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深刻地认识新保守主义及其经济思潮，我们主要阐明当代国外学者关于这一思潮的基本内涵、兴起与思想霸权、实践后果、与全球化关系及如何超越新保守主义的理论，然后对此作一扼要评论。
一、新保守主义经济思潮新自由主义的内涵
为了从总体上把握新保守主义，以及说明为什么把目前国内习称的新自由主义称为新保守主义，我们首先来分析其基本内涵。
《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的作者诺姆·乔姆斯基认为：“‘新自由主义’，顾名思义，是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亚当· 斯密被认为是其创始人，该理论体系也称为‘华盛顿共识’，包含了一些有关全球秩序方面的内容……。所谓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他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组织所制定，并由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实施——在经济脆弱的国家，这些理论经常用作严厉的结构调整方案，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私有化。”[1] 该书导言的作者罗伯特·迈克切斯尼又对这一定义做了补充说明，他指出：“ 新自由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明确的政治、经济范式——它指的是这样一些政策与过程：相当一批私有业者能够得以控制尽可能广的社会层面，从而获取最大的个人利益。新自由主义首先与里根和撒切尔关联，最近20年，它一直是主流政治党派、大多数传统左派和右派所采取的全球政治和经济趋向。这些党派及其实施的政策，代表了极端富裕的投资者和不到1000家庞大公司的直接利益。”[2] 法国“马克思园地协会”主席科恩·赛阿则从全球化角度对新自由主义作出界定，指出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
实际上，我们熟知的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名角哈耶克、弗里德曼以及政治支持者里根、撒切尔夫人等人，正是最有名的保守主义者。请看佩利卡尼对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及其典型观点的辛辣嘲讽和抨击，他写道：“摩根斯·格利斯特图鲁认为‘国家应当重新成为守夜人’，撒切尔夫人公开主张造就‘上百个新的百万富翁’；维尔·杜兰则写道：‘自由与平等，两者永远是誓不两立、不共戴天的敌人’，伊尔文·克里斯托尔洋洋得意地回忆说：‘资本主义——这是一种不管分配而只管经济增长的体系’。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甚至认为应当把‘社会公正’这个词本身从政治辞典中删去；罗伯特·诺季克在同约翰·罗维斯辩论时，把征收所得税同强迫人们进习艺所劳动相提并论，主张国家回到只起极有限的社会作用的状态……，上述这些人的言论，仿佛把我们带到胡佛时代，这位美国总统曾宣传，失业会使美国人意志坚强”[3]
智利的拉美经济与国际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比塔尔明确指出“在拉美，‘新自由主义’ 这一术语被用来指实现私有化、放弃管制、减少国家的作用以及在贸易和金融领域中扩大开放度等经济政策。但在英语中，这一政策方法被称作‘新保守主义’。其原因之一是在拉美，‘自由主义’被理解为与经济问题有关，而在英语中，‘自由主义’与政治考虑的关系更密切。” [4]从哲学基础上说，当代新保守主义信奉的是诺齐克的典型的极端自由主义哲学。自由和平等长期以来被视作自由主义传统中两种相互冲突的要素。德沃金认为，罗尔斯的再分配理论试图通过补不足、救匾乏来促进平等，从而代表了新自由主义中综合自由和平等的方向，带有强烈的折中色彩，而诺齐克采取了一种极端的立场，一边倒了：自由就是一切，而平等什么也不是。[5] 新保守主义者正是经常谈论“自由与个性如何受到平等的威胁”、“要自由还是要社会主义”等命题。他们强调由于社会、福利国家偏向有利于社会弱者的社会平衡措施，由于高额累进税和其他措施，已使个人自由被摧毁。他们把社会主义解释为弱者、蠢人和懒汉所喜欢的宗教世界观，认为它反映了被社会福利国家宠坏了的社会下层对于事业成功的富人、聪明人、勤奋者的嫉妒心理。新保守主义者辩解说，每个人彼此之间存在着不容否认的差别，主要包括天赋、能力、容貌、体魄、意志力等方面的差异。所以高收人者的丰厚报酬是“挣来的”。[6]
上述界定大体上揭示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本质特征，即它是在凯恩斯主义基础上“倒退”、“回归”（回归斯密）的现代自由主义。按照英语世界的传统，这就是“右”的，“保守”的，称之谓新保守主义是更能显示其本质的，也符合英语传统的准确称谓。
二、新保守主义经济思潮的兴起与思想霸权
美国俄勒冈大学的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等人对新保守主义的历史背景、发展脉络及其取得思想霸权的过程进行了梳理和揭露。福斯特指出，20世纪40年代，对于古典的自由放任、自我调节的市场的信仰走到了灾难性的尽头。正是在古典自由主义破产的年代，经济自由主义者开始重构一种更不妥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新保守主义的奠基者出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红色维也纳”的环境中，为了对抗当时的激进氛围，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奥地利组织“私人讲座”，反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任何中间的社会组织形式，认为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之上的惟一可行的社会组织制度。在福斯特看来，1936年美国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为自由主义辩护的著作《良好社会原则的探究》，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转折点。1938年巴黎召开的李普曼著作讨论会的主题是自由主义的危机。这批新自由主义者以“竞争性秩序”的观念为基础，反对国家干预。[7]
