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倡导科学发展观，而科学发展集中体现之一是可持续发展，因为不以最广大人民利益为本的发展、不全面的发展、非协调的发展，以及非和谐的发展，都将导致发展的延缓或者停滞，是不可持续的。
同时，我们看到，可持续发展涉及的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伴随当今世界的经济日益全球化，已经成为了全球性的共同问题。当今世界的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更加严重，除中国之外的世界赤贫人口还在继续增加，全球失业人口居高不下，劳动人口的人均工作时间减少徘徊不前、甚至变相增加。全球以追逐利润为目标的现代工业的生产方式，还不断地开拓新的投资领域和扩大生产规模，以更快的速度耗尽可再生和不可再生的资源，并不断地向自然界排放大量有害物质。以追求享乐和功利为时尚的现代人类的生活和消费方式，还在不断地挖掘人的消费潜能和刺激人的消费欲望，并不断向自然界遗弃更大规模的生活垃圾。现代工业和人类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污染已经超过自然本身的吸收能力、补偿能力、再生能力和恢复能力，这不仅导致全球的生态环境危机，而且人类自身的生存也处于危险之中，人类正面临可持续发展的危机。
因此，人类不得不思考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不得不反思以牺牲生态谋求经济增长、以牺牲劳工谋求资本增值、以牺牲他人谋求自身福利、以牺牲整体谋求局部发展、以牺牲长远谋求眼前利益、以牺牲精神谋求物质占有、以牺牲后代人谋求当代人享受的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不得不挖掘当代人类社会经济走向不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深层根源，不得不探求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方式和前景。作为全人类的精神财富，马克思主义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蕴涵着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并在发展目标上与可持续发展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一、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把自然置于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的地位，表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物质基础是良好的生态环境和足够的自然资源。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就他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自然不仅给人类生产和发展提供生产资料、劳动对象和活动场所，甚至直接提供生活资料，而且自然环境的差异是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制约着社会生产的布局、结构和规模。因此，可持续发展必须做到“保护生态环境”、“进行生态修复”和“污染防治”，“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2]，否则，生态恶化和环境污染，人类就不能够也无法在地球上生存，当然谈不上“可持续发展”。其次，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表明，自在的自然世界自身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就要求可持续发展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否则必然遭到自然的惩罚，导致发展的非可持续性。恩格斯告诫人类，“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一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3]恩格斯当时就看到人类因不尊重自然规律而遭受到的惩罚和导致的发展的不可持续性，“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当他们在山南坡把在山北坡得到精心保护的那同一种枞树林砍光用尽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就把本地区的高山畜牧业的根基毁掉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同时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4]同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指明，作为自为的、主体的人，能够在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自觉性，去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保持发展的持续性。既不主张忽视和不尊重自然规律的“控制”自然和“征服”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又不主张人是自然奴役和无条件地顺从自然的“生态中心主义”或“自然中心主义”，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符合“生态原则”或“自然原则”的前提下达到经济丰裕和社会自由的充分实现。
马克思主义辩证地看待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资源限制的关系。缺乏环保意识、忽视生态自然规律的、粗放式的经济发展会造成环境的破坏，导致发展的非可持续性；而注重环境保护、尊重生态自然规律的集约式的经济发展又会有助于环境的改善，达到发展的可持续性。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发展，不能因为保护环境就“限制增长”或者要求“零增长”或“负增长”。若不解决人口的贫困问题，也不可能实现保护生态环境。因为贫困人口会为短期生存需要而破坏环境和掠夺性使用自然资源。因此，停止经济发展，甚至负经济增长并不一定能解决环境问题。同样，既不能因为经济发展受到现有资源的约束而放弃经济发展，又不能因为人类开发新资源的潜力巨大，而在经济发展中不注重资源节约和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停止经济发展或者采取负增长只能是延缓现有资源的使用时间，并没有解决现有的资源的有限性问题。而经济发展却给人类提供了更多时间和空间，不断地开发新资源和替代资源。人类发展史也正如此，以能源为例，19 世纪中期以前，人类能源以柴草为主，在1860 年全世界的能源结构中，木柴占75%，煤以及少量的石油、天然气仅占25%。1900 年，进入煤炭时代，煤在能耗中占到57.6%，柴草下降到40%以下。20 世纪60 年代中叶，进入石油时代，石油和天然气在总能耗中的比率超过了煤炭。虽然以现有已探明的储量和开采趋势等数据进行乐观的估计，煤和原油也将会在未来200－300 年的时间内开采完和消耗尽。