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是一个各国经济体制发生巨大变化的世纪。美国经济学家格雷戈里和斯图尔特认为，“区别不同的经济体制，必须着重于它们的4 种一般属性{通常会有重叠}：1、决策的组织；2、提供信息及调节的机制：市场和计划；3、财产所有权：控制与收入；4、确立目标及诱导人们行动激励因素的机制。因而，一个国家经济体制的变迁可以从这四个层面进行研究。本文选取几个有代表意义的国家进行考察。
一、美国国家指导型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变化
1.决策机制：从1789 到1933 年的144 年间，美国基本上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但1929 到1933年间的经济危机导致了自由放任政策的改弦易张。罗斯福新政的实行，标志着美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由过去的单纯依靠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转变为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来配置资源的“混合经济”体制。二战后，美国长期奉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混合经济”体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总的来说，美国政府决策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不小，政府通过决策直接或间接影响市场，是“以分散决策为主，集中决策为辅”的，属于国家干预和市场相结合的“混合”决策机制。
2.信息调节机制：与分散的决策机制相适应，美国的信息结构也是以分散的横向传输为特征，但大企业为了自身的需要往往对信息进行垄断。为保护竞争，政府也建立了自下而上、然后自上而下的纵向信息传输系统作为横向传输系统的补充。近年来，美国的互联网发展相当迅速，它是一种结合了横向和纵向信息传输的通道。信息传递网络爆炸性的扩张，导致了信息的飞速传递，使得美国经济得以继续发展。
3.财产所有权：私有制经济是美国所有制结构的主体，但占少数的国家所有制也是其所有制的重要一环，主要集中于电力、铁路、邮政等基础设施。此外，美国还存在少量的合作所有制经济。在农业部门，美国5 / 6 的农民参加了合作社；在非农业部门，美国自60 年代开始推行“职工股份所有制计划”，到80 年代后半期，全部或部分推行“职工股份所有制计划”的企业近80000 家，约1000 万职工参与了这种计划。
4.激励机制：美国市场的动力机制与他的个人主义文化和私有制为基础的所有制结构相适应，可以概括为利己主义。对企业来说，盈利则发展，亏损则破产。对个人来说，美国鼓励个人凭经.济实力、社会资本和综合技能而奋斗，国家尽可能地提供资本主义框架内的平等竞争环境。企业主要通过物质报酬将企业目标和个人利益统一起来，现在美国也由注重物质刺激到注重物质和精神相结合，将企业员工当作是“社会人”而非单纯的“经济人”，在精神上刺激员工的积极性。
二、日本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的变革
日本长期实行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90年代以来，在国际大气候和本国经济停滞的背景下，日本市场经济模式也在不断调整，并朝着自由化的方向推进。
1. 决策机制：日本政府制定计划和产业政策时，往往不是凭自己的意志行事，而是通过官民（ 政企） 协商，充分听取企业的意愿而形成。政府只是在企业间起积极沟通和协商的作用。这种沟通和协商的机制通常就叫作“审议会制度”。在企业内部，通常日本企业全体职员都有决策的权利，可以对管理中的任何问题自由且充分地发表意见，企业还通常设奖征求意见。经营者决策时，先征求组长、课长、部长的意见，最后汇总，采用“禀议制度”，然后再与各方交换看法，才作出正式决策，即所谓“事前疏通”。
2.信息的调节机制：由于日本主要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因而其信息传递一般是分散、横向传递为主。二战以后，日本实行赶超战略，因而主要加强了其纵向的信息传递机制，即由上而下传递的计划或行政信息。经济主体在从事经济活动时，首先依据的当然是横向传递的市场信息，但还必须参考政府纵向传递的行政信息。这些纵向传递的各类信息，为日本企业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3. 财产所有权关系及收入：日本市场经济的财产机制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私有制与国有制并存。实行财产最终归属自然人的法人组织相互持股为主，法人持股与个人持股并存的资本结构，并悄悄地把战后解散的“财阀”以“企业集团”的形态在更大规模上集中起来，采取综合商社等产业组织形式和新型垄断形式迅速占领国际市场。90 年代以来，日本电信电话公司等三大著名的国有企业走向了民营化的道路，使得日本成为国有化程度较低的国家之一。
4. 激励机制：在日本，精神激励不仅存在于企业与职工之间，也存在于国家与企业之间，强调职工对企业和企业对社会应尽的责任。这并不是说日本企业不重视物质激励，而是说它比欧美企业更重视精神激励。为了使职工对企业效忠，采用了工龄越长工资越高的“年功序列制”。国家对符合产业导向的企业也给与经济奖励和政策倾斜。近年来，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也受到了各方面的挑战，并出现了合同工制、定时工制和能力与贡献工资制等。
三、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变迁