英国著名左翼理论家、《新左派评论》主编佩里·安德森则认为，新自由主义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问世，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是新保守主义的宪章。1947年4月，哈耶克在瑞士沃州贝勒兰山度假村的公园旅馆召集了一次新保守主义者的会议。贝勒兰山学派的宗旨是反对凯恩斯学说和二战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福利政策，为创建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资本主义模式奠定理论基础。[8]
然而，新保守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问世后（以奥地利米塞斯1927年发表《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为标志），不久便遭遇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在40年代成型后又恰逢长达20多年的西方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因而在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时间内一直得不到西方国家统治集团和知识界的肯定。但正如安德森所说，在1974年“石油冲击” 体现了战后世界经济的严重危机后，西方发达国家全部卷入经济衰退，出现长期滞胀，新保守主义经济学观点开始受到重视。1979年撒切尔夫人出任英国首相和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标志着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上升为主流经济理论和政策取向。随后，西欧国家的一些左翼政府也逐渐右倾化，相继对新自由主义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使贝勒兰山学会的思想在所有经合组织国家取得了全面胜利，并最终确立了理论霸主地位，依安德森所见，尽管1991年曾发生新一轮经济衰退，对新保守主义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由于苏东剧变，西方国家在冷战中的“胜利”给新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及时注人了新的活力。东欧后共产主义推行的经济改革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新保守主义的鼻祖走得更远。与此同时，拉美又成了新保守主义经济学的第三试验场。
美国的大卫·科兹说明，资本主义竞争结构的改变部分地说明了为什么古典自由主义能死灰复燃，但还有三个因素也提升了新保守主义的统治地位，这包括在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浪潮的衰退，国家社会主义的终结和资本主义社会长期未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9] 安德森也指出，在1989—1991年苏联阵营的解体过程中，人们并未预见到这一点，即使它的竞争对手也没有马上看到：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将横扫东西方的壁垒。相反，大多数左派都以为，一旦挣脱斯大林体制，左派就将获得富有希望的再生。然而，新保守主义改变了时代潮流，在全球引起了大规模社会经济变化。从此，第一次，西方思想界不再存在任何有意义的对立，即制度性对抗的观点；“新自由主义作为一整套原则统治全球，成为世界历史上最为成功的意识形态。”[10] 法国《外交世界》月刊主编伊西奥·拉莫内认为，在东西方两大阵营的较量中，真正的胜利者却是新保守主义的经济理论。它主张资本的绝对自由，取消关税壁垒和无限制地促进国际贸易，这种经济思想的物质体现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经济自由主义被世界富国推祟为全球化的建设蓝图，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却被贬斥为乌托邦的空想。[11]
法国学术界首领皮埃尔·布迪厄正确地指出，新保守主义已成为当代世界居支配地位的“强势”话语体系。这种话语在一个由各种强力关系组成的世界中完全站在强力者一边，它通过制裁或中介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展示自己的逻辑。它是一种从方法论上解构集体的纲领。解除金融管制，从而实现一个纯粹和完美的市场，这个新自由派的乌托邦运动是通过采取各种政治措施来达到的。采取这些行动的目的是对任何可能对纯粹的市场法则构成障碍的集体结构提出质疑，这些集体结构包括：民族国家；工作团体；捍卫工人权利的集体组织、工会、协会和合作机构；甚至还有家庭。[12]
三、新保守主义的经济实践及其后果
