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经济的高速增长伴随一定的通货膨胀
中韩两国经济增长在高增长的同时伴随着程度变化的通货膨胀。韩国经济增长始终伴随着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率同物价上涨之间关系如表3显示。只有1982年～1991年间经济增长率在9.9%，物价上涨率在1.9%之外，韩国的经济增长始终伴随着通货膨胀[5](P7)。在影响物价的各种因素中，在1954年～1961年期间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是战后当时物资严重短缺，政府大量增发货币和1955年、1956年的农业歉收等因素，其中通货量的变化是物价变化的主要因素。1962年～1981年韩国经济开发时期的通货膨胀是“开发型通货膨胀”，成因一是超前需求膨胀；二是汇率调整引起的膨胀；三是石油的冲击对物价的影响；四是粮食高价收购政策对物价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通货膨胀的成因，国内方面是工资上涨过快，农业收成不好，房地产价格上升也影响了价格的上涨。在国际方面是由于国际市场疲软，韩国的国际竞争力下降，出口不振，进口增加，经常项目赤字造成的。1997年金融危机后，韩国经济从低谷中复苏，没有形成较快的通货膨胀。
注: (1) 括号内数据为年均经济增长率和年均物价上涨率；
(2) 经济增长率为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物价上涨为批发物价上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伴随经济高增长的同时，我国也发生了四次较明显的通货膨胀。这四次通货膨胀都表现为物价指数(零售物价) 经历了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的起伏波动，时间分别是1979年～1982年，1982年～1986年，1986年～1990年，1990年～1996年。期间历次通货膨胀的峰顶分别为1980年、1985年、1988年和1994年。
“九五”期间，价格总水平变动经历了惯性上涨、持续下降和回升三个阶段。“九五”前两年，即1996和1997年，受“八五”后期物价大幅度上涨的惯性影响，市场物价继续保持上涨态势，但由于各级政府的控价措施得力，价格上涨势头受到抑制，上涨幅度逐年回落。1996年和1997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分别比上年上涨8.3%和2.8%；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分别比上年上涨6.1%和0.8%。
“九五”中期，即1998和1999年，由于长期积累下来的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矛盾在新的买方市场条件下充分暴露，加之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我国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增幅大幅度下降，导致国外需求萎缩，市场商品价格竞争加剧，导致价格总水平连续两年下降。1998和1999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分别比上年下降0.8%和1.4%；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分别比上年下降2.4%和3.0%。
“九五”末年，即2000年，由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启动消费市场、扩大内需的政策效果继续显现，国内需求不足的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全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涨0.4%，扭转了自1998年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持续下降的局面。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虽然仍比上年下降1.5% ，但比1998年和1999年降幅小，降势有所减缓。以上现象表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通货膨胀的发生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通货膨胀的周期在逐渐延长而且程度在不断上升。通货膨胀的周期性与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明显对应。每次通货膨胀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的循环起伏都与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走势上大体同向，时间上大体一致。四次通货膨胀周期与四次增长周期的起止年分都几乎完全吻合。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只要连续两年超过10%[6] ，就必然出现通货膨胀，这一结果显示经济增长虽不必然促使通货膨胀，但却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经由某些中间变量间接导致物价水平的上涨。
五、经济增长与对外依赖
中韩两国经济在对外开放中，经济增长率不断提高，但两国在对外开放吸引外资所采取的策略不同，对外市场依赖程度也不同。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年鉴》2000年的表中看，韩国对外依存度为65%，中国为43.9%。
外资是韩国弥补国内资金不足的重要手段，“一五”期间的投资率由6.1%提高到15.1%，“二五”时期由13.1％提高到26.4%，“三五”期间由18.2%提高到27.8%，“四五”期间由23.9%提高到35.5%，“五五”期间投资率虽然比前期低，为29.4%，到“六五”期间又回升到34.0%，“七五”期间更是达到36.32%。如果没有投资率的如此迅速的提高，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一句空话。据综合测算，韩国在1962年至1982年期间经济年均增长率为8.2% ，其中靠外国资本实现的达3.3% ，韩国历史上曾受外强侵略和奴役统治，因而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排外情绪。1960年制定的《外国资本引进法》，其目的主要是控制外国直接投资，防止经济命脉被外国资本控制，以此来发展工业。为了弥补建设和生产资金的不足，在利用外资策略方面，着重引进国外间接资本，如大量利用外国贷款，限制直接投资。到20世纪80年代末，外国对韩国直接投资占韩国外资总流入的比例仅为5%。20世纪90年代初，政府为了加入GATT和OECD，放宽了对外资直接投资的限制，但对直接投资的审批程序繁多。外国贷款的引进对韩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起了很大作用，但随之而来的是还本付息额的迅速增加，外债不断增加。其中韩国的短期贷款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明显增加，在韩国外债余额中短期债务所占的比重，1972年为16.9%，1980年为34.7%。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政府对直接投资有了新的认识，如韩国总统金大中向国民列举了韩国引进直接投资的十大优点等。到1999年外国对韩直接投资达到155.4亿美元，比1998年增加75%。
