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 彭文兵：中韩经济增长特征比较分析（上）

中韩经济增长特征比较分析

　　韩国和中国是近邻，有共同的文化价值，在经济方面两国都取得了巨大成功。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经济规模进一步扩大。中国GDP年均增长速度，改革前的1953年～1978年为6.1%；1979年～1990年高达9%；“八五”时期，更高达12%；200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9万亿元，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95年增长41%。“九五”期间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8.3% ，大大高于3.8%的世界平均经济增长率。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相关资料，199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居世界第七位，与第六位意大利的差距已大大缩小。按世界银行计算和划分标准，1999年我国人均GNP达到780美元，在世界206个国家和地区中列第140位，从“八五”时期的世界低收入国家进入下中收入国家行列。5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年均达7.7% ，是同期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韩国经济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步一个台阶，连续三十多年几乎每年都完成了8%以上的高速增长，人均国民收入从1963年的83美元发展到1996年突破1万美元，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提前“毕业”，并加入了OECD，被称为“第二日本”，亚洲“四小龙”之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汉江奇迹”。但两国经济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由于各种原因，经济也出现了大起大伏的波动。本文对中韩两国1953年后至今的经济发展历程进行比较分析，寻找中韩两国经济增长和波动变化的特点与相似原因。

　　一、权威政府领导下的经济高速增长

　　中韩两国都是在理性政府和核心人物领导下取得了高速经济增长。

　　韩国在政府主导下，增长率高，持续时间较长。从韩国1953年至今的经济增长走势来看，可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3～1961年，这个时期经济年均增长率只有4% ，经济增长大都在美国援助下取得。第二阶段是1962年～1979年，这个阶段是韩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第三个阶段是1980年～2000年，是经济增长大起大落阶段。韩国经济增长从1962年开始，从总的趋势看，经济的增长率除了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之外一直到第七个五年计划都显示出上升趋势。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来看，从1965年～2000年的35年间，韩国的人均GDP为7%。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成绩，是政府理性主导的结果。

　　韩国建国后的10多年间，经济重建不见起色，新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1961年，朴正熙上台以后，朴正熙领导的权威政府认为西方式民主不适合韩国的“风土”，至少为时尚早，因为对贫困落后的韩国和面临饥饿的韩国人民来说，第一需要不是民主而是生计，在经济贫困基础上的民主政治是不稳定的[1] (P3) 。他提出了“经济发展第一”的方针，对当时国际市场状况的分析，后来进一步提出“出口第一”的方针。韩国政府制定了由政府指导的“不平衡增长战略”，人为地安排经济发展的优先顺序，即“先工业现代化，后农业现代化”、“先轻工业，后重工业”、“先大企业后小企业”的战略，积极扶植大财阀，以便参与国际竞争。韩国政府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创办公营企业的同时，大力扶植私人大企业的发展，在信贷、税收等方面给予特惠待遇，20世纪80年代后，政府又通过对证券市场和金融自由化等金融改革，为大企业通过发行商业票据、股票，借进外汇等手段大规模筹资提供了更大的便利，使现代、三星等一批大企业迅速扩张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1996 年前49 家大财团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97% ，而其中现代、三星、LG、大宇四大集团就占国内销售总额的1.3% ，出口额的1.2%[2] ，在短期内也迅速扩张成为世界级的大企业，进入世界前500强。我们不能因为金融危机而否定韩国大企业的历史作用，如果没有政府支持的大企业，就没有韩国经济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步一个台阶，连续三十多年几乎每年都完成了8%以上的高速增长，也没有人均国民收入从1963年的83美元发展到1996年突破1万美元，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提前“毕业”，并加入了OECD，被称为“第二日本”，亚洲“四小龙”之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汉江奇迹”，并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韩国。第三阶段是韩国经济增长不稳定时期。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政府对外开放和资本市场的自由化政策，韩国经济增长进入了增长的高波动时期。

　　中国经济在政府的指导下，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以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为标准，可以将1953年～2000 年的经济增长分为三个阶段:1953年～1956年，1957年～1978年，1979～2000 年。1953年～1956年是完成“一五”计划时期。1956年相对于1949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30.6%，年均增长率达16.8%；国民收入增长了108.8%，年均增长率达14.2%。可见，1953年～1956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很快的。第二个阶段是1957年～1978年。若以1956年为基期，这22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36%，国民收入年均增长5.3%。与第一阶段相比，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低10.44百分点，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低8.9个百分点。在新中国经济史上，这22年是增长速度较慢的一个时期。第三个阶段是1978～2000年。这个期间经济快速增长。按可比价格计算，1978年～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按现价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588.1亿人民币增加到2000年的1万亿美元)，比1953～1978年平均增长速度6.1%快3.5个百分点，比1957～1978年的6.36%快3.24个百分点。可见，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又恢复了高速增长。在此期间，出现了两个高速增长的时期：1982～1988年，年均增长11.4%；1991～2000年，年均增长11.2%。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3.1% ，发展中国家只有2.5 %左右。1991～1996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约2 %，其中发达国家1.8%，发展中国家5.4%。中国是这个时期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3]。