新保守主义为世界经济制定的方案有三个基本方面：第一，市场作用最大化，国家职能最小化对国民经济实行私有化和非调控化，使市场作用最大化，国家只能最小化；第二，国家完全取消贸易壁垒，向跨国资本开放经济融自由化；第三，压低通货膨胀，从根本上控制财政预算赤字。不同国家在这三个方面具体实施的措施及其重点有很大不同。在发达国家，新保守主义具体实施的政策主要包括：紧缩货币供给，压低工资，抑制通货膨胀；解除政府部门对私人企业的管制，减税刺激投资，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和打击工会。在拉美、亚非发展中国家和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新保守主义推行的政策主要是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领域，新保守主义最主要的主张在于全球化，就是解除对国际商品贸易、服务和资本流动的一切障碍，实现世界范围的自由贸易和自由资本流动。
新保守主义的这一系列政策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简单地说，实施新保守主义经济政策的国家，几乎都发生了经济萧条，甚至严重的经济衰退。安德森、拉莫内、罗伯特· 库尔茨等学者具体分析说，一是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看起来似乎只有美国在实行新保守主义的供应学派政策后，经济有了相当发展，但如果对美国的统计数字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这只不过是表面的繁荣，美国推行新保守主义经济政策后，实际也埋下了股市泡沫、私人部门债务膨胀、财政赤字不断扩大等隐患。即使在高科技和经济霸权时代，美国发展速度并不快，且发生经济衰退。二是对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影响。战后至70年代，由于冷战的需要，美国政府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取了支持西方各国发展的宽松态度，较少干涉各国经济主权和经济决策。自美英向世界各国推销“华盛顿共识”后，日本、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重视工业生产、国家于预经济的政策，开始受到美国政府的阻挠。对于新保守主义理论及政策，西方政治家和战略家虽然深谙其弊端，但他们出于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需要，仍以之为旗帜，对货币、资本和商品市场进行了进一步自由化，对相当的国有工业和基础进行了私有化。全球化、自由化、私有化的结果，使大多数政府控制其国内的经济、金融活动的能力被大大削弱了，全球经济的金融泡沫更迅速、更大规模扩展开来。三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影响。美国用新保守主义理论影响和收买发展中国家知识分子，使他们确信现代化就是西方化或美国化，就是私有化、非调控化和自由化。推行新保守主义“结构调整”改革的结果，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特别是工业发展的力量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大大削弱了这些国家政府控制国内经济和金融活动的能力，经济安全、民族独立、国家主权不断弱化，南北差距不断拉大。苏东国家推行破坏性的休克疗法，结果更是灾难性的。
对此，乔姆斯基等人指出了新保守主义的双重标准：发达国家在国内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实行彻底的保守主义，美国等强国通过政府补贴、非关税壁垒等措施，实行某种程度上的新贸易保护主义。但是，却要求广大发展中国，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新自由经济政策和经营模式。目前，发达国家的非关税措施已达2700多种。自由贸易理论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禁止政府补贴，不过，曾任关贸总协定秘书长的经济学家帕特里克·洛评论道：“正是罗纳德·里根，这位酷爱放任自由战后国家的最高管理者，领导实现了30年来最大的保护主义转向。他比起半个多世纪以来所有的前任，给予了美国产业界更多的补贴。他领导了有钱有权者自70年代初发起的对自由贸易原则的持续攻击，里根主义者各项措施的限制性影响是其他主要工业国家的三倍。”[13]威弗莱德·瑞格洛克和罗·凡·杜德通过对跨国公司的大量研究发现，世界上几乎所有最重要的公司的经营策略及其竞争地位都一直受到政府决策或贸易保护政策的支持，并且1993年世界百强中至少有20家公司，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撑，是不可能独立生存下来的。[14] 这些事实打破了跨国公司“中性论”和“无国籍论”的假话。新保守主义经济政策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极大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在对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使用的双重标准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也尖锐批评了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认为实际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这三个组织都是单一统治秩序下的可互相调换使用的面具，许多规则是由他们共同制定的。它们会在每个国家实施“结构调整” 的“四部曲”：第一步是私有化，准确说就是腐败化。削价出售国有资产的回扣率会达到10%，而这些资产动辄价值数亿美元。第二步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的“拯救经济计划”——资本市场自由化，即允许资本自由流进流出。投机的“热线”只是单方向不断流出。一个国家的储备在几小时、几天内就流干了。第三步是价格市场化——粮食、水、燃气价格飞涨的时期。它引发骚乱和动荡，进而引起新的资本恐慌性出逃和政府的崩溃，外国公司就趁机以“跳楼价”买到那些价值连城的东西。第四步是“消灭贫困计划”：自由贸易。斯氏把这种贸易自由化比作金融和财政手段进行的鸦片战争。所以，他得出结论说：“解决这个世界的贫困和危机的办法很简单：消灭剥削者。” [15]
