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近一个半世纪以来，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之前，德国和苏联（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支配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探讨，但是，西欧和北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研究的中心之一。
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是以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为基础进行学术研究的。当今西方主流经济思想中并不包容马克思的经济思想。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一直在与西方主流经济思想的对峙中获得不断发展。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始终关注经济理论与现实研究，从范畴到体系、从制度到运行，充满学术性和创新性。由于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身处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中，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对于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弊病看得更深刻和更清楚，同时，他们也身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包围之中，这样对于马克思经济思想的研究视野显得更为宽阔。因此，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不论是其理论基础、方法论和理论特征，还是其具体的分析工具，都与经典马克思经济思想有所不同。
一、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
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深受资产阶级教育、文化，特别是资产阶级哲学的影响。人的问题和科学问题是当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两大主题，两大主题分别形成人本主义哲学和科学主义哲学。这两种哲学思想在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中得到了相当的体现，并认为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有不足之处，需要“补充”和“发展”。
“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由匈牙利的G.卢卡奇开创，即把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其基本特点是：主张追寻马克思的黑格尔根源，强调马克思的思想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直接联系，把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主观意识看成是历史发展的首要因素，否认或弱化了马克思经济思想中客观经济规律的作用。“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50年代后出现的与“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立的思潮，他们标榜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客观性。这股思潮包括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分析马克思主义等流派。
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受到这些影响的同时，也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研究方法，如“正统的”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前者在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中，他们自视能坚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能坚信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发展趋势，能在遵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的前提下研究和探讨问题。如英国的多布（M. Dobb）、比利时的曼德尔（E. Mandel）和意大利的内格里（Antonio Negri）等，就是这一类型中的较有代表性的学者。
后者除了能够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分析、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以外，在研究方法上，主张马克思经济学的“传统”，同时也强调对马克思经济学进行“重新研究”和“重新塑造”。他们试图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研究中倡导马克思主义必须对世界作出重新解释，并在这一重新解释中，批判它过去已经提出的旧的解释。[1]在这一类型的学者中，最有影响的是美国的巴兰（Paul A. Baran）和斯威齐。
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身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包围之中，因此，在研究方法上也借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如个人主义、实证主义、工具主义和心理分析、数理分析方法，这在分析马克思主义和数理学派中表现最为明显。
二、理论特征及基本立场
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历史年代和地区分布，为它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发展中所处的地位，提供了一个初步的形态结构。它所具有的独特性，使它作为一个完整的传统而具有明确的定义和区分的界限。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各自所属的领域进行活动，追求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而后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转入学院著述研究，他们的经济思想更具学术性，而缺少了革命性。他们各自代表着不同倾向的思潮和同一思潮的不同见解。但就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全部理论内容来说，具有如下主要特征：
（1）总体性是贯穿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发展的一根红线。总体性不仅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基本特征，也是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最重要的基本特征。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把总体性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特征，他们不仅对马克思经济思想中的基本范畴——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再生产理论、地租理论和危机理论等内容展开研究，而且对转形问题、市场社会主义、不发达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新现象和资本主义的未来等问题也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2）以新工人阶级作为服务对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社会阶级结构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欧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工人阶级已不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在政治上已被资本主义制度同化与融合。欧美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向把“新工人阶级”作为自己的阶级基础。“新工人阶级”包括受高度训练的工人、工程师和研究单位的组织者等。
