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选集

程恩富 曹雷:不确定性经济学的研究及社会管理

2018-06-16 来源: 作者:程恩富 曹雷

一、SARS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中国经济2003年经历了一场SARS灾害的袭击。突如其来的SARS疫情,直接危及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感染”了我国经济。SARS把我国GDP增长由2003年第一季度的9.9%下拉到前半年的8.2%(第二季度6.7%)。虽然从6月初受SARS影响的部分行业开始恢复元气, 但第三季度疫情滞后效应对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消费、出口这三驾“马车”还有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实际前三个季度的增长率为8.5%。当时各种宏观经济模型的测算都支持SARS疫情对我国2003年GDP增长的影响在个百分点左右。

当然,SARS不会改变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基本态势。我国2003年GDP增长仍维持了较高水平。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最好的时期,SARS不可能改变这一点。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局部的,也不具有恐怖主义那样的长期负面效应。中央和各级政府的措施是有力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如巨大的市场和需求、供给能力等也没有改变。特别是自2002年以来开始进人新一轮快速增长期,内生增势强劲。况且,SARS对经济也有直接推动的一面,如医药产业、通信产业, 特别是网络、电子商务等就因SARS而大大受益,加快了发展。

但是, 无论如何,SARS终究是灾害,SARS的存在总的来说还是“坏”的。为了通过SARS事件举一反三,尽量预防类似坏事的发生,或在不可避免时尽量把坏事的不利影响降到最小的程度,甚至把坏事变好事,从而促进我国经济的稳步持续发展,我们在回顾SARS时,就不能囿于狭隘的视角,就SARS论SARS。只有从一个比较科学的角度,进行深人的分析,才能够达到上述目的。

二、不确定性各学科综合的观点

从经济社会运行发展的角度来看,突如其来的SARS疫情,就是对我国经济社会的一种典型的现实的不确定性冲击。

不确定性是指人们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和结果不知道或不完全知道,或者虽然知道可能发生的多种事件和结果,但是不知道或不确切知道其发生的时间和概率。不确定性在本质上是关于未来的未知,它不仅是因为信息问题信息只能顺着时间箭头从过去指向现在而不能从未来指向现在,而且人们掌握的信息总是具有不完整性、不对称性、滞后性。它也不只是个无知的问题,因为无知可以通过学习得以消除,虽然学习需要过程,也就是无知一般不能在当下的“现在” 就能消除。实践证明,不确定性是世界的本质之一。现代物理学说明,自然界存在不确定性,我们周围的宇宙只是许多“可能”的世界中的一个量子论说明,在原子水平上,事件都是自发地发生,没有什么完全的前因。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说明,有着丰富意识和相互影响的不同的人和人群组成的复杂的经济、社会巨系统更是充满着不确定性。

一部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同各种各样绵延不绝的不确定性斗争的历史。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多种多样,不仅有像SARS这样的疫病灾害,还有地震等自然灾害、战争、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等。仅从近期来说,苏东剧变,东南亚金融危机,我国1998年大洪灾,美国“911”恐怖事件等令人触目惊心的重大不确定性事件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程度不同地影响着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它使经济社会发展表现为非线性发展, 表现为一条充满变数的曲线,而非一条平滑的直线。以上列举的重大不确定性事件,它们对所在国以至世界经济的发展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之大简直难以估量。如“911”袭击事件,除了给美国本身造成约3000亿美元的损失(不包括双子塔楼损毁)外,给其他国家经济,尤其是航空业和保险业也造成了极大冲击,仅欧洲各大保险公司在此期间的损失就高达600亿欧元。又如疫病灾害,从神话传说到有文字的历史记载可谓举不胜举,仅20世纪就有两例突出的灾害:一是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造成全球2500万人至1亿人死亡, 远高于第一次世界大战1500多万的死亡人数,在美国,这使其人均年龄下降了12岁;二是爱滋病,自1981年发现第一例至今,全世界感染人数已达4200多万,死亡人数超过2000万。

但不确定性并不等于不可知,不确定性中包含着确定性,确定性由不确定性得以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演进是有规律的,只是由于不确定性的影响,发展的道路才是曲折的。不确定性强调的:1.事物发展演化的规律性往往太复杂,人们难以把握,无论我们的智慧发达到多么高的程度,也不可能穷尽真理,也不可能对事物的发展演化作完全准确的预测;2.规律性不应该进一步发展到决定论(牛顿式的确定性世界观),即使我们已经完全认清了内在的规律,经济社会的运行也不会按照确定的轨道运行。所以,承认世界的不确定性并非意味着认为世界“是由掷般子的上帝所支配的,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是荒诞的、非因果的、无法理喻的”。①承认世界的不确定性也并非认为人们对现实世界无能为力。恰恰相反, 不确定性给智者提供了机会,在不确定性中把握确定性,在混乱中抓住规律,在无序中发现秩序,这正是成功者之所以成功的原因,这正是科学发现和社会发展的过程、原因和动力。