韩国经济严重依赖国际市场。由于韩国国内市场狭小，国内生产的大部分产品输往国外。因此，出口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很高，1961年为6.3%，1981年高达37.5%[7](P91)，1994年有所下降但仍保持30.5%的高水平。韩国贸易的对外依存度从20世纪70年代一直保持很高的水平，一般都在60%以上，其中1981年曾最高达84.6%，1994年下降到65.5%，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仍然很高。因此，海外市场的变动对韩国经济增长和波动影响极大。
韩国为了在短期内实现高速增长，在技术方面主要以引进技术为主，对外依存度也很大，但对科技的投入在力度和规模上不够。1993年韩国的研究与开发费总额为76亿美元，实际上只有美国的1/21，日本的1/13，德国的1/7，法国的1/4 ，韩国企业的投入量不如美国一家大公司的投入量。总研究开发费中政府部门的投入量过低，1987年是25% ，1993 只有17%。韩国的总体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较还有不少的差距。据韩国商工资源部的调查，韩国技术水平总体上只达到发达国家的42%左右。韩国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引进成套设备，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组装技术方面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但由于长期以来只注意引进和模仿、组装，而没有在消化与吸收的基础上搞独立的研究和开发，韩国在基本设计、软件与关键设备等核心技术方面仍然很薄弱。1990年韩国海外技术依存度是19.9 ，其中1992～1993年对美国技术的依赖度为76%，1995年达85%，2000年高达87.5%。更值得注意的是，越是尖端技术产品，依赖度就越高。这与美国(1.8)，日本(6.7)，德国(5.2)，法国(6.7)等国相比较还有不少的差距。因此，韩国出口越多，进口也越多，这也是对外收支逆差的重要原因。
中国在1978年后，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中国经济对世界市场有了一定的依存度。
1952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为19.4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8.2亿美元，进口总额11.2亿美元，贸易逆差为-3.0亿美元。到1978年前外贸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几乎可以不计。20世纪80年代进出口总额大幅度增加，但外贸逆差也急剧上升，最高为1986年-116亿美元(韩国却首次出现了贸易顺差)。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国贸易除1993年外都是顺差，即使1998年遇到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国的贸易顺差也高达435.9亿美元。“九五”期间，我国累计进出口总额为17740亿美元，比“八五”时期增长60%以上。2000 年，全年进出口总额达474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1.5 %。“九五”期间，国民经济对外贸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加强，外贸依存度由1995年的40.2%上升到2000年的43.9 %，低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一般水平，但明显高于世界其他国家。
虽然中国对外资的依存在不断增大，但中国在利用外资策略方面，不同于韩国，一开始就以直接投资为主。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历程大体上是：1979～1987年是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我国有关利用外资的立法还不太完善，外商对于在中国投资还有很多的顾虑，同时，各种基础设施还比较落后，外商基本上都是持试探的态度，我国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较少，实际利用外资额为106.68亿美元；1988～1991年是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加快了有关外商直接投资的立法工作，相继颁布了一些法律和法规。外商直接投资在这个阶段发展迅速。1988～1992年，我国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31975家，实际利用外资额为144.4亿美元；1992～1995年是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高速增长阶段。外商直接投资在这个阶段实现了飞跃性的高速增长。1998年以来，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实际利用外资额连续两年下降，其中1998年下降9.1%，1999年下降10.1%。2000年，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我国外资流入出现了止降趋势。从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数据看，下降幅度逐月缩小，继而转降为升。全年外商直接投资590亿美元，增长1.0% ，如果考虑对外借款和外商其他投资，全年实际利用外资额为570亿美元左右。这一水平与世界许多国家相比是居中的，与大国相比则略为偏高，如果考虑到这一时期我国保持了相当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说，这一比重的提高还是正常的。随着外资的引起，中国1985～1995年间，外资依存度由4.1%提高到13.4%，增加了9.3个百分点。需要指出的是，资本依存度在年度之间的变化很不均匀，20世纪90年代初最为显著。1992年与上一年相比，由4.8%提高到12.3%，一下子增加了7.5个百分点。