（3）肯定西方主流经济思想的某些进展，并用以“发展和改造”马克思的经济思想。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吸收了很多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并以此对马克思的经济思想进行“发展和改造”。在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发展过程中，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危机理论和马克思的研究方法等，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结合西方主流经济思想和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基础上，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重新发现”、“重新创造和发展”。当然，这种“重新发现”、“重新创造和发展”都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和局限性。
（4）以“异化”论为主轴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进行批判。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在理论上始终都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持否定和批判态度的。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认为，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尽管在某些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雇佣和剥削关系没有变，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也存在内在的和固有的不稳定性；另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利润的追逐，也使得如果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介入，发达资本主义中心地带之外的发展就不可能正常。[2]
一些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基本立场是坚持对马克思经济思想的总体分析。[3]首先，在肯定马克思经济思想伟大成就的同时，认为马克思经济思想和传统主流经济学思想应该相互学习。英国主流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在《论马克思经济学》一书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之间的根本区别是：其一，传统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永恒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而马克思则认为应把它看作是从封建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一个中间阶段。其二，传统经济学认为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是一致的，而马克思认为不劳动资产者和无产的劳动者在经济生活中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马克思经济学在危机、垄断和失业理论等方面都值得现代经济学学习。同时，现代经济学也能向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一些东西，如，精确和完善的分析可以使马克思理论中许多模糊不清的地方变得清楚起来。另外，现代经济学提出的有效需求和就业理论，为研究资本主义运动的规律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基础。琼·罗宾逊的这些观点为大多数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所认可。
其次，马克思经济思想必须改写以适应现实社会情况。美国罗默在《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一书中指出，马克思经济理论必须改写以适应社会的现实情况。他说：许多人只从产品生产的角度来论述马克思经济学，只用各部门利润率平均化后产品的价格向量来表述他的公式。这种方法的不确切性，在于没有考虑资本家和工人的消费行为。马克思经济理论必须去建立一个新的基础，因为马克思只是提出了原则，而无精细的说明。
最后，主张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包括演绎、本质论、辩证法等方法必须坚持，但不能绝对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是在一些假定条件下去揭示某种趋势，而不是去抽象谈决定的规律，但是，自然科学相对而言容易确定某种条件的影响程度，甚至能做到量化，而社会科学却难以确定，至多也只能进行质的分析。
三、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发展轨迹
在1883年马克思去世以后的一百多年里，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传播广泛，但发展曲折。直到20世纪初，英国和西欧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经济学上仍然建树甚微，他们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马克思的政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领域。20世纪20年代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就与西方世界的经济“大萧条”，动摇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同时也使“正宗”的马歇尔经济理论已失去其“实用”的价值，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开始在西欧“复兴”。
当时，在西欧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领域中，除了一些“老”马克思主义者，如希法亭、考茨基和鲍威尔（Otto Bauer）等人偶有著述外，还出现了一些年轻的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如格罗斯曼（H. Grossman）、多布和莫斯科斯卡（Natalie Moszkowska）等。这些后起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着力于“复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统”，对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经第二国际理论家“诠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进行了“清理”，并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重新考察、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新情况、新特征，探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理论。
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后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欧的“复兴”主要表现在三个重要的论题上：一是由“大萧条”引发的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探讨。二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关于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研究。三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的争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罗宾逊（J. Robinson）等人试图“沟通”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与凯恩斯经济学之间的“联系”。在这种学术氛围中，欧美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对凯恩斯经济学的“宽容”，在理论上也或多或少地顺应了与西方经济学“沟通”的取向。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发展的这一取向，与当时以苏联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是有显著的区别的。斯威齐于1942年发表的《资本主义发展论》一书是反映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代表作。这部著作促进了马克思经济思想在美国的传播，也引发了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关于价值问题、利润率下降规律和经济危机等问题的激烈争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出现了两个方面的显著变化：一方面，受“学院派经济学”力图“沟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取向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出现了力图开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两派共存的时代”的主张。如英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米克（R. Meek）在1956年出版的《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一书中，试图通过对劳动价值学说史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之间建筑“某种桥梁”，希望“在这个时代里，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将由互相攻击对方的虚伪性和不学无术，而转变为互相了解和评价对方的观点，双方进行和平的竞赛，看看谁能对经济现实给予更正确和更有用的分析”[4]。他的这一学术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西方（特别是英国）其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赞许。