简言之，在库尔茨看来，新保守主义经济学“一方面承诺‘看不见的手’具有造福人类、促进繁荣的作用，另一方面又造成世界范围内人为的史无前例的大众贫困。” [16]
四、新保守主义经济思潮与全球化
西方左翼学者从诸多层面揭示了新保守主义与全球化的关系，以及在新保守主义主导下经济全球化的性质与特点等。
福斯特指出：今天的自由主义将全球化强调为自由市场制度的自发产物，人们现在被告知，除了新保守主义，“别无选择”；我们生存于全球的“竞争性秩序”中，国家抵挡不住全球化的力量；市场不再是国家的，而是全球的；由此公司也应当变成是全球的，而不仅是多国的和跨国的。其实，他强调当前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只不过以功利主义的方式反映了资本主义普遍化的更为根本的趋势，今天资本主义已经如此普遍，资本主义的矛盾正在以新的积极方式表现出来。[17]
跨国公司成为新保守主义全球化进程的主导力量。英国《焦点》月刊2000年8月号刊载题名《全球化》的文章援引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官员玛丽·罗宾逊的话指出，如今，500家公司操纵着全球1/3的国民生产总值和3/4的世界贸易，12家公司不久后将控制全球食品工业。她担心，权力正在从政治家手中转向董事会会议室。跨国公司主宰的全球化扩大了世界经济的不平等状况，造成了严重后果：世界最富有的三个家族的财富总和比最不发达国家6亿人口的年收入还要多。
金融危机频繁是新保守主义全球化后最突出的特点。法国学者法尔内蒂·里查认为，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导致了“国际投机经济”。机构投资者的金融投机造成了国际金融的不稳定性，是20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英美的养老基金和互助基金是促进金融自由化、全球化的重要因素。根据保守的估计，截至1998年11月，在金融危机中，亚洲危机国家和地区50%以上经济化为乌有的同时，7000多亿美元转入美国。[18]
新保守主义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权威和经济安全形成了挑战，霍布斯鲍姆指出，在自由市场神学家如日中天的时节，国家观念甚至更遭到进一步的破坏，因为其时兴起了一股大风，使得原本在原则上由公共事业从事的活动，均被分解“回归”于“市场”之手。在西方强国占绝对优势的全球化和国际秩序中，所谓削弱国家职能，就是削弱第三世界国家干预西方资本流动、保障本国主权和民族独立的经济职能。正如美国左翼人士阿兰·伯努瓦指出的，“国际组织本身已成为全球化的工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作用就是强制实行解除管制、管理货币的波动、强迫第三世界经济服从于偿还国债的绝对命令”。[19]
五、如何超越新保守主义经济思潮
国外许多人士还提出了超越保守主义的历史课题，就战胜新保守主义的前景、道路与方法发表自己的看法。
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前财政部长奥斯卡·拉封丹撰写了不少论著，发出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呼吁，指出与里根和撒切尔的名字相联系的保守党的经济革命已在整个世界普及开来，它导致了苏东集团的瓦解，并带来了一定的发展，而这些发展现在必须加以修正。我们让新保守主义者来支配我们政策的中心概念和内容，这一时间太长了。这种局面必须加以改变。[20] 罗伯特·麦克切斯尼说，新保守主义卫道士最后的王牌，是声称除了新保守主义别无选择，共产主义社会、社会民主主义，甚至美国式最温和的福利国家都失败了，新保守主义已被接受为惟一可行的道路；它也许不完美，但却是惟一可行的经济体系。但在实际上，“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新自由主义都是真正的分享民主制的最直接敌人”，“它己造成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危机”。[21]
乔姆斯基指出，过去有几个时期也被称作“历史的终结” ，比如20世纪20年代和50。年代，但事实已证明此种观点愚蠢之极。现代新保守主义秩序已造成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没有理由相信动乱会自动向民主、人道的解决途径发展，一切取决于我们，取决于人民怎样组织、回应和行动。对未来的选择权掌握在我们大家的手中。[22] 安德森、乔姆斯基等著名左派都特别强调民主对于战胜新保守主义的作用。安德森指出，如何超越新保守主义的课题，如今已摆在人们的面前，对新保守主义的批判可以从价值、所有权和民主三方面着手。在价值问题，我们必须强调平等原则是自由社会的中心准则在所有权问题，新自由主义者正是通过私有化，对社会主义发动了一场十字军东征。然而，人们完全可以创造出人民所有制的新形式。这个课题今天不仅在发达国家的左翼人士中展开讨论，而且在中国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也已开始了典型试验。[23] 乔姆斯基说，民主是人们值得生存并为之奋斗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那种将资本主义制度等同于民主，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会允许人们拥有信息和决策权的想法是何等荒谬。他指出，有组织的政治行动主义造成了我们拥有的民主的程度，带来了政治普选权、妇女权利、工会、公民权以及我们享有的自由。我们应把建立基于合作、平等、自治和个人自由原则的政治经济制度作为出发点来思考问题。[24]
