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初，全国两会通过了我国“十一五”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了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改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发展。胡锦涛总书记在上海代表团的讲话更是对科学发展和坚持改革做了重要的阐述。在我国的经济理论学界，如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也已经成为关注和讨论的热门话题。目前，中国理论界和社会公众争辩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改革的方向之争，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实质上是围绕科学发展观和新自由主义发展观之间的争论。
一、科学发展观及其若干理论亮点
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首先是要全面的发展，这个全面性是有针对性地。同时又强调了它的协调性，过去我们的发展当然也注意了各种关系比例，但是总体上看，地区之间、工农业之间的协调性不够，因而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是强调它的协调性。第三是强调它的可持续性，这个当然有国际背景，但首先也有中国背景，过去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对环境、生态的保护是远远不够的，对资源（包括能源）的利用水平是比较低的，是一种粗放式的，于是提出了可持续发展。
可见，科学发展观里的发展包括了三层意思，或有三个含义即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我认为，这三个限定词表明了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实际上是问题导向。过去20多年来，我们发展的成就要进一步地保持；但同时又要看到存在一定的问题，有的问题还比较严重。根据存在的问题，我们要进一步实现良性发展，于是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最早是提正确发展观，后来称为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很多，而其中比较突出的实际上有几个亮点，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亮点是强调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这个提法其实是针对我们过去开放中比较强调引进技术，而中国国人自主创新太少。因为过去我们主要强调“引进来”，强调引进外资和外国技术。前6年又提出“引进来”和“走出去”要并重的一种战略，但是“走出去”这一战略实践下来主要指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并没有将自主创新技术提高到一定的高度，这一点“走出去”本身没有包括。
新一届的中央领导，看到了我们在开放中的一个不足之处，有针对性地提出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并把它作为“十一五”规划的一个核心问题，作为我们整个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主题、一个主线。过去经济结构也讲要调整，但主线不清楚，而最近两三年的主线比较清晰。同这个问题有关的就是要注意国家经济安全，要注意民族经济的问题，民族企业的问题。最近有更大的呼声，提出不能对外资继续实行超国民待遇，继续对它实行在土地、特别税收等各方面的大幅度的优惠政策，实际上会损害中国的长期利益。
现在实行中外企业两税合一，也不会减少外资的引进，因为真正有技术和管理水平的、高质量的外资仍然会进来。他们看中的是中国市场的长期投资环境，而不一定是税收，所以引进的外资质量也许更高，在这点上我是赞成最近两年的一个口号：变招商引资为招商选资。外国技术也是这样，应该优选，选择那些对国家、对产业发展最为有利的。从长期看，从整体看，选择关联度更加密切的，带动效益更加高的，而中国又十分缺乏的某种技术。8年前，我在回应北京大学有的教授提出的“全球化还有没有民族经济”问题时讲到，许多“三资企业”中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有资本的合作，又有技术的合作，甚至于还有品牌合作，那么怎样判断它们是民族企业还是非民族企业呢？有的“海归”教授提出，经济全球化已没有民族企业，如果要说有民族企业，麦当劳就是民族企业，因为麦当劳用的职工都是中国人，土豆等原材料也来自于中国，那么这是否能成为判断民族经济的标准呢？在1997年的时候，我的基本结论是，真正科学的标准，一是资本，谁控股谁就控制了经营管理权，如选聘总经理，重大战略的经营权都在董事会。二是控制品牌。光控股行不行呢？针对我们在中外合资中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上海的大众等等，我提出应该控制品牌。谁控制品牌，品牌就是谁的，这是判断的标准。三是控制技术。这里的技术主要是指这个产品的核心技术，而不是指非核心技术。如大众桑塔纳轿车，我们的国产化已经达到85%，而这能否算成我们已经控制了技术呢？实际上没有控制。因为剩下来的15%是核心技术，你既没有控制，人家又不卖给你，你还是不会造汽车，顶多只是造汽车的外壳等。所以判断是民族经济还是非民族经济的标准，是根据资本，核心技术和品牌三者来判断。关键在于谁控股，谁控牌，谁控技。因此，我有个概念和战略建议，就是大力发展“三控型”民族企业集团。这一方面弄清了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作为我们的战略目标，即我们要在高端上参与国际竞争和本土竞争，我国不能总是专门生产一些低附加值的玩具、鞋帽、服装这些低端产品。