另一方面，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也受到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和西方政治势力的种种阻挠。但是，种种非难和攻击并没能中止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在欧美的传播和发展。多布、斯威齐和巴兰等人仍然活跃在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界。特别是巴兰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一书，该书深入地探讨了发达和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对马克思主义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他提出的“经济剩余”成了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研究中时常使用的基本范畴。
20世纪6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在西方再度“复兴”，并且得到了空前广泛的传播和发展。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就是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视野。60年代中期以后，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某些原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主要有价值与剩余价值理论和转型问题。同时，他们还密切结合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与实际作出了新的阐释，其中主要有：巴兰和斯威齐的“垄断资本”理论，以及在这一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美国“垄断资本学派”的一系列重要的理论主张；在对美国垄断资本新特征研究基础上形成的，并由美国奥康纳（J.O’Connor）最先提出来的“国家的财政危机”的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起因及其性质作了新的阐述；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整体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有关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一系列理论主张，其中最有影响的有法国博卡拉（P. Boccara）提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英国的本.法因（Ben Fine）提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性质的理论、比利时的曼德尔提出的“晚期资本主义”的理论等等。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在欧美的“复兴”，除了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基本原理的研究之外，还突出地表现在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不发达政治经济学这个新的理论研究领域，如巴兰、弗兰克、伊曼纽尔和沃勒斯坦都是其代表人物。
源于20世纪70年代，在80年代获得迅速发展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在这一时期也颇为引人注目，该学派为了使马克思的理论成为既是科学的又是革命的理论，从命题分析和方法论等多种角度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重构。
值得注意的是，60年代中期以后，欧美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大超出了“社会生产关系”这一政治经济学的特定的理论研究范围，诸如女权运动、少数民族问题等都被纳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有些学者还突出了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中“政治”方面内容的重要性，他们往往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融为一体，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形成独特的“社会批判理论”。显然，这种理论倾向适应了当代社会科学学科相互交叉、融合的新趋势，是有利于拓展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研究视野的。但同时，这种理论倾向也有可能模糊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特定研究对象。
苏联和东欧蜕变以后，在欧美出现了一些新的取向。欧美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基本范畴方面的研究继续取得了一些进展，并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反思。这主要表现在加强了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研究，市场社会主义模式问题再次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在这一问题的研究方面，诺夫（Alec Nove）、罗默、扬克（ James A. Yuncker）、米勒（D. Miller）和韦斯科普夫（T. Weisskopf）等人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这一时期，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加强了对资本主义自身问题的研究，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在当代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和资本主义的走向问题得到了系统的阐述和深入的研究。前者如沃尔夫（Richard D. Wolff）论“新经济”，大卫·科茨、巴奎（K.H.Bagui）和赫尔曼（E. S. Herman）论经济全球化，德罗奈（Jean-Claude. Delaunay）论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和马尔·阿尔特发特论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新变化等；后者具有代表性的如沃勒斯坦和奥尔曼（B.Ollman）的“崩溃”论、施韦卡特（DavidSchweickart）“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迪德里奇（Heinz Dieterich）“新的历史蓝图”，以及罗默和巴德汉的“新市场社会主义”等。
四、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流派
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发展过程中存在流派。其出现派别的原因很复杂，其中有国情的不同、有所代表的阶层不同，也有个人的差异等因素。各派之间存在着差别、矛盾，甚至是激烈的论争。这不仅在第二国际时出现过，在20世纪20～50年代以至当代都存在。但在这些派别内部，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基本一致。
1.第二国际各派的经济思想
在第二国际各派的经济思想中，右派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理论否定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和经济危机理论等马克思经济思想的核心部分，因此，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右派修正主义并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思想流派。
