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一胎化”生育政策的成本—效益测度
理论界有关“一胎化”生育政策的争论早在这一政策还没有实行之前就已经开始了，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启动和深人而不断激烈起来。早期争论的焦点是我国的人口控制力度要不要提升到“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的程度，接着是如何在实际工作中去贯彻落实这一国策，再后来是对国策推行情况的评价及其正、负面影响的估计。21世纪初，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已降到1.8左右，人口的发展经历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但来自人口惯性增长的压力依然巨大，未来的中国人口该如何发展，又该如何应对这是一件关系到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重大事项。在此，对我国“一胎化”生育政策进行成本一效益测度。
一、关于调整生育政策的争论
自从1990年曾毅在《人口与经济》上发表了《逐步提高平均生育年龄对我国人口发展的影响》，提出“晚育一胎、间隔二胎、禁止三胎”[1]的政策建议以来，我国理论界对于调整和完善我国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较多讨论。同时，随着生育政策对我国人口再生产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越来越突出，参与这一话题讨论的学者逐渐增加，对我国生育政策未来选择的探讨也就成了我国人口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概括起来，关于对我国生育政策进行调整的争论有以下几个有代表性的观点（见表1）。
通过分析表1的各家观点，不难看出，关于对我国生育政策进行调整的争论实际上可归纳为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尽量扩大一孩家庭比例。如程恩富提出实行严格的一胎政策，即“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并以此使总人口较快“先控后减”，较快提升人口素质，较快赶上美欧日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力和人均生活水平[2]。对于近年来有些经济学、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学者主张立即全面恢复二胎生育政策，以此来解决所谓老龄化问题，程恩富认为这种政策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会使中国人口基数继续不适当地增大，不利于诸多问题的解决，如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城镇化问题、就业问题、人均国力和人均生活水平问题等。在现有的生产资料和经济条件下，社会总劳动力相对过剩，是中国一系列问题的两个总根源之一（一个是体制、机制问题，另一个是人口问题）。李小平认为，中国人口数量依旧严重过剩，如果没有人口数量的绝对降低，中国无法从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方面追赶上发达国家，主张进一步显著地降低生育率、加速实现人口零增长，并提出了两个百年人口目标，即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亿～10亿并力争更低，年后降到3亿～5亿，从而根本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为此，应进一步扩大一孩家庭的比例，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以下的水平并长期保持下去[3]。尹文耀则通过独生子女家庭和“二孩加间隔”家庭未来百年发展变化模拟和系列负担系数比较评价后发现，如果生育模式选择得当，可以将独生子女家庭的家庭负担降至与“二孩加间隔”的生育政策大致相当的程度，而“二孩加间隔”的生育政策却不能将宏观的人口压力减轻到独生子女生育政策所能减轻的程度。因此，独生子女政策并不一定像一些人所担心的那样，最终势必造成过重的家庭养老负担，“一胎化”生育政策和人口加速老化、家庭负担加大没有必然联系，“二孩加间隔”生育政策也可能出现宏观人口未能控制、微观家庭负担也未能减轻的后果[4]。但是目前来看，持“一胎”生育观点的学者还为数不多。
表1 几种有代表性的未来生育政策建议与依据
序号 | 政策建议 | 主要理由 | 观点出处 |
1 | 严格的一胎政策，即“城乡一胎、特殊两胎、奖励无胎” | 可以使总人口“先控后减”，较快提升人口素质，较快赶上美欧日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力和人均生活水平，解决老龄化问题，不能恢复二胎生育政策，应实行有差别的农村社会保障 | 程恩富：《谈实现科学发展观的几个现实问题》，《北京日报》2007年4月30日 |
2 | 尽量扩大一孩家庭比例 | 二胎孩子的社会成本很高，一胎化可以实现国与家两利的结果 | 李小平：《论中国人口的百年战略与对策——生育控制与农村社会经济问题的综合治理》，《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3期 |