[5]但是，人类一定会凭借自身的智慧和科技能力在煤和石油枯竭之前开发出更经济的替代能源。然而即便如此，人类依然需要节约和集约地使用这些能源资源，因为这些能源资源在使用的过程中，释放的过量温室气体和大量有毒气体如果没有处理，会对环境造成破坏。因此，为保持发展的可持续性，对可再生资源的利用率必须控制在可再生率之下，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率不能超过替代能源的开发利用率。但是，通过提高再生资源的再生率、不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利用率，仍然可以提高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量，满足人类可持续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其次，马克思主义辩证地看待科技对自然的影响。科技的进步，一方面表明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利用的深化，提高了现有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开发替代资源的能力，以及解决环境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却可能导致以更大规模和更快速率耗竭现有资源，而且人类因对科技产品的消费而产生的大量工业废弃物和生活垃圾，超过了自然的同化和吸收能力，造成了对自然的破坏。但是，这正说明科技本身是中性的，环境问题的产生，不是在于科技的进步，而是在于科技的如何使用。如果科技仅仅是不顾生态环境破坏的财富和利润追逐的工具，那么科技的应用必然带来生态灾难。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蒸汽技术“只有它的资本主义的应用才使它主要地集中于城市，并把工厂乡村转变为工厂城市。但是，这样一来它就同时破坏了它自己运行的条件。蒸汽机的第一需要和大工业中差不多一切生产部门的主要需要，就是比较纯洁的水。但是工厂城市把一切水都变成臭气冲天的污水。……要消灭这样新的恶性循环，要消灭这个不断重新产生的现代工业的矛盾，又只有消灭现代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才有可能。只有按照一个统一的大的计划协调地配置自己的生产力的社会，才能使工业在全国分布得最适合于它自身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6]因此，解决环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并不是停止科技进步，而是改变技术的使用方式。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发展变化的，与人与人关系的发展史伴随的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史。在人类社会的初期，人类从属、顺从和敬畏自然，自然居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主导和显赫的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征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7]。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人类走向了支配、控制和征服自然，人上升到人与自然关系的主导和显赫的位置，于是生态自然问题开始显现并日益严重，导致人类发展的非可持续性。恩格斯当时就看到资本主义“关于这种惊人的经济变化必然带来的一些现象，……所有已经或者正在经历这种过程的国家，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情况。地力损耗——如在美国；森林消失——如在英国和法国，目前在德国和美国也是如此；气候改变、江河淤浅在俄国大概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厉害”[8]。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类对自然规律认识逐渐深入，但是，“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9]，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和谐，实现可持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还从历史的角度揭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解决环境问题上应承担共同而有差别的责任。当今面临的全球环境问题主要是发达国家长期发展和工业化过程中积累的结果，发达国家今天积累的大量财富是建立在其前代人大量耗竭自然资源和排放废弃物基础上的，因此，其当代人在享受财富的同时需要在治理环境问题上承担更多责任。同时，发达国家今天较高的生活水平需要比发展中国家消耗更多的人均资源，而且必然排放更多的人均废弃物，这也需要相应承担更大的治理环境问题的责任。还必须看到，当今发达国家环境的改善，一部分是由于发达国家对外污染输出的结果。发达国家不仅直接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在本国禁止使用的有毒工业产品、工业废弃物以及生活垃圾，而且把“肮脏产业”、“耗能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因此，发达国家不仅需要减少本国的污染排放，而且有责任把环保和治污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进行廉价转移。当然，发展中国家在加速发展的同时，不仅需要承担与其能力相适应的治理环境问题的责任，而且需要节约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以及尽可能减少污染的排放，以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在实现前代人、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代际公平和当代人代内公平的基础上，保障发展的可持续性。
二、马克思主义蕴涵着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
马克思主义不仅给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而且正是在科学方法论的支撑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对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作了大量阐述，如循环和节约经济思想、适度人口思想、全面协调发展思想、适度和绿色消费思想。
