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建国以来经济学界研究《资本论》的历史，我认为，尽管在研究的诸领域均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如翻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资本论》的所有文献，发表了一批《资本论》的研究论著等，但总的说的来，这种研究还只是刚刚起步，探讨的面欠广，探究的点欠深，因而我国《资本论》研究并非没有课题，恰恰是空白颇多，亟需攻克的理论难题层出不穷。应当清楚地看到，《资本论》研究在我国逐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大背景下是方兴未艾，大有作为的。
下面扼要地从六个方面谈一谈未来研究《资本论》的基本要求及发展态势。
一、《资本论》研究的发展观
在继续坚持反对以教条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同时，我们不能不看到，目前我国《资本论》研究领域存在某些值得注意的思潮和倾向。例如：把《资本论》单纯视为阶级斗争的理论工具，视为批判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否认它对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所作的一般分析的指导意义；过于苛求《资本论》，要求它对现今出现的资本主义新的问题提出现成的答案；不适当地把我国经济建设的种种失误归罪于《资本论》，视当代西方庸俗理论经济学为“珠宝”，而把《资本论》看作过时的“朽木”，不值得认真研究，甚至提出高校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也不必学习《资本论》。这股社会思潮尽管属于《资本论》研究中的支流，但客观上严重冲击和妨碍了人们对“马克思学派（恩格斯用语）的深入探讨。不过，这里也提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尖锐问题：即在《资本论》研究中究竟应当树立什么样的发展观？这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带方向性的大问题。
我始终感到，《资本论》这部“工人阶级的圣经”和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如同其他任何科学理论一样，决非终极真理，而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统一，它必须通过多形式和多途径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
首先，在研究与指导经济活动中发展《资本论》。人类的经济活动是经济理论产生的基本源泉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同时，运用经济理论去能动地指导经济活动，也是我们进行经济理论研究的宗旨。一旦运用《资本论》的基本理论去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和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我们必定会发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新的概括和总结。其结果，要么是使《资本论》原有科学理论获得正确的修正、补充，从而使其更完善、更科学；要么是需要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创立新的科学理论。比如，对于垄断资本及垄断利润的分析，就属于前一种状况，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分析，就属于后一种状况。
其次，在继承与突破中发展《资本论》。任何科学理论要继续向前发展，均会被继承、被突破。《资本论》的历史命运也是如此。以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例，它一方面要继承《资本论》的许多基本范畴、规律、原理，另一方面又不能照搬《资本论》的一切，而必须面对社会丰义经济实践的挑战，在个别论断、甚至某些基本原理上突破马克思原有理论的束缚和局限。我国眼下关于商品、货币、价值规律、市场和竞争等不少理论问题的分析，事实上已不同程度地采取了这一科学态度。正是在这种继承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才显示出理论青春的常在。
第三，在争鸣与斗争中发展《资本论》。真理与错误之间的争鸣和斗争，是真理自身发展的推动力量。《资本论》的诞生－曾是经济学说史上的一场革命。这一变革本身就是在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错误经济学说的斗争中实现的。它的继续发展，也不可避免地要同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发生理论斗争。犹如马克思当年没有将马尔萨斯、萨伊、洛贝尔图斯、罗雪尔等庸俗政治经济学当作《资本论》的理论渊源一样，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可能把现代西方庸俗理论经济学视为自己的理论来源。不过，这根本不排斥对其某学派、某些理论的批判性借鉴。除此之外，《资本论》研究者之间也迫切需要发扬学术民主，提倡学术自由，鼓励百家争鸣，允许研究《资本论》不同理论派别的长期并存，只有这样，方能减少研讨过程中片面性和封闭性，导致《资本论》研究园地群芳争艳，结出累累硕果。
二、《资本论》研究的多维性
《资本论》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之大成，又兼纳有关政治、法律、历史、教育、文学、社会、人口、美学等等深湛见解，是人类先进文化思想的结晶。作为后人，要想系统深刻地探寻清楚《资本论》这座文化宝库的全部奥秘，就必须进行多维性的研究，即从多种学科、从一个学科的多种视角去挖掘其理论宝藏。
过去，我国《资本论》的研究是一维性的，仅限于经济学的研究当然也有极少数哲学方法的研究，这是很不够的。例如，马克思创作《资本论》所运用的基本方法—唯物辩证法，是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批判性改造的结果。不懂得黑格尔，就根本不能透彻地理解《资本论》的整体构造，但我国至今还缺乏这方面进行系统比较研究的论著。搞经济学的，一般缺乏哲学理论素质，搞哲学的，一般又缺乏经济理论素质加上理论研究的横向联系松弛，以致无法圆满地实现对此书的“经济—哲学”双重研究。
又如，《资本论》作为一部抽象思维的产物，是与形象思维紧密结合的，使生动的文学艺术观和较枯燥的抽象思维这两者浑然一体。然而，我国迄今有关《资本论》的形象思维和文学艺术方面的专著尚未问世。
此外，关于《资本论》中的政治学、社会学、数学等等研究也属于亟待拓垦的处女地。，