　　二、两国经济在增长中都实现了工业化

　　一般在发展中国家推行工业化有两种战略：一种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即以重金属、化学和资本品等工业为核心进行工业化。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的，因此优先发展重工业对资本积累有很高的要求。解决资本缺口一般有两种方法：一是抑制即期消费，加强储蓄和积累；二是通过计划经济的高度集权体制把有限的资本优先用于发展重工业。另一种是先发展轻工业，然后再逐渐建立后向联系的重金属、化学和资本品等重工业。由于以消费品为主的轻工业可以通过进口零件装配，所需设备也可以依靠进口，因此，可以不必同时建立部门齐全的重工业，待轻工业的发展积累了较多资本后再发展重工业。

　　中国工业化实现战略属于前一种情况，即1978年以前以重化工业为主、改革开放后形成轻工业与重化工业并重发展为主的产业政策。

　　新中国建立之初处于“冷战”时期，由于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政治和军事上与中国高度对立和封锁，1950年即操纵联合国对中国实行经济“禁运”政策，1952年又在“巴黎统筹委员会”中设立对华审查委员会，实施对中国技术出口的严格限制。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于与前苏联意识形态分歧的公开化，与前苏联和东欧的经济技术交往也中断了。在这种形势下，中国要发展，必须走工业化道路，走工业化道路又必须采取优先发展重化工业。而重化工业又是资本型的，中国投资资金大量短缺，为了筹集重化工业发展所需的巨额资本，在没有外援的条件下，以工农业产品价格之间存在的“剪刀差”的形式来积累发展重化工业的资金。到1971年，工业总产值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例已经达到了57.44% ，其净产值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达到了42.90% ，超过了农业的比重。由于工业化是在城乡隔离的环境中进行的，占人口主要部分的农村人口基本上排除在工业化过程之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没有多大改变，而且，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其吸纳劳动力有限，同量的投资吸纳劳动力仅是轻工业的1.2。所以，尽管前30年我国工业产值获得了较快增长，工业产值超过了农业产值，但工业劳动力增长缓慢，造成大量的潜在失业和大批劳动力滞留在农业领域，工业化不仅不能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反而有城市知青需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至1978年仍然有8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4]。这个阶段中国工业化主要表现为规模和数量的扩大。

　　1978 年以后，伴随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政府产业结构经历了两次大的调整。一次发生在1989～1991年，短短三年时间的治理整顿是针对经济过热所进行的被动调整；另一次始于“九五”初期的1996年，这次调整是经济出现“软着陆”后所采取的主动调整。经过四个五年计划的实施，第一产业比重始终呈下降的趋势。中间两个五年下降幅度较大，由“六五”时期的31.4%下降到“七五”时期的26.2% ，再下降到“八五”时期的21% ，几乎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九五”时期下降幅度略有缓和，五年下降2.1个百分点，2000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15.9%；第二产业比重总体上呈上升趋势。除“七五”时期略有下降外，“八五”和“九五”都是上升的趋势。第二产业比重已由“六五”时期的44.2%上升为2000年的50.9%，第三产业比重先升后降。前三个五年计划时期，第三产业比重都是上升的趋势，由“六五”的24.4%上升为“七五”的30.6%，“八五”时期继续上升为32.2%，“九五”时期则下降为32%。

“九五”前三年，受1992年以来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势头的影响，中国纺织、家电、化工等轻工业仍保持较快的发展，这期间轻工业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由1995年的42.2%上升为1998年的44.8%。而自1998年起，针对亚洲金融危机、多数传统工业行业生产能力过剩和国内需求明显不足的困境，国家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力调整工业行业结构，特别是对传统的纺织、钢铁、石油、建材等行业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压缩、调整、改造。受此影响，“九五”后两年我国重工业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开始上升，由1998年的55.2 %上升为2000年的59.9%。到2000年，工业生产呈现快速增长，全年全部工业增加值39570亿元，比1999年增长9.9%。全年轻工业增加值9506亿元，增长9.5%；重工业增加值14179亿元，增长13%。产销衔接状况继续改善，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97.71% ，比上年提高0.46个百分点。

表1 　2000年中国、韩国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2001

    韩国工业化实现战略属于后一种情况，即初期以轻工业为主、后期以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政策。韩国轻工业化的第一阶段是1953年～1961年推进的替代型轻工业化。这由当时生活必需品奇缺的状况决定的，同时又是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处理其剩余农产品的方式有关。

