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意识 ： 反思中国经济学
“问题意识”是经济学范式危机在经济学家群体中的积极反应。它标志着中国经济学家的工作从理论引进、模仿的自在方式到理论创新的自觉或自为方式的转变，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学家对教条主义的摒弃和主体意识的觉醒。
“问题意识”包括对现实经济问题的挖掘和对经济学问题自身的反省两个方面。前者涉及理论解释力问题，而后者则涉及经济哲学问题（程恩富、张建伟，1998年）。现实总是不断地对固有经济学范式提出挑战，从而推动经济学理论的动态演进（包括范式转换），形成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现实问题之间的叩问与解答。
中国要想构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新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就必须带着“问题意识”对在中国出现的有影响力的理论学说进行反思和整理，其中包括理论前提、假设、方法论基础和理论逻辑本身，并在此基础上超越它们。
1．西方主流经济学（“美国范式”）。近几年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从美国引进的原版或中译本教材、著作和论文的教学，已经逐渐占据了财经类学生基础理论课程的核心地位。这些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和思想体系正在改变着青年学生、中青年学者甚至社会大众的思维、信念和信仰体系。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虽然在课程时间表上仍占有一定分量，但从接受主体（学生）的知识分布和结构来看，西方经济学已经主宰了大部分学生的思维，他们对已经发生的西方经济学的“范式危机”（崔之元，1996）并无感觉。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简单地从感情上将西方经济学痛斥为“庸俗经济学”，而是应从理性的高度去客观评价西方主流经济理论。
诚然，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确给中国输送来了市场观念和实证分析、数量分析、边际分析等经济科学的研究方法，开拓了思路。另一方面，它的过度的形式主义和在理论前提上与中国转型经济的脱节，也会使中国经济学误入歧途。实际上，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即使在美国也有很多经济学家持相同态度。1991年由美国12位著名经济学家组成的“经济学研究生教育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报告，表示他们担心大学正在费劲地培养一代技术高超、但对现实经济问题一无所知的“低能恃才者”。1993年春美国经济学会主办的《经济学视野期刊》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学习经济学会导致较自私的信念和行为（参见：许宝强，1988），而这些看法似乎能够为现今中国财经类毕业生日益增多的经济犯罪找到某种注脚。从经济哲学的角度来看，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个人主义、实证主义不过是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哲学的经济学用语，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自觉或不自觉地皈依于某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信念，会借助于知识的积累和传播扩散其思想上的影响，造成接受主体很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凯恩斯所说的某些思想家的奴隶。
从现实经济问题的角度来看，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价值或许仅仅是提供了一种成熟的市场制度运作的参照系（另一种理论“乌托邦”），而对中国来说，许多理论前提是不存在的，其理论的解释力也就大打折扣。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积累而成的经验事实是检验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标尺，它们至少在许多方面已经证伪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假说。
当然，方法论上的哲学反思和现实经济问题的经验证据，并不能代替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内在逻辑的批评。西方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脱节，至少说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逻辑体系的一贯性上存在问题，斯蒂格利茨的最新《经济学》教科书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逻辑是反逻辑的最有力的手段（“以毒攻毒”），英国剑桥学派代表人物斯拉法和罗宾逊两人正是发现了新古典资本理论在多个产品模型上的逻辑悖论才构成对主流资本理论的深刻批判的。
由于条件不成熟，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地位并没有因非主流经济学家的有力批驳而发生根本性动摇，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对其保持怀疑和批判态度很可能会更有利于经济理论本身的发展。
2．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和“苏联范式”。“苏联范式”是综合马列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经济理论，并以计划经济为研究主题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体系。尽管其中有不少科学成份，但总体上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因而已日渐衰竭。但我们也不能把“马克思范式”与“苏联范式”混为一谈（吴易风，1996）。