科学发展观包括的第一个理论和政策亮点就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现在中央进一步提出要搞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并逐步成为世界的一流地位。这一点我认为是非常正确的，是必须认真加以落实的。
第二个理论和政策的亮点是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并提出了这个建设已经到了工业可以反哺农业，城市可以反哺农村的新的发展阶段。两个反哺的提出，也是作为建设新农村本身的一个基础。城市现在发展比较快，农村是有发展但相对发展较慢（除个别地区），所以有的外国人说，中国现在一些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这个比喻也许夸张了一些，但看到了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一些矛盾，包括在教育机构上面。大学的教育费用相对比较充足，而义务教育大部分在农村，这个方面的经费相对比较缺乏，于是搞希望小学。小学是国家义务教育，应该是国家确保的工程和项目，首先应该满足小学的需要，中学的需要，然后才是满足大学的需要。如果套用毛泽东过去讲的农轻重这个国民经济安排顺序，应该是小学、中学、大学这样的顺序发展，来安排教育资金。不能倒过来，否则，对国民素质、对农村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第三个理论和政策亮点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和谐这个词在中国古代就用过，在西方也用过。比如被马克思批评的法国巴师夏，他写的书叫《经济和谐论》，他主张劳资要和谐，不要搞阶级斗争，反对工人罢工，增加工资等等，因而遭到马克思代表工人阶级的强有力的批评。有些学者对中央提出这一口号有点意见。其实主要应看它的内容，因为有些美好的名词可能由资产阶级政治家和理论家先提出，但不能因为他先提你就不敢提，那样，美好的词汇都被他们占用了，而我们不敢用，这对马克思主义发展是极为不利的。以人为本也是这样，有些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授就不太赞同，认为以人为本是资产阶级先提的，已经有了特定内涵。我认为没有关系，我们把这个概念拿过来赋予它新的内容就可以了，关键是赋予的这个新内涵是否科学、是否符合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是否有助于中国的发展和问题的解决。我看这才是应该争论的焦点。
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已有的宣传研究文献涉及到经济问题的比较少，当然也有提到保持活力的，但这个活力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不单纯是经济活力问题。因此这个问题还是需要独立提出来加以研究。因为过去“和谐”用得比较多的是在西方文献上，在马克思以前，实际上只有两个人用的最多，其中一个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一个是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巴师夏。傅立叶的主要思想就是和谐理论，他要建立的就是和谐社会，其所有制基础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股份合作制，所以他不是彻底的社会主义者，他是保留一定私有制的社会主义者。他和英国的欧文不一样，和中国的康有为也不一样。康有为是主张全球公产主义，全球社会主义的。
我们现在研究康有为、孙中山有什么现实意义呢？因为我们现在有些人（包括一些党员）的思想不用说离马克思主义有多远，就是离康有为也比较远，甚至还达不到三民主义。为什么呢？因为孙中山主张，大企业应该是国有的，应当抑制私人大资本。而我们现在有些人主张，大、中、小资本一概可以私有化，这就是新自由主义主张。可见，新自由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倒退，而三民主义实际上是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
2002年2月我向江泽民总书记汇报国有经济的改革和发展问题，在讲到国有经济重要性的时候，我说“十六大应该搞清一个理论问题，就是邓小平理论和三民主义有何异同点？”我研究过三民主义，关键在于邓小平理论明确地、再三地强调了社会主义的第一条原则是公有制占主体。他在南方谈话里面，有段话没有被好好地宣传。在那段话里面，邓小平在讲到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可以用的时候，紧接着就说“：特区姓什么？我看特区姓社不姓资，因为公有制占四分之三。”因此，邓小平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完全一致。公有制、私有制，是判断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分水岭、首要标志。这个观点是极左吗？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在邓小平看来，就应当是这样一个基本观点。有一些人主张，公有制和私有制不是判断社会性质的。不用这个判断，那用什么判断？计划与市场？分配？都不现实。人类社会不是一笔糊涂帐，社会形态客观上有区分!你可以从罗斯托的部门划分法，按部门的重要性，把人类社会划分成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服务社会等等；可以根据交换方式来划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计划经济。这种划分都是有意义的，都是考量的一个视角，但不能取代从所有制角度来划分社会形态。马克思的五形态划分的角度，首先就是所有制，这是不能否定的。其他划分的形态也可以存在，但这个所有制形态是不能否定的。
