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企业理论的意义与贡献
（一）科斯关于企业组织的成因和规模界限的理论，是对西方主流微观经济学的一种批评性补充，产生了积极的理论和现实的意义。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阐明了劳动分工和协作创造了较高的生产力，这种协作的生产力是工厂（组织）存在的重要原因，而工厂的规模则“受市场范围的限制”[1]。据此，在传统西方经济学那里，企业作为一种生产单位，其作用就是把资本、土地和劳动等生产要素投入转化为一定的产出，因而用生产函数来描述这种投入与产出的转换关系。生产函数所揭示的，是各种可能的投入组合与各种可能的产出组合之间的繁多的对应关系。这样，企业就被简单地归结为一个由给定的技术水平所定义的生产方程，其功能不过是依照某个方程，把原料转换成产品而已。
对此，科斯批评得有道理：在这种内含交易成本为零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领域内，“被研究的东西是经济学家心目中的、而不是现实中的体系。我曾称之为‘黑板经济学’。企业和市场似乎都有名无实。在主流经济理论中企业曾经常被描述为一个‘黑箱’，现在也是如此。已知在现代经济体系中大多数资源是在企业内使用的，在如何使用这些资源取决于行政决策而不直接取决于市场运行的情况下，这样的看法是相当离奇的。”[2] 的确，从西方经济学说的发展史和社会生产的实际状况来说，利用价格机制或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企业的存在与减少市场交易成本有关，企业规模的大小同内部组织的交易成本与公开市场的交易成本比较有关，尽管科斯提出这些论点较为粗糙，但他首次明确把交易费用纳入经济学分析领域，体现出一种创新精神。
此外，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科斯将正统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移植到制度经济学，其分析包含企业与市场在资源配置功能中的“替代分析”，企业扩张的增量的“边际分析”，企业规模与市场均衡以及其他企业规模的“均衡分析”。这也是科斯对西方经济理论的一个贡献。
（二）阿尔钦和登姆塞茨关于古典资本主义企业的团队分析，充实了科斯的理论，具有常识性的意义
阿氏和登氏写道：“我们关于企业的观点并不一定与科斯的理论不一致，⋯⋯为了将这一理论向前推进，我们有必要了解企业的意义是什么，并解释在怎样的环境下，‘管理’资源的成本相对低于通过市场交易来配置资源的成本。我们所提出的古典企业理论是逐渐退出科斯所指引的路径来达到这一目标的。在我们的解释中，对队生产、队组织计量产出的困难，以及偷懒问题的考虑都是很重要的。但至此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方面都是科斯理论所没有的。”[3] 如果同威廉姆森相比，阿尔钦和登姆塞茨退出科斯路径而作的分析，就其主要思想来说是常识性的。例如，任何组织形式的企业都需要计量或测量投入与产出；团队成员的劳动投入有时难以观察和准确测量；组织成员有可能偷懒而需要监督，监督者也可能偷懒；等等。
除了后面我们会指出团队理论的一些阶级辨护性等重要缺陷之外，他们说明的下列论点还是有可取之处的，部分推进了科斯观点。（1）阿氏和登氏承认，技术的发展有时会降低市场交易的费用，同时也会扩大企业的作用。比如，在设备的联合使用中，团队生产就变得更加重要，因为它包括工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尤其是他们对机械的联合使用，使边际生产率的衡量更加困难。现代生产装配线因为集中的动力源的形成，就扩大了企业作为一种享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形式的生产活动的范围。（2）阿氏和登氏强调，企业是一种队所使用的投入的专门的代理市场。它能更优越地（即更廉价地）汇集和核实关于异质资源的知识。在企业内核实的投入绩效的知识越多，核察活动的现期成本就越大。这样，企业（市场）越大，对控制的监督就越低。为了抵消这一力量，企业将采取分工的方式来节约这些成本——正如市场将会专业化一样（他俩特别声明：关于企业的原因的其他理论还没有这一类含义）。（3）阿氏和登氏肯定，每个队员都宁愿一个队中没有人（甚至包括他自己）会偷懒，从而实现一个大家所喜欢的更好的境况。如果在队的忠诚与精神的指引下能够增进不偷懒的共同利益，那么，队将更为有效。当然，要创造一种经济的队的忠诚精神是很困难的，它可能要鼓吹一种道德行为准则。
（三）钱德勒关于现代工商企业起源和成长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科技革命及生产社会化和国际化条件下企业管理机制变革的特征和规律