要想使中国在《资本论》研究领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看起来必须调动与《资本论》有关的各学科人员研读此书的积极因素，以哲学为研究的基本方法，以经济学为研究的主要内容，全面展开对《资本论》整体的、多维的研究。这大概也属于研究《资本论》的一种大趋势吧。
三、《资本论》研究的幅射面
《资本论》之所以成为人类经济学演化史上的里程碑，成为一部不朽的科学巨著，与它的理论辐射面广和理论容量大有密切的关系。以经济内容为例，从纵的方面说，它论及渊远流长的千年人类经济思想史脉络，论及自原始蒙昧人至共产主义自由人的悠久的经济史足迹；从横的方面说，它详尽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方方面面，深刻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运转的客观规律和各种机制（顺便指出，有的同志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只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而没有揭示出资本主义整个经济运行及其机制，笔者对于把这两者截然分开的观点实在不敢苟同，限于篇幅，这里不作阐述）。
这就启示我们，研究《资本论》也必须有较广的理论辐射面，进行大容量的理论探索，而千万不可只局限在书本里。
第一，《资本论》研究的面应当扩展到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领域，以便对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经济理论作出新的贡献；研究的面也应当扩展到那些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领域，以便对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作出新的充实；研究的面还应当扩展到社会主义国家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经济领域，以便对这一新现象作出合乎规律的分析，进而丰富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学说。
第二，《资本论》研究的面应当辐射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领域。《资本论》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指导作用，一般要通过它对社会主义经济科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来实现。尤其是这部杰作的研究对象、体系、结构、方法、范畴、原理，将更多地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面对社会主义经济现实，背靠《资本论》，有的放矢地借鉴当代各国经济学说，这是创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由之路。
这里有一个认识问题需要澄清：即我国经济建设的历次挫折和失误以及经济体制的种
种弊端，究竟是不是运用《资本论》作理论指导所必然带来的。我以为，不用说各种具体方针、政策和体制的错误与《资本论》无关，就是从理论上说，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僵化体系和观点也算不到马克思的头上。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早就告诫后人，他们的全部理论不是教义，而是一种方法。况且，他们精通历史辩证法，关于未来社会的描绘极少，只是大体上提出了一种科学预见，而并没有像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设计出新社会的详尽方案。至于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社会到底建立何种经济模式，马克思似乎没有取消后继者创造发明的权利，他的经济学遗产也没有束缚后继者的手脚。事实恐怕相反，倒是马克思的学生们自己把导师的经济学说错当教义诵颂，错作绳子去自缚。所以，运用马克思经济学说（或《资本论》）指导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个命题是无可非议的。问题在于我们要不断提高经济实践的能动性，提高经济理论的创新度。
第三，《资本论》研究的面应当辐射到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领域。运用《资本论》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正确地评介现代西方经济学说，是当代《资本论》研究人员义不容辞的职责。我们既不能良莠不分，把西方理论经济学的ＡＢＣ当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甚至趋之若鹜，也不能因为这些理论体系在整体和本质上是庸俗、甚至是极端反动的，就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简单地予以一概否定。科学的态度是认真地研究，批判地吸收，实事求是地作出评判。
拿当前许多人在谈论的“趋同”理论（The Theory of “Convergence”）来说，就很值得我们去认真对待。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和社会学中，之所以会逐渐流行起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趋同”的理论，其根本原因是社会主义制度日益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和成就，从而迫使一部分学者放弃资本主义制度永世长存的概念，转向承认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逐步接近。尽管这一理论反映了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某些共同现象和特点，比如科学技术的进步，计划化，调节总需求、价格和工资，以及国家的作用等等。但是，由于“趋同”论主张技术进步会自动决定生产关系的实质，故意抹杀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区别，美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体制，歪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鼓吹建立比纯粹资本主义和纯粹社会主义更美好的制度或“超工业社会”，因而这种理论的实质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任何具有马克思主义素养的人都很难赞同其根本观点。诚然，“趋同”论的某些比较方法和论点还是可以批判地吸取的。
四、《资本论》研究的纵深度
