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假设是科学研究的重要环节，经济学也不例外。有了前提性假设，才可能有经济学自己的演绎过程和逻辑推理。严格说来，假设有假说与假定两个含义。经济学上所说的假说法，是指以已有的经济事实材料与科学原理为依据，对未知的经济事物或规律性作推测性分析的一种方法。相对科学的经济理论假说，虽是以现有的经济事实和经济科学知识为依据，但由于包含确实可靠与真实性尚未判定的两部分内容，因而具有推测成份，是经济思维接近客观真理的有效方式。经济学假说的验证则是一个历史过程，并且具有实践的相对性；而经济学上的假定法，则是出于经济研究的方便和简化，在逻辑分析的始点就事先设定某种经济状态的一种方法。不过，经济学的假说和假定时常交织在一起，我们有时也就可以笼统地用经济理论假设来表达经济思想。
由于以往人们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真理性和现实性，因而一律偏好使用“普遍原理”或“基本原理”之类的词汇，不愿或不敢退一步，把某些经济思想和理论视为或同时也定义为一种“理论假设”，似乎假设都是脱离实际的或无意义的空想和幻想，会贬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重要性。出于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交流或论争的需要，现在应当改变某些用语习惯，适度采用“理论假设”一词及其逻辑叙述方法。
例如，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的第一个发现——历史唯物主义在第二个发现——剩余价值理论形成之前，没有得到证实，因而还属于假设性质。问题在于，现代西方大多数学者仍不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为了推进交流和论争，我们也可退一步，同时把历史唯物主义称之为假设。这是因为，严格来说假设同原理或公理是有区别的，但也是可以转化的。在包括历史观在内的某一经济学或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假设算不算作公理的问题上，渗透着研究者主体不同的价值判断和对实证资料的理解。基于不同的方法和立场，即使马克思主义者拿出再硬的实证史料和逻辑证据，资产阶级学者也不一定承认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是正确的，但会确认其为理论假设，这将有益于论争的简化和深化。此外，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中某些被资本主义或前资本主义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以及属于对向社会主义过渡或社会主义的理论分析，均须在当代中外多样化实践中继续进行检验及展开逻辑体系的不断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被认为是某种原理、公理或思想预见的理论观点，不妨也可称之为理论假设。
有争议的问题在于：经济学研究能不能随意进行假设呢?任意假设是可以的，但这种假设下的研究及其结论往往是局部的、片面的或错误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科学扬弃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强调学术严谨和贴近现实，不赞成随意假设，因而需要对理论假设进行分类。
二、理论假设的分类
1．根据假设同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可分为合乎历史和现实的或背离历史和现实的假设
譬如，现代西方经济学假定交易费用为零的“科斯第一定理”，就属于不现实的假设。其道理，如同假设历史的或现实的计划管理费用为零是一样的。又如，与西方“公平与效率高低反向变动假设”不同，我们提出“公平与效率互促同向变动假设”是表明，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具有正反同向变动的交促互补关系，即经济活动的制度、权利、机会和结果等方面越是公平，效率就越高；相反，越不公平，效率就越低。国内外日趋增多的正反历史资料和实例也表明，公平与效率具有正相关联系，二者呈此长彼长、此消彼消的正反同向变动的交促关系和互补性。倘若我国不重蹈为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在历史上曾走过、又为美国库兹涅茨所描述的“倒U型假说”之路径，那么，就能通过逐步健全一种公平与效率兼得的良性循环机制，来推进全社会的共同富裕和经济和谐。
2．根据假设的科学性程度，可分为较科学的或不科学的假设
以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可否有效结合的假设为例，我国和越南的历史经验已经部分有力地证明：这一问题的肯定性假设比较科学，而否定性的假设则是不科学的（科斯也承认，关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能否结合这一点，现在还不能被证伪）。与“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相比，“生产三要素创造价值假设”显得缺乏科学性、历史性和实际性，因为历史上的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所占有和出租的生产资料本身不能创造任何新价值。