中派希法亭对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阶段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等问题作出了有价值的理论分析，但是他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从流通出发的理论基础上的，因而从总体上说还有缺陷。中派考茨基力图根据马克思的理论，依据欧洲各国农业发展的丰富材料，研究了资本主义农村经济的状况，强调了农业具有与工商业不同的特殊性，认为农业的发展前途应是社会主义大生产，并由此提出了具体的纲领和政策。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和对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的分析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左派卢森堡深入研究了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和帝国主义理论。她的资本积累理论主张资本主义的生存与发展要求有一个非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环境，由此还揭露了资本主义扩张给落后地区带来的灾难。这种理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但没有从社会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实质来论述其困难和出路。剩余价值的实现从理论上讲它可以在扩大再生产自身的过程中完成，因而不能把资本积累的根本前提视为非资本主义领域。她由此导出的帝国主义理论也是进步与不足并存的。
2.欧洲共产主义
“欧洲共产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个流派，主要是指西欧一些共产党在探索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时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它不仅是一股政治思潮，也是一个经济思想流派。欧洲共产主义在主要理论观点上大体一致，具体政策和提法亦有差异，以至分歧。“欧洲共产主义”的思想渊源于葛兰西和陶里亚蒂的思想。
“欧洲共产主义”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基本分析上。“欧洲共产主义”分析了当时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这些生产关系在同生产力和政治、思想等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中产生的各种形式，特别是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和方法，着重研究那些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区别于一般垄断资本主义的最显著的形式和过程，从而揭示当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基于这种分析，“欧洲共产主义”又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模式。
“欧洲共产主义”着重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对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基础理论涉猎较少。它可以加深人们对资本主义现实情况的理解，同时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选择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这一点来说，“欧洲共产主义”的经济思想是对马克思经济思想的一个补充和发展。
3.美国垄断资本学派
美国垄断资本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斯威齐和巴兰，该派代表作为《资本主义发展论》（斯威齐，1942年）、《垄断资本》（斯威齐和巴兰，1966年）。斯威齐和巴兰从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出发，试图根据资本主义4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新的情况来作修正，用“经济剩余”的概念来代替剩余价值。并用所谓经济剩余增长的规律来代替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分析。他们也接受列宁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分析，试图从经济的运行上作新的论述。并把卢森堡对剩余价值实现的分析方法引进垄断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分析，由此形成其理论体系，用以剖析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另外，斯威齐还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转型问题、经济危机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斯威齐的理论研究对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在美国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4.不发达政治经济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殖民地和附属国政治上的独立并未带来经济上的繁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有了迅速增长，而经济落后的地区则出现了所谓的“不发达的发展”。一些学者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对此作理论上的分析，还有一些学者借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对此进行研究。这种研究不发达根源的理论成为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流派，也被称为“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这种具有程度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或“近马克思主义”流派中具较大影响的思想有“垄断停滞论”、“依附论”、“中心外围论”、“世界体系论”和“不平等交换论”。
“垄断停滞论”由巴兰提出。巴兰认为，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落后主要是由垄断所产生的经济停滞的结果。垄断导致了经济增长速度降低、消费不足和利润转移。而且不发达国家没有经历过自由竞争阶段，因而这些国家被“冻结”在一个很低的生产发展水平上。巴兰的分析提供了战后严重的“南北对立”的理论说明，随着这种对立的日益发展，巴兰的理论对后来的不发达经济理论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多斯桑托斯等“依附论”者看来，“依附”是指一些国家由于与其他国家关系中处于不利的经济地位而产生的一种不能自主地独立发展这种情况。以弗兰克为代表的“中心外围论”接受了巴兰的一些基本见解，发展了“依附论”，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弗兰克等人认为，必须把整个世界体系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不同的地区和国家只是这个体系的组成部分，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并不是一种特殊的阶级关系，而是在世界体系中为追逐利润而进行生产，是一些地区剥削另一些地区。所以一些地区和国家的发达是以另一些地区和国家的不发达为代价的。
“世界体系论”的代表人物是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认为，不能在个别国家内部的生产方式、分配和分工关系这一狭窄范围理解资本主义，强调从世界分工的角度解释资本主义。他们研究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从何时起，资本主义变成了世界资本主义。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早已发生，如20世纪中国和苏联的兴起就可以看作是抵制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的产物。
伊曼纽尔和阿明（Samir Amin）的“不平等交换论”把资本主义视为通过交换而产生剥削的一个世界体系。“不平等交换论”在接受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生产价格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对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作出了新的解释，同时，“不平等交换”理论也拓宽了马克思生产价格理论的内容。
阿明提出的“边缘资本主义”理论是对依附理论的补充和发展。阿明对“中心”和“边缘”的关系，以及“边缘”的一般特征、发展阶段、发展途径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同时，阿明在论及“不平等交换”问题时，把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伊曼纽尔的国际生产价格的分析方法和自己的不平等交换理论融为一体，因而可以说，阿明的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传统范围内、对国际贸易问题进行的一种折中的综合。
