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在2001年和2002年，江泽民同志有三次关于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讲话。新一届中央领导也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今年1月5日颁发了中共中央3号文件《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1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又颁发了中办5号文件《关于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意见》；此后，还有落实性的会议等。中央政治局第13次集体学习又以“繁荣和发展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为题，这本身就是中央对这个问题高度重视的又一次体现。
中华民族和平发展的必然要求
最近几年中央一再强调要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为什么要在现在这个时候强调这个问题？从新中国、中华民族和世界的发展史上，这有什么样的背景？在我看来，一个民族要全面发展，就必须要有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发展技术靠自然科学，发展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就主要靠社会科学。在一定意义上，社会科学的作用还更重要些。因为在社会变革、进步的过程中，制度、体制、机制的作用可能会更为重要些，在实践基础上的社会科学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社会科学担负着“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职责，繁荣发展社会科学与提高我国综合国力、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建设、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目前，社会科学领域内一种新的教条主义的危害日益严重。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科院陈奎元院长在4月20日《人民日报》的一篇重要文章中提到两种教条主义：对空谈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经过多年的斗争，现在我们已经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在党内和社会变革中的影响日渐式微。另一种，是迷信西方发达国家的那些反映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把西方某些资产阶级学派的理论甚至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主张奉作教条。这种倾向在意识形态领域以及经济社会变革中的影响正在上升。对这种教条主义，理论工作者中早有质疑，党的领导人也有告诫，但是至今还未引起思想理论界应有的反响，没有进行认真的鉴别，有的甚至还充作理论创新的成果，向思想、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渗透。
陈奎元院长的这些论断，对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反映了党内外有识之士的观点。我的看法也是如此。假如我们忽视这种教条主义的危害，“全盘西化”的威胁就会向我们逼近，改革的方向、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都将受到挑战，我们难免步他人的后尘，犯下历史性的错误。如果任凭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替代马克思主义或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中国共产党就将丧失维系自身团结统一的思想纽带，同时必将失去号召群众、引导群众的精神力量，自然的结局就是脱离几代共产党人选择的正确道路，滑进西方敌对势力的陷阱，使我们的国家陷入动乱、停滞和倒退，使中华民族重新沦为西方的附庸。
邓小平在上个世纪80年代说，我们要反“左”防右，反“左”是主要的，这是有道理的；但在90年代后已经变成西化、右是主要的了，我们还在一味地反“左”，这也是教条主义。就像大跃进的时候，明明已经“左”了，还在一味反右。反右过头必出“左”，反“左”过头必出右。现在反“左”往往无的放矢，而一些鼓吹中国要搞私有化、多党制和非马克思主义化的言行，却日渐增多。中国搞私有化、多党制，必然民族分裂、经济衰退、政局混乱。对此，我有一个使用“路径依赖”的理论分析；经济学家左大培、余斌、简新华、许兴亚，政治学家王一程、房宁，新闻学家尹韵公，哲学家陈学明等一批著名中青年学者，均有类似的看法。
作为超级大国的苏联，其自然科学和技术不可谓不发达，可是在社会科学方面的教育宣传却失败了。对待马克思主义，先是搞僵化的教条主义，后来逐步转向公开反对和取消，这就使其社会意识形态陷于极端混乱的状态中，导致了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失败。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苏东国家的失败，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放弃社会主义的失败。因此，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宣传和教育不搞好，其民族兴旺、经济发达、社会协调等，都会出大问题。
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水平在世界上处于什么地位
依我所见，第一，由于社会科学有政治性和阶级性，无法直接套用衡量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科学的研究质量和所处国际地位。邓小平同志把社会科学分为可比与不可比两个方面是有道理的。比如，自然科学可以用在国际权威刊物发表论文的数量来衡量，但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探讨现实问题的经济学等学科的论文，是不可能在西方主流学术刊物通过匿名评审的。所以，现在有些人主张用我们在《美国经济评论》等所谓西方7大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来衡量我国经济学发展的水平，这是根本不懂社会科学。就像诺贝尔经济学奖，除非我们搞数量经济学的，那有可能，苏联曾得过一个计量经济学研究方面的奖；如果照有的人说的那样，我们把发展经济学搞好了，去获诺贝尔奖，这就是不懂经济学了，尤其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强大了，资本主义国家可能遏制不住你，这是没有办法，其实他是希望你搞得差，所以你的理论再正确，他也不会承认，也不会给你社会科学领域的某些诺贝尔奖。像罗宾逊夫人等就是很好的证明，她还在西方经济学圈子内部，就是观点稍“左”一点，她理论影响多大，就是不给嘛。