在经济学看来,不确定性是可以管理的,也就是可以预防、规避、应对、处理和化解的。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中,当熊彼特说企业家的特征是“创新”而普通的厂长、经理们处理的是日常的生产和技术事务时,熊彼待实际上论述了企业家的职能是处理不确定性。现代管理认为高层管理者的管理内容是经营、决策,主要是捕捉市场机会,规避风险,也是处理不确定性。而近代出现的建立在大数定理基础上的保险制度更是人类在专门应对不确定性方面的重大创新。实际上,大而言之,人类历史上存在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制度,也都是一定时期、一定社会在一定条件下建立的管理不确定性的社会结构。在这个意义上说,一定社会形态

的进步性、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和其文明的高低程度,就体现在它处理不确定性尤其是重大不确定性事件的能力和水平上。

三、经济学对不确定性的研究

目前,经济学的现实主义思潮正在兴起,关于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经济学研究处于前沿,如非线性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演进经济学等正处于方兴未艾的发展之中。实际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中发生的凯恩斯革命已经将预期、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引人了经济学分析,从而使政府、厂商、个人的决策复杂化和更加现实。而在凯恩斯之前更早,奈特认为不确定性并非风险,它是指经济行为人面临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经济活动而又无法准确观察、分析和预见的外生或内生因素。凯恩斯吸收了奈特的思想,认为大多数经济决策都是在不确定的条件下作出的。他批评新古典主义赋予不确定性一个确定的和可计算的简化形式,把不确定性转化成了风险。在凯恩斯的理论框架里,不确定性具有核心地位,其理论是以不确定性思想加以建构的(凯恩斯经济学之所以被称为“革命”,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就与他从不确定性的视角全面改写了经济学有关)。继凯恩斯之后,不确定性分析逐渐向微观经济学各部分渗透。如:1.信息经济学相结合。阿罗分析了不完全市场与经济行为人信息不对称问题,认为只要经济中存在不确定性,就会有通过获取信息减少不确定性的可能性。2.与契约理论相结合。不确定性决定了契约的不完备性,在不确定的世界里,人们在交易中需要一些惯例和制度来处理不确定性,也可能在契约中规定一些条款来规避风险。3.新制度经济学也吸纳了不确定性假设作为其理论体系的基础。诺思指出,由于人们对环境的认识能力与计算能力是有限的,这就使得个人对环境作出的反应不一,而制度就是通过设定一系列规则以减少环境韵不确定性,从而弥补人们的有限理性给有效选择带来的困难。4.20世纪80年代以后,不确定性分析大量融人博弈论。博弈论两个核心假设分别为信息的不完全性和不确定性假设。

经济学对不确定性的类别、原因、结果和机制等进行了日益深人的研究,为不确定性的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不确定性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为许多类别,其中最重要的是两种主观不确定性与客观不确定性,可保险不确定性与不可保险不确定性。客观不确定性是客观事物的特征,是认识不能改善和消除的。例如,在抛硬币时,出现正面和反面是随机的,无论实验多少次,也不能改变“下一次抛硬币的结果是不确定的”这一事实。而主观的不确定性是通过人的认识的加强可以改善的。如随着人们素质的提高,一个社会履约的确定性就会提高,而不履约的不确定性就会下降。可保险的不确定性即风险(源自奈特的这种划分,和人们的日常用法不同,但即使经济学中也并非严格遵从),是可以通过保险把其危害性后果加以抵消的不确定性,它符合大数定理要求,是行为者所面临的能够用具体的、客观的数值概率表述的随机性。如抛硬币,出现正反面的概率均为50%,虽然我们无法准确判断下一次的结果。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体系,正是把所有不确定性都作为风险处理从而通过保险“ 消除”掉而得以建立的。不可保险的不确定性是行为者对可能出现的事件后果不完全知道或没有具体的概率值。如我们无法知道一种新疾病或下一次危机何时爆发,它不宜用保险的方法抵消其危害性后果(保险成本太高或不能),处理此类不确定性正是企业家和政治家们的职能。

不确定性的原因可以分为人的和非人(黑子)的两方面因素。人的因素又可以从个人和集体两方面来看。个人的不确定性源于无知(包括不自知)、非理性和个人之间的差异。集体的不确定性建立在个人的不确定性之上,但又不是个人行为的简单相加(非加性),而具有相对独立于个人行为的范式。集体不确定性如囚徒困境、骚乱、抢劫、恐慌、恐怖主义等产生的机理非常复杂,包括了人们之间相互的学习、模仿、同化、情绪传染、信息传递异化等等主客观因素的作用。黑子因素即客观环境的不确定性则根植于事物的客观属性和结构。如微观世界存在测不准的性质,资本主义制度由于其固有的社会结构矛盾而在其经济运行中存在不可避免的周期。不确定性的作用机制非常复杂,如系统的非线性动力作用、自我强化、“洛伦兹效应” 、正负反馈等等作用方式不一而足,而且各种不确定性之间也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