当钱德勒重点考察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所经历的生产和分配过程的革命性变化时，发现凡是进行大批量生产和大批量分配相结合并在产品流程中可以协调的那些工业，必然会产生具有现代特征的工商企业。现代工商企业的诞生乃是市场与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其管理体制取代了市场机制而协调着货物从原料供应，经过生产和分配，直至最终消费的整个流程。正如他所说的：“现代工商企业在协调经济活动和分配资源方面已取代了亚当·斯密的所谓市场力量的无形的手。市场依然是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的创造者，然而现代工商企业已接管了协调流经现有生产和分配过程的产品流量的功能，以及为未来的生产和分配分派资金和人员的功能。”[4] 我们由此可以看到，钱德勒关于以交易内部化为内容的管理协调可能比市场协调更有效率的观点，关于管理协调形成的节约可能比降低信息和交易成本所形成的节约要大得多的观点，关于现代工商企业的兴起使所有权和管理权之间的关系具有新内容的观点，关于管理的变革对生产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及生产的扩大又要求管理进行变革的观点，都显示出较大的客观性，有助于人们从企业发展史的角度认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
钱德勒有关现代工商企业两个特点的说法，即它包含许多不同的营业单位，且由各层级支薪的行政人员所管理，是从企业内部层级结构变化来界定的。尽管我们还可以从其他层面来揭示现代工商企业的体制特征，但这毕竟已勾画出关键性的一笔。他有关“经理式资本主义”取代“家族式资本主义”的说法，尽管不是西方学者中第一个概括的，而且有过于简单化之嫌，但这毕竟更加具体和细致地描绘出当代资本主义企业及整个经济体制的一个重大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钱德勒的基本论点是建立在对食品工业、烟草工业、化学工业、橡胶工业、石化工业、机器制造和肉类加工业等所作的分析基础之上的，而不是由假设的经济案例（故事）加单纯的逻辑推理所构成，因而富有相当的史实依据和实际价值。
（四）威廉姆森关于现代公司组织和治理结构的理论，大大地深化了科斯的企业
理论，形成一种独特的有价值的分析体系。
科斯只是提出了传统微观经济学所忽视的交易费用问题，分析经济资源配置的二元机制，并得出企业存在的原因或起源是由于内部组织协调比公开市场协调更为有效或交易费用更低，而没有提出企业存在的总费用的结构及其比较问题。威廉姆森明确区分企业的生产费用和组织管理费用，通过给出的经济模型来说明企业成长边界或效率边界取决于总费用的大小，而非单纯计量生产费用或单纯计量组织管理费用。这就比科斯的单角度论述显得相对全面和精确一点。
威廉姆森有关资产专用性与企业治理结构的界说，撇开名牌商标资产的专用性，其实质是要说明生产力中物的要素和人的要素的特性，客观上如何影响或决定企业内部和市场的组织行为和交易行为，即生产力如何决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这无疑具有理论意义。
威廉姆森从“契约人”的行为假定出发，分析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动机和行为，修正了主流经济学关于人是完全理性的行为假定，为正确研究企业治理结构奠定了某种客观基础。克雷普斯说得有道理，威氏对于企业治理无效的讨论有两点贡献值得注意：第一，层级结构的上层无法仿效市场提供激励，因为他们拥有“重新决定”合同条款的能力，在事后也会利用这一能力为自己谋利益。而且，他们又无法事先对特定的激励方案或干预规则作出承诺，别人也无法了解他们将如何阻止有效的激励。第二，在一体化的治理结构中，如果决策权集中，那么受决策影响的个人将试图尽可能地影响核心决策者。如果决策者可以被腐化，他们就会尽量地去腐化决策者。如果这种腐化活动占用生产性时间，导致无效率，操纵信息流，那么一体化的治理成本将增大[5]。威氏的这一分析有一定的深度，尽管企业层级结构的上层也有程度不同的激励目标和制度安排，市场交易也会有严重的腐化。
至于威廉姆森和钱德勒都分析过的公司“H型”结构、“U型”结构和“M型”结构，自然是反映大公司组织管理体制的一种客观变化（威氏的某些相关企业理论，我们以后还要评述）。
（五）张五常关于企业的契约性质的理论，阐发了科斯等人的契约思想，并提出一些值得注意的见解。
张五常教授对科斯企业理论的理解有独特性，强调“科斯的中心思想是，制度的运行成本（交易费用）的差别致使企业取代市场。一方面，市场交易包括工业品和消费品；另一方面，‘企业交易’包括生产要素。企业的发展可看作产品市场被要素市场所代替，结果是节约了交易费用。这个论点并不容易理解，因为科斯没有给‘企业’下定义，也不像我们所认为的在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之间有一清楚的界线。”[1]这意味着张五常教授理解出一个新的重要观点：市场的交易对象是产品，而“企业交易”的对象则是生产要素，企业的本质是用要素市场的契约代替产品市场的契约。在西方企业理论发展史上，此观点是有新意的（科学与否，下面将作分析）。
科斯在《企业的性质》这篇经典性作品中，忽略了分工和协作对近现代企业形成的重要影响，已有一些学者作了弥补。虽然张五常教授尚未把分工协作与交易费用各自作用及相互关系阐述清楚，但他补充声明：强调交易费用不是要否认从劳动分工的专业化或生产的有效协作中可能获得的收益。这自然是必要的。
