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 任绍敏：西方学者关于计划社会主义绩效的分析（上）

计划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在苏联、东欧、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和地区的历史舞台上曾经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成为世界经济之林里引人注目的一部份，一些西方学者也纷纷将目光投向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研究。尽管随着社会主义各国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进程的延伸，计划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或迟或早地退出了这些国家的经济舞台，但是，借西方学者之眼回顾计划社会主义的绩效，仍然是一件颇有意义的事情。

一、统一的评价标准存在吗

分析和评价某种经济体制的绩效是一件比较复杂的事情，因为经济体制不是孤立存在的，选择和评价经济体制不能脱离其他因素，经济活动效果也不仅仅取决于体制因素，还取决于政治制度、人力物力资源状况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等环境因素，以及政府执行的政策等因素。在评价经济体制的实绩时，即使对环境因素和政策的差异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和控制，使其尽可能地保持常量，但是，由于不同的经济体制评价标准的存在，仍然可能得出不一样的结论。

1.阿兰·G 格鲁奇

美国经济学家格鲁奇认为经济体制的目标包括充份就业，效率高的生产，持续的、适当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些目标成为评价经济成就的标准。他从成就和目标的关系中选择评价标准，这些标准包括充份就业、效率、经济增长三个方面。

2.埃冈·纽伯格和威廉·达菲

而美国经济学家纽伯格和达菲则是从决策的角度谈评价标准，包括生产力的增长或维持劳动力的充份就业、价格与生产的稳定、有关收入和财产的平等或获得收入和财产的机会的平等，等等。

3.科尔奈

匈牙利的科尔奈也提出了衡量经济运行好坏的七条标准：实际经济增长的速度，有利于技术进步，有良好的适应性，有良好的选择性，关于收入分配和就业的要求，有利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关于决策、所有权和权力等。

4.莫里斯·博恩斯坦

美国的博恩斯坦的评价标准体现在如下九个方面：产出水平，产出成长率，产出的组成，静态效率，动态效率，产出、就业和价格的稳定性，个人的经济保障，公平，职业选择、消费和财产方面的经济自由。

5.弗雷德里克·L 普瑞尔

同样来自美国的普瑞尔也建立了自己的一套评价标准：经济增长，动态效率，经济稳定性，生产的静态效率，消费者主权（或消费者效率），能够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收入与财富的平等分配。

6.保罗·R 格雷戈里和罗伯特·C 斯图尔特

美国经济学家格雷戈里和斯图尔特的经济体制评价标准与上面几位相比明显存在共同之处，但更加详细和全面，他们选择了以下六个标准。

（1）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应用最广泛的经济实绩指标，指在一定时期内某一经济创造的产出量的增加或人均国民产值的增加。

（2）经济效率。经济效率指一个经济体制在特定时点（静态效率）或在一定时期内（动态效率）对可获得的资源（包括知识）的有效利用。效率的概率可通过生产可能性曲线得到说明。静态效率指在某一时点上不需要增加可获得的资源就能够生产出更多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动态效率指一个经济体制在不增加资本和劳动投入的条件下而能提高一定时期内生产产品和劳务的能力。

（3）收入分配。收入分配通过著名的洛伦茨曲线或基尼系数来计量。

（4）稳定性。所谓稳定性是指不存在经济增长率的重大波动，保持可接受的失业率，避免过高的通货膨胀率，而不问通货膨胀和失业是否是周期性的。

（5）发展目标。他们认为根据发展目标的成功与否来评价经济体制可能是复杂的，因为实现了前述的四项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也就实现了这一经济体制的发展目标。

（6）维持国家生存。为了维持国家生存，就要求具有能够对威胁国家生存的力量进行反击的政治、军事和社会实力。从经济观点来看，要维持国家生存，就要求能把足够的人力资源投入国防（在充满敌对的世界中），以防御外部力量对这些体制的颠覆。它还需要高度的内部团结和强盛，以避免经济体制的内部崩溃

7.默瑞尔和奥尔森

一般来说，衡量一国经济绩效的主要指标有两个，一是看其人均国民收入的水平，二是看其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然而，这两个指标都有着很大的偏颇性。如果仅仅是看人均国民收入的水平，则发达国家挟其数百年来的深厚积累，自然比后进国家占据优势；反之，如果仅仅是看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则落后国家由于基数小，起点低，其潜在的增长机会要比发达国家更多，反映在增长率上自然比发达国家更高。

