一提到这种方法就自然想到这是新马派的方法；要处理好一般科学方法（唯物辩证法、科学抽象法等）与具体方法的关系，尽可能提供一些学完就能加以应用的方法。
吉林财经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孙立冰副教授认为，“综合创新马克思主义”正是新马派生命力所在，不仅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更使创新融汇贯穿于经济学体系的不同层面，使“方论”更具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侯晓东副教授表示，“综合”的重要表征就是多学科方法融合创新。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根本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上，创新社会学、生物学、法学等学科理论和经济学融合，从不同视角对现实问题进行解读，有效衔接“理论”和“策论”。
四川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何燕教授认为，新马派的“方论”体系，可以按照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哲学方法，这是所有理论研究的基础，程恩富教授以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作为新马派理论研究的指导，这一双重规定对新马派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第二层是一般科学方法，例如马克思常用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抽象法、归纳与演绎相统一、分析与综合相统一等。这些方法程恩富教授在研究过程中都有所运用。第三层是具体的方法，例如数学、统计学等，数量分析的方法长期被忽视和误解，程恩富教授着重此方法进行了阐释。除此之外，何燕还引述程恩富教授对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伦理学、美学、生物学等多学科方法进行的科学借鉴，形成了“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的“方论”体系。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杨俊副教授认为，新马派“方论”最大的特点就是综合创新，需明暗结合贯穿内在的统一。新马派十大理论、十大政策与十大方法，是一块整钢与艺术的整体，不仅每个理论、政策与方法的内部是内在的统一，有一定的层次感与前后关联，它们之间也是内在的统一。最后“大道至简”，用几句话，或者顺口的三字经作为最后“万法归一”的“精髓”与“活的灵魂”，也有利于推广与传播，从而让更多的人记得住。
长春师范大学徐敏教授建议，以实用为引领，聚焦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创新，帮助中国学术界解决研究方法短板，彰显引领学术界方法创新作用。
（三）发扬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的斗争精神
程恩富教授引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斗争”系列重要讲话，强调新马派必须敢于、善于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进行学术争鸣，学会对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各种错误思潮坚决斗争，是我们研究和工作方法的重要特点和内容。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张衔教授提出，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这既是方法论的核心部分，也是整个方法论体系的基础。从实际情况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需要进一步强化。第二，批判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流行的方法论，重点是对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批判性重构。实证主义方法论影响很大，需要从根本上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第三，有借鉴地吸收新老“三论”的成果，以及可以借鉴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以“系统论”为例，它在很多方面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苏联学术界曾在系统论的研究上下过不小的功夫，但没有将研究成果有机地吸收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中。第四，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具体研究方法。他建议，“方论”在结构上考虑分为两个层次：1.具有新马派综合特色的方法论原理；2.新马派在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中对这一方法论的具体运用。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卢根源研究员认为，要采用整体动态的“方论”体系。这种“方论”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经济学都是这样的方法论。这样就从方法论上有机地把国学与马克思的经济学联系在一起，这样也就从方法论上体现了新马派以“国学为根”。西方经济学是个体静止的方法论，是二元对立的个体思维方式的体现。方法论与操作方法或运用方法等具体方法是不同的(当然，方法论指导操作方法或运用方法)。方法论的本质是蕴含在理论和政策之中的思维方式。方法论是理论通向政策的桥梁。方法论使理论与政策成为一体。理论、法论、策论不是分割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因此不同的思维方式会有不同的理论构建和政策选择，也会有不同的制度安排。例如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都是建立在二元对立的个体思维方式之上的，是二元对立的个体思维方式的产物。这种思维方式反映在人身上，人就必然会成为自私自利的利已经济人。西方经济学家便必然会有利已经济人假设，西方法学家便必然会制定与之相应的法律。以“国学为根”不是从国学里找几句话。当然，这样的“方论”也蕴含在程恩富老师提出的其他理论中，如，“五过程”政治经济学体系论、“效率与公平互促同向变动”论，蕴含的都是整体动态的“方论”，都有国学的方法论根基。因此新马派的“新”，是基于历史、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新”。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尚松蒲副教授认为，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综合学派的“方论”体系，包含“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一元论”、“利己利他双性经济人论”等基本理论假设，“社会主义三阶段论”、“市场国家功能性双重调节理论”、“大文化经济论”、“知识产权优势论”等基本理论，以及对一系列国内外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的观点、对策。“方论”的创新是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方法。在社会经济结构复杂性加深、系统科学与复杂性理论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借助新的工具方法进行对经济社会的整体性研究。
北京大学孙蚌珠教授认为，以程恩富教授为代表的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是有别与新自由主义又区别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包括自己的一套“方论”。新马派在“理论”上有很多创新，最主要有社会主义三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一元论、利己利他双性经济人论、资源需要双约束论、公平效率互促同向变动论、公有制高绩效论、市场国家功能性双重调节论，大文化经济论、知识产权优势论、新帝国主义论。这些“理论”创新又与“方论”创新相互交织，实现了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统一。它们是在“斗争”中形成的，构成了新马派经济学体系的基础，也是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概括。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侯晓东副教授认为，新马派发扬斗争精神，体现了守正创新和“方论”特色。首先，新马派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尤其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主体性地位不动摇，以新马派十大理论创新为基础，坚持同非马反马“斗争”，与西方经济学流派的方法论比较、批判和扬弃。第二，新马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同违背人民利益的言行“斗争”。立足新发展阶段和新发展格局，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社会热点问题、难点问题、堵点问题进行精准阐释，构建服务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的“方论”体系。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肖斌副教授认为，新马派“斗争”精神的重要体现，就是致力于对外话语传播能力提升和民间学术影响力扩展。通过出版外文刊物、与外国共产党理论交往，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逻辑讲好现代化逻辑，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学术成果能够真正“走出去”，让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能够真正“被接纳”。
曲阜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吴庆军副教授建议，专著编写中，应该成立三人写作小组，涉及“方论”问题要注明，哪些方法是独创的，哪些方法是从其他学科或领域借鉴并加以创新改造的，哪些方法是直接借鉴的。
最后，有些与会者还就三论关系提出了看法。东北大学王学军教授认为，必须高度重视“理论、策论、方论”三部分内在逻辑，实现体系的自洽。依据方法，得到理论，理论指导，提出政策建议。
吉林大学李政教授认为，新马派代表性专著要在基础理论上有继承有发展有创新，突出和完整呈现新马派的理论基础与理论贡献，方法论部分建议不一定有很多方法，可以去粗取精，强调有新马派特色的基本方法，策论部分聚焦于重大现实问题，具有一般性和较长时期指导意义。
厦门工学院文化和传播学院副院长李立男教授表示，希望形成基于一定逻辑基础上的完整体系。包括“理论、策论、方论”三者各自的完整体系，以及三者之间的完整体系。其中，研究方法与研究观点、内容是一致的，即有什么样的观点、内容就有什么样的方法。
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姚宇副教授认为，“理论、策论与方论”如果写成三本书，三本书之间的关系是否可以考虑既独立成册又互为补充，理论、方论与策论之间无需过度关注相互之间的重复性，只要有利于对新马派创新的阐述，材料上应可以允许相互之间的重复；其次，作为学派代表性著作，其关键在于阐明学派特色与已经做出的重要创新，内容取舍和篇章设计是否重点考虑这些内容，适当放松理论覆盖的广度要求和广度目标下划分的穷尽性和划分的严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