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预见”的实践意义：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1）)抓住现有机遇，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张文指出：“我国要充分发挥自己的后发优势，顺应产业革命所具有扩散、辐射、示范和加速效应的规律，促进产业结构再次优化升级。”这是一个富有实践意义的命题。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抓住三个环节：
首先，要不要振兴制造业，这是当前战略产业选择问题的焦点。按照有些人的看法，认为制造业是夕阳产业，应予逐步退化、消亡，把主要资源集中投入到网络经济、信息产业等新兴产业上。对此，我们有不同的看法。综观世界主要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几乎所有的经济大国都是借助工业化起步的，没有工业化，特别是制造业的支撑，就不可能有经济大国和强国的地位。今天，中国要发展，也不能违背这个规律。把制造业作为发展战略产业，丝毫不是要放弃新兴产业，我们在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上，应当毫不犹豫地把振兴制造业作为一个重要的发展战略。
其次，在产业政策上，要强化宏观调控，严防重复建设。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不容许产业结构的雷同，雷同了，不论是低水平重复、还是高水平的重复，就都谈不上产业结构的优化。可是回顾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历程，致命的一大顽症就是重复建设。在宏观政策的调控上，如果不能解决重复建设的顽症，就不可能有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再次，在实施部署上，要正确处理好高新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关系。实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应以两条腿走路：一条积极创造条件，抓住机遇培育和发展高新产业。另一条需要继续发挥传统产业在国际分土中低成本、低价格的优势，把它做大做强。如果不顾国情、片面追求高新产业，放松或过早放弃传统产业，则不仅会欲速而不达，而且还会造成大批工人失业，引起诸多社会问题。提倡两条腿走路，决不能把高新产业与传统产业理解为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各管各的发展，而是要求正确处理好高新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关系。就一般国际经验来看，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培育和发展新的主导产业是产业升级的主线。从这一点出发，要毫不动摇地积极培养和发展高新产业；另一方面，又必须坚持用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或是传统企业将引入的高新技术与传统技术相结合，形成新的复合性技术，或是投入新的生产要素、新的技术生产高新技术产品，从而提高高新技术在企业技术结构中的比重，加速企业从传统技术向高新技术过渡。
（2)立足跨越式发展，抢先占领科技制高点
新的产业革命和新的核心技术兴起之时，也给各个国家提供了一个重新“洗牌”的机会，它使后进国家通过发展新的主导产业实现经济和技术跨越式发展成为可能。而这正是张文的深息所在。
新周期的到来，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尽管对IT产业是否进入相对成熟期，是IT的硬件成熟还是整体成熟，存有不同的认识，但有一点参与讨论的人们认识却是一致的，即新的周期的确是曙光初现，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个重大的课题，就是怎样迎接新周期，抓住新机遇。回顾中国近几百年来在世界经济赛跑中的落伍，原因固然很多，而其中一大原因就是不懂世界经济周期性的发展，不懂每次产业革命带来的机遇，结果导致屡错良机。张文提出“新的周期有可能即将到来”，这是富有战略启示作用的。
跨越式发展，是时代赋予中国历史使命。而对即将到来的新周期，中国应如何应对？实施跨越式发展，是张文又一立意所在。世界经济近二百年发展的历程，揭示了一个规律：每一次科学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或重大进步都会导致一次大的产业革命和结构的调整，从而推动一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大发展和大跨越；新的产业革命和新的核心技术兴起之时，也是后进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绝好时机，它给各个国家提供了一个赶超机会，使落后国家通过发展新的主导产业实现经济和技术跨越式发展成为可能。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实行跨越式发展，既有它的必要性，也有它的可能性。所谓必要性，就是中国要全面实现小康目标，并向富裕社会发展，不实行跨越式发展，就无法实现目标，永远只能在贫困线上徘徊；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不可能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里得到无私援助，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奋发拼搏，否则将永远处于被人欺凌的弱国或“躯国”地位，而非“脑国”地位。所谓可能性，就是中国经过五十多年的奋斗，条件初具，可以说，中国的科学技术目前正处十一个赶超期”和自主创新期”。只要我们紧紧抓住新周期这一机遇，全力从事技术创新和产业革命，完全是有条件实现跨越式和自主式，而非依赖式发展的。
充分发挥后发优势，抢占科技革命制高点。这不仅是张文提出的又一重要命题，而且他还从多方面论证了后进国家抢占科技革命制高点的战略息义：因为只有占领科技革命制高点，才能在新一轮经济周期中赢得竞争先机；因为只有占领科技革命制高点，才能形成强大的垄断优势和进入门槛，阻止其他国家和地区进入；因为只有占领了科技革命的制高点，才能获得高额利润，并避免平均利润下降的厄运。中国有哪些后发优势，本文不再赘述，仅就怎样抢占科技革命制高点谈一点看法：