目前即既不是国家完全不加以干预的自由经济，也不是中央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经济，而是介乎于两者之间的所谓“经济人道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强调以自由竞争为基础、国家适当调节，并以社会安全为保障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
1. 决策机制：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主要奉行以
分散决策为主、国家集中决策和企业分散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1948年6 月实行币制改革后，基本上取消了战后最初几年实行的统治经济管理方式，把经济活动的组织、调控交给了市场和私人单位。这标志着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开始付诸实践。直至60 年代中期，联邦德国一直实行社会市场经济的体制和政策。1967年，出现战后第一次经济衰退后，从奉行社会市场经济转而全面奉行凯恩斯主义全面需求管理，试图通过国家的全面需求管理措施来克服经济周期波动，实行充分就业和经济运行的稳定与均衡。与社会市场经济相比，新的经济调控机制中，国家干预调节经济的范围扩大了，由原来对市场竞争制度的调节以及对市场分配结果的调节，扩展到对经济运行过程，特别是社会总需求变化的直接干预调节。1981-1982年经济危机后，联邦政府又放弃了凯恩斯主义的全面需求管理，转而实行新自由主义的供给管理，通过改善私人投资环境条件、抑制国家财政支出的扩张，降低营业税和财产税，刺激私人经济活动的积极性来实现经济结构转换和经济增长。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更为重视微观经济，而不是宏观经济，即它有别于推崇实行以需求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管理的凯恩斯主义。
2. 信息调节机制：从根本上来说，德国的信息传递机制是一种分散的信息结构，但它是在联邦政府信息指导或干预下使其具有特别内容和构造序列的分散性结构，即绝大部分信息通过市场传递，但是它还包括国家管理机构为特定目的发出并转化为市场因素的信息，及国家管理机关加工和处理后井然有序的市场信息，表现为政府、企业和私人银行在经济事务上密切合作。3.财产所有权：“西德的国有化成分很大，其中包括铁路和大部分的地区运输、大部分公共事业、通讯和广播系统、储蓄银行和一些工业企业。联邦政府控制了全国60%的经济建设资金，所以，很容易改变投资的流量。”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私有制是经济发展的前提的观点相左的是，西德生产资料的国有制占了很大的比重，但是，经济发展速度却较快，因而与传统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解释不一致。4. 激励机制：德国的激励机制是主要以经济利益为主的、多种动力推动交织的激励系统。非经济利益刺激或动力源只在特殊的情况下，以特殊的形式存在。如国家用紧急行政手段矫正经济运行中的极端偏差，以及通过鼓励或限制来干预微观经济主体的某些行为等。然而，德国的经济管理部门非常注意应用完善的社会福利政策来缓和劳资之间的矛盾，应用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来对劳动力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德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阿尔马克说：“社会市场经济是按市场经济规律行事，但辅之以社会保障的经济制度，它的意义是将市场自由的原则同社会公平结合在一起。”
四、前苏联和俄罗斯或左或右经济体制的巨变
从前苏联的指令性计划体制到叶利钦的无序自由市场体制，再到普京的有国家控制的市场体制，是20世纪苏联和俄罗斯的主要演变历程。
1.决策机制：在计划经济年代，经济主体的经营活动全部由政府决策，政府的意志通过指令性计划和产业政策自上而下地贯彻到每个企业。企业没有经营自主权，只有完成上级指令性计划的义务。在实行迅速私有化以后，俄罗斯的决策机制已经由过去的单一的行政命令转向以国家计划和产业政策为指导，企业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决策，进行具体经营的决策机制，但是，计划决策机制迅速消散，连国家计委也被撤消，而市场决策机制却未迅速地建立起来，导致国家和企业决策的混乱。目前，普京政府正在强化中央决策机制，抑制地方政府和垄断寡头的山头主义自由决策。
2.信息传递机制：改革前，主要是通过纵向的计划或行政信息指导经济主体从事经济活动。实行经济的迅速转轨以后，信息已经不再主要通过计划或行政渠道传递了，而基本依靠分散的、横向的市场价格信号来传递，价格和供求是企业作出经营决策的主要信息，行政信息仅仅是辅助信号。不过，俄罗斯极不成熟的信息体系和传递机制，强化了信息的不对称和不透明，亟需改革和完善。
3. 财产所有权与分配：改革前苏联实行的是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私有化以后，企业的产权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原来的一切财产归国家或集体所有转变为以私有制为主体、与少量的国有企业和合作企业并存的财产制度。与此同时，从按劳分配为主体迅速地转向为按资分配为主体的两级分化状态。
4.激励机制：苏联的工资政策与一些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想当然的平均主义工资分配的观点完全相反。“苏联管理者的威望和地位是用挣得的资金衡量的。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计划而得到大量奖金的管理者便是好的管理者。月奖金多是管理好的主要标志。苏联的制度是如此强调奖赏制度，以致月货币奖金几乎成为拜物教的偶像”。当然苏联也很重视以各种荣誉称号来鼓励劳动者的积极性。俄罗斯主要采取经济激励、失业威胁和财富“马太效应”等机制，来刺激资产者、无产者和管理者的积极性。