5.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学派的观点源于20世纪3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能否进行合理计算的论战中产生的“兰格模式”。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批欧美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社会主义的经济结构形式的论证和分析作了评论，提出了被认为是理性的和切合实际的社会主义蓝图，并指出了它们可能实现的途径。代表性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有诺夫“可行的社会主义”、罗默的“证券社会主义”、扬克的“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米勒的“合作制市场社会主义”和韦斯克夫的“民主自治的市场社会主义”。
在欧美，诺夫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最有影响。他倡导一种真正的“混合”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公共组织掌管基础设施，工人合作社负责中小规模的生产活动，私营企业和家庭企业则主要经营诸多的服务行业和零售批发业。诺夫的观点典型地代表了目前被马克思主义者广泛认同的观点：如果社会主义要继续作为非乌托邦设想而存在，它就必须把市场、预算硬约束和某种程度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联系起来。[5]诺夫思想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其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设想上，更为重要的是，它对苏东剧变后的社会主义走向及社会主义新模式的探讨具有重要的影响。
苏联东欧剧变以来，市场社会主义的思潮在资本主义的中心国家重新涌现，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市场社会主义的讨论已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20世纪90年代西方左翼理论家对未来社会主义模式的建构是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在新的历史背景条件下的复兴和新发展，集中反映了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的构思和探索。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场社会主义倡导者既想革新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又想批判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并在深入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种种理论，重新建构了市场社会主义的新模式。首先，理论的重点不但论证市场和公有制、市场与社会主义的兼容问题，而且开始论证如何依靠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公平和效率问题。其次，理论模式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已经涉及与市场密切相关的政治和社会领域，即他们在建构市场社会主义新模式时已经把经济、政治和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了。90年代以前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公有制条件下试图在某种程度上用市场进行资源有效配置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而新一代某些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则是反过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试图证明市场和公有制的有机结合在效率和平等上的双重吸引力而为生产资料公有制辩护。但是，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科茨是反对各种“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
6.管理学派
管理学派在法国被称作调节学派，在美国被称作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实际上，调节学派和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两者在研究对象、基本观点和分析方法上是相同的，但是具体的理论分析和研究方法还是稍有不同。在这里我们把这两者皆归为管理学派。
管理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法国的阿格里塔（Michel Aglietta）利佩茨（Alain Lipietz）、布瓦耶（R. Boyer）和美国的戈登（David Gordon）、鲍尔斯（S. Bowles）。该学派研究资本主义的财富是如何积累起来问题。他们把资本主义划为不同阶段和不同模式，把这些积累过程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分析结合起来。其理论和“世界体系论”可以说是互补的。
管理学派的核心思想是：在长期内，资本积累过程的主要特征是一整套社会制度的支撑作用的产物。调节学派和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都使用了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的概念，把危机看作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的前奏，每一个阶段在制度和积累之间有着不同的关系。尽管这两种理论都认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但他们提供的却是在资本主义内部社会改良如何进行的理论。调节学派和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都认为资本积累并不仅仅是经济过程。资本积累与广泛的制度联系在一起，其中不仅包括各种经济制度，也包括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各种体制。
虽然调节学派和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存在很多共同点，但这两种理论也确有不同之处，其差异体现在以下问题上：（1）有关积累过程的变化；（2）制度如何支持资本积累；（3）为什么每一种特殊的积累—制度关系必然最终陷入危机；（4）危机如何克服。在这些问题上，调节学派对于积累过程中的结集冲突等因素的独立作用注意不够，而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对结构性力量没有予以足够的关注。显然前者过于结构主义，而后者过于强调自发性，因此这两种理论也存在互补性。
7.分析马克思主义
分析马克思主义既是一个哲学流派，也是一个经济思想流派。这一流派在总体上呈现三个特征：首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确和清晰显示出非同寻常的关注；第二，在对马克思的著作进行分析时，非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观点，特别是分析哲学的、建立数理模型的、现代心理学的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概念和观点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三，试图以决策者的理性行为推演出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体系的命题。因此，分析马克思主义有时也被称作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
这一学派代表人物有科恩（Gerry A. Cohen）、布伦纳（Robert Brenner）、艾尔斯特（John Elster）和罗默。他们的观点不仅在所思考的主题上有所不同，而且在运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推理上也有所不同，科恩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技术观点重新进行的系统阐述，只是强调理性是人类行为的决定力量，在稀缺条件下它将以发展生产力的形式发生作用；布伦纳提出了另一种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理性选择在这一观点中发挥了更为出色的作用，但对经济人面临的选择结构几乎没有正式分析，而且他描述的通常是阶级的理性行为而非个人的理性行为；罗默和埃尔斯特坚决遵循“微观基础”的方法论，把个人的理性选择作为理解整个社会经济现象的基础，并不强调公有制，修正了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已越来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由此可见，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的具体的研究对象、理论观点和方法都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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