我们要想在《资本论》研究中有所发现、有所突破，除了向‘研究’的广度进军外，还须向‘研究’的深度延伸。过去人们缺乏理论研究应有的深度，往往导致实际工作中的失误。试举一例为证：《资本论》论的是资本，而资本家又是资本的人格化，但以往大家对“资本家”这一经典著作中常见的概念界定并没有清晰的完整认识，所以在过渡时期曾把无雇佣剥削或只有轻微剥削的原属劳动者范围的七十万小商贩、小手工业者主错划成资本家。这是何等深刻的历史教训！
《资本论》研究的纵深度，首先表现为结合现实课题进行探索。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变革的现实冲击着传统的肤浅认识，为《资本论》的深入研讨提供了客观需要和可能性。诸如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企业、市场体系、劳动力商品、地租、雇工、国际贸易和竞争等一类的问题，都迫切需要联系《资本论》去认真探讨之。这些现实理论“堡垒”的相继攻克，无疑将大大有助于《资本论》研究的深化。
其次，《资本论》研究的纵深度也表现为对此书本身一些问题的深究。譬如，《资本论》的创作史、传播史、各种版本的比较、翻译的精确性、某些难句和难题的注释等等。我们既要重视所谓功利主义的经世致用，又不能忽视所谓非功利主义的为学间而钻研。
总之，只有对研究的目的和方向有辩证的认识，不失偏颇，我们才能在未来的理论海祥中畅游，无禁区，无死角，进而逐渐向《资本论》研究的纵深拓展。
五、《资本论》研究的新方法
历史上，方法论的变革常常成为一种科学理论变革的先导。在未来的《资本论》研究中，有无正确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尤其是否掌握系统论、控制论、现代数学等当今科学研究的新手段，是发展《资本论》的重要契机和趋势之一。这具体可从三个层次来努力。
第一个研究层次，属于“范型”研究，即对人们所公认的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运
用的唯物辩证法的研究。构筑《资本论》框架的基本方法究竟有哪几个？《资本论》的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之间相互关系到底怎样？《资本论》是如何运用辩证法若干规律和基本范畴的？诸如此类的问题，虽经中外学者数十年的艰苦探索，但至今仍处于众说纷纭的状态。由于马克思主要是在《资本论》创立的辩证思维方法属于人类的高级思维形式，因而彻底搞清书中确立的辩证逻辑全貌，并在日后研究中合理运用这一方法，便不是可以掉以轻心的事情，而是必须继续认真加以探讨的首要任务。
第二个研究层次，属于发掘型研究，即研究当今世界上新创立的某些科学方法在《资本》中是否有运用的萌芽和例证。这一做法可能会遭到持有偏见的人的非难，但我历来认为，《资本论》的方法是一个科学体系，或代了者说是一种科学群。其中，有些方法在创作时代就是社会公认的方法（抽象与具体、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对立统一等）；有些方法在创作过程中实际上是有所运用的，只不过受历史的局限而处于萌芽状态，以致于一旦以后科学的发展使这些方法的名称及内容正式确定下来，我们仍然可以、而且应该从《资本论》中把运用这些方法的点点滴滴给发掘出来。这不仅对明了某一个现代科学方法的形成和运用历史显得十分必要，而且对宣传和研究《资本论》也大有裨益。事实，西方有些正直的学者也在做这件事。如有的系统论权威说，马克思是现代系统论的先驱者之一。
第三个研究层次，属于开拓型研究，即运用传统和现代科学方法（《资本论》在一定程度上所含有的），一方面注重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创造性的研究，另一方面似乎也可以重新对自由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研究和理论叙述，以适应现代人的口味。
六、《资本论》研究的新群体
有的学者指出，解放以来我国对《资本论》的研究要比对《红楼梦》的研究差得远。这一评论是公正的。我国研究《资本论》的著述在数量上也很难说已超过日本。细究起来，这些情况都同缺乏一个高水平的《资本论》研究大群体有关。我国多数经济理论工作者是断续地、零星地接触《资本论》，以教学和研究《资本论》为专业的人并不多。况且，像郭大力、王亚南、孙冶方、漆琪生等造诣高深的《资本论》研究专家已日渐减少。这一状态与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社会主义大国、大党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
从研究《资本论》的客观要求和发展趋向来看，我们不仅要重视《资本论》研究者的个体结构，即他们智力结构和素质修养，而且要重视《资本论》研究者群体结构。即构成研究队伍的各类人员及其相互关系，建立由《资本论》各类研究人员的构成、数量、比例等所形成的一个多维、多层次结构的动态综合体。《资本论》研究人员的专业构成，既包括从经济、哲学、科学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等多学科角度研究此书的人员构成，也包括经济学领域内从创作史、社会主义经济、帝国主义经济、资产阶级经济学等多视角研究此书的人员构成其年龄结构自然应是老、中、青三支学术梯队的结合。同时，组合《资本论》研究队伍的原则不应是封闭性，而应是开放性的。它不应是刚性，而应是柔性的群体结构。这种群体结构还应具有动态性，使一切有志《资本论》研究的人以各种方式组合起来，以充分发挥协同研究的效能。
值得欣慰的是，目前我国若干高校、若干研究所、若干地区，正在形成一个个《资本论》研究的新群体。这些新群体的出现和日益壮大，将有利于开创新局面。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作为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全人类精神文明的伟大成果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领导的理论基础，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必须坚持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支持和鼓励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大胆探索和自由争论，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大大活跃起来。展望作为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的《资本论》研究未来，我们满怀信心地预料：在党的双百方针指引下，在团结、和谐的学术环境中，我国《资本论》研究的新群体定会逐渐涌现，并运用传统和现代的科学方法，进行多维的、辐射面极广的、有纵深度的、大容量的理论创新，从而必然使《资本论》研究展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态势，以适应改革和建设的迫切需要。
（原载《世界经济文汇》198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