美国马里兰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默瑞尔教授和奥尔森教授（Murrell and Olson，1990）指出，为更加准确地衡量一国经济的真实绩效，需要考虑其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和潜在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差距。换言之，良好的经济绩效意味着一国能尽可能地挖掘该国经济增长的潜在能力，缩小其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和潜在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差距。

二、计划社会主义能正常运行吗

萨缪尔森在《经济学》教科书中解释“为什么要学习苏联经济”时指出：“同它的早期批评家所相信的东西相反，苏联经济迅速地增长，扩大了它的影响并且赢得了许多盟友。它成功地把自己从一个军事上的弱国，弱到1918年向德国乞求休战，变成了一个令整个世界感到害怕的超级大国。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也许最有意义的教训是，命令经济是可以发挥机能的。命令是这样组织经济的，即国家拥有生产手段，利润不是主要的动力，而且主要决策是由行政上作出的──这种命令经济可以在很长的时期内运行良好。”（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2版），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1296页。）

美国经济学家费希尔·唐布什在其《经济学》一书中写道：“计划体制运行得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部份时期内，苏联的增长虽然没有日本快，但比美国快。”即使在传统体制和国际环境有利于私有制大国的条件下，中苏两国的发展业绩和效率也超过了多数西方国家。我国的综合国力，1949年排名世界第13位，1962年列第10位，1988年列第6位；到80年代末，苏联综合国力大大超过德、法、英、日等发达或不发达的私有制国家，成为与美国日益接近的世界第二号强国。

苏联从1925～1940年，只用15年的时间走完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用50～100年走过的路程。1913年，俄国工业产值在欧洲居第四位，在世界居第五位。到1940年，苏联的工业产值已超过英、法、德三国，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年代末至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两次空前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40%以上。把各种各样的虚夸统计数字去掉以后，仍然可以看出，苏联的工业发展的确很快，至少到六十年代末还是如此。二次大战后的恢复工作，步伐也很快。1964～1982年，苏联经济每年平均递增6.1%，超过了所有西方国家。社会生产总值增长1.46倍，工业产量占世界的1/5，有20多种主要工业品的产量均超过美国居世界领先地位。这一时期苏联改革和发展的结果表明，建立在科学测算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仍是十分有效的经济管理手段，它能把有限的资源和技术进行最佳的配置和利用，在短时间里就能取得明显的效果。

西方学者一致认为，中国40年来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它（中国）使人人吃饱、穿暖，有房子住和保持健康，对大部份人提供了教育，数以百万计的人没有挨饿……”（〔美〕查尔斯·K.威尔伯主编：《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39页。）“中国在现代工业发展取得迅速进步的同时，能够满足居民的基本需要并提高其生活水平。在某些领域，例如，在向全体居民提供保健服务方面，他们的成就是特别令人注目的。正如摩拉兹在1977年指出的，中国的保健水平大体相当于美国在30年代的水平──对于一个人均收入不到300美元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他们从一开始就注意缩小在收入分配、消费分配和财富分配方面的不平等，并注意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尽管居民的不同部份之间生活水平仍有重要差距，但这种差别在中国要比任何其他地方要小”。“过去1/4世纪的中国经济史表明，迅速工业化同满足基本需要并不矛盾，事实上两者是互相推动的”。（〔英〕阿克特辛：《基本需要还是国际经济新秩序》，《世界发展》1979年第7卷，第591页、593页。）

三、计划社会主义有可取之处吗

美国学者雷诺兹认为，社会主义集中计划体制对于落后国家集中力量迅速实现工业化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因为经济要增长，就得强制性地限制消费，同时提高投资率，不能做到这一点的“软弱无力的国家”，其经济是不会高速增长的。如果无法限制消费，如果在现代的政治条件下人民不等经济基础奠定好就要求建立福利国家，那实际上排除了发展的可能性。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实行集中计划体制，虽然人均收入水平大大低于资本主义国家，但它们的资本形成率却高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集中计划管理，可以有效地限制消费，提高资本投资率，促进经济增长。1950～1960年的情况表明，社会主义国家确实获得了较高的平均增长率。因此，雷诺兹指出：“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迅速发展重工业的做法，对几个较大的欠发达国家具有参考意义。”（雷诺兹：《经济学的三个世界》，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53页。）

日本学者百百和等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集权式计划经济对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国家自力更生地迅速实现工业化，虽不能说是最好的方法，但却是一种具有相当效力的体制。”（百百和等：《经济计划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1页。）