肯定资产阶级对生产力的贡献，这不仅在《共产党宣言》里，包括马克思和列宁在内的其他论著都赞同的，在肯定的基础上指出其局限性，然后再去消灭它，而有些人却误解了这一理论。因为马克思同时也指出资本主义是阻碍社会的进步，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要用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初级社会主义要适当发展私有制，但社会主义最终还是要消灭私有制。
和谐社会要有所有制的基础。关于这个所有制的基础，我仍然主张中央提出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这是我们初级阶段的初级和谐，而如果否定公有制必须在量上和质上占优势，那就会否定中央“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擅自变成毫不动摇地发展私有制和毫不动摇地瓦解公有制，这也就不符合中央精神了。而如果公有制的比重不是占大多数，那也肯定会导致社会的不和谐，否则美国就会和谐了，巴基斯坦、印度就会和谐了。马克思等人指出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会不和谐，首先就是讲到所有制。欧文讲到资本主义阻碍社会发展的首要根由就是私有制。初级社会主义要把私有制保持在一定的辅体地位，主体还是公有制。主体和辅体是共存的，但又有侧重点，这种所有制结构，才能保证初级社会主义的经济和谐、社会和谐和政治和谐。
在和谐社会的内涵和理论上是否要增加一个所有制的变量，我是主张要加的，不加的话，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比较困难。
第四个理论亮点就是以人为本，即以人民的利益为本。以人为本，就是要体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让人民参与改革，同时享受改革的成果。
二、新自由主义发展观及其弊端
上面对科学发展观及其若干理论亮点做了一些介绍，现在谈谈同科学发展观相对立的新自由主义发展观。国内外现在有很多人是反对新自由主义发展观的，那么到底是我们没有搞清还是自由派人士没有搞清这个理论呢？各国共产党和左翼学者，甚至凯恩斯主义者都发表了许多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文章，自由派人士不是不懂。我曾经发表过几篇文章，其中一篇是西方学者如何批判新自由主义的。诺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等人他们不仅批判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而且认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都是接受美国等强国的意图，对发展中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结构改革，并做出的一些不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举措。
美国的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科茨（曾经出版过研究苏联解体的《自上而下的革命》一书），用实证资料证明美国由于实行某些新自由主义政策，就比实行凯恩斯主义的时候增长速度慢。法国马恩河谷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迪劳内去年也用资料证明整个欧洲实行新自由主义后经济发展慢，失业率上升了。日本东京大学的著名世界级的经济学家伊藤诚教授也用实证资料证明由于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放弃了必要的行政干预和国家主导等等，日本经济十几年一蹶不振。可见，这不仅是我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保守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进入新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学界和政界平起平坐的阶段，但是他们在发展中国家重点推销的不是凯恩斯主义。像弗里德曼对中国讲的几个建议的中心意思是：第一，国家调控越少越好；第二，建议中国大力发展私人部门。他说过，中国改革最好不要学日本，因为日本、韩国是国家主导经济，国家政策作用比较大，也不能学美国，美国干预还太多。最好学香港，一点都不要干预。请考虑一下，为什么要英国统治了香港100年，自己都不学香港，却现在叫我们学。美国也是保护了很多年，强大了后才自由放任的，而叫我们在落后的时候先学完全自由放任，然后你的资本输出，商品进出自如。因为香港不是专门的一个独立国家，所以英国把它作为殖民地性质的地区可以采取特殊政策，主要利用港口，转口贸易和金融系统等。世界上没有一个独立的国家可以像香港一样靠自由贸易繁荣起来，特别是一个大型国家，那更不可能。世界上哪一个大国是采取香港模式发达起来的？没有的。不仅被联合国认定的49个最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个属于社会主义国家），全是私有制加市场经济，没有靠新自由主义摆脱贫困，而且发达国家也不是先靠自由贸易和自由主义强盛起来的。唯一的例外是我们说的亚洲四小龙。撇开香港，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没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而日本、韩国，甚至于我们台湾地区都是靠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才发达的。日韩这样一个国家主导的开放模式和外部冷战背景下欧美特殊的经济外交、政治外交政策，在这个条件下才出现了亚洲“四小龙”，为什么没有“八小龙”？为什么全世界别的地方没有出现？