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范式” 在理论上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如其中包含的人文精神、哲学意味和价值判断，其理论层次的丰富性，理论预见力和深刻性，理论体系的完整性（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等等，但它毕竟是以分析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为主，而对社会主义经济没有提供一套系统的分析框架。马克思的如同历史长镜头一般地对经济社会的长期动态分析是其理论优点，但它不可能面面俱到地分析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和市场制度的具体细节，人们也就难以从中找到具体问题的现成答案。不过，马克思所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主要是新古典主义）全然不同的理论参照系，通过这个参照系我们能够看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另一面，以及未来经济社会形态的演进方向，从而使我们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避免重蹈覆辙。
“马克思范式”鲜明的理论特性表现于其理论的哲学倾向。科学抽象法以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为基本方法的方法论体系，如此完美地统一于他的理论框架之内，渗透着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但是，这些方法的应用又使其理论晦涩而艰深，很多读者（学生和青年学者）望而却步。这也影响了接受主体的接受意愿和接受程度。
“马克思范式”是具有鲜明的批判倾向的。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人的各种“异化”现象，也就是说，他将“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理解为“将来完成时”。对人的终极关怀，使马克思经济学中洋溢着人文精神。他对社会的批判或许能让我们在追求经济效率的同时保持对“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关系的清醒的洞察。但是，马克思的这种本质分析往往被当代经济假象所掩盖，进而时常受到不认同的嘲讽与拒绝。
简言之，“马克思范式”在中国面临的是灵活运用和发展，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在知识市场中的地位问题。我们的态度是，马克思的理论属于“经典”，而不是“教条”，应从其理论体系中寻找源源不断的思想启示，而不应在顶礼膜拜中死背它的若干词句。
3．西方“产权范式”。西方产权理论虽然在美国处于非主流地位，但对中国的影响甚大。西方主流产权理论采用的是新古典主义加交易费用的分析范式，从而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加入交易费用内容，使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区别开来并改变了研究方向——交易费用使所有权的分配成为经济分析的首要因素，从而使制度结构成为理解经济的关键。
在理论繁荣的背后，西方主流产权理论也有一些理论误区，如“产权神话”、“自私人”假设、关于公平与效率的片面观点等（程恩富，1997；程恩富、张建伟，1998）。尤其是私有化“产权神话”更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此种神话在东欧国家和俄罗斯经济转轨中引起的经济后果和社会悲剧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例证。因此，研究产权问题，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对于中国来说，经济立法和执法方面的工作可能比单纯的产权明晰更为重要。
二、知识市场中政治经济学的地位与作用
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各种西方经济学思潮在不同程度上冲击了我国的主流经济学，理论经济学领域出现了多元化趋势。政治经济学的垄断地位开始接受市场的考验并出现明显的动摇。笔者曾对某大学里的学生进行过调查，大部分学生较认同西方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的地位则明显下降。
造成以上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制度环境的改变是其主要原因。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要推行市场化改革必然要求关于市场经济的西方经济理论知识能在大众中广为传播，这可以从制度经济学理论中找到根据。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鼓励传播西方经济理论是一个客观选择，但往往缺乏必要的正确引导。
从作为接受主体的学生来看，学生偏好西方经济理论的根由之一是基于其成本——收益计算。在经济学知识市场上，假定学生是一个效用极大化者，学生选择偏好序时要考虑学习的成本和预期的收益。和西方经济学相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贯穿着辩证法，是经济现象和经济本质的综合分析，理论较为复杂和难以掌握，其学习成本相对较高。如果搞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则相对容易出给人以创新印象的学术成果。而学习西方经济学理论本身又极容易使学生产生急功近利的思想，这反过来更增强了学习应用学科和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兴趣（因其带来的收益较明显）。
从科研队伍来看，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队伍实力锐减，很多原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人也转到应用学科和西方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全国各学术刊物在提供一种激励：用西方经济理论作为分析工具的论著较容易发表，尤其是权威刊物为与国际接轨而提倡实证方法和数学的应用，这些信号都极大地影响了科研人员的偏好，降低了科研人员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积极性。