　　轻工业化的第二阶段是1962年～1973年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阶段。这个时期正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也是工业处于产业转型时期，在世界范围内，实行贸易自由化。当朴正熙政府决心推进工业化的时候，根据国内国际的实际状况，只能选择以轻工业为主的工业化才能摆脱贫困。在这一阶段，朴正熙利用美国对韩国的支持和同日本邦交的正常化，大量引进美日的资金、技术和原料等，再利用国内廉价劳动力进行组装加工，将轻工业成品销往美国、日本等国外市场。虽然在技术和质量方面，韩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低，但用廉价劳动力生产出的轻纺产品价格低，发达国家需求旺盛，产品很畅销。以纺织品为主的轻工业产品的出口急剧增长，韩国经济总量规模也加速扩大了。到1974年第二产业的比重超过了第一产业，经济中心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形成了第三产业大于第二产业，第二产业大于第一产业的产业结构。但是韩国的机械和产业设施等大部分资本货物和基础原材料一直依赖进口。

　第三阶段是1974年至今。20世纪70年代前期，政府决定优先开发钢铁、汽车、发电设备、综合机械等技术及劳动密集型的重化工业部门，将产业结构升级为以重化工业为主，并将这些产业培育成为出口产业。但是后期，考虑到石油价格暴涨且供给不稳定等因素，政府决定转换政策基调，将支持及培育对象逐渐转变为技术密集型、资源节约型产品，重点扶持大型企业，扩大规模经济效果，以谋求降低产品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1998年的金融危机后， 政府根据IMF 要求和本国的实际国情调整了产业结构。

　　三、经济增长波动周期起伏大

　　与经济增长速度密切相关的是经济波动。经济波动是国民经济扩张与收缩，波峰与波谷交替出现的现象。一次扩张过程和一次收缩过程构成经济波动中的一个周期。

 　　根据两国统计年鉴汇总而成

    从表2中的两国经济增长率可以看出，中韩两国经济增长都出现过大起大落现象。中国从1953年～1990年经济增长率的几次波动中，增长波动轨迹表现出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大起大落”，峰位很高，谷位亦很低。在1991～2000年的新一轮波动中，波动轨迹有新变化。一是由过去的“大起大落”变为“大起缓落”，峰位仍很高，但谷位已上升。