3 | 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 既能控制宏观人口迅速增长，又能减轻家庭的抚养负担 | 尹文耀：《中国独生子女家庭与二孩家庭生育模式百年模拟与选择》，《人口学刊》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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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8左右或采取人口负增长战略 | 缓解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和就业压力，增强社会对人口老龄化的承受能力 | 刘金塘 林富德：《从稳定低生育率到稳定人口：新世纪人口态势模拟》，《人口研究》2000年第4期；[9]刘金塘 林富德：《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前景》，《人口学刊》2001年第3期 |
5 | 实现人口的“零增长” | 人口总数超过16亿，国家将不堪重负 | 李宏规：《面向新世纪的重大决策》，《人口与计划生育》2000年第3期 |
6 | 稳定低生育率，并关注出生性别比偏高、人口老龄化等问题 | 低水平生育率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潜伏着反弹的可能性，生育率急剧下降具有负作用 | 杨书章 汤梦君：《稳定低生育水平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人口研究》2000年第4期 |
7 | 稳定低生育水平是一个多元的概念，即高的要降下来，适中的要巩固，而过低的要调整 | 总和生育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样会带来许多问题 | 于学军：《“十五”时期中国人口发展前瞻性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01年第1期 |
8 | “晚育一胎，间隔二胎，禁止三胎”即提倡晚婚，禁止违法早婚 | 逐步提高平均生育年龄将显著缓解人口增长速度，提前实现人口负增长，大大减小峰值人口数 | 曾毅：《试论二孩晚育政策软着陆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
9 | 退回20世纪70世纪年代的人口政策，即“两胎加间隔” | “两胎加间隔”更加科学和贴近实际，而一胎政策越过了一条合理的文化边界 | 穆光宗：《“一胎化政策”的反思》，《人口研究》2000年第4期 |
10 | 向二孩政策过渡 | 回升城市人口生育率，避免“四二一”家庭结构的迅速出现 | 李建新：《论生育政策与中国人口老龄化》，《人口研究》2000年第2期 |
第二种观点是坚持全面放开二胎。如：曾毅提出的“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5]；李建新提出的“从2000年开始实行现行的一孩或一孩半生育政策向二孩平稳过渡”[6]；穆光宗提出的“回到70世纪年代的二孩加间隔生育政策”[7]。曾毅应用2000年人口普查等数据，对现行生育政策不变与二孩晚育软着陆等不同政策方案进行了模拟预测与对比分析，据他推测，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人口总数在2038年将达到14.8亿峰值后平缓下降，其在今后80年老人与独居老人比例、老年抚养比、劳动力资源、退休金缺口率、避免出生性别比长期偏高等方面均优于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李建新认为，过渡为二孩的生育政策是消除城乡二元人口控制政策，兼顾人口数量与年龄结构的“双赢”政策。他还提醒人们，生育水平的下降是不可逆转的，因此，在生育观念还没有彻底转变之前，适当地放松行政措施，使调节生育水平的计划生育有效发挥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种观点是适当放宽二胎的生育政策。如刘金塘与林富德提出的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8左右的人口负增长战略。二位学者对21世纪我国人口发展设计了三个方案，即总和生育率平均为1.8左右、到2010年下降到1.62后保持不变，或提升到2.1后保持不变，并分别从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劳动就业的压力、对人口老化程度的承受压力和群众的生育意愿等方面比较评价这三个方案的动态结果。他们的结论是，“从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和解决劳动就业的压力角度，21世纪中国妇女普遍生两个孩子的人口政策是不可取的，虽然它能使人口老化的程度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是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和劳动就业的压力在21世纪将没有缓解的可能”；另一方面，为了考虑到群众的生育意愿和防止人口的年龄结构不过度老化，长期保持目前的政策生育率水平（即大约“一孩半”政策）也是不适宜的；综合来看，维持当前现实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即1.8才是一个较佳的生育政策选择[8] [9]。“中国未来人口发展与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推荐的方案是，“在现行政策的基础上，从现在起，全国城市农村普遍允许双方独生子女夫妇可以生二孩。”[10]即生育水平长期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下(1.86左右)的“微调”方案。
二、不同生育水平下的人口预测与分析
