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各种矛盾展开的表现，是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和强制平衡。因此，分析此次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与发展必须采用矛盾分析的方法，深入分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当代发展，具体分析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现实表现。
一、商品内在二重性矛盾蕴含危机发生的可能
商品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细胞和最普遍的存在，商品和商品交换的内在矛盾体现并蕴含了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形态的基本矛盾[1]。因此，从商品及商品交换的内在矛盾和本质关系分析入手，可以发现此次西方国家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一般要素与抽象形式。
马克思认为，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统一体，使用价值与价值二者既相互依赖、互为条件，又相互排斥、互相背离。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以及决定这一矛盾的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的发展导致了货币的产生，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愈益分离，商品与货币愈益对立。
货币的产生使得商品交换由直接物物交换发展成为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过程，使得一个完整交换过程的买和卖在时间和空间上发生分离，从而导致危机第一种形式的可能性。也就是，“如果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危机的可能性就包含在买和卖的分离中”[2]。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不仅作为流通手段，而且具有支付手段功能。货币支付手段功能使得商品交换的当事人演变为债权人和债务人，使得商品生产者之间形成错综复杂的支付链条和债务链条。在这一链条上，如果一个债务人不能按时履行支付义务，整个链条上的一系列债务人也就随之不能偿债，从而形成危机第二种形式的可能性。也就是，“如果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货币在两个不同的时刻分别起价值尺度和价值实现的作用，危机的可能性就包含在这两个时刻的分离中”[3]。
由商品和商品交换内在矛盾发展起来的危机两种形式的可能性，只是经济危机的“最一般的表现”，是现实危机的抽象形式，潜伏于一切商品生产之中。随着商品生产转变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经济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得到进一步发展并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一开始就是发达的商品生产，发达的商品生产使得商品内在矛盾的各种形式得到更加充分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条件下，产业资本必须按照一定比例分成相应部分，同时并存于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三种形态，并相继地经过循环的三个阶段。否则，资本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就会发生交替的中断。同时，随着信用制度和金融市场的发展，货币资本逐渐独立发展，形成借贷资本、银行资本以及虚拟资本，不仅增加了资本运动的环节和层次，也日益与产业资本相背离，商品内在二重性矛盾进一步发展为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对立。尤其是，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的形成，买卖的分离、生产与流通的分离日趋严重，处于商品资本阶段、处于流通时间内的社会资本也会绝对地和相对地增加，从而导致信用规模膨胀和信用期限延长。因此，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作为资本的流通过程或再生产过程，包含着不断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危机的可能性，包含着不断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危机的抽象形式。
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危机发生的必然
危机的可能性转变为必然现实，需要整整一系列的关系。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基本矛盾。因此，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当代发展分析入手，可以发现，此次西方国家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现实要素与表现形式。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其具体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以及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和累积，必然会使得价值与使用价值、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商品与货币的分离和对立具有不可调和的对抗性质，使得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正常运行所需要的一系列连续性、并存性和均衡性关系难以得到满足，使得社会资本再生产所需要的各种比例关系经常遭到破坏，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转变为现实必然性。也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周期性激化的必然结果。
毫无疑问，马克思的分析依然正确。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制度，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便不可避免。此次西方国家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依然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当代发展的必然表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推进，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范围不断扩展并日趋激化。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明与广泛应用，各类企业和资本不断突破部门和领土的边界向各个产业和世界各地扩张并相互合作，生产要素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在世界范围内流动以寻求相应的位置进行最佳的资源配置，生产与经济的社会化、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另一方面，资本走向进一步的积聚和集中，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资本相互渗透与融合，形成了规模巨大的全球垄断寡头，即产量超过中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巨大型跨国公司，生产资料和金融财富更大规模地向少数人和少数国家集中。这样，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逐步扩展为经济的社会化和全球化与生产资料和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的矛盾[4]。可以说，此次西方国家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便是这一矛盾日趋尖锐的必然产物。