五、中国计划社会主义到市场社会主义体制的转型
中国的经济体制转型也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考察。
1.决策机制：建立和完善国家调控主导型的市场决策机制。改革中，中国既注重建立计划、金融和财政为核心的国家宏观调控系统，维护全局利益的统一性，又注重在集中指导下赋予基层、地方和部门必要的权力，形成统一领导下的兼顾局部利益的灵活决策。在存有个人选择、法人选择、市场选择和社会选择的复杂条件下，国家调控逐渐在“博弈”中完善各项政策和决策机制，树立应有的领导权威。
2.信息调节机制：随着中国的决策机制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变，中国的信息传递机制由与计划相适应的“企业—国家—企业”之间的纵向信息传递机制为主，转变为以横向的“企业—市场—企业”之间的横向信息传递机制为主，国家和企业以及国家和市场之间的信息传递，已日渐成为信息传递的非主要部分。
3.财产与分配机制：建立和完善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结构和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机制。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之一，是从过去完全公有制的单一经济形态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形态转变，实现一种以公有法人型联合劳动为基础的“市场社会主义”。同时，中国的经济改革摈弃了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计划型按劳分配的模式，从单一的按劳分配形态向以市场型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生产要素所有权共同参与分配的经济形态转变。鼓励一部分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同时确保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都有程度不同的提高，积极地消灭贫困现象，把共同富裕作为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和结果来对待。
4.激励机制：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比较强调精神刺激，通过各种荣誉称号和表扬，授予各种奖章来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甚至个别时期还批判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不适当地贬低物质刺激和经济利益。改革后，却又存在片面重视物质刺激和经济利益的作用，缺少道德、文化和精神层面激励的有效机制和理论环境，甚至颂扬个人主义的“自私人”理论和机制以及私有化改革措施，从而使财富和收入较快分化，反而压抑了大多数人的劳动积极性。
六、若干思索与结论
通过考察以上国家的经济体制变迁，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以下实证性和规范性的结论：1.经济体制变迁是动态发展的。没有任何一种经济体制是永远不变的，适应于任何生产和技术时代。多数西方国家从古典的自由市场经济到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再到新古典的自由市场经济；多数苏东国家从命令的计划经济转变为自由的市场经济，又转变为国家控制的市场经济无不说明了这一点。
2.经济体制变迁是有多样性的。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它们都是具有多样性的具体的经济运行方式。这些多样的经济运行方式构成了多类型的经济体制，因而青木冒彦指出：“即使同是市场经济体制，也会引起内部的制度配置不同而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的多样性） ”。也就是说，多样化的体制之所以会存在，是因为一个体制内的各种制度是相互补充的。由于这些制度相互适应，因而产生了制度之间作为一个整体的强度，从而使得这种体制会生存。
3.经济体制变迁是有惯性的。经济体制无论如何变迁，有些适合于一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具体制度是难以根本变化的。日本的经济信息传递机制中，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国家和企业之间的纵向传递机制始终较为强大，因为从“明治维新”到今天的日本，国家一直在经济体制中居主导地位。这也就是新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
4.经济体制变迁是有规律的。制度变迁总是有进有退地曲折发展的。当今世界存在公平与效率、公有与私有、国家与市场、开放与保护这四对主要矛盾，它们渗透在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之中，表现为此消彼长，相互补充。从经济的不断社会化和全球化来分析，新老凯恩斯主义比新自由主义要高明一些，总趋势是国家调节或国际调节有所加强；以资源的公有权配置为主体和国家调节配置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高于或优于以资源的私有权配置为主体和国家调节配置为指导的市场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这合乎否定之否定的经济辩证法规律。
（原载《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第二作者为王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