那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和政策主张什么呢？我认为有4点，而一般的中外杂志概括为3点，我认为有不精确的地方。
第一条是主张非调控化，就是不要搞国家调控。关于非调控化，我有一个简短的注释就是推行市场原教旨主义，就是用斯蒂格利茨、索罗斯等这些凯恩斯主义者批评他们的话。原教旨主义就是亚当·斯密告诉大家的，就是用看不见的手调节，国家只要建立一些公检法等管理部门和最低社会保障就可以了，反对新老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理论，认为国家干预越少越好，越小的政府是越好的政府。这是不对的，我主张要建立小而强的政府，我并不主张要建立小而弱的政府，而新自由主义是要建立小而弱的政府。我也不主张大而强的政府，大就是人很多，机构很多，显得臃肿，办事往往官僚主义盛行，这种政府我也不主张。我主张小而强的政府，小是指人员少、机构少，强是指功能强，要足以弥补市场调节的主要缺陷，主动发挥国家调节的积极功能。
第二条是新自由主义主张私有化。私有化的内涵是宣扬私有产权神化的永恒作用。“私有产权神化”也是斯蒂格利茨的批评性用语，所以我是打引号的。他说“科斯定理”是“科斯谬误”，“科斯谬误”宣传了一个私有产权神化，以为什么事情只要私有了就能解决问题，通过自由谈判和交易就能降低交易费用，达到社会效用或者社会产值最大化。什么牛吃草，什么火车的烟冒到农田，据说这些问题都可一举解决。其实它们都有一系列假定的，而且这些假定未必都是全面的。这些我都仔细考虑过，我曾经有本书详细的剖析了他们的理论。在肯定了他们积极作用的同时，明确指出了科斯第一定理是错误百出的，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老“海归”高鸿业教授也是这样认为的。科斯第二定理是常识，错是没错。不过，他们主张这个都是要反对公有制，认为公有制的优越性都是没有实证资料可以证明的。
我认为中国或者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制模式应该是34111模式，3是国有企业占30%；4是集体经济占40%，111是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各占10%。中南财大有一个教授将我提出的这个模式概括为“虎头、熊腰、蛇尾模式”。我认为这是相对最好的模式。
第三条就是主张全球自由化。经济全球自由化是什么呢&光讲自由化，好像我们搞市场经济也是要主张相当的自由化，也要提高市场化的比重，好像也是自由化。全球自由化，主要是指维护美国主导下的经济自由，具有特定内涵，即反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我们也主张在相当程度上的贸易自由、投资自由等等。甚至我们比美国更主张自由，我们还主张人员跨国自由化流动。美国主张的自由往往对自己是有利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来一个彻底的自由化，行吗&我们中国人比较多，一、两亿人到美国去不是很好吗&经济学分析可以降低美国的生活成本，各方面都有好处的嘛。你地方也比较大，你的资源没有充分的有效利用，我们跑去替你开发一下不是很好吗&那你为什么要阻挡啊&你要搞投资移民、技术移民。你这不是违反了你说的自由化，违反了自由迁徙权、人权和经济自由了吗&为何只强调别的生产要素和产品自由流动，而不让作为人这一重要的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呢？!美国倒满聪明的，对你有利的，你采取自由化，对你似乎不利的你就不搞自由化。西方是有目的的、有本国利益的，所以学西方经济学一定要认清实质。我们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严禁他们合法或非法的掠夺别国财富。
第四，主张福利个人化。为什么我要加这一点呢&其实各国的学者都知道，只是他们概括的时候大多没有加进去，但是我觉得要加。福利个人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强调保障的责任由国家向个人转移，反对福利国家。原来在凯恩斯主义的时候，西方国家搞了不少福利政策。当然存在外部因素，即当时社会主义阵营越来越强大，给垄断资产阶级形成威胁。西方发达国家觉得必须把本国的福利也要搞好。如果搞不好的话，工人阶级就会赞成社会主义。苏东国家一变，社会主义威胁很小了，所以资产阶级大砍群众福利。他们制造的经济学理论就说高福利使得国家高开支，高开支就高税收，高税收就是影响效率。事实上就是影响大资本家赚钱了，以这个名义大砍各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福利。美国共产党、日本和俄罗斯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都是这么说的。统计资料可以证明，美国的贫富两级分化是自1947年以来最严重的。工人近一、二十年实际收入没涨一分。而董事和资方代理人（经理）的收入和收益急剧上升。为什么要大幅度提升他们的收入呢？因为这些股东和总经理有时候需要合谋，包括合谋对付工人、做假帐等，也需要去进行各种合法和非法的公关，搞院外活动。在新自由主义盛行下，劳动阶级的福利涨的很慢，甚至反而下降。
（本文根据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程恩富教授于2006年4月10日在上海市经济学会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专业委员会、上海金融学院经济发展研究所、宣传部、科研处联合举办的高层学术报告会上的演讲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原载《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