默瑞尔和奥尔森在分析计划体制国家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的由来时指出，由于在计划体制国家中，权力相对集中且统治稳定，所以其治国者的利益自然而然地易于和整个国家的兴衰荣辱紧密相连，因而计划体制国家的领导人更为关心自己国家的经济成长。这种关心首先表现在治国者对经济增长率的渴求上。由于在敌对意识形态国家的包围之中明显感到的生存威胁，由于一国的经济实力（主要是工业力量、科技力量和军事力量而非消费者的福利水平）直接决定它在国际上的影响和地位，由于更高的增长率在两种制度的竞争中可以提高自身意识形态的感召力，所以不难理解，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以“赶超战略”为基本政策。相对极权的政治体制不仅赋予了治国者强烈的动机去关心经济成长，而且这种体制还给治国者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提供了有利条件。首先， 强有力的集权政府可以轻易地粉碎各种利益集团给对经济增长的干扰。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1982）一书中指出，寻求特殊利益的各种组织或集团过于活跃时，将会降低社会效率和国民收入，而且还会带来政治不稳定因素。其次，由于长期任职，治国者可以有足够长远的眼光去进行长期投资，比如科技、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等等，而这将在一定程度上为日后的经济成长奠定基础。

的确，以集权式计划社会主义为核心的“苏联模式”曾起过积极作用，能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较短的时间内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奠定了搞工业化必需的物质技术基础。正因为如此，才使东欧诸国在建国初期都比较好有比较快地战后经济恢复和发展工作。

四、计划社会主义有优越性吗

纽伯格和达菲认为，计划社会主义所采用的中央集权的决策结构有其自身的优点，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有利于实现体制指导者的目标；（2）有利于迅速改变经济结构，进行大规模的经济调整和变革；（3）有利于提高长期经济效益和宏观经济效益；（4）有可能把外在的经济情况和非经济情况内在化；（5）能够集中信息，从宏观上把握整个经济系统的情况；（6）能把有限的人、财、物集中起来用于最重要的领域；（7）有利于产品的规格化和标准化。

熊彼特也承认计划社会主义经济存在一定的优越性。首先，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性质消除了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从而使社会主义经济的调节过程得以迅速合理有效地进行。其次，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性质消除了经济波动和周期性的危机，计划调节从根本上消除了周期性波动的成因。再次，社会主义中央集权性质的经济在根本上是一种适合现代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生产形式。熊彼特预言：“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将自己证明优于大企业资本主义，犹如大企业资本主义证明自己优于100年前的英国产业所代表的那种竞争的资本主义一样。”（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54页。）最后，社会主义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由于全民利益的一致性保证了最大限度地社会冲突所造成的浪费及其对生产过程的损害。

英国的经济学家克里·特纳克莱夫·科利斯提出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下面三个主要领域比市场经济优越：（1）在刺激经济成长上；（2）在保持均衡的经济发展上；（3）在现代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帮助下制定一个适当的，即使不是最优的价格制度上。

五、计划社会主义有比较优势吗

1.新中国与印度经济的比较

作为新中国起点的工农业生产条件均比印度差，但是，实行计划社会主义的中国却获得了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印度更快的经济发展。1950～1976年，印度农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5%，而我国1953～1979年这一指标是3.4%。新中国30年，包括粮食、棉花、油菜、花生、茶叶、甘蔗、黄红麻、猪、羊和水产品在内的农产品以及农业劳动生产率都比印度增长得快。1949～1978年，印度工业生产发展速度比过去快得多，年平均增长率6%。然而新中国工业发展更迅速，1953～1979年的年平均增长为11.1%，除生铁产量外，包括钢、原煤、原油、水泥、硫酸、棉纱和发电量等在内的工业产量，都先后赶上并大大超过印度。

格雷戈里和斯图尔特在分析印度经济发展时这样评价：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印度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较慢，尽管中国和印度在相同的起点上发展其摆脱殖民统治后的经济，但印度经济增长的成绩也比中国差得多，由于较低的经济增长率，印度的人均收入只是中国的四分之三。大多数权威人士认为，中国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和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方面超过了印度，而印度和中国很可能是以相同的人均收入水平进入战后时代的。