关于循环和节约经济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论述了循环经济的“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3Rs）原则和可行性条件，而且对不同的节约方式进行了阐述。马克思指出：“把生产排泄物减少到最低限度和把一切进入生产中去的原料和辅助材料的直接利用提到最高限度。”[10]这正是循环经济中所要求的在生产的输入端贯彻的“减量化”（reduce）原则，而至于从源头能减少多少资源的使用和废弃物的排放，不仅“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和工具的质量”，而且“还取决于原料本身的质量”[11]。这就要求从提高工艺技术、改进生产流程、革新产品设计和开发新型材料等方面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实现“减量化”的目标。马克思积极评价科技进步对生产和消费废弃物“再利用”（reuse）的积极价值，“化学工业提供了废物利用的最显著的例子。它不仅找到新的方法来利用本工业的废料，而且还利用其他各种各样工业的废料，例如，把以前几乎毫无用处的煤焦油转化为苯胺染料，茜红染料（茜素），近来甚至把它转化为药品。”[12]马克思高度赞扬通过资源的“再循环”（recycle）而实现的节约。“关于生产条件节约的另一个大类，情况也是如此。我们指的是生产排泄物，即所谓的生产废料再转化为同一个产业部门或另一个产业部门的新的生产要素；这是这样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这种所谓的排泄物就再回到生产从而消费（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的循环中。”[13]马克思看到人们对农产品消费的排泄物不能回到土地而造成的巨大浪费和污染，“消费排泄物对农业来说最为重要。在利用这种排泄物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浪费很大；例如，在伦敦，450 万人的粪便，就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只好花很多钱用来污染泰晤士河。”[14]而且，马克思严格区分了因废弃物“再利用”和“再循环”而实现的节约与提高资源利用率而进行“减量化”节约的不同。“应该把这种通过生产排泄物的再利用而造成的节约和由于废料的减少而造成的节约区别开来”[15]，这就要求在工艺技术、生产流程、产品设计和原料采用等方面，还要优先考虑产品生产和消费产生的废弃物可以“再利用”和“再循环”的方案。马克思还充分阐述了循环经济的技术和经济上的可行性。科技的进步不仅发现了废弃物的有用性质，而且通过科技的进步带来机器的应用和改良，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由于机器的改良，废料减少了”[16]，而且，“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态”[17]。由于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大规模生产和不变资本的节约，循环经济也具有经济上的可行性。“原料的日益昂贵，自然成为废物利用的刺激。”[18] “由于大规模社会劳动所产生的废料数量很大，这些废料本身才重新成为贸易的对象，从而成为新的生产要素。这种废料，只有作为共同生产的废料，因而只有作为大规模生产的废料，才对生产过程有这样重要的意义，才仍然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这种废料——撇开它作为新的生产要素所起的作用——会按照它可以重新出售的程度降低原料的费用，因为正常范围内的废料，即原料加工时平均必然损失的数量，总是要算在原料的费用中。在可变资本的量已定，剩余价值率已定时，不变资本这一部分的费用的减少，会相应地提高利润率。”[19]这就提示人们需要从技术上和经济上两方面，实现从“资源—产品—废物”的不可持续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向“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可持续的循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关于适度人口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提出人自身的生产的可持续问题，而且提出人自身生产要与物质生产和自然相适应，才能保持发展的可持续性。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20]人口生产同样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21]。因为即使保持人均生活水平不下降，随着人口规模急剧扩大，对物质总需求也会迅速增加，这就要求扩大再生产，从而加大对资源需求和环境的压力。而如果人口的增长率超过了生产的增长率，必然导致人均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保持适度的人口出生率和适度的人口总量是必要的。同时，适度人口还意味着人口中的劳动力结构和数量的供给，与简单再生产或扩大再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相符合。马克思指出：“生产资料的数量，必须足以吸收劳动量，足以通过这个劳动量转化为产品。如果没有充分的生产资料，……劳动就不能得到利用；……就没有用处。如果现有生产资料多于可供支配的劳动，生产资料就不能被劳动充分利用，不能转化为产品。”[22]如果人和物的比例关系不能满足社会扩大再生产，甚至简单再生产的需要，发展的可持续就会遭到破坏。当然，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不是建立在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上，而是依靠人口质量和素质的提升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上。马克思强调人口素质提高的重要性，“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23]。马克思当时就看到，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和技术水平的提升，同样的生产规模对劳动力的数量需求下降，而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却提高了。同样，人口的数量和质量也会反过来影响生产的方式。低素质的人口必然采取外延式、粗放型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对自然资源的投入大而产出低，对生态环境损害大，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低，是不可持续的。“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24]，而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质量，也需要像物质生产一样需要转变生产观念和实施生产计划。恩格斯指出：“……必须立刻进行这种（社会主义）改革，原因是只有这种改革，只有通过这种改革来教育群众，才能够从道德上限制生殖的本能”。“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像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节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节，那么正是这个社会，而且只有这个社会才能无困难地[25]做到这点。”