不过，我们必须提出“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因为依据已有市场经济的历史实践和马克思关于活劳动创造为市场交换而生产的商品价值，以及纯粹为商品价值形态转换服务的流通活动不创造价值的科学精神，可以推断，凡是直接为市场交换而生产物质商品和精神商品以及直接为劳动力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服务的劳动，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实体的内部管理劳动和科技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劳动或生产劳动。这一“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不仅没有否定马克思关于“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的核心思想和方法，而且恰恰是遵循了马克思研究物质生产领域价值创造的思路，并把它扩展到一切社会经济部门后所形成的必然结论。
3．根据假设的时间跨度，可分为历史型、未来型或混合型的假设
许多假设是依据历史并推测未来，因而属于包含历史和未来的混合型假设，但西方新经济史学就有历史型的假设。譬如，克拉潘的《现代英国经济史》、保尔·芒图的《十八世纪产业革命》、汉斯·豪斯赫尔的《近代经济史》等历史论著都强调了交通运输与工业革命间的互相促进的因果关系。而在交通运输革命中，尤其在19世纪的陆路交通发展中，铁路和火车的诞生与工业革命关系最为密切。
钱得勒（1997）深入地讨论了铁路对建筑业和金融业的影响后认为，铁路建设的需求导致了美国金融业和建筑业的根本改革。可是，铁路与工业革命密不可分这个已成为常识性的结论却引起了福格尔的怀疑和反思。事实果真如此吗?福格尔建立了“反事实”论据：复原了当时主要的工业资料，如运费、主要农业贸易流通量的地区分布、按部门对当时冶金工业交货情况的分析，等等。在此基础上，福格尔得出结论说，以上传统观点所认定的铁路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错误的。他认为，当时只要把美国的水路运输稍加扩大，就能以同样的费用进入95%的农用土地；至于修筑铁路引起的工业需求，在1840-1860年间，它从未超过美国铸铁生产的5%，因此，不能用铁路来解释该时期美国冶金工业的迅速发展。他甚至指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即使没有铁路，1890年的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也不会比这一年的实际产值低3%以上。因此，铁路在美国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实在是微不足道的，美国经济的发展是由于多种因素促成的。福格尔关于美国这一历史时期增长的“铁路微作用假设”便可称之为历史型假设。创新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可积极借鉴这一方法。
4．根据假设的覆盖面，可分为全面的或片面的假设
如近现代西方经济学包含完全自私在内的“经济人”假设，就属于只能解释部分现象的片面假设，由此得出以偏概全的经济学理论难以被确认为“公理”。依据整个人类历史和问题导向，我们必须确立一种新“经济人”假说和理论，即“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其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它对应西方“完全自私经济人假设”，包含三个基本命题：一是经济活动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或性质。二是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理性与非理性两种状态。三是良好的制度会使经济活动中的人在增进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合理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利他经济人假设对制度安排、诚信建设和荣辱观教育等都具有积极的作用，更可以导致社会协作与公共福利的增加。
同理，“菲利普斯曲线”是依据英国1861～1957年间的工资增长率与失业率的历史资料来表述两者之间关系的，有学术和实际价值，但过去被视之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定律则不妥，其实它仍然具有历史型假设的性质，而且是不具普适性的片面假设。因此，200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费尔浦斯就曾提出通货膨胀不仅与失业有关，也与企业和雇员对价格和工资增长的预期有关，从而能较好地解释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通货膨胀与失业同时增长的历史现象。
另外，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要假定或假设之一是资源有限与需要（欲望）无限。这一“资源有限与需要无限假设”也是片面的，因为这一假设内含的时间和空间两个约束条件不对称。从辩证思维和假定的一致性或对称性来分析，尽管西方经济学对资源与需要相互关系的描述有一定的道理，但仍然存在明显的逻辑缺陷。其一，从假定对称层面看，当假定资源有限时，暗含着以一定的时间和条件为前提，而假定需要无限时，并没有以一定的时间和条件为前提。把两个前提不一致或不对称的经济事物和概念放在一起加以对比或撮合成一对经济基本矛盾，显然过于简单化和绝对化。西方学者实际上是用“稀缺”来定义“资源”的，不稀缺的就不算作资源，资源一词已内含着稀缺性，因而再说资源是稀缺的，无疑于同义反复。其二，从资源利用层面看，各类资源在一定条件下是有限的，但从某种意义上看又是无限的，因为包含资源在内的整个宇宙本身是无限的，科技发展、物质变换和循环经济也是无限的。其三，从需要满足层面看，需要在一定条件下也是有限的，而且在市场经济中能实现的需要，还是专指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要即需求，并非指人们脱离现实生产力水平和货币状况的空想性需要。人类不断增长的合理需要本身也是受到一定约束或限制的。西方理论没有明确区分需要的种类及其约束条件，笼统地说需要始终处于无限状态，是不合情理的。