第二，苏东蜕变后，特别是我国改革以来真正实行双百方针，我国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观点研究的那部分社会科学发展迅速，处于世界第一的地位。不过，科学地整合西方现代理论和系统的独创还不够，也没有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形成学派。至于对西方理论的研究方面，比如产权经济学，在世界上就排不上号，世界上讲来讲去就是科斯啊、诺思啊。我把这种现象称为“殖民地”经济学，有些人在经济学“殖民地”范围里可能很有名，但放到世界上就轮不到你了。因为你无非是用现代西方理论来研究中国问题，并无真正的学术原创和中国学派。
第三，在某些应用性和操作性较强的社会科学学科，在某些研究方法和研究规范方面，倒是可比的，不过，我们相对落后。我们往往跟随多，独创的很少。
用社会科学最新成果解决信仰危机
为什么有不少人会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产生怀疑？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刘云山同志、雒树刚同志十分关心公共理论课的问题，李长春、陈至立等领导同志也在江苏和上海等地进行考察和调研，表明中央非常重视。不过，由于存在以下6个方面的社会信仰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教育界、学术界和党内外还需要继续做大量的关键性改进工作，才能根本扭转局面。
1、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比较来分析，存在方法和信息上的问题，导致误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进而怀疑马克思主义。中国和印度有可比性，但即使在传统体制下我们也搞得比印度好；我们在传统体制下的发展速度也是世界一流的，世界上有几个国家连续30年以6%以上的速度增长？何况我们还是在别国围堵封锁的情况下取得的。日本、亚洲四小龙发展起来，正是冷战这个特殊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是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包围社会主义国家而造成的环境使然。我们的改革是为了好上加好。
2、从存在决定意识，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来分析，现在一些地区大卖、大送公有企业，而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这容易使一些人认为我国还是要渐进式地走到苏东国家已经到达的、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进而怀疑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党是三位一体的，只要怀疑一点就会连带怀疑另外两点。社会制度的核心是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的核心是所有制，所以，有些善良的人认为只要公有制控制几个经济领域就行了，认为只要是共产党领导，私有化也没问题，这是不懂历史唯物主义。全国都以私有制为主体了，共产党就领导不了啦。事实上，个别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地区，人们的思想倾向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3、从现实社会生活中分析，腐败、民主制度的缺陷等问题的存在，使一些人怀疑“共产党一党领导”的制度，进而怀疑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尽管日本、韩国、印度等资产阶级国家多党制也存在较严重的腐败，美国、英国、菲律宾等都存在明显的资本垄断式资产阶级民主制的严重弊端，那都是发生在外国的事情；解放前资产阶级性质的国民党腐败和现在我国台湾地区的黑金政治等，也是过去和境外的事情。而主要生活在改革时期的我国中青年，只看到身边存在的腐败现象，以及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不民主现象，极可能直观地得出“共产党一党领导”的制度就必然腐败和不民主的结论。倘若我们求真务实地使腐败越反越少，党内外民主制度大幅度地明显改善，由此造成的社会信仰问题便自然消失，否则，单靠宣传教育，事倍功半，难以根本做好人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某些党校教授也赞成西方经济学的自私人假设，还请美国籍的张五常教授来宣传和“造势”，这只能加重人们的思想混乱。问题就在于，干部和学科带头人中有的人不坚持马克思主义了。有很多人就是这样想的：反正要搞资本主义、搞私有化，我就趁早把企业做亏，然后我再便宜地买下来；或者我能腐败就腐败，趁早捞一把。所以，搞腐败的人固然不好，但鼓吹导致腐败的理论的人和这些错误理论观点更应该批评。比如张五常等人主张，不要全力反腐败，甚至宣传腐败有功论。还有人误导说，只要市场化，腐败就少了，关键是要反国家干预，国家没有管制就没有腐败啦。这不对嘛，市场化和腐败没有很大关联。因为按照这种说法，2003年的腐败应该比1993年的少，1993年的应该比1983年的少，事实却并非如此，而是随着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腐败仍屡反不绝。当然，我们的市场化搞得还不够好。事实上，私有制和腐败密切相关，是随着私有化程度越来越高，腐败越来越多。中纪委的调研报告用统计数字指出：官员与私企相互勾结和利用，是当前经济类案件的突出特征。
4、从理论宣传教育的结果来分析，有一部分人宣传“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是不姓资、不姓社，不管什么‘主义’，只要三个有利于”；甚至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社会党的理论没有本质区别”。他们进而怀疑党的性质，怀疑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就提醒我们反思：为什么占用这么多的资源，花费这么多的精力，作了这么长的时间的宣传教育，竟然有不少重要人士和社会公众形成了截然相反的感觉和思想结论。长期接受党的教育和重用的胡长青就曾对在美国的儿子说过，社会主义搞不下去了，我迟早也要到美国去（在他家和办公室里，竟找不到一本马列原著，而被禁的香港书籍倒有好几本）。类似的状况并非罕见。其缘由，除了上述所有制结构变动的因素影响之外，与理论宣传教育上的逻辑矛盾性、片面性和空泛性，也有直接的关系。这就提示有关高层领导部门，必须集思广益，与时俱进地重新审视某些现存理论，重新探究宣传教育的针对性、策略性和有效性。中宣部去年组织编写的《干部群众关心的25个理论问题》一书，解决了不少思想理论问题。
5、从课程和教师的比例来分析，高校少量的公共理论课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党，而不少社会科学的专业课却或多或少地作了反宣传，这就使部分学生觉得有相当部分的老师并不真正赞成马克思主义，进而妨碍了学生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比如，有些学者在西方学了西方经济学理论，回国后不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又使用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并以基本肯定的态度予以介绍，这样，就自觉或不自觉地作了反教育。可见，使用和重用自然科学人才同使用和重用社会科学人才，是有不同特点的。如果执政党不掌握这一人才发展规律，在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中将可能自挖阵脚，适得其反。