关于全面协调发展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论述了经济内部不同部门要协调发展，而且论述了城市与乡村的区域间、工业与农业的产业间的统筹发展。马克思在论述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时，详细阐述了生产资料生产部类和消费资料生产部类之间应按一定比例协调发展，才能保证整个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持续进行。马克思还指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它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必需，同样它也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和公共卫生事业的必需。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才能排除，只有通过这种融合，才能使现在城市中日益病弱的大众把粪便用于促进植物的生长，而不是任其引起疾病。”[26]而且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可以发挥城乡的优点而避免二者的缺陷，“公民公社将从事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将把城市和农村生活方式的优点结合起来，避免二者的片面性和缺点”[27]。并且通过工业与农业的协调发展来消除城乡的差别，“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28]。其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强调了精神文化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的协调发展，认为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虽然决定了精神文化生产的发展，但是精神文化生产的发展也对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起到反作用。“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29]而且，精神文化生产发展的成果要与物质资料生产的成果一样为人民所共享，“……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去获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加以进一步发展。”[30]第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全面协调发展的目的指向了人，强调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31]“……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32]。人的全面、充分和自由的发展是建立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33]。而人的全面、充分和自由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34]。
关于适度消费和绿色消费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强调了消费对环境的压力，不能超过自然生态环境的吸收能力、补偿能力、再生能力和恢复能力，而且论述了消费要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能力相适应，同时避免过度奢侈消费和消费不足。在马克思看来，“奢侈是自然必要性的对立面。必要的需要就是本身归结为自然主体的那种个人的需要”[35]。恩格斯指出：“在一种与人类本性相称的状态下，……社会应当考虑，靠它所支配的资料能够生产些什么，并根据生产力和广大消费者之间的这种关系来确定，应该把生产提高多少或缩减多少，应该允许生产或限制生产多少奢侈品。”[36]还看到奢侈浪费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的必然性，“但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不仅创立了一个享乐世界；随着投机和信用事业的发展，它还开辟了千百个突然致富的源泉。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已经习以为常的挥霍，作为炫耀富有从而取得信贷的手段，甚至成了‘不幸的’资本家营业上的一种必要。奢侈被列入资本的交际费用。……但是资本家的挥霍仍然和积累一同增加，一方决不会妨碍另一方。”[37]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强调对可循环和再利用的产品的绿色消费理念，而且强调人类要不断增加对发展资料和精神产品的消费，从而把绿色消费的理念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人类对物质产品的适度消费，绝不仅仅意味着人类的自我克制，而是有更多时间进行教育培训和精神文化的消费，从而在实质意义上实现人类的解放和全面发展，同时通过这种“绿色”的全面消费而实现的人类素质的提高反过来又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马克思经济学的视阈内，“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可见，决不是禁欲，而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的能力，因而既是发展消费的能力，又是发展消费的资料。消费的能力是消费的条件，因而是消费的首要手段，而这种能力是一种个人才能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38]马克思认为“工人必须有时间满足精神需要和社会需要”[39]，“……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40]。
三、马克思主义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同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私有资本积累规律必然引发人的不平等、非均衡和片面发展，带来人的异化和人与自然关系的灾难。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同以往社会相比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性，赞扬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财富，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财富还要多还要大，但是，又同时指出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积累和生产，受到资本主义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以及劳动阶级有效消费不足的限制，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发展必然不断地被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所打断。