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新中国经济发展绩效
一、新中国前30年发展的良好绩效
我们主要提供几组能够客观彰显新中国前30年发展辉煌绩效的纵横比较的数据。
（一）与旧中国经济状况的纵向比较[1]
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的109年间，包括国民党统治的20多年在内，造就了中国近代史上一穷二白的社会格局，与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差距是在拉大的，而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间，许多经济差距在不断缩小。
1、新旧中国国民收入的发展比较。1920年国民收入为200亿元，到1949年为358亿元，增长79％，年均增长2％。从1949到1979年，国民收入从358亿元增长到1978年的3350亿元，增加9倍多，按可比价格计算，30年约增长4.5倍，年平均增长15％。
2、新旧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发展比较。在1952年以前约70年时间里，国民生产总值从22.7亿美元增加到285.4亿美元（1952年是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1倍多，年均增长率为3.68％；新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从1950年的380.6亿美元增加到1987年的5295.2亿美元（均按1980年的不变价和汇率计算），37年增长12.9倍，年均增长率为7.37％。可见，旧中国年均增长率只相当于新中国的49.9％。
3、新旧中国工业的发展比较。1978年全国工业企业达到35万个，全民所有制企业固定资产3200亿元，相当于旧中国近百年积累起来的工业固定资产的25倍。1952－1978年，工业平均年增长速度达到11.2％。再以旧中国经济最繁荣的1936年两种工业产量为例。人均发电量：美国1144.5度，英国514.9度，苏联219.3度，印度13.43度，中国7.9度，美、英、苏、印分别是中国的141倍、63倍、27倍、1.7倍。人均钢产量：美国376.3公斤，英国253.2公斤，苏联95.3公斤，印度11.7公斤，中国0.9公斤，四国分别为中国的418倍、281倍、106倍、13倍。到新中国建立32年后的1981年，在人均发电量方面，美、英、苏分别只是中国的33倍、16.3倍、16倍，印度仅为中国的一半；在人均钢产量方面，美、英、苏分别只是中国的13.3倍、5.4倍、15.7倍，印度仅为中国的42％。
4、新旧中国农业的发展比较。19世纪80年代农业总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90％，1952年为67.7％，1988年为40％。旧中国70年里这一比重下降22.3个百分点，年均下降0.4％；新中国36年里这一比重下降27.7个百分点，年均下降1.47％，比旧中国快2倍多。1915年全国非农业就业人口占就业总人口的比重为5－10％，1952年和1986年，这一比重分别为16.5％和38.9％，新旧中国在各自的40年里分别使这一比重上升22个百分点和不到10个百分点。
5、新旧中国人均寿命的比较。长时期持续的经济增长和新的社会制度，使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普遍提高。这一点可以从人均寿命的延长这一重要的人文综合指标得以清楚反映。1978年我国男女平均寿命为68岁，比50年代的57岁延长11岁，比解放前的35岁延长近1倍。[2]
正确判断应当是这样的：自鸦片战争开始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从一个较强盛的封建帝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并逐渐形成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在这漫长的过程中，尽管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有一点提高，但速度极为缓慢，与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差距拉大了，呈现出一副落后挨打和一穷二白的衰败社会画面。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经济封锁、对外援助较多和缺乏建设经验的条件下，尽管没有完全扭转一穷二白的遗留状况，但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改善比过去快，与世界多数国家的经济差距在缩小。因此，即使不拿新中国初期与国民党后期相比，而是对比新中国30年与国民党统治20多年的发展速度，其结论仍然是前者业绩较大。
经济发展水平的国际比较，也许更能体现相同或相近条件下各个国家的进步程度。关于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取得的重大进步，我们也可以通过国际、国别比较进一步确认。这里，我们分别以历史和国情与中国相近的印度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作为比较对象。
1、与同时期印度经济的比较。从各种可比指标来看，五十年代初我国的工业发展水平实际上低于印度，但是，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中、印两国显示了完全不同的经济增长绩效。1949－1978年，印度工业生产发展速度比过去快得多，年平均增长率6％。然而新中国工业发展更迅速，1953-1979年的年平均增长为11.1％，除生铁产量外，包括钢、原煤、原油、水泥、硫酸、棉纱和发电量等在内的工业产量，都先后赶上并大大超过印度。1950－1976年，印度农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5％，而我国，1953－1979年这一指标是3.4％。新中国30年，包括粮食、棉花、油菜、花生、茶叶、甘蔗、黄红麻、猪、羊和水产品在内的农产品以及农业劳动生产率都比印度增长得快。[3]比较经济学家格雷戈里和斯图尔特等大多数权威人士认为，中国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和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方面超过了印度，而印度和中国很可能是以相同的人均收入水平进入战后时代的。[4]
2、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发展时期相比较[5]。其一，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繁荣发展时期对比。战后70年代以前是西方国家发展的黄金时代，1953－1978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速度为：日本10.9％，西德5.7％，法国5.2％，美国4.0％，英国2.5％；1953－1976年其农业年平均增长速度为：法国2.5％，日本和英国2.1％，美国1.8％，西德1.3％。前述新中国大约同期的这两个指标都比发达国家高。