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199年，外商的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13%左右。就在外资对国内生产总值贡献率不断提高的同时，1992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国际上一些著名的跨国公司，如美国的杜邦、摩托罗拉、通用电器、施乐，日本的日立、松下、NEC，德国的大众汽车、西门子等公司都已在中国投资设厂，投资行业涉及石油、交通、通讯设备、冶金、机械、电子、化工等国民经济领域，目前已涉及航空、商业、保险等第三产业。值得注意的是，外资大规模控股并购中国企业，其产值迅速增长，并已占领我国某些领域相当大的市场份额，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垄断，并已超过国际垄断法规定不允许占有同行业市场20%的警戒线，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受到严重威胁。
在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中，科学技术的贡献，20世纪初为5%～20%，到20世纪50～60年代上升到50%左右，20世纪80年代则高达60%～80%。我国的科学技术总体水平还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科技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很低，1976年仅为3.6%。目前，科技贡献率已提高到30%以上，这也是与利用外资分不开的。外商直接投资带来了一批先进实用技术，填补了我国许多产品的技术空白，使许多行业的大批产品更新换代，一大批老企业得到技术改造。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引进，使机械工业技术水平大大提高，推动了全行业技术改造，使400多个重点企业的制造技术和测试技术达到世界较先进水平。这足以说明中国在技术上对外依存性不断增大，并出现依赖式技术升级或技术更新的格局。
衡量一国外债规模是否合理，一般使用债务率和偿债率指标作为参考。在1978年前，中国几乎没有外债。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外债规模持续高速增长，外债余额年均110亿美元，增长幅度达25%。中国的国际储备到2000年高达1656亿美元，居日本之后的世界第二位。但截至1999年底，我国外债余额已达1518.3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之一，因之使我国的债务率为69.5%，偿债率达11.3%以上，快接近国际公认的13%～20%的警戒线的边缘，韩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教训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六、结论
综上所述，中韩两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存在相似性，一是在“强政府”主导下，通过高储蓄和高投资率带动的，实行的是经济非均衡超越战略；二是在高速经济增长中实现了工业化；三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高增长高波动现象；四是经济的增长对外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外债占GDP的比重越来越大。另外，两国还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上，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社会分配中不公平现象也越来越严重。
我们不能因为韩国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存在诸多问题而否定政府对经济的指导作用。尽管韩国金融危机暴露了韩国经济中的一些问题，但并不能把危机的根源完全归结为政府的“失灵”，中国的问题也同样如此。恰恰相反，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说，正是韩国没有很好地把握和发挥政府主导经济中的一些合理因素，才加剧了这场金融危机的爆发。如为了能达到发达国家标准而急功近利，过早实行经济自由化。而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根据国家的内外经济形势，采取务实和灵活的经济政策和措施，才没有使经济发生韩国那种波动。
韩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和中国近年经济暴露的问题，使我们认识到两国经济应该从片面追求数量增长的追赶型战略转向数量与质量并重的平衡型战略，也就是从过去那种片面追求高投入和高增长的传统模式，转移到以效益为中心的国民经济发展上来，并进而转移到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社会经济综合发展，以及以与环境相协调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上来。
面对全球化，中韩两国政府应该对国家干预经济的职能重新作出定位。从本国实际国情出发，面对全球化的制度安排，加快构建本国经济安全的防御体系，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完成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开放程度。
另外，国民的爱国心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在韩国金融危机深重期间，购买国货，全国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令世界为之瞩目和感动的采金运动。在政府领导人家属的带动下，两天之内就有13万人将自己的各种黄金首饰捐献出来，共计万余斤，折合现汇超过1亿美元。尽管这对于韩国高达数千亿美元的巨额外债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但集金运动却充分体现韩国民族自强的爱国心。有人说韩国人的爱国心有点走火入魔，但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人应该从韩国人爱国行动中悟出一点道理来，成为开放的民族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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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4期，第二作者为彭文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