6、从文科教材来分析，都没有关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的定义和基本特征的阐述。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教材还有关于共产主义基本特征的简短论述，后来几乎全部删去，仅仅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日益增多的教育者，从而更多的被教育者，认为共产主义的经济制度特征和本质规定是讲不清楚的。如果生产资料的全社会共同所有制和按需分配都不算共产主义经济特征和本质规定，而只是物质财富、思想精神和人的发展三个方面的极大提高，这是不是用抽象特征来取代基本特征？脱离马克思文本所规定的经济制度本质特征而单纯谈论这三个抽象特征，资产阶级政党及其主义会对此加以否定吗？近20年教育出来的党内外中青年及其骨干，从哪里可以清晰地得知将为此奋斗一生的共产主义及其目标有哪些确切的内容呢？它同国民党、美国共和党、英国工党等资产阶级政党的终极目标有何本质区别呢？事实上，在马克思原创学说里，关于共产主义的三个抽象特征是以生产资料的全社会共同所有制和按需分配等基本特征为基础来统一描绘的。诚然，其具体模式是没有必要去预测或描述的。
那么，这些信仰危机问题能够缓解吗？我看如果认识到位，研究到位，措施到位，是可以逐步解决的。其中，大力运用已有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继续进行有针对性的难题探索，是重要方略。在大变革时期，如果不用广义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主动拿起科学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武器，就难以从根本上缓解普遍的社会信仰问题。
繁荣马克思主义及其学派
中央决定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直接为我国繁荣发展社会科学的总体目标，也就是建设三个面向、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而服务的。实施中需要注意的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我们要搞清政界（官方）马克思主义与学界马克思主义的区别和联系。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和研究，经典怎么说，一定要如实翻译，不能以实用主义的方法随便修订，这会丧失权威性。因为有人会看原文，来否定这个翻译。对于社会科学的管理来说，要学习西方有益经验。西方怎么管社会科学的？主要通过学科带头人，通过聘任制来管理。你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不聘你，一切都结束了。并不是哪个党政部门来管这个观点不能说，那个观点不能讲。现在我们很多理论宣传的纪律和意见，不传达到基层单位和学科带头人，引导社会科学发展的效果不佳。
要逐步搞清和建立政界（官方）马克思主义与学界马克思主义的良性互动机制。社会主义国家只有真正实行“双百”方针，允许马克思主义内部各个学派的大发展，才能出现马克思主义类型的社会科学大师。学术真正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形成众多学派。许多马克思主义观点在党的文件里是第一次提，但从整个学术界来看就不一定是首创，所以，不能用政界马克思主义代替学界马克思主义。这是我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总结国际共运、执政党管理社会科学的经验得出的，在学界已经广为流传，得到赞同。在今年4月11日《文汇报》的一篇讲演文章中，我也已经用文字的形式提过了。要借鉴西方官方和学界的关系，官方是从学术界选择、综合某些理论和政策主张来丰富自己，双方也可以互相讨论、批评，真正辩明到底什么对什么错，当初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就做得较好。不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界就会无所作为，不敢想、不敢讲，也就没有学术地位，而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却可以随便讲，扩大在社会上的影响。目前，这种格局还需改变。非马克思主义学术，完全可以存在和适当发展，但不能占主流地位。
海派经济学：强调综合创新与走出去
海派经济学是什么？一般人的确容易误解，以为海派经济学是研究上海的或者上海所有的学者都共同赞成的经济学。其实，海派经济学是以地域来称呼的一个学派，学术史上这样称的很多，主要是为了简便。但学派是开放的，其人员并不以地域为限，只是该学派的领衔者是上海人。若从主义角度来描述，其名称是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综合学派，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界内的一个经济学派。它的理论特征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点，综合古今中外合理思想，包括综合、借鉴、运用各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在此基础上综合创新，构建既超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又超越西方经济学的新范式。其学术风格是海纳百川、推陈出新、探求真理。我和同济大学顾钰民、上海金融学院周肇光、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冯金华、华东师范大学陈承明等教授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比如，关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上，我们提出二者之间的“正反同向交促互补变动论”。再如，“四主型”的市场经济改革观，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公式是“四主型”的：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改革观，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改革观，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改革观，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改革观。其他的原创性观点还有“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市场型公有高绩效论”、“一府两系三层分类的国有资产管理新体系论”、“社会主义三阶段论”、“当代全球基本经济矛盾论”等。海派经济学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理论体系，也就是系统的经济学方法、基本假设、基本原理和政策主张，这样，也就受到广泛的关注。
（原载《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