2.新中国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比较

其一，繁荣发展时期对比。战后70年代以前是西方国家发展的黄金时代，1953～1978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速度为：日本10.9%，西德5.7%，法国5.2%，美国4.0%，英国2.5%；1953～1976年其农业年平均增长速度为：法国2.5%，日本和英国2.1%，美国1.8%，西德1.3%。前述新中国大约同期的这两指标都比发达国家高。其二，正常发展时期对比。倘若拿我国和西方这五个发达国家均处于正常发展时期的1950～1957年来对比，那么，除了法国的石油产量增长速度略高于中国之外，其余各国的钢、原煤、石油和发电量的发展速度都低于我国。其三，工业化初期对比。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的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最快，1850～1859年为6.1%，1980～1869年为8.2%，1870～1879年为3.1%，1880～1889年为5.5%，1890～1899年为3.3%，而我国经济正常运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18%。其四，起点相近时期对比。我国钢产量从1949年的15.8万吨提高到1979年的3 448万吨，花了30年时间，而类似的发展过程，美国用了40年（1872年的14.5万吨到1912年的3 195万吨），日本用了53年（1910年的16.8万吨到1963年的3 150万吨），英国1860年为15万吨，用了120多年，才达到3 000万吨。这是单项实物量的变化对照。整个工业价值量的变化对照同样能说明问题。1952年我国工业生产的“底子”，总量比1860年美国工业生产的“底子”大，而以这两个年份为起点的工业增长速度，中国大大地快于美国。1860～1880年美国工业总产值从18.9亿美元上升到53.7亿美元，20年才增长了180%；1952～1957年我国工业总产值（不包括手工业）从270.2亿元上升到650.2亿元，五年就增长了141%。

由此可见，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限于私产制障碍，没有充份释放科技进步和产业革命所蕴藏的经济潜能，许多重要经济指标的增长比有较大弊端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要慢；新中国30年在较僵化的计划产品经济体制中运行，其发展得益于公有制内生机制的优势，赶上并超过了多数私产制国家，与某些发达国家的若干重要经济差距缩小了。

3.格雷戈里和斯图尔特关于计划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绩效的比较

格雷戈里和斯图尔特从以下五个方面分析比较了计划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绩效，并且得出了他们自己的结论。

（1）收入分配。他们的结论是计划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比资本主义平等。计划社会主义经济中，国家（社会）通常拥有土地和资源，这些资本的收益将归属国家。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将比资本主义社会更不平等地分配这项劳动收益，虽然是可以想象的，但却是不大可能的。而那些政府在再分配中不发挥重要作用的资本主义国家，其收入分配与计划社会主义国家更是存在明显差别。

（2）效率。他们认为，以最优化目标的计划技术在现实世界中的应用是有限的，计划社会主义经济不得不使用物资平衡计划程序，而这种程序不大可能把社会主义经济纳入生产可能性曲线图。事实上，物资平衡计划的目的是连续性而不是最优化。因而，计划社会主义无论在动态效率和静态效率方面都不能取得很好成果的假定，看来是相当可靠的。但是，他们又强调，要对比资本主义和计划社会主义的静态和动态效率并非易事，因为得到的数据太少，以致无法进行非常令人满意的比较。而只分析有限区间的少量数据，从分散的迹象中得出的关于资本主义和计划社会主义的相对效率的结论，必定存在相当的局限性。

（3）经济增长。计划社会主义储蓄率比较高，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很可能把迅速增长作为优先目标（建设社会主义）。在计划社会主义经济中，迅速增长将通过高储蓄率和计划者把资源引向对最大化增长的追求而得到促进。应假定计划社会主义经济有更高的增长率，但促使问题复杂化的是计划社会主义经济表现为更低的效率。这样也就不能轻率地作出关于计划社会主义具有相对迅速增长率的肯定。他们还根据表3-1得出一个总的结论：在战后期间，计划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增长率并无重大差距，这一期间的实证记录并没有显示谁是经济增长竞赛的优胜者。

（4）经济稳定性。他们预计计划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稳定，虽然计划社会主义中隐藏着受抑制的通货膨胀和不充份就业，并提出三条理由支撑他们的观点：其一，计划社会主义的投资支出受到计划者的控制并可能保持在相当稳定的比率上，因此，投资支出的波动（这是资本主义经济中不稳定的主要来源）很可能较小。其二，计划社会主义的物资平衡计划将导致劳动供给和需求的大致平衡，因为未就业劳动会导致增长潜力的不充份利用。其三，消费品的供给和需求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的控制（计划者指定产业工资和决定消费品产量），而且国家不易受到社会压力而去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根据实际的分析，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看来要比资本主义经济稳定，在计划社会主义体制下，看来有更多的就业保证、企业生存保障以及比较稳定的消费品价格。

表3-1    1950年～1980年期间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生产

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年增长（括号内为人均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