因此，反思性地改造西方主流学者的上述理论假设的必然结果，便是推陈出新地作出“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即假设在一定时期内资源和需要都是有约束的，因而多种资源与多种需要可以形成各种选择或替代组合，进而在一定的双约束条件下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和需要的极大满足。这样的理论假设反映现实全面，论证逻辑严密。“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的内在要求之一，是通过科技和管理的改进等途径来实现各种资源的高效利用和最佳配置；其内在要求之二，是通过有效需求和合理需要的总量和结构的科学调节等途径来实现各种需求的最大满足；其内在要求之三，是通过资源的高效利用和最佳配置来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有效需求和合理需要。
5．根据假设的抽象程度，可分为较基本的或较具体的假设
作为史学和经济学重要方法的唯物史观，以及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枢纽的劳动两重性观点，便属于抽象度较高的基本假设，而马克思关于个别资本循环和周转、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等一些假设，则属于较具体的层面。
此外，即使是同一较基本的理论假设，也要视实践环境不同而有所具体化。以“公有制高绩效假设”为例，笔者从马克思经济学中概括出来的“公有制高绩效”假设，是指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成员共同所有的公有制体系能达到社会绩效最大化；而从邓小平经济理论中概括出来的“公有制高绩效”假设，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能达到社会绩效最大化。但其中均存在多种复杂的前提条件，如不存在严重的社会腐败，委托代理双方权责是合理的，国企承担额外社会义务需另行核算，政府的管理、政策和操作没出现大失误，选聘的经营者有较高素质，等等。只有大体同时具备这些前提条件，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的结合才能呈现高绩效。倘若过去或现实生活中搞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提条件缺失而导致某些低绩效现象，这并不能证明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公有制经济不可行。
三、结语
假设的不同显示出经济学的不同流派和体系。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强调，判断假设的好坏不在于“真实”，而在于建构的理论是否有效，即是否有效地产生了准确的预测，宣称理论的意义越多，假设就越不现实。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则强调假设的现实性、科学性和辩证性，因而具有更大的思想认知功能和社会建设功能。基于以上不同理论假设的现代马克思主义主流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这两大理论经济学的方法、范畴、原理和体系既有相互吸收与通约的一面，也有相互批判与排斥的一面，从而呈现为不同的现代理论经济学范式。变革中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力图既超越马克思经济学和苏联经济学，又超越现代西方经济学和中外古近代经济学，体现“国情为据、世情为鉴，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综合创新的时代精神和科学理念，就必须独特性地推出“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己他双性经济人假设”、“公平与效率互促同向变动假设”、“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等若干关键性的理论假设，并达成学科共识。那种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关键性理论假设及其范式具有普适性或普世性，需要中国化或本土化的思想，显然是幼稚的。因为只有在关键性理论假设和核心理论上具有科学性和普适性的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才能通过中国化或本土化，来真正促进我国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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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7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