第一，统一思想为先，自主创新为主。从这次争鸣来看，存在着两种不同思路或看法。一种认为在有可能引发新产业革命的生物工程等新技术方面，我们与发达国家的距离并不大，基本上处于同一起跑线上，我们应当加强相关技术研发，实施以技术进步为核心的科技战略创新，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依靠自主创新的力量去抢占科技革命的制高点；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实力去和发达国家一争高低。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想要靠自己的研发取得新技术，在最前沿的技术和发达国家竞争，成功和失败的概率顶多和发达国家一样。如果发展中国家依靠引进技术，最贵的方式是买专利，所花费用一般也只要这项专项技术研发成本的三分之一，而日避免自主研发所可能遭遇99%的失败。我们主张前一种思路和看法，坚决反对后一种思路和看法。理由非常简单，靠引进为主而抢科技制高点的既没有先例，也不可能有后例，更不可能在中国这样的大国中发生。自主创新的资金巨大、风险颇大，这是事实，但对中国来说，经济人均量虽低，而经济总量已有相当水平，只要下定决心，是可以挤出较多的资金搞科技开发的。能不能统一这个思想，这是抢占科技革命制高点的前提条件和思想基础。
第二，划分两类技术，建立两条发展路径。主张自主创新为主，绝不是要排斥技术引进，而是说对技术要进行分类，因类而宜。在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技术领域、关系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产业技术领域，我们必须不惜代价，立足于自主研发。因为对于这些技术即使出最大的高价也是买不到、引不进的。对一般技术领域，只要有条件，则尽可能通过技术贸易，合资合作等多种形式，能引则引，能买则买，完全可以采用“拿来主义”为我们所用。
第三，加速制度创新，调整创新主体。战后经济强国的盛衰揭示了一个规律，即只有通过技术与制度创新相结合，才能抢占科技革命的制高点。英国率先实现第一次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是由于它深化了土地制度改革，进行了“圈地运动”，从而为制造业和产业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美国所以超过英国，其根本原因就是选择了独特的“制度创新”的产业革命路径。如创建现代工厂制度、标准化流水线生产、股份制等现代企业制度等。由此，中国要抢占科技革命的制高点，加速制度创新是极为重要的。与科技创新关系最直接、最密切的除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外，就是要明确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政府从主体地位转为服务地位，企业从附属地位转为主体地位。有此制度创新，不仅有了抢占科技革命的制高点的“千军万马”，而且增强了取胜的力度。
第四，健全扶持政策，构筑良好“创新”环境。美国近百年来所以在科技创新上能一路领先，决非偶然，在于它建立了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如果没有对知识产权有效的法律保护，就不可能有巨大的科技投资，也就不可能有领先的科技产业；如果没有创新投资的融资渠道，就不可能出现象微软一类创新企业。因此，中国要在第六次产业革命中抢占科技革命的制高点，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必须有一套保护和促进科技创新的扶持政策。
三、第六次产业革命“预见”的不足
理论需要在争鸣中繁荣，文章需在讨论中完美。正是从此出发，我们认为张文也有某些不足之处：经济长周期时一间的划分过十机械。
张文说：每个长经济周期从产生到消亡的时间一般约50年（其中前25年为周期的繁荣期，后25年为周期衰退期)。虽然他是借用世界主流经济周期学派的观点，并用了“约”的字眼，但基本上他是予以肯定的，如果说这只是对过去四个长周期时一间的判断，并不能完全代表张教授的观点，那么，对第五长周期时一间的判断，则应该说完全是张教授的观点了。张说：第五次长周期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过20多年的发展，预计这一长周期大约持续时一间还有30年左右。
我们认为对经济长周期的划分过十机械，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过去长周期的划分。每个长周期时间为多少年?过去就有不同的看法。一说为50年，另一说则为20年。50年是康德拉捷夫的说法，20年则是库兹涅茨的说法。西蒙·库兹涅茨在1930年出版的《生产和价格的长期运动》一书中，考查了美、英、德、法、比利时一等国从19世纪初叶或中叶到20世纪初期，60种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和35种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时一间数列。他在剔除了这一时期的“短程”和“中程”周期变动，而着重分析了有关数列的长期稍长过程以后，提出了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长度从15年到25年不等，而平均长度约为20年的“长波”或“长期稍长”的论点。其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库兹涅茨关于经济增长的为期约20年的“长波”或“长期稍长”的论点，比康德拉捷夫的为期约50年的“长周期”论点，更为受人重视，被称为“库兹涅茨周期”。因此，张文肯定50年一说，就有点偏颇了。
二是对第五次长周期时间的划分，张文仍肯定约为50年，这是有不足的。它的不足在于没有考虑近代科技传播速度的加快。据张塞分析：近代科学技术成果的传播大大加速：19世纪需40-50年，20世纪初叶需30-40年，中叶需10年，下半叶约需4-5年；而近20年来只需3-4年。[1]
科学技术传播速度的加快，当然会影响经济长周期时一间的变动。从趋势看，应是周期时一间的缩短，这是应当给予充分估计并做好准备的。
（原载《经济学家》2004年第6期，第二作者为陶友之，第三作者为孙明泉）
[1]张赛：《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动力本源》，《透过互联经济体系创造财富——第12届世界生产力大会北京阶段会议文集》，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