从舆论倾向来看，政治经济学理论被一些人视为迂腐、僵化和保守理论（有人用一个谜语——“一本正（政）经”打一学科名——来讽刺嘲笑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师生），甚至不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和同情者也被扣上“左派”或“新左派”的帽子。
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地位下降是一个客观事实。对于这个事实，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我们不能再对此仅停留在好与坏的二元判断上，而是应该深思其背后的思想根源、经济根源、政治根源。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学术界地位的下降到底意味着什么？防止其地位和作用下降有多项工作可做，其中一条就是发展马克思主义，革新政治经济学，增强其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以便达到巩固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地位，更好地发挥其在理论经济学中的基础作用。
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新政治经济学
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面临巨大挑战，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如何优势互补、相互借鉴，将是一个跨世纪的难题。我们认为，对于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建设不能急于求成，好高骛远，也不能一味追求大体系和改良主义的中西大综合。目前要做的主要工作是：选择合理的理论切入点，多方面借鉴科学研究方法论，丰富中国经济学家研究的工具箱；选择中国一些具体问题作深入、细致的理论分析、案例分析，并归纳出一般性结论；以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经济理论为核心，科学地综合西方制度经济理论、公共选择理论、西方主流经济学等各派学说，背靠中国经济转型的现实，为构建中国新政治经济学体系做基础性的研究。以下仅列举两点：
1．方法论上的创新。传统政治经济学在利益矛盾分析，揭示事物本质关系和长期演进方面有明显优势，但从现代经济科学的角度来看，它还缺乏公理化的程式、规范化的学术结构和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有必要从相邻学科研究方法中寻找借鉴，如法学的案例分析法、数学的逻辑演绎方法、史学的归纳法、现代科学哲学（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中的有关方法等，各种方法应交互使用，有机结合，使政治经济学不仅具有哲学的灵魂、科学的理论结构，而且具有解释现实经济问题的穿透力和精确性。
2．以制度经济学的综合、超越和发展为契机，为新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打下基础。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在分析方法或理论渊源上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可以将其作为桥梁和纽带把三者综合在一起，催生出新政治经济学。实际上西方某些左翼制度经济学家已经开始努力作这件事情了，其最新发展态势尤其引人注目：
（1）跳出效率导向的单方面论述，关注分配的公平及深层制度结构，与马克思的观点相亲和。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W·布逻姆利（中文版，1996）认为，科斯、德姆塞茨、波斯纳等人的私有产权观是基于“效率”目标的“同义反复”，而他自己关心的是利益矛盾和市场效率背后的动态收入分配问题，因此在西方，有人称他更接近马克思主义。
（2）制度经济学中交易费用理论与信息经济学、管理科学、行为科学等理论相互交叉与融合形成组织经济学，是制度经济理论在微观经济领域的应用，也使其根植于更现实的土壤之上。
（3）巴泽尔将“博弈论”引入产权理论，被认为是新制度经济学从“交易费用”到“博弈均衡”的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汪丁丁，1997）。而产权界定的博弈分析的发展势必与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具有相通之处，二者如能相互吸收，则可避免新制度经济学长期动态分析之不足。
（4）通过计算机将混沌理论和自组织理论引入制度分析，提高了制度主义建模的精确性。 在这方面主要是迈克尔·J·拉齐斯基的工作。他将系统动力学计算机模拟建模引入制度分析，拓展了现行的制度理论。
（5）俄罗斯、东欧等转型国家制度变迁实践提供了有关制度分析的丰富素材，这些国家可以作为制度经济理论效力检测的实验田。
（6）公共选择学派将经济学应用于政治决策过程的分析，其学说被称为是“ 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家在上述各方面的努力，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回到“古典”去，将西方主流经济学遗失的“人的主体性”纳入到理论分析体系中来；第二，关注现实，引入交易费用，摆脱主流经济理论完全竞争的理论“乌托邦”；第三，将制度经济学注入科学性、严密性。我们从制度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中能够看到“新政治经济学”的曙光。这些均为我们变革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养料。
主要参考文献：
1.程恩富：《西方产权理论评析》，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2.许宝强：《没有界限的经济和经济学》，《读书》1998年第8期。
3.（美）V·W·拉坦：《诱制性制度变迁理论》，载《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 1994 年版。
4.（美）Y·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
5.（美）丹尼尔·W·布逻姆利：《经济利益与制度》，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原载《经济学家》1999年第3期，第二作者为张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