　　韩国从1953年～1961年，1980年～1998年年经济增长率的几次波动，增长波动轨迹也表现出“大起大落”，即在波动的空间幅度方面，但峰位比中国低，谷位比中国高。从波动走势看，从1953年开始，以1978年为界，在界前中国经济增长波动起伏大，界后波动趋于平缓；而韩国在界前经济增长波动平缓，界后，经济增长波动起伏趋大。我们以经济增长率的变动作为划分周期的标准，从周期、波幅、波位3个方面来考察韩国从1953～2000年的经济波动情况。韩国经济呈现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3～1961年，其中包括1953～1957年周期，1957～1961年周期。这个时期经济增长率的最高增长年度是1953年，当年经济增长率为25.3%。最低增长年度出现在1956年，当年经济增长率1.2%。1953年和1957年为波峰年分，第一阶段波动的状况是:波动周期短，波位高，波动强度大。这是战后物质短缺，通货膨胀，美国援助减少造成的。第二阶段是1961年～1979年。这个阶段在1961年5月16日朴正熙军事政变后，通过制订五年经济增长计划，把经济增长放在首位，在决策正确和政治稳定中，经济增长平稳。这个阶段包括1961年～1965年、1965年～1972年、1972年～1975年、1975年～1979年4个周期。在这4个周期中，虽然出现世界性的石油危机冲击，但没有出现有属于经济增长绝对下降的古典周期，并且各个周期的波幅不大，各周期内平均增长率的波位相差也不大。这从侧面反映了经济波动的平缓。这一时期经济波动的状况是:波动周期长，波动幅度小，波位高。第三个阶段是1980年到2000年。其中包括1980年～1985年周期，1985年～1989年周期，1989～1993年周期，1993～2000年周期。这个时期，随着国际市场的变化和国内政策调整，从1980年到2000年的21年中，有2个属于经济增长绝对下降的古典周期，即1980年～1985年周期。在1980年～1985年周期内经济发生波动，并出现绝对下降的古典周期。这个周期处于“四五”与“五五”五年计划的交替期。而“四五”期间经济年均增长率只有5.5%，这是从1962年实施经济开发5 年谋划以来经济增长最低的一次，尤其是1980年的-6.2%的负增长。经济增长率放慢的原因，在国内方面，这同投资效率有关。由于对重化工业的投资占总投资的80%，但对重化工业的投资因资本回收期间长，高投资不可以立刻引起经济的高速增长，所以投资效率就有了较大的下降。1979年10月26日朴正熙总统遇刺身亡的突发事件，不仅使韩国陷入政治、社会混乱，而且使韩国经济失去稳定，造成1980年经济增长率为-6.2%。1980年～2000年周期，韩国年均增长率最低的年分，负增长的年分，都出现在这个时期。1980年、1998年2个年分属负增长，并且各个周期的波幅很大，各周期内平均增长率的波位相差也较大。这从侧面反映了经济波动的剧烈。这一时期经济波动的状况是:波动周期长，波动幅度大，波位低。造成波动的原因是国外市场保护主义的抬头，经常项目的恶化，进出口逆差的增大，外债增加等。国内投资起落的大幅度的变化，也是造成经济波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们同样以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变动作为划分周期的标准，从周期、波幅、波位3 个方面来考察中国经济的波动。中国1953～2000年的经济波动呈现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3～1956年，该周期的最高增长年度分别是1953年和1956年，当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5.6%和15%。最低增长年度出现在1954年，当年经济增长率4.2%。第一阶段波动的状况是：波动周期短，波位高；波动强度不大。第二阶段是1956年～1978年。这个阶段经济在决策失误和政治动乱中大起大落，波动之剧烈在世界经济史上罕见。这个阶段包括1956年～1958年、1958年～1962年、1963年～1968年、1969年～1972年、1973～1977年5个周期。在这5个周期中，有3个属于经济增长绝对下降的古典周期，即1958年～1962年周期，1963年～1968年周期，1973年～1977年周期。新中国成立以后，经济增长最高的年分，最低的年分，负增长的年分，都出现在这个时期。1960年、1961年、1962年、1967年、1968年、1976年等6年均属负增长，并且各个周期的波幅很大。各周期内平均增长率的波位相差也较大。这从侧面反映了经济波动的剧烈。这一时期经济波动的状况是：波动周期短，波动幅度大，波位低。第三个阶段是1978年到2000年。其中包括1978年～1984年周期，1984年～1987年周期，1987～1992年周期，1993～2000年周期。从1979年到2000年的22年它们都是增长周期，没有出现增长率为负的年分。从1979年～1990年，经济增长率高达9%；“八五”时期，经济增长率更高达12%；“九五”时期，虽受东南亚经济危机影响，但经济增长率也高达8.1% ，比同期的韩国经济增长率高3.4%。这个时期的各个周期的波位相差不大。这一时期经济波动的状况是：波动周期长，波动幅度小，波位高。

　　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最主要的影响是投资的扩张与收缩。投资率水平很高，变动幅度很大。在中国统计资料的1953～2000年中，投资率有32个年分在30%以上，最高达到43.8%(1959年) ，最低只有10.4%(1962年)。中国投资率的变动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1)1952～1970年。这个时期中国投资率极不稳定，变动频繁且变动幅度巨大。这个时期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增长波动最大的时期，因为投资扩张导致经济高速增长时，必然带来农、轻、重比例结构逐渐趋于失调，就是重工业比重偏大，农业比重偏小，这似乎已成为我国经济波动过程中的一个规律性变化。在农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五大产业部门中，从来就是农业波动幅度最小，建筑业和工业波动幅度最大。工业中，重工业波动幅度又明显大于整个工业的波动幅度。重工业增长率在经济扩张时期一般要高于工业增长率，在经济收缩时期一般又低于工业增长率。这说明，重工业波动是工业波动来源的主要因素。(2)1971～1997年。这个时期是高积累时期。中国投资率保持在30%以上，变动相对较小。同时，这个时期也是中国经济波动较小，经济比较稳定的时期。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波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不符合实际的高投资率和投资率的大幅度变动。在投资中，国家投资的扩张与收缩直接导致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传统体制下国家通过统收统支的方式配置资源，国家投资直接决定着经济的波动，被人们称为“计划周期”，当时国家投资采用的是“大财政小金融”的方式。从传统的计划集权化分配投资的模式转到地方分权化的投资模式，国家投资的每一次扩张，不是由计划者决定，而是由地方政府和具有“软预算”的国企的投资扩张所决定，形成投资的“倒逼机制”。经济波动主要由于当时地方政府过度“重复建设”，导致投资扩张引起价格波动。中央、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这三个投资主体在市场化改革后，直接从财政进行融资和投资的比重下降。但由于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步伐较慢，中央、地方项目和国有企业投资都来源于国有银行，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大银行小财政”的阶段，这里存在着非常强的“软预算约束”，国家只要一放松控制，各地方政府都进行大规模的投资，重复建设严重，出现资源的瓶颈制约，引发通货膨胀，国家通过收紧信贷，进行项目控制抑制经济过热[5]。另外中国经济增长波动受政治偶然因素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