私有资本运动的规律强迫资本家，以牺牲劳工的身体、健康和闲暇，降低劳工的工作条件，压低劳工的生存条件以及损害环境等手段，实现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节约和利润最大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照它的矛盾的、对立的性质，还把浪费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压低工人的生存条件本身，看作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从而看作提高利润率的手段。……使工人挤在一个狭窄的有害健康的场所，用资本家的话来说，这叫作节约建筑物；把危险的机器塞进同一些场所而不安装安全设备；对于那些按其性质来说有害健康的生产过程，或对于像采矿业中那样有危险的生产过程，不采取任何预防措施，等等。”[41] “在各个资本家都是为了直接的利润而从事生产和交换的地方，他们首先考虑的只能是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而不再关心商品和买主以后将是怎样的。……西班牙的种植场主曾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以为木灰作为肥料足够最能盈利的咖啡树施用一个世代之久，至于后来热带的倾盆大雨竟冲毁毫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这同他们又有什么相干呢？”[42]私人资本对利润的追逐是过去一段时期和当今世界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的根源。
马克思指明，只有积极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行自然和生产资料共同所有、经济计划统筹、社会民主治理，才能达到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统一、人的解放与自然解放的统一，才能真正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对立矛盾，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43]从而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44]，并且“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45]。可持续发展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因而国外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强调人类要不断追求和践行可持续发展。事实上，也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环境价值观，在实现对世界的胜利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才是应当和最终必然普世的“普世价值观”之一。
可持续发展应是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满足一个群体、地区或国家需求又未损害别的群体、地区或国家人群满足其需求能力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和谐的发展。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必须与解决人口贫困问题结合起来，保护和满足社会所有人民的基本需要，普遍提供可持续生存的基本条件，如食物、卫生和教育，以保证人们不会为了短期生存需要而被迫耗尽自然资源；人口发展要与变化着的生态系统提供的生产潜力相协调；对可再生资源的利用率必须控制在可再生率之下；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率不能超过替代能源的开发利用率；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的破坏不能超过环境和生态的净化能力。提倡通过转变价值观念和改变生活方式来实现可持续发展。诚然，只有逐步改造非社会主义的市场体系和生产关系，建立一个不被利润和国内生产总值的追逐所支配，而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物质、精神和生态环境需要为目的的社会，才能建立和完善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两型社会”，向真正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和协调发展的方向挺进。
（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12期，第二作者为王中保）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272 页。
[2]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 年。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383-384 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383 页。
[5]世界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世界经济年鉴》（2001 年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年，第384 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646 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81-82 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365 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385 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117 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117 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117 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94 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115 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1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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