同时，张五常教授敏锐地感觉到：“对于企业的规模无法说得更多，因为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企业究竟是什么。假定遇到下述情形（限于篇幅，本书不列出这些情形，有兴趣的读者可看原文），很难说依科斯的分析方法，我们能清楚地断定什么是企业及其规模又如何。”[6] 由于科斯的理论有局限性，因而这一感觉包含着一定的逻辑性。
此外，张五常教授还运用“交易费用”的词汇，详细分析了包括《资本论》在内的中外众多文献早已透彻研究过的计件工资制，并得出百年来人们很熟悉的结论。
二、西方企业理论的局限与误点
仅以科斯开辟的上述西方企业理论为研究对象，可以看到，这些观点部分反映了客观经济现实，从而修正和弥补了传统西方经济理论，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重大缺陷。可是，他们的不少重要论点值得进一步的商榷。
（一） 单纯从交易费用的存在和大小来说明企业的存在，不免含有片面性。
对于企业的形成和规模界限，科斯等人仅仅从交易费用的存在和节约的角度去阐述，就难以全面解析。试问：假如交易费用为零，企业还可能产生吗?事实上，企业与市场的根本区别，在于企业具有生产的功能，而这一功能是市场无法取代的。企业可以把公开市场交易内部化，从而可能节约交易费用，但交易费用的存在与否及其大小，并不一定是企业存在的根本原因。例如，有一位富豪打算每年生产彩电20万台（以市场需要等其他条件为前提），他可以考虑是办一个生产全部零部件并加以总装的企业，还是办一个利用购买来的零部件来总装的企业，但他不可能因为交易费用的大小，自己一个人去生产，而必须至少办一个总装企业，即雇佣一定数量的人员和运用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也就是说，在选择独自生产或是企业生产（企业的形成）这个问题上，与交易费用的存在和大小并无密切的关联。
后来，威廉姆森等人对此作了重要更正和补充，进行生产费用与组织管理费用的比较，并强调资产专用性、技术状况和市场容量等因素，才大大增添了解释企业成因和极限的合理性。
（二）忽略具有垄断因素的市场结构可以导致企业界限的变化，是缺乏现实性的。
科斯等人的“企业替代市场说”是以新古典经济学的纯粹竞争假设为前提条件的，而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市场往往偏离纯粹竞争。假定交易费用为零，市场的垄断结构仍可导致企业的生死存亡和扩张收缩。如供水、供电、供煤气等自然垄断结构，便是这样。即使交易费用为零，在类似垄断结构中的各种企业依然可以赚钱并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反之，垄断结构被竞争逐渐冲消，该种垄断企业也可能亏损甚至破产。可见，在阐释企业的存在和界限时，把交易费用作为最主要的动因或根源来看待，是有条件的，而不是发生在任何场合。[7]
（三）忽视和淡化从总体上追求长期利润极大化这一企业起源和成长的内在动力或深层动因，是不深刻和不充分的。
现代西方流行的企业理论认为，企业的形成和成长的主导原因在于市场协调中的交易费用太大。正如威廉姆森所点明的：“说节省交易费用是企业联合决策的主要因素并不意味着排除其他因素，其中有一些有时同时产生作用。但假如节省交易费用确实是主导因素的话，其他因素就被降为配角了。这就是我的基本论点。”[8] 其实，节省交易费用只是企业决策的一个重要层面，只有假定由技术和市场等因素决定的生产费用为零或不变时，交易费用才是惟一的决定因素，而现实经济中生产费用与交易费用是交叉在一起的，哪种费用的变化占主要地位或成为主导因素，完全要视技术、市场和组织等不同的组合状况而定。况且，节省交易费用和生产费用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从总体上获取长期利润极大化。脱离了预付资本与总利润的分析，企业起源和成长的根基发掘就显得不很深刻、不很充分。我们知道，不仅马克思的企业理论早就阐明了这一点，而且从事务实研究的管理学家钱德勒也予以确认。钱德勒的第一个基本论点就是：“当管理上的协调比市场机制的协调能带来更大的生产力、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利润时，现代多单位的工商企业就会取代传统的小公司。”[6] 至于股东与职业经理之间关于企业经营方针的某些歧见，说到底只是对企业的眼前利益与长期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看法不尽一致。尽管他们的企业治理方案都渗透着个人的私利并有一定的矛盾，但其根本利益和经营目标仍然在于寻求长期利润极大化。所谓职业经理只追求“适度利润”，本质上不过是不贪图眼前利益的长期利润极大化的另一种表述。西方企业理论有夸大“经理革命”的偏颇倾向。
（四）强调雇主监督雇员并应拥有剩余索取权是天经地义的，完全出于阶级偏见。
