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以下没有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出自该报告)。这就从产权、分配、调节和开放四个层面科学地界定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和内涵。我们应结合中共十八大精神，依据不断变动中的国情和世情，对这四个层面或关键词作理论和现实的深刻阐述和创新。
第一个关键词是产权。广义的产权与广义的所有权或所有制在概念上大同小异。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制度，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长期坚持和完善的基本经济制度。因为它从经济学原理、经济属性和经济类型上规定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体制。美国《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在界定“市场社会主义”词条时认为，资源配置或经济运行主要是市场机制，而公有制经济又是主要形式。这一诠释言之有理。反之，若是私有制占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便是当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或基本经济制度，即市场资本主义。这是现代政治经济学和西方比较经济体制学的主流共识。
问题在于，如何完善这一初级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报告强调“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和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表明，单纯的公有制或私有制占主体均难以实现科技发展所提供的潜在效率和实然公平。而西方国家每隔若干年发生一次周期性或重或轻的经济衰退和各种危机，也表明私有制市场经济始终内生不可持续发展的功能性痼疾。因此，完善公有制主体与私有制辅体的全社会所有制结构，要在市场竞争和国家导向下增强两种所有制的共生性和互补性，做到“两个毫不动摇”，而非人为地“公退私进”或“公进私退”。不过，面对西方跨国垄断资本逐渐控制我国经济许多领域的严峻局面，当务之急是私营经济与公有经济加强合作而非内耗，共同参与和应对外国垄断资本在国内外的激烈竞争。
第二个关键词是分配。由于产权关系和制度决定分配关系和制度，收益权属于广义产权的一束权利之一，因而公有制主体便决定或派生出按劳分配主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撇开自然经济和个体经济不谈，现代企业制度下分配的基本形式就是市场型按劳分配或按资分配，所谓多种分配方式或按生产要素产权分配，实质上是可以分解为按劳分配或按资分配的。按经营才能分配属于按劳分配，而按土地要素分配则属于按资分配。企业人员获得发明技术的收益属于按劳分配，再折合成股份而获得的收益则属于按资分配。可见，改革中要完善的其实是按劳分配为主体、按资分配为辅体的分配制度。
问题在于，如何完善这一初级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报告强调必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走共同富裕道路”，“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目前，居民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根源和首因，在于非公经济及由此决定的按资分配比重较大，因而报告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为此，“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人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里要求“实现两个同步”、“提高两个比重”以及“实现两个倍增”(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是必须贯彻“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一分配领域改革发展总方针的。其经济学缘由在于，平等或公平在概念上不等于平均或均等，经济公平与效率的真实关系不是孰先孰后的反向变动的替代关系，而是同向变动的互促关系，即在权利、规则和机会等方面越公平，便越有效率，反之则相反。当前，出于切实有效地解决企业人员的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应采取笔者多年强调的“四挂钩”立法措施和改革政策，即普通职工的收入须与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利润率、高管收入和当地物价的变动挂钩，以促进分配和谐。
第三个关键词是调节。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可以缩称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其对立统一面是国家调节。国家调节主要包括负责立法的人大调节和政府调节，既有宏观调节或调控，又有微观调节或规制。正如萨缪尔森所说的，市场是没有大脑和心脏的，需要国家发挥作用。斯蒂格利茨的《政府经济学》和克鲁格曼关于回归凯恩斯主义等西方不少论著，已充分阐述了功能性双重调节体制机制的应然性和可行性。由于我国是要实行跨越性大发展的后发国家，又要在改革中避免出现政策和机制的缺位或真空，还要“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以及合理借鉴亚洲“四小龙”等政府主导的有益经验，因而必须发挥国家在又好又快地发展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在廉价、廉洁、民主和高效的基础上构建小而强的国家调节体系，形成“以市场调节为基础、国家调节为主导”功能互补性的双重调节体制机制，以此消除西方国家过分实施市场调节或市场化改革所形成的周期性多种经济危机和困境。
问题在于，如何完善这一初级社会主义的调节制度?报告强调“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强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手段机制化建设。”加快完善商品、技术、资本、土地、住宅、人力等各类市场的客体结构、主体结构、空间结构和时间结构，释放其耦合性良好功能，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同时，要重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合理共享机制；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深化投资和经济结构调整体制，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化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制改革，提升科技创新、国家软实力和国民健康水平；深化城乡一体化体制改革，促进解决好“三农”问题。
第四个关键词是开放。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内在地要求国民经济实行内外开放，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优势互补和推动经济发展。开放与保护是一对矛盾，均有正效应与负效应、适度型与过度型之分。发达国家和开放收益显著的国家，在经济开放的之前和同时都十分注重自主创新、自力发展和经济安全，突出开放的整体长远效益和国民福利，因而报告提出要“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可见，自力主导型的全方位开放制度，要求处理好引资、引技、引智同主要高效利用本国资本和智力、发展自主知识产权的关系，实行内需为主并与外需相结合的对外经济交往关系，促进追求引进数量的粗放型开放模式向追求引进效益的精益型开放模式转变，从而尽快完成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和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化。
问题在于，如何完善这一初级社会主义的开放制度?报告强调“要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方向转变，创新开放模式”。确实，随着世界经济
格局的深刻变化，冷静面对当前对外经济发展面l临的问题，迫切要求我国从战略上谋划对外经济关系的长远发展，在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上树立新思维，采取新战略和新举措。为此，一是面对中资大量过剩，应适当控制外资依存度，积极提升中外资本协调使用的效益；二是面对构建创新型国家，应适当降低外技依存度，积极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三是面对全球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能源相对不足，应适当降低外源(外国资源能源)依存度，积极提升配置资源能源的效率；四是面对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某些弊端，应适当控制外贸依存度，积极提升消费拉动增长的作用；五是面对美国滥印美元的数轮量化宽松政策，应适当控制外汇储备度，积极提升使用外汇的收益。这五个适当控制与积极提升，是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巩固和完善自力主导型全方位开放体系的基础上，建立起低损耗和高效益的精益型对外开放模式，统筹国内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更加注重经济开放中的自主发展、高端竞争、经济安全、国家权益和民生实惠，以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持续健康发展。
（原载《经济研究》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