不确定性使人们不能准确预测。拉普拉斯妖假设并不存在,“即使自然规律对我们已无秘密可言,我们也只能近似地知道初始状态” ②,认为未来包含于过去中、系统的行为可以完全预测的观点完全是幻想,事物的运行有内在规律,但未来并非由外生的上帝早已安排就绪,随机性因素的影响随时随处可见。所以, 相当多的经济学家认为对经济进行预测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对不确定性冲击不能准确预测,其不良后果是造成混乱、损失和危机,虽然这同时也给智者提供机会。

四、不确定性的社会管理

综上所述,不确定性是可以管理的,而且站在社会高度的管理更有价值,因为这符合规模经济要求,报酬递增。而高级的管理是“经营”、“决策”、“创新”,这就意味着这种应对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进取的,也就是要使坏事变好事。

对不确定性的社会管理,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不断创新、巩固和完善能够有效化解各种各样社会不确定性危害的制度和机制, 实质上就是要建立起能够有效抗御各种各样不确定性危机的社会结构。这牵涉到时间、信息、知识、学习、人性、体制、宏观管理和经济政策的根据和目标、经济发展的方式和目标、公平与效率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几乎所有经济学、社会学的概念和理论。仅以公平在应对社会经济不确定性风险中的重要性来说,据报道,在SARS期间,北京的护工纷纷返乡,即使把护工工资从350元提高到4000元也无济于事。对此,我们难道能仅仅假以道德谴责了事吗?而在这一现象中所透露出来的公平问题,也不仅仅止于对待护工、短工或临时工、农民工那么简单。实际上,制度的公正性是有效的、成功的不确定性社会管理的一个内生要求。

制度的公正性是指制度涉及的利益相关各方在权利安排上的平等、合理和有关制度本身运行的程序、成本等的经济、合理,其中特别突出对弱势群体的关怀。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而理想的符合正义的制度只有通过把人们都放置在“无知之幕”之中才能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则提出了“不确定性之幕”在形成公正的制度中的作用。不确定性之幕是指人们不知道将来自己的身份、地位和所得财产等将是怎样,于是风险规避者就会在现在作制度选择时未雨绸缪,针对可能落入的“最不幸”的境地,采取预防性措施。所以制度的公正性是应对不确定性的内在要求。我国由历史遗留下来的巫需改革的在所有制、内外资、城乡、地区、户籍等方面的二元、分隔、差别甚至歧视的体制甚多, 制度的公正性建设任重道远。

令人欣喜的是,在SARS危机中,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深具公正性的政策、措施,如,对农民患者免费治疗以及其他一些向农村倾斜的政策,对受SARS影响严重的行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实行减免税等优惠措施,特别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吏治整肃大得民心, 结果是有效地整合和凝聚了全社会、全民族的资源和力量,使抗击SARS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五、结论

总之,把SARS作为一种不确定性对其进行经济学分析,我们得到的结论是一定要加强对不确定性的社会管理,建立起能够有效化解各种各样不确定性危害的社会制度和机制,而不仅仅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机制。只有这样,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才能够避免大起大落的折腾,才能够稳步持续发展。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实在经不起太多重大不确定性的冲击尤其是更大的带有人为因素的政治、经济和战争的不确定性风险,我们更应该避免,也可以避免。我们既有深刻的历更教训,也有改革开放以来诸多的成功经验。我们一定要使我们的社会结构具有内生的有效抗御各种各样不确定性危机的功能。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则要加强针对中国实际的不确定性经济学研究,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对策。

注释

普里高津《确定性的终结—时间、混沌与新自然法则》,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彭加勒《科学与方法》、《科学的价值》,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8年版。

 

参考文献

1、蒋伟翔、曹雷:《科学应对社会发展中的不确定性风险》,《解放军报》2003,6,5

2、曹雷:《强化对不确定性的社会管理》,《发展导报》2003,7,15

3、刘怀仁:《不确定性经济学研究》,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4、程恩富、胡乐明:《经济学方法论》,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5、程恩富:《现代政治经济学》,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6、约翰· 罗尔斯《正义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

7、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商务印书馆,1983

8、赫伯特· 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础》,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9、Avinash.K.Dixit,Robert S.Pindyck: Investment Under Uncertain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

 

  (原载《上海市经济管理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第一作者为曹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