如果说其他西方学者只是隐含着或稍带着这一观点，那么，阿尔钦和登姆塞茨的企业理论则是最明显地突出了这一资产阶级立场和学术观点。他俩的分析逻辑如下：团队生产需要测量投入→对成员劳动投入难以测量→需要监督成员以免偷懒→监督者也可能偷懒→赋予监督者剩余索取权可免偷懒→减少偷懒意味着效率高。明明是资本家凭借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或资本的所有权（收益权或剩余索取权是终极所有权的一种实现和完整所有权的一项权能），无偿占有雇佣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及其价值，但在西方企业理论中，这一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特殊结合方式却被歪曲为团队生产或协作群生产的一般和必然的结合方式，而且是雇员向雇主“分派”剩余索取权。阿氏和登氏的结论最具代表性：队成员在寻求增加他们的生产率时，不仅向监督者分派了享有残余权利者的权利，而且还给予了他改变个别成员资格及队的绩效的权力。可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社会立场不同，得出的企业理论自然有很大的差别。
（五）模糊私有企业资本与雇佣劳动的本质关系，缺乏深层分析的科学精神。
在检索和研究了西方企业理论的主要经典文献后，发现私有企业最本质的契约关系并没有被揭示，反而被“科学地”歪曲和掩盖。资本家不付费用而占有雇佣劳动者创造的剩余财富，是一种有别于奴隶制和封建制的新型契约关系，不过，这种“自由”、“平等”的契约关系的实质是一种新型的“剥削—被剥削”。西方学者大量描述过的“偷懒—监督”、“委托—代理”、“组织—市场”和“交易费用高低”等一系列机制和关系，有程度不一的意义，但并未完整地、深刻地勾画出私有企业的全貌。这表明，现代西方经济学所能达到的科学高度是极其有限的。
（六）主张企业的本质是用要素市场取代产品市场的观点，容易导致概念混乱。
倘若如张五常教授所强调的，市场交易的对象是工业品和消费品，企业交易的对象是生产要素，“企业”并非为取代“市场”而建立，不过是用要素市场代替产品市场，那么，很容易将原来国际公认的经济学概念搞乱。难道公开市场上交易的对象只是工业品和消费品吗?众所周知，劳动力市场上交易的各种劳动力（包括“蓝领”工人、“白领”职员、经理等），证券市场上交易的各种有价证券，技术市场上交易的各种技术，房地产市场交易的各种房屋和土地，信息市场上交易的各种信息⋯⋯，其中有些属于产品（商品）的交易，有些则属于生产要素的交易；有些属于有形的产品交易，有些则属于无形的产品交易。假如放着别的分析方法不用，而打乱已有的合理“范式”，那是有弊无利的。况且，企业主在公开市场上购买了各类生产要素即进行生产要素的交易以后，组织生产企业的行为就是在一定的契约安排下使这些生产要素现实地结合起来，并生产出产品。所以，试图从截然划分不同的交易对象来界定企业的性质，视企业与市场的区别为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的区别，势必会造成概念上的费解和紊乱。[2]
此外，科斯及其后继者只看到企业组织协调部分替代市场协调的成本优势，而没有进一步看到和引伸出国家的组织协调也可以部分替代市场协调，若运用得恰当，其效率优势和成本优势十分明显[8]。事实上，现代大企业和国家组织协调的出现，在许多情况下都与克服“市场失灵”现象有某种联系，否认这一点是不客观的。
参考文献：
[1]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6.
[2]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C].上海：三联书店，1994.352-353.
[3]阿尔钦，登姆塞茨.生产、信息费用与经济组织[A].论生产的制度结构[C].上海：三联书店，1994，70.
[4]钱德勒.看得见的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1.
[5]费方域.交易、合同关系的治理和企业[J].外国经济与管理，1996，6.
[6]张五常.企业的契约性质[J].法律经济杂志，1983，4.
[7]Wiliamson, 1985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Free Press.103.
[8]常修泽.现代企业创新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122.
（原载《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7期）
[1]参见单伟建：《交易费用经济学的理论、应用及偏颇》，载入《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一集，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这位博士在文章中指出：只有在纯粹而又不完善的市场条件下交易费用才起决定作用，否则市场就是最佳的生产组织体制。但市场的不完善可能以两种形式出现，一种是市场偏离纯粹竞争的模式，譬如垄断结构；第二种市场不完善性是指交易费用的存在。交易费用理论中关于企业替代市场的学说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第二种不完善性，即交易费用的存在，而忽略了第一种不完善性，即市场结构问题。市场结构本身可能足以导致企业界限的变化，交易费用并非绝对必要因素。
[2]本书与张维迎的评价不同，他认为“关于企业的本质是用要素市场取代产品市场的观点是深刻的。”参见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