从控制人口增长的意义上说，合理地降低生育率，可以通过微观上减少家庭的人口规模，宏观上控制社会的人口数量，来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因此，积极而合理的计划生育工作不仅能够获得控制人口数量的人口效益，而且还会获得与此相应的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效益。但是，计划生育的这些效益并不是相互平列的。计划生育工作的人口效益是指通过计划生育而可能防止的出生人数或所减少的出生人数，这是因计划生育而产生的直接效益。社会、经济、环境和资源效益是随着这一直接效益而派生出来的间接效益。没有直接效益，便没有间接效益，对不同生育水平下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合理的预测，是评估整个计划生育效益的关键和基础。下面将根据不同的生育水平假设，分析生育政策的不同选择对人口总量的影响。
(一)三大研究机构对中国未来年的人口预测
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和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分别独立地对未来50年的全国人口进行了预测。三个研究单位预测的起点都选在1999年初，这比以往的人口预测以1990年为始点有了很大的进步。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使用的人口预测模型为“分城乡孩次递进人口发展模型”。该模型控制变量为总和孩次递进生育率(TPPR简称总和递进生育率)，它表示平均每个妇女预期终生生育子女数，不同于时期总和生育率（TFR）。其他两家的预测主要采用莱斯利模型（亦称总和生育率法），以妇女总和生育率（TFR）作为控制变量。三个研究单位分别设计了以下方案进行人口分析预测：
1．方案1：假定维持1998年城乡各自的生育率不变
假定到2017年左右，我国城镇人口比例将达到40%左右；2030年城镇人口比例可能超过50%；到2050年城镇人口比例将为60%左右。城市化对未来人口发展影响很大，若维持1998年城乡各自的生育率不变，随着城市人口比重的上升，全国总的生育水平将呈下降趋势。当城镇人口比例达到50%时（2030年），平均每个妇女预期终身生育子女数（TPPR）将达到1.74个孩子，而到2050年会降到1.66个孩子。
2．方案2：在现行政策基础上，在全国允许双方独生子女夫妇生育二孩
假如从2005年开始在全国普遍实行独生子女夫妇可以生育二孩的政策，2010年总人口约为13.8亿，2040年前后总人口达到峰值15.5亿后开始进入负增长，2050年总人口将减少到15.2亿左右。
3．方案3：在现行政策基础上，允许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二孩
由于该方案实际上是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和只要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均可生育二孩，因此，政策调整将使我国人口数量的高峰推后、峰值提高。2040年前后总人口达到峰值时将接近16亿。
4．方案4：在现行政策基础上，普遍允许农村妇女生育二孩
假如能够实现这一政策的平稳过渡，而且城乡妇女放弃二孩生育的比例随社会经济的发展有所提高，按此方案预测，总人口将在2040年前后达到约15.8亿的高峰，略低于允许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均可生二孩（方案3）的结果。推行该政策的好处是缓解生育政策在农村执行中遇到的阻力，使生育政策接近未来农村人口的生育意愿。但由于前期生育政策造成的大批待生二孩妇女的堆积可能引起生育率的急剧飚升，政策放宽的倾向性影响可能引起局部地区生育失控；政策的不连续性可能给计划生育工作造成直接冲击，因此，实施这种方案风险性较大。
目前，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认为方案2为最佳方案。他们认为，从降低生育率的角度来看，还有更紧的方案，但是，采取相对较宽松的方案，既能够达到稳定低生育率的目的，又能在一定程度上缩小生育政策与生育意愿的差距，并达到调节人口结构的目的。从政策调整对计划生育工作的影响来看，这也是影响最小的一种方案。将方案2与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南开大学人口所和联合国的主要预测结果进行比较（见表2）。通过表2中各个研究机构的人口预测结果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总人口在未来多年内仍在增长，但增长速度渐趋缓慢。2010年，总人口约在13.60亿～13.77亿之间。根据三个研究单位多方案的估计，人口数量高峰将出现在2035～2045年间，峰值人口约为14.87亿～15.44亿。同时，经各个研究机构预测，在未来40年内，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2020年达到9.7亿；2015～2035年可能持续在10亿左右。
（二）对“放开二胎”的未来百年人口预测
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实行“放开二胎”的生育政策，认为这种方案虽然使人口总量提高，人口零增长的时间推后，但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优化人口结构。刘金塘和林富德利用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通过对生育率的不同假设设计了三种方案，对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趋势进行了模拟，下面对“放开二胎”的生育政策与其他两种方案进行比较分析（见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