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要分清经济模式的两种含义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为世界瞩目。2008年中国经济发展总量GDP已经跃居世界第3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之后。进出口总额跃居世界第3位，仅次于美国和德国之后。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1位。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后连续30年的经济长期持续高速增长，年均GDP增长率达到9.6%，就经济增长的速度之快和时间之久来说在世界范围内是首屈一指的。2008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已经达到3292美元，步入了世界中等收入国家之列。尤其在2007年伊始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发达国家和众多发展中国家纷纷陷入衰退和受其冲击时，中国经济依然强劲增长，2009年全年GDP增长率预计将超过8%。而此时又恰逢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和新中国成立60周年，因而中外学者纷纷热议和关注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国模式”，以便总结和提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经验和规律，以资世界借鉴参考和中国承前启后。
关于经济发展的“模式”说早已有之，一旦一国或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就或者具有突出特点，就会有相应的模式提出。比如，以德国、瑞士、挪威、瑞典等为代表，强调政府作用和福利社会的“莱茵模式”，或者称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以美国、英国为代表，强调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或者称为“自由资本主义模式”；以日本、韩国等为代表，强调政府主导市场经济的“东亚模式”；以墨西哥、阿根廷等为代表，强调践行经济“私有化、非调控化、自由化”为特征的“华盛顿共识”的“拉美模式”，因其是失败的，又被称为“拉美陷阱”；以俄罗斯等为代表，强调经济迅速“私有化、非调控化、自由化”而失败的“激进转型模式”，或者称为“休克疗法”；以苏联为代表，强调集中计划经济而取得巨大成就的“苏联模式”，因从斯大林执政时期开始实践的，因而又被称为“斯大林模式”；以越南为代表，强调利用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模式”，又称为“越南模式”，等等。
不同的发展模式虽然各有特点，但是也有共性。比如，“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和“自由资本主义模式”都是以资本私有制为基础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而“拉美模式”和俄罗斯“激进转型模式”则是以“自由资本主义模式”为样板的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因而也统称为“新自由主义模式”。“东亚模式”更多是以“民主社会主义”为样板的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苏联模式”、“越南模式”、“中国模式”，乃至“古巴模式”等，都是以资本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只不过“苏联模式”和“古巴模式”突出的是计划手段的作用，而“越南模式”和“中国模式”突出的是利用市场手段的作用。
可见，经济模式或经济发展模式有两种含义，一是从经济或产业发展的道路和特征来界定的，如一国工业化、城镇化等视角的概括；二是从经济或经济体制发展的特征和内涵来界定的。自然，这两者有联系和交叉，可以分别界定或混合界定。本文主要阐述中国模式的经济体制特征和内涵。
二、中国模式的经济体制特征和内涵
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区别于其他模式的显著体制特征，是经济发展的四主型制度，即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
第一，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所谓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是指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包含资产在质上和量上的优势），发展中外私有制经济。中国在多种所有制的动态发展中注重保持公有制与私有之间作为“主体－辅体”的所有制结构，当然，这种所有制结构的保持并非简单地控制私有制经济的上升，而是在私有制经济适度发展的同时，巩固、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始终保持公有经济的基础和主体地位与国有经济的主导和控制地位。公有制经济的基础和主体地位不仅体现在社会总资产中“既有量的优势，也要有质的优势”，而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在经营性资产中“既有量的优势，也要有质的优势”。美国等以私有为产权主体的国家的山川矿物资源、军队、政府办公大楼、公立教育医疗机构、财政收入等资产都是国有的，其在社会总资产中的比例是占多数的，但是美国国有经营性资产却占全部经营性资产的极少数，而中国的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等公有资本却占中国经营性资产的多数。国有经济的基础产业服务功能、支柱产业构筑功能、流通产业调节功能、科学技术示范功能、社会整体创利功能和产权变迁导向功能通过国民经济中的就业人数比例、资本比例、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和税收比例等体现出来。中国这种公有主体型的产权结构，为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结构、国家主导的经济调节结构和自力更生为立足点的开放类型等提供了前提和基础。[1]
第二，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所谓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是指按劳分配为主体，多要素所有者可凭产权参与分配，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呈现交互同向和并重关系。公有为主体的产权制度为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提供了可行性的前提条件，而按劳分配为主体保证了生产和消费的良性循环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美国等以私有为产权主体的国家是以按资分配为主体，这些国家的收入差距主要不是取决于工薪收入的差距，而是取决于财产占有多少导致的财产收入的差距。正如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收入的差别最主要是由拥有财富的多寡造成的。······和财产差别相比，工资和个人能力的差别是微不足道的。······这种阶级差别也还没有消失：今天，较低层的或工人阶层的父母常常无法负担把他们的子女送进商学院或医学院所需要的费用——这些子女就被排除在整个高薪职业之外。”[2] 高效率无法脱离以合理的公有制经济体制为基础的公平分配的。资本主义的不公平，主要表现在私有财产制和按资分配及其派生现象上。与此相异，传统社会主义的不公平，主要表现在体制僵化和平均主义分配及其派生现象上。由此，中国改革走向了市场型按劳分配，市场竞争所形成的按劳取酬的合理收入差距，已经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潜力，使劳动资源在社会规模上得到优化配置。按劳分配相对于按资分配，客观上是较公平的，效率也是较高的。中国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先富—共富”的社会分配结构，既强调资本、土地、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凭借所有权可以参与分配，又强调市场性按劳分配的机制和原则，呈现出适合现阶段生产力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分配形态。这种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的特点是强调第一次分配的公平与效率的基础作用，国家财税等再分配调节的公平与效率起辅助作用。在多要素参与分配的条件下，中国应注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不断完善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不断提升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和其他福利水准。[3]