其二，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初期对比。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的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最快，1850－1859年为6.1％，1860-1869％年为8.2％，1870－1879年3.1％，1880－1889年为5.5％，1890－1899年为3.3％，而我国经济正常运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18％。
其三，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起点相近时期对比。我国钢产量从1949年的15.8万吨提高到1979年3448万吨，花了30年时间，而类似的发展过程，美国用了40年（1872年的14.5万吨到1912年3195万吨），日本用了53年（1910年的16.8万吨到1963年的3150万吨），英国1860年为15万吨，用了120多年，才达一到3000万吨。这是单项实物量的变化对照。整个工业价值量的变化对照同样能说明问题。1952年我国工业生产的“底子”，总量比1860年美国工业生产的“底子”大，而以这两个年份为起点的工业增长速度，中国大大地快于美国。1860-1880年美国工业总产值从18.9亿美元上升到53.7亿美元，20年才增长了180％；1952-1957年我国工业总产值（不包括手工业）从270.2亿元上升到650.2亿元，五年就增长了141％。
上述比较表明，新中国前30年经济的发展速度至少不比另一个历史和国情相近的印度差，不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于大致相同起点时的发展水平差，并且总体而言，也不比同时期处于“黄金时代”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平均水平差。由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基本结论，即新中国前30年经济发展总体上是成功的，它创造了比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高得多的经济发展速度。这是因为，从总体上看，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的经济成就不仅表现在总量上，而且表现在结构上。它由过去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初步发展成为一个具有自己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国家，不仅有了大型的钢铁基地、能源基地、石油化工基地，铁路公路干线遍布全国，而且自己能制造汽车、火车、飞机、万吨级巨轮、电子计算机、导弹卫星上天。农业上完成了对许多大江大河的治理改造任务，较快控制住某些严重的自然灾害，基本上实现了农田水利化等。经济发展速度赶上并超过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年均GNP约为6.1%，可以跻身同期世界最快之列，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均比解放前有较大提高，与主要发达国家的若干重要经济差距迅速缩小。同一时期，新中国也进行了比其他国家更多的经济发展探索，犯了不少错误，因而也有许多经济教训，这需要正确地总结和对待。
二、改革开放的缘由和又快又好的绩效
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上所发生的问题同资本主义不能相提并论。当时中国个别年份的失误和下降不过是发展中曲折的表现，从来都不是陷入无路可走状况或不能解决的矛盾中。如果把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出现的问题称为“失败”的话，那么，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周期性反复发生的严重问题岂不是更加失败？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没有错，建设社会主义也是富有成效的。然而，中国人民是有高深智慧和高远志气的，对于经济社会发展业绩好于绝大多数私有制国家并不满足。究竟是哪些原因致使我国改革开放前30年发展没有全面超过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而要进行改革呢？其主要原因应该归结为两条：[6]
一是体制因素。资产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由此决定的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最基本的经济制度，这一制度本身具有的潜力和优势比私产制大得多。可是，在传统的经济管理体制下，经济制度优越性的内生机制作用没有获得充分发挥，其推动生产和科技进步的潜能未能完全被释放。所以，必须改革高度集权式的计划产品经济体制，塑造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体制，以适应现代人的素质（尤其是领导者的管理愿望和能力）和生产力的要求。一旦新型社会主义初级公有制与国家主导型市场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整个国民经济必将全面超过一切私产制国家的发展速度。30年尚未完全到位的改革开放实践，已经有力地证明这一点。
二是人口因素。社会主义公有制效率优势的实现程度，既取决于具体体制的相对优劣，也取决于人口、资源、原有基础和国际环境等状况的好坏。建国60年，尤其是近十几年来，我国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均有很大的提高。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速度与质量并不慢，但人均经济水平和人均国力没有较快的增长，仍处于世界中下地位，其根本原因是人口增加太快。有学者以我国建国40年时的情况为例说明：40年间净增近6亿人口，相当于美国人口的2.5倍多。据估算，6亿人口在成年之前的生活费需36900亿元，超过40年全民所有制新增固定资产（15619亿元）的一倍多。[7]如果中国人口像美国等发达国家那样基本稳定，人均国民经济发展和生活消费的水平将呈现另一番更新的景像。所以，我国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行“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基本国策，并争取在百年左右使人口总数回减至7亿之内。遗憾的是，美国领导层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经济目的，极力反对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有人撇开现代人口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以香港、日本个别例子和特殊情况以及“没有兄弟姊妹的社会”是“恐怖”的为论据，也反对“一家一孩的政策”。事实明摆着，中国不逐步减轻人口压力的制约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负效应，即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体制是十分完善的，人均国力也不可能在一、二百年左右赶上最发达的私有制国家。