更为重要的是，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扩展的一个突出方面是金融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和全球掠夺。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明与广泛应用为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和病态膨胀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撑，国际金融货币体系为金融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和全球掠夺提供了重要的杠杆与平台，新自由主义则成为金融垄断资本全球扩张及其制度安排的理论依据。正是在这“三驾马车”的拉动之下，全球金融资本急剧增长并成为经济乃至政治的主宰[5]。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全球金融资产价值1980年只有12万亿美元，与当年全球GDP规模基本相当；1993年达到53万亿美元，为当年全球GDP的2倍；2003年增长到124万亿美元，超过当年全球GDP的3倍；2007年，全球金融体系内的商业银行资产余额、未偿债券余额和股票市值合计达到了230万亿美元，为当年全球GDP的4.21倍[6]。现代金融资本具有高度的逐利性，极易导致资本主义各国生产与经济的盲目扩张；现代金融资本具有高度的变动性，极易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生产与经济的不稳定；现代金融资本具有高度的虚拟性，极易促成资本主义各国生产与经济的泡沫膨胀。因此，金融资本由服务于产业资本向主宰产业资本的异化必然导致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扩展到一个新的尖锐高度，加剧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紊乱，引发资本主义更加频繁的首先以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周期性经济危机。
三、当代资本主义各种矛盾促成危机发生的现实
“历史上没有发生过两次绝对一样的经济危机”。每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都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也都是资本主义所处时代各种具体矛盾和具体问题的综合反映。此次西方国家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在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的同时，由微观基础、经济结构以及经济调节等方面的具体矛盾和问题共同导致的结果。
从微观基础分析，此次危机是美国式公司治理模式的缺陷的具体反映。首先，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造成公司经营的短期行为。美国式公司治理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公司股权集中度低，股权结构较为分散，股票流动性较强。资料显示，高盛、摩根士丹利、美林、雷曼、贝尔斯登等美国五大投资银行平均股权集中度仅为15.6%，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超过5%的只有摩根士丹利一家，高盛集团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仅为1.74%。在过度分散型股权结构下，股东的“理智的冷漠”和“搭便车倾向”导致的结果必然是无人愿意行使监督权，从而导致股权分散下的“内部人控制”格局。同时，由于股东判断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主要标准是盈利率和股票价格的高低，并以短期投资收益最大化为目标，这就使公司经营在股东追求短期回报和高收益率的巨大压力下，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于目前或近期利润。尤其是，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极易导致上市公司受到极不稳定的所谓机构投资者，即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对冲基金等金融资本的冲击和控制，顺从股票价格最大化的短期主义逻辑。其次，失当的薪酬体系“激励”管理层的冒险行为。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股票期权计划的广泛实施，行使股票期权的收入逐渐成为美国公司管理层薪酬的主要来源，并导致其收入达到令人惊叹的水平。资料显示，全美前100名高级企业主管的平均年收入30年前为130万美元，今天则为3750万美元。失当的薪酬激励使美国公司高管根本无暇注重公司长期发展，而是更多追逐短期效益，过分地关注公司股票价格，甚至不惜突破道德底线，进行各种放大效应的套利行为。实证研究发现，美国许多公司在推行股票期权计划的同时，存在着明显的市场操纵行为，股票期权计划正在诱发企业管理者新的道德风险，在这些新的道德风险的冲击下，一个个庞然大物在瞬间轰然倒下。
从经济结构分析，此次危机是虚拟经济日益膨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日益对立的直接结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金融资本由服务于产业资本异化为主宰产业资本，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日益脱节和对立。2007年，全球实体经济10万多亿美元，GDP近54万亿美元，全球衍生金融产品市值为681万亿美元，与全球GDP之比为13:1；美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值约为340万亿美元，GDP近14万亿美元，二者之比高达25:1[7]。虚拟经济的病态发展在满足金融资本逐利本性的同时，由此导致的巨大的虚假需求也会诱导实体经济的盲目扩张，推动一切国家出口和进口膨胀、生产过剩。一旦虚拟经济的泡沫破灭，必然首先引发金融危机或信用危机，进而引起全面的经济危机。此次西方国家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与1991年的日本经济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一样，直接诱因都是房地产业及相关金融产业过度膨胀之后的虚拟经济泡沫破灭。
从分配和消费角度分析，金融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还导致收入分配两极分化、贫富差距不断加大。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30年，美国普通劳动者家庭的收入没有明显增加，而占人口0.1%的富有者的收入增长了4倍，占人口0.01%的最富有者家庭财富增加了7倍；从2000年到2006年，美国1.5万个高收入家庭的年收入从1500万美元增加至3000万美元，而占美国劳动力70%的普通员工家庭的年收入仅从25800美元增加到26350美元；目前最富有阶层所占据的国民收入比重高于1929年美国经济衰退以来的任何时期。为缓解生产无限扩张趋势与广大劳动者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满足金融垄断资本的逐利欲望，美国逐步形成了一种“债务经济模式”：普通民众依靠借贷维持正常消费，支撑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然而，由债务推动的透支性经济增长终究是不可持续的，由借贷消费所掩盖的资本主义深层次结构矛盾必然转化为危机现象。
从经济调节分析，此次危机是政府监管不力、市场和国家调节双失灵的必然表现。适应金融资本自由流动和贪婪逐利的需要，美国1980年通过的《存款机构放松管制与货币控制法》、1982年通过的《加恩·圣杰曼存款机构法》、1995年通过的《1995年金融服务竞争法》、1999年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2002年通过的《金融服务管制放松法案》等，一步步放松了对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监管与规制。这样，诸如次级贷款和由按揭所支撑的证券以及其他所谓金融创新产品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金融资本和金融机构涌入投机性业务领域，经济运行的风险不断加大，市场调节的失灵必然发生。尤其是，由于金融衍生产品的巨大规模和场外交易方式已经使得基础产品的风险以极低的成本和极快的速度传递给全球金融市场的所有参与者，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加大和复杂化，而以功能为基础的分业监管以及以主权为基础的分割监管却难以应对全球性的市场失灵和系统性风险。因此，市场调节和国家调节双失灵的结果，必然使得美国的次贷危机发生并演变为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四、启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生危机的可能与防范