第三，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所谓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是指多结构地发展市场体系，发挥市场的基础性配置资源的作用，同时在廉洁、廉价、民主和高效的基础上，发挥国家调节的主导型作用。中国确立和完善以各种商品和生产要素为交换对象的市场客体结构，以各种市场客体占有者或交换活动当事人为内涵的市场主体结构，以各种市场主体和客体活动地方和范围为基础的市场空间结构，以交换起终点的持续性和顺序性为特征的市场时间结构，形成结构完整、层次合理、机制灵活和偏向买方的市场体系。中国经济在保持发挥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的同时，注重发挥国家的计划手段和财政、货币政策的调节作用，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平衡性和持续性，以期全局利益的统一性和最大化。在廉洁、廉价、民主和高效的前提下，确立“小而强的政府”的主导地位或主脑地位。在既用市场调节的优良功能去抑止“国家调节失灵”，又要用国家调节的优良功能来纠正“市场调节失灵”，实现一种“基础－主导”的双重调节机制，形成强市场和强政府的“双强”格局，表现出国家的经济调节职能和作用强于和大于资本主义国家。
第四，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所谓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是指要处理好引进国外技术和资本同自力更生地发展自主知识产权、高效利用本国资本关系，实行内需为主并与外需相结合的国内外经济交往关系，促进从追求引进数量的粗放型开放模式向追求引进效益的质量型开放模式转变。中国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既强调积极利用外国的资本、技术和人才，又强调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主张“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并使之成为现代化建设和对外开放的基本方针。中国在独立自主和依靠本国力量的基础上，逐渐实现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多方位开放（还有内地与港澳台地区的双向开放），在第三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的多层次开放，对商品和服务、资本、技术的多方面的开放，以及在东、中、西地区的多领域的开放。中国注重在结合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基础上，精心设计和调控引进资本、技术和人才的战略与策略，增强自主创新的程度，大力发展控股、控技（尤其是核心技术）和控牌（尤其是名牌）的“三控型”民族企业集团和民族跨国公司，突出培育和发挥知识产权优势，目的是打造出中国的世界工厂而非世界加工厂，争取商品和服务、资本、技术引进来的同时努力走出去，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国际竞争，以期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型。
三、中国模式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和性质
上述中国模式的经济体制特征昭示，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是一种具有显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模式。诚然，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又是一种发展中大国的发展模式；中国作为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国家，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还是一种经济转型模式。简言之，经济发展的中国体制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的转型模式。
进一步分析，中国与俄罗斯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和转型相比，首先，经济体制改革和转型的目标和定位不同。中国经济改革和转型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俄罗斯等国家是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因而具有不同的体制特征。俄罗斯等国家改向为私有主体型的混合产权形态、按资分配为主体的两极分化分配形态、新自由主义（叶利钦时代）或凯恩斯主义（普京时代）的市场调节形态和依赖西方的开放经济形态。
其次，中国与俄罗斯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转型的过程和路径不同。在经济体制改革和转型的速度上，中国是以渐进为主的，而俄罗斯等国家是以激进为主的；在经济体制改革和转型的步骤上，中国是局部试点和步步推进的，即试错的和由点到面的，而俄罗斯等国家是“一部到位”后再慢慢纠错的；在经济体制改革和转型的顺序上，中国是以先立后破为主的，而俄罗斯等国家是以先破后立为主的；在经济体制和转型的方式上，中国是以强制和诱导并用的，俄罗斯等国家是强制和命令式的，等等。[4]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既然是一种优势较明显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欠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和转型模式，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提供某种参照和借鉴就是理所当然的。作为一种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模式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意义，正如一些国外专家学者指出的，它同样可以为发达国家所借鉴。
通常人们更注重的是不同发展模式的特点，这些特点区分开了不同发展模式。不过即使是同一个发展模式，中外学者站在不同立场和观察角度，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即使是我国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比如一些论著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是遵循了“新自由主义模式”。 这些论著仅仅看到，中国在从传统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确实是借鉴了包括新自由主义在内的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的某些一般理论和政策，并在实践中从过去过分强调国家和集体利益转向适当强调局部和个体利益，从几乎单纯的公有制经济到适度降低公有制经济中的比重和开创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和外资等私有制经济发展。于是，这些论著就误以为中国改革开放是遵循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其政策主张的逻辑。事实上，如果遵循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其政策主张的核心逻辑，中国就不可能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如果遵循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逻辑，实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市场经济，同样就不可能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国家调控体系和提高调控水平，也不可能不断提升独立自主和以自力更生为立足点的对外开放水平，逐步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显然，主要具有宣示性质的中国经济发展“新自由主义模式论”没有抓住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所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是以西方理论为指导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同时，也“会误导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方向”[5]。
同时应当看到，中国30年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不是遵循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其衍生经济政策体系的结果，而且所出现的收入和财富占有的差距的逐渐过大、资源的破坏性开采和浪费性使用、环境严重污染、公有资产流失、某些私有制企业职工劳动条件恶劣、腐败盛行等问题，恰恰是受到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和政策影响的结果。西方主流经济学倡导的企业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导致企业不注重资源节约，恣意排放生产污染物，最大程度地压低工资和降低劳动条件，甚至生产和兜售假冒伪劣商品，严重损害人民生命健康。西方主流经济学倡导的“自私经济人论”强度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引发经济行为主体不讲诚信、损公肥私、行贿受贿、走私贩私，甚至暴力犯罪等。收入和财富占有差距过分扩大的缘由在于中外私有企业的产权和初次分配制度，并影响到国有企业高管层收入不适当的自我膨胀和主管部门的行为。
