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引起世界的关注，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连续30年的经济长期持续高速增长，年均GDP增长率达到9.6%，就经济增长的时间长度和速度来说，在世界范围内是首屈一指的。2008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已经达到3292美元，步入了世界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尤其在2007年肇始的金融、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发达国家和众多发展中国家纷纷陷入衰退时，中国经济依然强劲增长，2009年全年GDP增长率预计将超过8%。中国经济的优异表现引发了中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热议。
一国或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就或者具有突出特点，就会有相应的模式提出。比如，以德国、瑞士、挪威、瑞典等为代表，强调政府作用和福利社会的“莱茵模式”，或者称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以美国、英国为代表，强调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或者称为“自由资本主义模式”；以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为代表，强调政府主导市场经济的“东亚模式”，或者称为“新兴市场经济模式”；以墨西哥、阿根廷等为代表，强调践行经济“私有化、非调控化、自由化”为特征的基于“华盛顿共识”的“拉美模式”，因其是失败的，又被称为“拉美陷阱”；以俄罗斯等为代表，强调经济迅速“私有化、非调控化、自由化”而失败的“激进转轨模式”，或者称为“休克疗法”；以越南为代表，强调利用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模式”，又称为“越南模式”，等等。
不同的发展模式虽然各有特点，但也有共性。不同发展模式具有不同的显著特点，但是同一发展模式从不同立场和角度观察也会得出不同的看法。从客观、全面和实质的角度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既不是遵循“新自由主义模式”，也不是遵循“民主社会主义模式”，而是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显著特征是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和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一种具有显著特征的发展模式形成后，就会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是，同样也可能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党和政府需要警惕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蜕变。
一、中国经济发展不是遵循“新自由主义模式”
通常人们更注重的是不同发展模式的特点，这些特点区分开了不同发展模式。不过即使是同一个发展模式，中外学者站在不同立场和观察角度，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即使是中国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比如，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是遵循了“新自由主义模式”，30年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是遵循西方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及其衍生经济政策的结果，改革就是向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核心理念“华盛顿共识”靠拢的过程。有学者认为，中国30年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就在于中国走了一条以市场化、私有化、非调控化为导向的改革道路。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最佳工具，其配置资源的效率远胜于国家计划和政府干预，政府干预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政府干预越少越好，市场作用越大越好。企业家和个人是理性的“经济人”，企业家对利润的追求与个人对私人财产的追求，可以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地方分权引起的地方竞争和对外开放引入的制度竞争，是中国发展的推动力。30年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市场自由化过程，也是整个经济的非公有化的过程。非公经济比例不断上升、公有经济比例不断下降，说明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等私有经济比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等公有经济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率。这些学者认为，中国目前的改革开放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原因主要是市场化程度不够，政府干预过多，私有化还不彻底，并提出要进一步推动市场自由化改革，减少政府干预。
这些学者仅仅看到，中国在从传统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确实是借鉴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理论论述，并在实践中从过去过分强调集体利益转向适当强调个体利益，从几乎单纯的公有制经济到适度降低公有制经济中的比重和开创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鼓励、支持与引导个体、私营和外资等私有制经济发展。于是，这些学者就误以为中国改革开放是遵循了西方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及其政策主张的逻辑。事实上，如果遵循西方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及其政策主张的逻辑，中国就不可能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如果遵循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逻辑，实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市场经济，同样就不可能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和提高宏观调控水平，也不可能倡导独立自主的以自力更生为立足点的对外开放。显然，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自由主义模式”论没有抓住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自由主义模式”论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是以西方理论为指导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同时，也“会误导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方向”。
同时应当看到，中国30年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不是遵循西方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及其衍生经济政策的结果，而且中国改革开放30年出现的收入和财富占有的差距拉得过大、资源的破坏性开采和浪费性使用、环境严重污染、公有资产流失、私有制企业职工工作条件恶劣、腐败盛行等问题，恰恰是受到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宣传和影响的结果。西方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倡导的企业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导致企业不注重资源节约，恣意排放生产污染物，最大程度地压低工资和降低工作条件，甚至生产和兜售假冒伪劣商品，严重损害人民生命健康。个人寻求财产最大化，引发个人损公肥私、行贿受贿、道德沦丧，甚至严重暴力犯罪。收入和财富占有差距的不断扩大，也正是私有制经济过度发展的必然结果。
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布局、结构和行业的调整，甚至一些国有企业破产倒闭，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不能就此笼统地说公有制经济效率低。正如一些私有制企业破产倒闭，不能证明私有制企业效率低一样。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结果，充分体现了公有制经济的宏观和微观高效益，而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的持续发展和未来的继续持续发展，更应归功于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正是因为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才保证了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和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从而保证了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而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是按资分配为主体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必然会出现有效消费不足和生产相对过剩，因此经济总是不断地被经济危机所打断，是不可能长期持续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发展假若是遵循“新自由主义模式”，同样逃脱不了“拉美模式”失败的命运；相反，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发展，恰恰说明中国并没有遵循经济发展的“新自由主义模式”。
