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综合创新”
上述阐发的“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它们最终都要贯彻和落脚到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进程中的“综合创新”上。
从哲学层面上说，经济学现代化的“综合创新”，就是人的思维充分运用各种思想资料，结合现代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实践，实事求是地反映经济现实运动和发展趋势，并形成科学经济理论的过程。唯物史观方法论认为，思维要实事求是地反映现实，就必须尽可能详细地占有各种历史的和现实的经济材料，运用唯物辩证法（它是客观事物运动的一般辩证法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努力发现其中的内在联系，并客观地、全面深入地加以分析。而全面深入地揭示经济现实运动和发展的规律，也就是综合。分析与综合是对立的统一，不断地贯穿在思维与现实之间反映与被反映的过程之中。没有分析，就不可能综合；没有在不断分析过程中的相应的不断综合，也就不能做到深入的分析和全面的综合。而分析与综合要做到逐步地接近真理，就必须建立在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因此，在唯物史观看来，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进程中的“综合创新”，也就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对古今中外的经济实践、对“马学”、“西学”和“国学”三大知识体系所提供的经济事实和思想材料进行分析与综合的过程。“综合创新”，意味着积极吸收和正确处理三大知识体系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理论上的分析综合与实践检验之间的关系。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过程中的这种“综合创新”，乃是追求真理的经济学者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应当成为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基本学术原则。这就是说，要以中外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为主体或导体，以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知识和合理元素为借用，以古近代的经济思想史料为思想源头和根基，进行实质性的综合创新和理论超越。
应当看到，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要在科学的轨道上前进，道路不会平坦。作为理论经济学的“马学”与“西学”，由于本质上各自都必然代表一定阶级的经济利益，这种经济利益之间的对立性，不可避免地通过理论的人格化，即坚持“马学为本”和坚持“西学为本”的经济学家，在他们之间的学术交流和思想博弈表现出来。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1]这种情况在中外经济思想发展史上是得到证实的。由此说来，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不单纯是学术上一般的坚持“马学为本”和对“西学”、“国学”的有扬有弃的创造性思维活动，而且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复杂的意识形态的互动和交锋。追求真理的经济学者对此应当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并在这种博弈中采取主动积极的态度。因为真理通过人格化才能战胜谬误，追求真理的经济学者应当力求成为人格化的真理，应当具有捍卫真理的主动性、为真理而奋斗不止的自觉性。
坚持“马学为本”的“综合创新”，除了必须主动应对经济学领域同西方学术思想和意识形态的论争之外，还必须努力纠正中外学界存在的思想方法的认识误区。例如，目前流行甚广的误区就是：哪国经济强大，就认为要照搬哪国的经济制度及其主流经济学范式；或者以为市场经济体制只有一种固定的模式，可以不管市场经济制度的所有制性质的社会规定和国别类型，照抄照讲所谓“无国度性”、“无阶段性”、“无阶级性”和“无意识形态性”的西方经济学范式。在片面地、绝对地、机械地看事物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影响下，过去出现过的对经济学 “苏联范式”的盲目崇拜，现在又以倾向“美国范式”表现出来，殊不知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已陷入“范式危机”而无法自拔。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分化并生成众说纷纭的许多流派，部分表明它并未完全真正形成经济学体系、核心和方法的共同“范式”。诚然，西方经济学相对计划产品经济体制下的传统政治经济学，在现代市场观念和实证分析、数量分析、边际分析等研究方法方面，拓宽了人们的视野，的确给中国经济学带来了某些新思想、新方法。不过，注重经济理论形式的现代化并不能表明理论内容的科学化，盲目地崇拜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某些形式主义方法和理论，只会使中国和世界的整个经济学现代化走入歧途。西方国家的许多主流经济学家也看出了这一点，如凯恩斯、列昂节夫、科斯、斯蒂格利茨，还有许多左翼激进经济学家，都不同程度地批评过经济学追求形式化的害处。[2]所以，中国学者就更应纠正这种错误认识。
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综合创新”，为的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需要确立自主创新的志气和方法。应当结合中外实践，从简单引进和模仿国外经济学的自在方式，实现向理论创新的自觉或自为方式的转变，不断提高“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的意识。这意味着要实现两个超越：既在具体化的意义上超越马列经典经济学，又在科学范式的意义上超越当代西方经济学；要体现两种实践：既体现东西方市场经济实践，又体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要显现两种创新：既要有经济学的某些常规发展，又要有其范式的革命。它将是一种科学反映经济现代性的“后现代经济学”，同时也将是一种“后马克思经济学新综合”。也就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以世界眼光，坚持“马学”为指导或主体，在当代国外经济学继续分化和局部综合的基础上，去实现全面系统的科学大综合。其中包括分析和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西方左翼激进经济理论、新老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其理论地位和作用总体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而多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地位和作用总体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但也不等于没有任何可取之处）、克鲁格曼国际经济理论、发展经济学、比较经济学以及“中心—外围”等发展中国家经济理论；积极汲取当代哲学、伦理学、美学、心理学、法学、政治学、系统学、场态学、生物学、数学等多学科的可用方法。[3]
在这个综合创新的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应当同各国学界和政界（如国外执政或不执政的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研究者建立密切的良性互动关系。同时，要遵循学术发展规律，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双百方针”，允许和鼓励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内部发展不同经济学派，在活跃的学术争鸣中深化理论研究，探索和构建中外学界马克思主义与政界马克思主义的良性互动机制。这必将有利于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学的现代化。
当前，中国经济学在改革开放和“学术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下正在快速向前发展。我国一大批老中青经济学家结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伟大实践，正在积极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目前已呈现出经济学的“五大发展态势”。即注重对重大现实经济问题进行体现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和政策探讨、注重对经济学原理的超越性发展、注重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数学表达和分析、注重用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引领应用经济学创新、注重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互动和借鉴，并已经产生了一批富有开拓性的理论成果。[4]这种发展态势的出现，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持续创新力的表现，也反映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我们坚信，坚持“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的基本思维方法和学术原则，必将使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道路越走越宽广，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科学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参考文献：
[1] 程恩富：《21 世纪：重建中国经济学》，《社会科学报》1994 年4 月7 日。
[2] 于光远、董辅礽：《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 年。
[3] 马克思：《资本论》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
[4] 余 斌：《微观经济学批判》，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年。
[5] 陈其人：《世界经济发展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
[6]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
（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4期，第二作者为何干强）
[1]马克思：《资本论》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年，第12 页。
[2]参见程恩富：《范式革命与常规理论发展——经济学的分化与综合》，《光明日报》2004 年1 月20 日。
[3]参见程恩富：《范式革命与常规理论发展——经济学的分化与综合》，《光明日报》2004 年1 月20 日。
[4]参见程恩福：《经济学现代化及其五大态势》，载《高校理论战线》2008 年第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