这里有一个关键性的理论和政策难题值得分析和强调一下。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布局、结构和行业的调整，甚至一些国有企业破产倒闭，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不能以此笼统地说公有制经济效率低。正如一些私有制企业破产倒闭，不能直接证明私有制企业效率低一样。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结果，充分体现了公有制经济的宏观和微观、内部和外部的整体效益。因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与控制力保证了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和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从而保证了国民经济的又好又快的长期持续发展。反观之，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是按资分配为主体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是必然出现有效消费不足和生产相对过剩，从而经济总是不断地被经济危机所打断，是不可能长期持续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假若是遵循“新自由主义模式”，同样逃脱不了“拉美模式”失败的命运，必然连同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当前我国之所以没有发生金融和经济危机，而只是受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不同程度的影响，并能继续8%以上的持续快速发展，恰恰说明中国模式之优越，也没有遵循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的“新自由主义模式”。
还有个别论著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是遵循遵循了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民主社会主义模式论”只看到中国非公经济的发展，看不到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控制作用；只看到中国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看不到中国按劳分配为主体，而且最终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和实现共同富裕；只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具有的共性，看不到二者性质上的本质差别，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混合经济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之上，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或混合经济建立在私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之上；只看到福利保障制度对于资本主义缓和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改善雇佣阶级的生活状况具有积极意义，看不到福利资本主义是一种迫于雇主与雇员的阶级博弈而实行的改良思想和政策，而非根本改变雇佣剥削的经济制度。可见，中国改革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论”片面看待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误以为中国经济发展遵循和将要遵循“民主社会主义模式”，而实际并非如此。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过程始终是在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的一些环节和方面，借鉴国外合理的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为我所用。改革既不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发展也不是照抄、照搬国外的发展模式。中国要建立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要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二者的优势，这正是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中国通过改革，突破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认为只有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念，“实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伟大创举”[6]，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因此，如果把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说成“中国模式”，这种模式无疑是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因其具有中国特色，可以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与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相对应，还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模式、文化发展模式和社会发展模式，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考虑到这种模式的显著特征即公有资本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又可以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最后应指出，一种具有显著特征的发展模式形成后，就应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不适当的过度市场化改革可能走向反面。按照中央文件规定，在2010前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而在笔者看来，尽管改革和完善是无止境的，但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将基本结束，我国将进入“后市场取向改革”的微调改革和稳定发展时期，将以发展来统揽全局。
参考文献：
1、刘国光：《当前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的表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关系》，《高校理论战线》2009年第5期。
2、程恩富、李新、梁赞诺夫、希罗科拉德：《中俄经济学家论中俄经济改革》，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3、张宇：《中国模式的含义与意义》，《政治经济学评论》2009年第1辑。
4、李炳炎、向刚：《“中国奇迹”与“中国模式”——中国30年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就与基本经验》，《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5、程恩富、顾海良主编：《海派经济学》第22辑、23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原载《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12期）
[1] 程恩富、何干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海派经济学》2008卷第24辑。
[2] 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1252－1253页。
[3] 朱妙宽、朱海平：《从完善分配制度入手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海派经济学》2008卷第23辑。
[4] 程恩富、李新、梁赞诺夫、希罗科拉德：《中俄经济学家论中俄经济改革》，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
[5] 刘国光：《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看法》，《高校理论战线》2005年第9期。
[6]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课题组：《改革开放3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最具影响力的30件大事》，《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