马克思关于商品和商品交换内在矛盾，关于市场经济内在矛盾和经济危机一般可能性的科学分析，适用于任何形式的市场经济。无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莫能外。然而，同样的市场经济与不同的生产资料占有方式相结合，会具有不同的根本性质和运行特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私有制本质决定了经济危机的不可避免性、周期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有制和国家有效调节的本质决定了经济危机的可规避性、可防范性[8]。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相联系的市场经济，可以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导致经济危机爆发的不可改变性，却不能改变一般市场经济内在矛盾引发金融和经济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如果不能建立相对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强化规避风险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作用，经济危机的抽象形式便会转化为现实可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市场经济。如果不能不断地巩固、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始终保持公有制经济的基础和主体地位与国有经济的主导和控制地位，我国同样会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私人资本的本性是逐利而贪婪的。“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9]因此，私人资本的扩张和私有制经济的发展，极易导致社会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和人民大众有效需求的不足；放大“市场失灵”的危害，导致政府调控与资本博弈失败的结果；导致生态环境恶化，陷入“劳德代尔悖论”式的经济发展，从而导致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引发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思潮影响下，在频繁的危机和动荡之中，原苏联和东欧是倒退的十年，拉美是失去的十年，被联合国认定的49个最不发达的国家，也没有通过私有化等新自由主义途径富强起来，有的反而更加贫穷。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有公有制经济及其决定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在发挥作用，也有私有制经济及其决定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在发挥作用。理论和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若不能确保公有制经济及其决定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处于主导地位，放任私有制经济及其决定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发挥作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失去免疫力”，难以有效规避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市场经济。如果不能不断地加强和改善国家宏观调控，放任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我国同样会发生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市场机制可以自动地导致和谐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自发实现，应该尽可能地让政府退出经济生活，寻求所有经济问题的基于私有产权的市场化解。然而，完美竞争的市场并不存在，现实的市场并非是一个真空的机械装置而是权力的角斗场。脱离了政府科学有效的宏观调控，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固然有利于较为充分地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作用，较为有效地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但同时也必然导致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不可避免地扩大，社会生产的各种比例关系经常性地处于失衡状态，引发各种危机发生的可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挟其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欲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职能不断泡沫化、空洞化，政府的组织功能不断地萎缩甚至消逝，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政府的作用进行科学审视与合理定位。由于政府作用定位失当，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严重的政府治理危机，甚至陷入激烈的政权危机和社会动荡之中。世界各国的发展表明，随着生产社会化、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政府对经济各个领域甚至个人生活的影响程度与范围都将不可避免地扩大，政府的宏观调控已经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市场经济。“让市场起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追求，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必要作用，取消国家宏观调控的职能。没有政府作用的恰当而有效地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也就无从谈起。只有不断完善和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充分而有效地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我们才能有效规避一般市场经济内在矛盾引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自主发展与开放发展有机结合的市场经济。如果不能始终坚持科学发展，盲目融入西方垄断资本主导的国际经济循环、陷入高度的对外经济依赖，我国同样会发生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开放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当今全球化时代，自主发展基础之上的开放发展，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因素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然而，如果简单地接受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盲目融入西方垄断资本主导的国际经济循环，不仅不能利用资本主义因素，反而会被资本主义所利用，难以获得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应得利益，难以有效应对资本主义全球性的市场失灵。如果对外开放程度过高过快，不能合理把握经济开放进程，不能采取有效的公共政策以提高国内产业适应外部冲击的能力，就会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附庸，难以有效确保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如果不能合理利用国际国内的资源、市场和技术，陷入高度的对外经济依赖，就会出现依附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现象，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危机发生“共振”，难以避免输入型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自主发展与开放发展有机结合的市场经济。只有高度珍惜并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得来的独立自主的发展权利，同时坚持科学合理的对外开放，实现自主发展与开放发展的有机结合，我们才能确保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有效规避各种类型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生。
（原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规律》，第二作者为胡乐明）
[1]王伟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认识美国金融危机的本质和原因》，《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2期。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587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587页。
[4] 程恩富：《当前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与全球治理》，《管理学刊》2009年第1期。
[5] 何秉孟：《美国金融危机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12期。
[6] 转引自朱民等著：《改变未来的金融危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第189页。
[7] 李慎明：《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成因、前景及应对建议》，见李慎明主编：《美元霸权与经济危机——今天对今天经济危机的剖析》（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7页。
[8] 王伟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认识美国金融危机的本质和原因》，《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2期。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9页。