西方左翼理论家还认识到，要战胜和越超包括经济理论在内的新保守主义，左翼必须重新打造自身的理论基础。安德森提出，要做好与新自由主义进行长期斗争的准备，强调左翼应学习新自由主义右翼在理论上的坚定性，坚持一种激进的和彻底的意识形态应学习右翼在体制上的灵活性，注重研究当代现实的变化，使理论具有解释时代变化的能力他甚至希望左翼理论家学习哈耶克、福山等右翼理论家充满信心的和通俗明快的写作风格。[25]
六、简短评论
第一，从人类社会经济思想史的演讲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本质趋势察析，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激进经济学和新老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来说，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总体上是保守和落后的，尽管它也有某些合理思想颗粒。因此，包括萨缪尔逊在内的西方众多学者，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称之为“右翼经济学”或新保守主义经济学，是准确地描述了其思想特征。信奉新自由主义的俄罗斯右翼力量联盟党，英国、日本等国家的保守党，也都是公开自称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处于保守地位的。
第二，在经济全球化和冷战结束的条件下，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西方新保守主义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经济意识形态，取得了思想“霸权”的强势地位，但是，西方左翼和中间派学者（萨缪尔逊自称属于中间派）对新保守主义的批判也一直在进行着，特别是世纪之交的近几年来，形成了一次苏东社会主义失败后对新右派（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浪潮。这是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进步性的，也是当今国际经济学界的前沿创新。
第三，更可喜的是，随着西方国家的人民在西雅图、布拉格、华盛顿、达沃斯等地不断举行反对新保守主义主导下全球化的大规模抗议示威的发生，思想的、学术的和理论的批判开始转变为实际行动。近年来，委内瑞拉、巴西和阿根廷等南美国家，在推行十多年新保守主义经济政策而碰壁之后，改行中左政策，使新保守主义经济理论失去了试验地，缩小了影响。定期在古巴举行的“全球化论坛”，以及世界社会论坛等，已日渐成为全世界学者和各界人士批判新保守主义及其经济学的重镇，并将逐步扭转思想和体制的旧局面。
第四，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行双重标准的新保守主义经济思潮，其目标是建立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新秩序和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其结果，一方面拓展了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另一方面又造成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新的矛盾和危机，特别是加剧了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两极分化，从而还引发了国家层面的反对新保守主义经济思潮的斗争。这是反对新保守主义的重要国际态势。
第五，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伊藤诚强调，中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在于克服新自由主义的思想障碍，这是颇有见地的。[26] 国内外许多有识之士看到，甚至指出：中国有日渐增多的学者和官员，因主张私有制的效率比公有制高而依赖私有化，因强调公平与效率是替代关系而贬低社会公平，因神化自由市场而轻视国家科学的经济调控，因崇拜美欧日的技术和学术而产生民族自卑（“被殖民心态”），这对真正完善各项体制和实现跨越式协调发展都是不利的，应当尽快加以消除。
第六，安德森说得好，西方左翼要从新保守主义霸权统治下逆风起飞，必须彻底检讨自身理论的成败得失，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建立自身的理论基础，重新制定新世纪的理论战略。当今世界一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西方激进经济学家必须联合起来，整合成强有力的学术力量，学术批判与学术创新并重，继续全面超越新保守主义经济思想，为人类的健康发展与福利而贡献超前的智慧和终极关怀。
七、中国日渐成型的三大改革理论流派
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成就与问题都是明显的，对于下一步如何发展和改革，国内不同的学者有着差别较大的思路，从而日渐形成了三大改革理论流派。学术繁荣的重要标志是各种学派的存在和发展，可以供决策层科学选择或综合采用，也可由国内外公众自由评说。
第一种：激进的市场经济改革观
有一批学者以西方资产阶级保守党和新保守主义经济学为导向，以美国为发展楷模，主张走俄罗斯右翼激进改革道路，建立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1．私有化的所有制改革观。主张应迅速把公有资产低价或卖或送给私人。2．多要素创造价伎的分配观。否定活劳动创造新价值和私有制具有经济剥削性，认为贫富两极分化是高效率的前提和正常现象。3．完全否定国家计划的市场经济改革观，把国家的作用仅限于“守夜巡警”的范围，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新老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千预理论。4．完全开放观。主张中国的一切产业都无需保护，高新技术和建设资金也完全或主要从外国引进，比较赞赏拉美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发展路子。
