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隆重纪念真理标准讨论30 周年，继续解放思想，对于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真理标准讨论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思想和舆论条件
30 年前的1978 年5 月10 日，中央党校内部理论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文章中的精辟论述，直接涉及“两个凡是”的要害，这就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5 月11 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该文。12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后来，全国各大报刊陆续转载。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邓小平对讨论给予了坚决的支持。在1978 年6 月2 日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他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6 月6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在第一版全文发表了这一讲话，极大地支持了“真理标准”一文。6 月以后，党内和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这场大讨论中。据统计，到1978 年年底，省级以上报刊发表的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章有650 篇之多。这一讨论，打破了一度盛行的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许多人从过去种种“左”的教条束缚中解放出来，转而用实事求是的态度观察和思考问题。真理标准大讨论，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至于从学理上应不应当加“唯一”两字，至今尚有争议），而且直接为党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作了理论和舆论准备。
1978 年12 月13 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他强调：“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12 月18 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全会坚决摈弃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就恢复了党在延安整风时就确立的正确思想路线。邓小平就此有一段精辟发言：“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邓小平还专门为《光明日报》题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见，批评“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成为我们党继延安整风之后又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摆脱出来，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基础。
2. 30 年解放思想催生了两大创新
30 年后的今天，回顾和纪念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难发现，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馈赠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解放思想。没有解放思想，就没有党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没有解放思想，就没有改革开放发展的伟大成就；没有解放思想，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正因为如此，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
从理论上说，解放思想主要是一种尊重客观实际而又不断创新的思想范式和精神状态。思想解放是一个同思想僵化和思想禁锢相对立的认识论范畴，它是指人的思维的活动方式处于解除禁锢与放达发展的自由自觉的创造状态，其思维的认识成果能够随着社会实践的推进过程而进行相应的创新发展，从而达到主观与客观相符合、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的境界。
30 年来，科学解放思想催生了两大创新。首先，解放思想催生了理论创新。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和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创造性地构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使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同命运，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什么要建设党、怎样建设党，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可以说，解放思想的30 年也就是理论创新的30 年。
其次，解放思想催生了体制创新。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把人们从“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在思想解放的浪潮中，改革开放应运而生。通过解放思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理论变为现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分配体制在改革创新中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体制在改革创新中不断健全；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体制在改革创新中不断前进；中国特色的和谐社会体制在改革创新中不断再造；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在改革创新中得以不断推进，执政能力明显提高。简言之，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事业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孕育和迸发出蓬勃的生机和创新的活力，已经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为世界所瞩目。
3. 继续解放思想须摆脱各种教条主义
30 年后的今天，解放思想作为认识实践和指导实践的思维范式和思想路线没有任何变化。但是，面对世情、国情和党情的新变化，解放思想被赋予了新的任务和使命。如果说，30 年前解放思想的主要任务是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把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种种“左”的教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那么，今天的解放思想面临的挑战和任务则更加艰巨。
目前，解放思想，不但承担着继续把人们从对马克思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认识中解放出来的任务，更是要勇于担当把人们从对西方主流思想理论和政策的教条主义认识中解放出来的重任。“马教条”违背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消解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性和时代性，脱离当代世界形势和中国实际，总是陷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具体论断而不能自拔，从而成为发展的思想障碍。与此同时，“洋教条”的危害同样不可小觑。当代某些所谓“主流公共知识分子”、“主流经济学家”总是把西方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等思潮奉为普适性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趋向、制度模式、政策楷模和最佳道路，宣扬“私有产权神话”和“市场原教旨主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语）、美国和瑞典基于私人垄断利益的畸形民主政治模式和文化模式等。这些“洋教条”的危害与“马教条”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此，当前中国的解放思想，应当把人们继续从“马教条”、重点从“洋教条”和注意从新儒化（主张用儒学来儒化社会主义中国）“古教条”等各种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正如江泽民同志强调的，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是统一的，就是要求我们的思想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改变因循守旧、不接受新事物的精神状态。
4. 继续解放思想的主题和须突破的方面
胡锦涛同志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我们适应新形势、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
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当前继续解放思想的主题和方向。继续推进超越传统社会主义和当代资本主义制度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和践行科学发展观，本身就是具有中国和世界意义的不断思想解放的产物和表现。科学发展观扬弃了西方工具理性主义的洋式发展观和中国唯国内生产总值的传统发展观，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创造论、辩证发展论和自我批判精神相统一的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关于发展的新思维和新方针。
继续解放思想有广阔的空间，凡是不符合、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切观念、理论、体制、机制、政策和措施，都应当突破，逐步地消除和克服。就十七大报告强调的“四位一体”建设来说，具体内容可包括：在经济建设上，要重点突破公有制不能与市场经济高效结合的中外传统思维，以及唯GDP 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和机制，继续完善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根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含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在政治建设上，要重点突破不能推进超越西方资本主义宪政的社会主义新型宪政的传统思维，继续完善党内民主与社会（人民）民主互动型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机制；在文化建设上，要重点突破偏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各种貌新实旧的思维，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在社会建设上，要重点突破公平与效率高低反向变动的替代思维，塑造公平与效率高低同向变动的互促思维及其政策，以此为基础继续完善以民生为轴心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诚然，现阶段解放思想应该辩证地坚持几点不动摇：一是指导思想上，坚持多样化思潮中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指导地位。我们的解放思想是全面的，要真正贯彻我们党几代领导集体强调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就要反对和克服中外各种教条主义、古今各种本本主义、土洋各种经验主义。那种主张解放思想就要放弃或弱化马克思主义，或者只反“马教条”、“马本本”，而盲目崇拜“洋教条”、“洋本本”、“洋经验”，都是不全面的。二是经济制度上，坚持市场经济中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只要操作得法，公有制完全可以比私有制更适合市场经济，产生出更高的公平与更高的效率。那种主张私有化（民营化）的“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本社会主义”，都是片面的。三是政治制度上，坚持民主政治改革中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以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三位一体”为标志，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四层制度”为框架的中国式民主，属于人类历史上的新型民主政治模式或宪政模式（吴邦国委员长多次使用“宪政”一词）。那种主张“还权于民”的政治改革，是容易挑起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矛盾的不准确口号。四是对外关系上，坚持多极化博弈中推动世界和谐发展。科学促进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样化、军事防御化，以顺应全球化过程中迫切需要全球民主治理的大趋势。那种主张西方霸权主义和跨国垄断有合理性的辩护性思维，是不正确的。五是终极目标上，坚持初级社会主义纲领和政策操作中牢记社会主义本质和共产主义奋斗目标。那种主张不要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制度而虚化邓小平所说“消灭剥削”、“共同富裕”和共产主义等目标，是不合逻辑的。
总之，要直面新的中国社会现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制度大框架中，以“世情为鉴、国情为据、党情为要，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综合创新”，有针对性地继续科学解放思想。
（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8 年第6 期）
[1]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14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