二、中国经济发展不是遵循“民主社会主义模式”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是遵循并应该遵循“民主社会主义模式”。这些学者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既演变了资本主义，也演变了社会主义。以瑞典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人，成功地创造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框架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即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是由民主宪政、混合所有制、社会市场经济、福利保障制度构成。中国所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如“实行包产到户，废止近乎单一的公有制，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把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本家请回来，是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些政策都是对社会主义的演变或者说修正，只是“为了避免‘修正主义’之嫌，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迈向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性一步。这些学者还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既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又代表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保护私有制载入宪法，从而获得宪法保证，标志着中国踏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以来，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极大提高，提高的劳动生产率归根结底是新制度战胜旧制度、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民主社会主义战胜暴力社会主义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这些学者得出结论是，“中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就会开辟世界历史发展的新航道”。
“民主社会主义模式”论者只看到中国私有制经济的发展，看不到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只看到中国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看不到中国按劳分配为主体，而且最终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只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具有的共性，看不到二者性质上的本质差别，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基础之上，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基础之上；只看到中国鼓励、支持和引导私有制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看不到现阶段由于中国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多样性，鼓励、支持和引导私有制经济的发展正是适应部分落后生产力发展状况的需要，从而促进了落后生产力极大的发展；只看到一些私有资本及其所有者与现存的较先进的生产力水平相联系，看不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并非一定与先进生产力相联系；只看到福利保障制度对于资本主义缓和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具有积极意义，看不到福利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改良思想和主张，私有资本条件下的利润是为资产阶级所有，资本主义的福利保障制度所提供的合格的雇佣劳动力是为资产阶级剥削服务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论者片面看待中国经济发展，误以为中国经济发展遵循和将要遵循“民主社会主义模式”，而实际并非如此。
中国经济始终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发展的。改革既不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发展也不是照抄、照搬国外的发展模式。中国要建立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要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二者的优势，这正是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中国通过改革，突破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认为只有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念，“实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伟大创举”，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如果把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说成“中国模式”，这种模式无疑是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因其具有中国特色，可以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与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相对应，还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模式、文化发展模式和社会发展模式，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考虑到这种模式的显著特征即公有资本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又可以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三、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特征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区别于其他模式的显著特征，是经济发展的“四主型”制度，即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和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
第一，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所谓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是指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包含资产在质上和量上的优势），发展中外私有制经济。中国在多种所有制的动态发展中，注重保持公有制与私有制之间作为“主体－辅体”的所有制结构，当然，这种所有制结构的保持并非简单地控制私有制经济的上升，而是在私有制经济发展壮大的同时，巩固、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始终保持公有经济的基础和主体地位与国有经济的主导和控制地位。
第二，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所谓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是指按劳分配为主体，多要素所有者可凭产权参与分配，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呈现交互同向和并重关系。公有制为主体的产权制度，为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提供了可行性的前提条件。在多要素参与分配的条件下，中国注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不断完善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
第三，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所谓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是指多结构地发展市场体系，发挥市场的基础性配置资源的作用，同时，在廉洁、廉价、民主和高效的基础上，发挥国家调节的主导型作用。中国经济在保持发挥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的同时，注重发挥国家的计划手段和财政、货币政策的调节作用。既用市场调节的优良功能去抑止“国家调节失灵”，又用国家调节的优良功能来纠正“市场调节失灵”，实现一种“基础－主导”的双重调节机制。
第四，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所谓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是指要处理好引进国外技术和资本同自力更生地发展自主知识产权、高效利用本国资本关系，实行内需为主并与外需相结合的国内外经济交往关系，促进从追求引进数量的粗放型开放模式向追求引进效益的质量型开放模式转变。中国注重在结合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控股、控技（尤其是核心技术）和控牌（尤其是名牌）的“三控型”民族企业集团和民族跨国公司，突出培育和发挥知识产权优势，目的是打造出中国的世界工厂而非世界加工厂，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型。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不仅仅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因此，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可以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借鉴是理所当然的。但作为一种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模式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意义，正如一些专家学者指出的，它同样可以为发达国家所借鉴。
一种具有显著特征的发展模式形成后，就会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是，同样也可能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变化而发生变化。问题在于，不仅仅是“量变”而已，发生“质变”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同于先前的发展模式；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发生“质变”后的发展模式是否还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快速持续发展。就中国而言，如果私有制经济的比例上升，公有制经济的比例下降，而公有制经济始终在量和质上还保持对私有制经济的优势，那么这种经济产权结构的特点，依然是“公有主体型的产权制度”，并且这种“公有主体型的产权制度”可以为“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提供前提条件，并保障经济的长期快速持续发展；相反，如果私有制经济的比例不断上升，公有制的比例不断下降，达到私有制经济在量和质上都超过了公有制经济，这时经济产权结构的特点，则是“私有主体型的产权制度”，由此会导致按资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社会阶层的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加大就是必然的了，生产和消费的良性循环就会断裂，经济社会的继续持续快速发展就会相应丧失。因此，如何保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是需要学者和中国政府进一步深入思考的。
（摘自《经济纵横》2009年第6期，第二作者为王中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