第二种：社会公正的市场经济改革观
也有一些学者以国际社会党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为指导，以北欧国家为心目的样板，主张“社会公正+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公式，即：1．公退私进的社会所有制改革观，认为公有制为主体不是社会主义的制度标志，且不可能同市场经济相容的。2．市场竞争收人均为合理的改革观，强调凡是通过市场获得的财富和收人都是合理的，贫富两极分化只要进行税收调节即可解决。3．一味淡化国家的市场化改革观，认为市场的作用越大越好，国家调控的作用越小越好，否定日本和韩国战后高速发展的国家主导作用和经验。4．全球化完全有利于中国的开放观，认为加人世贸组织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否认发展民族企业和民族经济的重要性。
第三种：“四主型”的市场经济改革观
还有“海派经济学”或“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等许多学者主张，必须完善社会主义性质或类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初级社会主义经济公式是“四主型”的，也就是说：1．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改革观，强调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中外私有制经济。2．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改革观，主张按劳分配为主体，多要素所有者可凭产权参与分配，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是交互同向和并重关系。3．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改革观，提出多结构地发展市场体系和发挥市场的基础性配置资源的作用，同时在廉洁、廉价、民主和高效的基础土发挥国家调节的主导型作用。4．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改革观，主张处理好多方位开放、引进国外技术和资本，同自力更生地发展自主知识产权、高效利用本国资本和经济超越等关系。
主要参考文献
[1] 毛增余主编：《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对话：顾海良、王振中、林岗、程恩富》（第五辑），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2] 程恩富：《经济全球化与反全球化观析——程恩富教授在复旦大学的讲演》，《文汇报》，2003年4月29日。
[3] 郭宝宏：《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之我见》，载《海派经济学（季刊）》，2003年第3期。
[4] 吴易风等：《西方经济学与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5年第1期，第二作者为曹雷）
[1] 诺姆·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2] 诺姆·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3] 卢恰诺· 佩利卡尼：《什么是社会主义》，见《未来社会主义》，[联邦德国]《新社会法兰克福杂志》1990年特刊，第114—115页。
[4] S．比塔尔：《新自由主义与拉美的新结构主义之争》，载拉美纪委会《拉美经委会评论》，1988年4月，第45页。
[5] R. Dwork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P. 273-8；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中译本，第357页。
[6] 伊林格·费切尔主编：《新保守主义者与“新右派”》，慕尼黑贝克出版社1983年版，第21—26页。
[7] 福斯特：《资本主义普遍性中的矛盾》，美国《每月评论》杂志， 1999年4月，第50卷，第11期。
[8] 安德森：《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和教训》， 法国《思想》杂志， 1999年10—12月第320期；《国外理论动态》2000年第8期。
[9] 科兹：《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反思马克思主义》2002年夏季号（第14卷第2期）；《当代思潮》2001年第3期。
[10] 安德森：《重建》，《新左派评沦》2000年第1期发刊词。
[11] 拉莫内：《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呼唤乌托邦》（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法国《外交世界》英文版1998年，第5期；《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4期。
[12] 布迪厄：《无止境剥削的乌托邦——新自由主义的本质》，法国《外交世界》英文版1998年第12期；《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4期。
[13] <span 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