另外，还要看到:第一，西方发达国家比现在的中国富裕是历史上形成的。旧中国的贫困正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剥削与统治的结果。第二，西方各国原始积累过程十分残酷，不少发达国家都是对外发起侵略战争，通过新老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非法或合法地大肆掠夺别国财富和世界资源。美国现在来自国外的收入占其财富总量的一半左右。第三，资本主义国家主要保证的是少数人发财，社会财富和收入的贫富差距巨大，贫困和饥饿人口。就美国而言，它是19世纪末以来世界上最大的“暴发户”，其历史机遇、可利用因素及致富途径来说，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可比拟的:较少的人口拥有特别丰富的资源；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发了横财;靠发行美元等经济手段使用世界资源和获取别国财富；利用经济和科技上的“马太效应”和移民政策，千方百计地把别国的科技精英集中于美国。
所以，正确的结论应该是：我国进行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目的在于追求比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更高的效率，计划经济功成身退，市场经济继往开来，“我们的改革是为了好上加好”[8]，是为了达到在现实条件约束下所能达到的最理想效率状态。至于传统体制下存在的资源高消耗、生活水平提高较慢等问题，部分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封锁、人口增长太快、科技基础较差、外援和备战较多等因素有关，并非都是体制问题。我们不能违反实证分析，通过有意贬低过去的绩效来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这是极不明智的。
事实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中国国民经济更是高速腾飞，年均GDP增速约为9.8%，远远高于同时期世界经济平均3%左右的增长速度，达到同期世界第一，大大超过德、日、美等国在其崛起甚至“黄金时期”的速度，现在国民经济总量已经超过德国跃升至世界第三，明年将超过日本。我国人均收入现已超过2000美元，增长了约9倍，农村贫困人口由2.5亿减少到1400万人，人民生活实现了由温饱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世界第二大贸易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位、“神州”系列载人宇宙飞船发射成功、“嫦娥”探月工程取得成功、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成功等等，标志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也居于世界前列。与此同时，我国在民主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等方面也都取得显著成就。即使不谈1929-1933年资本主义大危机，二战以来或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每过几年或十几年就会发生经济衰退或经济危机，包括上世纪70年代的“滞涨”、目前正在全球愈演愈烈的源自美国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以及广大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应对本次危机而掀起的又一轮规模巨大的国有化浪潮，表明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失灵，更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人类文明新模式，在对比中散发出更加耀眼的理想光芒。
参考文献：
1、董金明：《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绩效及现实启示》，《海派经济学（季刊）》，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辑。
2、程恩富：《西方产权理论评析》，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3、杨承训、张新宁:《中国道路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比较研究》，载《学习论坛》2004年第11期。
[1] 本小节主要内容参见程恩富著《西方产权理论评析》，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163-165页。
[2] 郑继兵、杨仑：《艰难的历程——中国现代化的百年追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6-218页。
[3] 程恩富：《西方产权理论评析》，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166－167页。
[4] 保罗·R·格雷戈里、罗伯特·C·斯图尔特：《比较经济体制学》，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404页。
[5] 程恩富：《西方产权理论评析》，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166－167页。
[6] 转引自程恩富《西方产权理论评析》，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168-170页。
[7] 转引自同上。
[8] 参见曹雷：《讲学中南海——著名经济学家程恩富访谈》，载《现代教育报》2004年6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